知識 |「宋明理學」略說

1、理學產生的背景

宋代理學之前的政治背景是藩鎮割據，軍閥混戰，社會秩序大亂。《新五代史·安重榮傳》載：「重榮起于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1]五代政治不倒翁馮道「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 [2]，「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倫理綱常崩壞失序，亟待重構。儒學作為大一統國家的理論支柱，要重建大一統的統治秩序，其的地位必然又會受到重視，儒學的復興也就成了必然。

在經濟上，為什麼理學會產生？為什麼理學會繁榮？宋明理學家常常掛在嘴邊的「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為什麼能夠獲得統治者以及士大夫的肯定？

宋代之初由於經濟處在恢復的過程中，寡婦改嫁並沒有受到道德的譴責，在以往的歷史經驗中，統治者甚至還會鼓勵婦女改嫁的做法，例如唐朝初年太宗在《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中就鼓勵再嫁生育,規定：

「妻喪達制之後,嫣居服紀己除,並須申以婚靖,令其好合」，「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時,娜寡數少,量准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導勸乖方,失於配偶,准戶減少附殿」。 [3]

這說明了統治者鼓勵改嫁和鼓勵守節之間的矛盾，其原因在於社會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之間的矛盾。北宋中期以後人口迅猛增長，而所能支配的社會資源是有限的，人口的大量增長勢必會消耗有限社會經濟資源，宋中期以後，要求寡婦守節的呼聲開始高漲起來，限制寡婦改嫁在客觀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口增長。理學提倡守節，「滅人慾」的主張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遙相呼應。這一現象表明理學並不是一天就建立起來的，它的建立以及能夠存在肯定具有其時代合理性。

理學產生的文化背景，其一，是儒學的衰落與復興問題的表現。儒學在西漢取得一家獨尊的社會地位，其後，五胡亂華，佛道興起，極大的削弱了儒學的社會地位，作為傳統文化的主心骨的儒學需要復興及重塑其影響。安史之亂後，儒學的復興就已經開始，到了北宋初年開始初具規模，產生了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其後是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之後是理學的成熟，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依據。其二，是儒、釋、道三教合一與儒學的創新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儒、釋、道三教開始出現合流的趨勢，三教互相吸收教義及理論，尤其是唐代以來的禪宗思想對於儒學的影響很大，在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之後，復興的儒學，宋代理學開始走向歷史舞台。

2、理學的內容

「理學」一詞最早出現於蕭梁時期僧佑編的《弘明集》卷2「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此理學與後世「理學」的含義完全不同。陸九淵說「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這個時候的「理學」一詞已經接近現在的意義了，黃宗羲說：「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4]他所說的理學概念和我們現在理解的理學範疇已無差別。

理學簡單來說就是宋代儒學的別稱，宋明理學又被稱為 「新儒學」、「道學」，是宋明時期乃至「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主要的社會思潮，也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最後的一個思想支柱。」 [5]p246對於宋明理學的定義，不必要糾纏其抽象義理的概念，這對於不了解哲學概念的人。理解起來比較費勁。理學的實質其實還是儒家傳統的綱常名教，例如三綱五常（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名分等級（尊卑有序，內外有別，華夷之辨等），內聖外王（修生，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類的具體內容，只不過是用更為抽象的哲學概念表述出來。

3、理學的派別

理學的實質內容是一致的，但對於理的表述則是多元化的，這很容易就產生了不同的派別。理學的派別只有對理學具體表述及如何實現「理」的區別，他們在理學的實質內容上沒有分歧，就好比一棵樹上不同的枝葉。

朱熹在《近思錄》和《伊洛淵源錄》二書中按地域區分了不同的學派，推崇周敦頤為道學（理學）的創始人，將張載列於二程之後，他死後，「濂洛關閩」、「周程張朱」，成為流行的稱謂，加上陸九淵及其後學王陽明的「心學」和浙東事功學派，構成了按地域劃分的大致派別。

