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被誤讀的大師

魯迅：被誤讀的大師 ——葛紅兵、劉川鄂、鄧一光三人對話之一　　　　　　　　一、魯迅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核心焦慮之一　　　　葛紅兵：20世紀即將過去，反思20世紀中國文學走過的歷程，魯迅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對象。49年以後他成了文化領域「最堅定」、「最正確」、「最偉大」的代名詞；文革中他更是到了神的地位，知識分子必須通過魯迅來說話，用魯迅語錄、魯迅文本來說話；文革後，人們依然沒有忘記魯迅，魯迅不是象某些人所預期地那樣會失去崇拜，而是崇拜者更多了，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精神失范人們再次想起了魯迅，如「人文精神大討論」中，張承志、張煒、王彬彬、李銳等的立場；而去年「斷裂」調查所顯示的青年作家對「魯迅」的反抗則是另外一種借魯迅說話。當代中國，魯迅已成為一個理念。彷彿居於魯迅當中或者自居於魯迅的對立面，人們就佔有了某種力量，佔有了某種武器，說話就彷彿有了底氣。魯迅似乎成了一個救星，當人們碰到無法解決的問題時，就拉出魯迅來討論一番。在魯迅面前當代人是焦慮的，或者可以說魯迅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核心焦慮之一。魯迅已經成了一個「千面郎君」，他時而是體制的工具，左翼的利劍，時而是右翼的武器。　　　　劉川鄂：魯迅曾經有一句關於偉人的話：偉人在他死之後就成為了傀儡，魯迅此後也未逃脫他這句話所表達的命運。我們把魯迅神化了，我覺得魯迅一生是非常反媚俗的，但他卻成了20世紀媚政治之俗的最大的祭品，尤其是在49年以後，魯迅成了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形象圖解和毛澤東政治理念的一個文學化身。　　　　毛澤東為什麼喜歡魯迅?他是怎麼知道魯迅的?三十年初期毛澤東在蘇區受排斥的時候，那時他和瞿秋白馮雪峰都屬於受冷落的人，是瞿秋白和馮雪峰向毛澤東介紹魯迅的。毛澤東讀了魯迅的一些東西後對魯迅發生了興趣，此後毛澤東在他為數不多的涉及到文學的講話中總是要提到魯迅，而且跟魯迅做了很多的定性。比如六個「最」、「三家」等概括。我讀魯迅是比較早的，魯迅對我個人精神成長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覺得他非常偉大，我對他非常敬重。但我對我們知識界長期以來對魯迅的神化態度有所不滿。我覺得，一方面魯迅的價值在今天並沒有挖完，但是，另一方面魯迅當年的影響又被誇大了。實際上魯迅的雜文在那時候不是每篇文章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我們在歷史中已把這些都虛飾化了。對這些現象，批評家都應該一步步地把它揭示出來。去年我們搞研究生複試時，有一們老先生談到：左聯作用是不是那麼大?我們應該重新討論。我們的文學史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對於魯迅，對於三十年代都有很多虛飾的成份。　　　　葛：「革命文學主潮」論看來是有問題的。　　　　劉：魯迅又恰恰被劃入了主潮中的潮頭。我的博士論文中談到魯迅，他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是一種「貌離神合」的關係，他們都承認左翼文學存在的必要性，但魯迅同他們 在整體上的思路有很大的不一樣。　　　　二、「拿來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性欠缺　　　　葛：魯迅是非常深刻的，比如他對中國歷史的概括，一是「吃人」，一是中國的歷史是「暫時做穩了奴隸」和「做奴隸而不得」的交替。但同時他又是個非常矛盾的人，比如在他的思想的根底上可能自由主義的性質要多些，他把自由放在首位，所以他在《摩羅詩力說》中講：要任個人而排眾數。他從來沒有相信過大眾，也沒有相信過民主，這也是個佐證。比如說他對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認識，他說：過去是受了主子騙，現在是開始受奴隸的騙。他的這些深刻的地方再加上他「任個人」的方面使他個人顯得相當矛盾。比如說一方面他要反抗，另一方面他又找不到希望，在絕望中抗爭，這樣他有時表現得非常猶疑，比如在左翼和右翼之間，他一方面反對右翼，比如對當時社會的批判，這就被左翼所利用；但另一方面他實際上對左翼也並不抱希望，他跟周揚講過：你們成功後恐怕最先殺的人就是我。這種狀態也有可能被右翼所利用。所以，今天的知識分子話語中，也就是自由知識分子話語中出現魯迅和過去右翼話語中出現魯迅都是很正常的。　　　　那麼真正的魯迅到底在哪裡呢?魯迅實際上是一個半成品的大師，他的短篇小說我們可以列出許多絕對優秀的作品，但找不到一部讓人一看就徹底奠定了魯迅地位的，他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篇，更沒有長篇小說。魯迅在文學上是半成品的大師，在思想方面更不是一個體系思想家。他對中國傳統思想的否定是有力量的，但是他的「拿來主義」使他在否定東方的同時站在了肯定西方的立場上（現在看來這種「拿來主義」思想已經構成了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和思想的總體欠缺，它使20世紀中國文學一直處在西方化之中，沒有對東、西方的雙重否定進而建立超越於東、西方既有傳統的第三種文學精神氣魄和膽識」）。　　　　劉：我覺得對他的思想作一個梳理的話，他的一生有一個基本線：批判傳統文化、改造國民性弱點，這是魯迅最有價值的地方。魯迅首先是一個思想家，其次才是一個文學家。他思想和文學的革命性使他成為一個革命家。他和許多從事創作的自由主義作家、唯美主義作家的起點是不一樣的。魯迅是一種啟蒙立場，他棄醫從文，要改造國民性弱點。中國當時認識到我們的科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人不如人，魯迅是最早意識到這一點的少數幾個精英之一，最早致力於價值重建的工作。他一生最大的價值也在於追求中國人的現代化。　　　　鄧一光： 他和「為文學而文學」者不一樣。　　　　葛：他是個意志堅定的批判者。　　　　劉：他用一種現代的、自由的價值來取代奴性的、愚昧的、保守的傳統文化。　　　　三、魯迅是作為一個意志實體被崇拜的　　　　葛：從這個角度上，我願意從反面來思考這個問題。因為你剛才說魯迅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實際上魯迅在自由和民主兩個價值中是有偏向的。他是個絕對論的自由主義者，但又是個相對論的民主主義者。他受尼採的影響，不大相信民主體制，他認為民主會造成「以眾虐獨」的局面。所以國家最好還是任個人。他一生都有勇氣獨戰多數，把整個大眾看作是昏睡在主人屋子中的人，這是他的意志。20世紀80年代後，經過文革巨大創痛，知識分子為什麼一下子拾起魯迅來，就是因為看到了魯迅這種獨戰多數的勇氣和意志。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知識分子是把魯迅看成一個「意志實體」。知識分子，包括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都表現出軟弱、妥協甚至出賣友人的一面。而這個時候發現魯迅居然有這樣的力量，這種「意志實體」使知識分子感到在人格上有所依賴。其次是魯迅話語體系，比如說他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這個體系給知識分子以精神上的支柱。我們知識分子受到巨大的創痛，在文革中被打到「工農兵」之後變成「第九位」，而魯迅卻恰恰相反，他認為知識分子是啟蒙主義者，遠遠在大眾之上。他是「獨醒的人」，在這個話語系統中，知識分子看到的是自己在民眾之上，而不是像在文革中所接受的在民眾之下。這是知識分子對魯迅依賴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我認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內在欠缺所造成的。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的話語，沒有自己獨特的思想立場，話語方式，只有借魯迅說話，這是一種本質上的欠缺。　　　　要把魯迅歸還到人的地位上去。我們常常有一種「神化大師」的衝動，把大師變成神，然後居住在神裡面。