也有的學者根據不同理學系統的宇宙本體論將理學劃分為：理本論（二程、朱熹）、氣本論（張載）、心本論（陸、王）。針對如何實現理學的認識論上也有著差別，主要有：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學說上的差異。下面主要介紹我們常說的理學與心學兩派，既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

持理本論的二程及朱熹認為：「理」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理」指的是宇宙本體的理，即萬事萬物的規則。如程頤說：「天下萬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需有一理。」[6]p193第二層「理」則是倫理道德的「理」。《二程集》言：「禮者，理也，文也」 [6]p125、「人倫者，天理也」 [6]p394。第三層「理」指的是人們的「人性」。程頤說：「性無不善。而又不善者，才也。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6]p204，「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6]p274在此基礎上二程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其原本含義是「要求人們學習實踐道德，不能無限制的發展私慾」[5]p260隻是這一命題被後人過度發揮成了名教吃人的格言。在如何實現理的途徑上，二程提出要「格物致知」二程認為：「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日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矣致之，不窮不能致也。」[6]p316二程的「格物致知」微觀層面要求「至物」，即窮致物的「理」；宏觀層面要達到「窮理致知」即「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所悟。」[6]p175

持心本論的陸九淵認同「理」是宇宙萬事萬物的主宰，其著作中也大量的使用了「理」的概念，但他提出了與程朱不同的認識論，認為「心即理」、「心外無理」、「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7]。把「心」超越升華為宇宙的本體，明人心就可通萬物，制天地，成聖人，「心」還是倫理道德的最高載體，達人「心」就可明人倫，具備仁、義、禮、智、信。所以不需要「格物致知」只需要，「發明本心」便可以實現「理」。

在上述基礎之上，王陽明更是提出「心」是個意識活動的精神實體，代表了最普遍的道德倫理準則，更具有決定萬事萬物的作用。王陽明認為，儒家的倫理綱常是人們心中固有的「良知」，「良知」即「天理」也是「心之本體」、「身之主也」，他認為「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8]p69要認識倫理綱常之「理」即要「致良知」，不需要通過外在的實踐去獲得，只要克服私慾「求本心」，就能「致良知」，成為聖賢，王陽明說「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8]p990王陽明同時也強調「知行合一」。他的「知行合一」並不是我們理解的知識和行為或實踐的合一，他的「知」指的是「良知」，「行」指的是「意念的發動」，是要用「心」統屬其「行」的合一，根本目的在於消除不符合儒家倫理道德的觀念。

4、理學的影響

文化史大家柳詒徵先生將宋代儒學（理學）對中國文化的的影響總結為四點：其一，修身之法之畢備也；其二，教育之復興也；其三，哲學之大昌也；其四，本末之一貫也。[9]理學所提倡的內聖外王的人生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於民族精神的提升和鍛造具有很大的影響。同時，宋明理學開一代之風氣，遊學講學之風昌盛，極大的推動了宋代及後世的書院教育。宋明理學是我國哲學史上的高峰，在佛道兩教在宋代以後理論創新進入瓶頸期時，理學的發展成為了我國哲學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將儒學上升到思辨哲學的層面。

在政治層面，二程的思想得到了南宋時期朱熹的繼承和發展，合稱為程朱理學，朱熹編訂的《四書章句集成》成為了科舉考試的的內容，程朱理學開始成為官方的哲學思想，成為維護中國晚期封建社會的理論支柱。

隨著理學逐漸走向僵化和極端，理學的消極影響也開始明顯，理學在後期逐漸脫離實際，空談義理，束縛人性，以理殺人。由於理學強調「存天理，滅人慾」，將儒家傳統的「義利之辯」命題從「先義後利」發揮成「重義輕利」，更加重了重農抑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會經濟更進一步的突破。

參考文獻：

[1]歐陽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薛居正.舊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3]王溥.唐會要[M].中華書局,1955.

[4]黃宗羲.明儒學案[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趙吉惠.中國傳統文化導論(修訂版)[M].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6]程頤,程顥.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7]陸九淵.象山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0.

[8]王陽明.王陽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柳詒徵.中國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