啟蒙主義知識分子一直都在批判民眾的盲信和盲從，實際上知識分子自己沒有看到他崇尚魯迅的時候自己也犯著同樣的錯誤。　　　　劉：魯迅是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曾經有很多困惑。我在寫博士論文《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中有一節談到魯迅，那一節我的先生把它刪掉了，他認為說魯迅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還要慎重一點，但他也承認魯迅至少在前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最早說魯迅是自由主義者的是曹聚仁，他從魯迅的《文藝與政治的岐途》等文章中看到魯迅的這一面。其實，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並不是完全分開的，它們有交叉重合的地方。　　　　葛：過去我對自由和民義這兩個價值概念不作區分，最近我做了一系列關於「五四」舊刊的札記和關於魯迅的札記，我重新思考的結果，自由和民義是兩個應該做出區分的價值系統。魯迅，他一生都在反抗當中，甚至對整個未來都沒有什麼目標。那麼是什麼在支配著他呢?只有他對自己個人的絕對自信，魯迅式的自由是思想方法的解放，以及思想結果的獨立，所謂「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斥，──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　　　　劉：他敢於否定他認為應該否定的東西，但他的確是無力肯定、建構一些對現實社會具有操作價值的東西。　　　　鄧：魯迅不是簡單的自信，他應該是非常自信的。一般的自信具有包容性，而魯迅的那種偏執有時候根本就是不問理由，先否定了再說，這個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來。　　　　葛：現在我們不妨回到文學的角度上來談談魯迅，從魯迅的命運我看到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的命運是非常悲涼的。比如說我讀他的《阿Q正傳》、《孤獨者》、《在酒樓上》，我發現魯迅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文學巨星的。但是他竟然在這個時候放棄小說創作，也放棄了散文詩的創作。　　　　劉：魯迅承認他自己的創作只有五種：他大量的精力都花到雜文創作上了。　　　　葛：他為什麼要放棄小說、散文的創作呢?我覺得這也是中國20世紀文學的結症所在：20世紀文學家過於關注我們中國的現實，沒有超脫的追求，這也是中國啟蒙不徹底的原因。　　　　四、魯迅寫作的「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　　　　劉：魯迅的現實感太強，而現實對魯迅的牽扯又太大，所以他沒有單純地想做一個文學家，他說他寫小說不是要把「小說抬進文苑」， 這還是跟他自身的價值定位有關。他首先是個思想家，再才是個文學家。當他發現雜文是個更直接的表達他對社會看法的方式時，他就放棄了小說創作。從文學創作角度來說是可惜的，但從他自己選擇來說是自覺的、主動的，他無怨無悔。魯迅雜文中最耐讀的，更有價值的是他前期的雜文，是關於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批評。在今天依然很有價值。他後期的雜文更多的是針對社會上的一些具體的、現象化的議論。　　　　葛：我認為魯迅是中國新文學的創始人。他開創了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但同時他也開始了中國新文學一個不好的歷史就是偏重於思想、偏重於直接的社會功利。從社會功利出發來認識寫作，而不是把文學當作一個自身具有意義的工作。　　　　劉：魯迅創作很少，他寫作時是把他的「意思」放在第一位的。他總是說只要把意思傳達給別人就行了，「力避行文的嘮叨」注意行文的簡潔，有時候為了「聽將令」，為了「遵命」不得不用「曲筆」曲筆也是一種比較違反創作本身自然慣性的一種方式，是思想中止了的一種文學思考。　　　　葛：所以魯迅壓抑了自己的審美感受在寫作品，他的作品比較乾巴、乾澀，比較陰暗。作品中的人物也沒有一個是精神上或思想上、人格上健全的。從這個角度講，20世紀後半期即50、20世紀60年代的作家傾向於接受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可能跟他們潛意識中有魯迅這個大師有關。他們的目標是向著魯迅去，而魯迅是以「思想鬥士」的品格著稱的。　　　　鄧：我覺得魯迅在寫小說時的自主性更大一些，不像他寫雜文。魯迅寫雜文更多的是受感觸於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同時受制於他本身，比如他受到攻擊時必須要反擊。所以魯迅在雜文的立場上是一個革命者，是一個鬥士。你們剛才說他的小說忽略藝術性，我覺得不是這樣。像他的《出關》、《鑄劍》，特別是《鑄劍》，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他是一個極具想像力的人。他的小說中的藝術形象我覺得非常強，而且不是託附、熔鑄在某一個形象上的，它給我們一個大形象。魯迅在進行這種寫作時把我們傳統的對於小說的概念給攪混了。我一直覺得魯迅的小說和雜文不是一回事。我覺得魯迅在進行小說創作時更自由的，在進行雜文創作時是更被動的。在這種被動的立場上，魯迅所存在的這種客觀環境對產生魯迅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一開始做革命者……　　　　劉：所謂革命者通常是指他思想的革命性而已。　　　　葛：魯迅不可能同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成為朋友。　　　　劉：毛澤東欣賞魯迅，我覺得他們有一點真的相通，即所謂硬骨頭精神，對誰都不在乎，比如青年毛澤東二十來歲在長沙對自己精神意志的磨鍊，後來在三十年代在同共產黨高層的極左的領導人鬥爭期間，還包括了五十年代對蘇聯的鬥爭，毛澤東也有一種硬骨頭精神。魯迅也是這樣：一個都不寬恕。　　　　五、中國知識分子什麼時候不談魯迅？　　　　葛：二十世紀過去了，對魯迅的梳理在學術界也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我昨天接到山東省一個國家級項目《多維視角中的魯迅》的寫作邀請。我想單從文學家的角度來認識魯迅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僅僅只是從思想家的角度來認為魯迅怕又有把魯迅過分思想化了的傾向。魯迅是一個談不完的話題，英國有「說不盡的莎士比亞」，中國就有「說不盡的魯迅」。中國知識分子什麼時候開始不談魯迅，到底意味著一種進步還是意味著一種倒退?下一個世紀談魯迅還怎麼談?　　　　劉：只要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沒有完成，魯迅的價值是永存的。魯迅對傳統文化「吃人」本質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毛澤東讀《資治通鑒》讀到了秩序，讀到了怎樣治理國家；而魯迅讀《資治通鑒》讀出傳統文化「吃人」本質，僅僅這一個命題我認為魯迅是20世紀最偉大的文人。如果每一個受過基本教育的知識分子都能領悟到魯迅思想的價值，中國社會就真正進步了。魯迅的價值肯定是永遠存在的，但我們對魯迅的理解上過分意識形態化。像三十年代魯迅在左翼陣營中，尤其在魯迅晚年，最後一兩年生病中，那些別人替他寫的，魯迅自己簽個名的文章裡面，到底有多少是完全的魯迅，我始終持一種懷疑態度。像馮雪峰、許廣平的關於魯迅晚年某些迎合意識形態的回憶錄的真實性，我也持懷疑態度。　　　　我們還應對長期以來神化魯迅、加在魯迅身上的光環給他一個本來的歸位。因為魯迅始終是在矛盾和寂寞中度過的。在20年代的「野草」時期，是個人與庸眾、社會的矛盾，個人對社會庸眾的清醒的否定，自己仍然沒有力量反抗。而到了30年代他加入無產階級文學陣營，他跟那些極左思維方式，那種唯我獨尊的總管、霸王之間的矛盾，都是一般知道魯迅的讀者所不知的。而他評新月派是為國民黨維持治安、說梁實秋是資本家的乏走狗、對他並不了解的極權的斯大林時代的過份肯定等等，都是應該向更年輕的一代闡明的。此外，魯迅個人的價值觀念的現代化與他生活方式的傳統化也有很大的矛盾，比如他堅守個人主義，但他的那種「尊母情結」，孝道思想卻很嚴重。思想上非常現代化、甚至有很多非理性傾向的魯迅，在日常生活上是比較傳統化的。　　　　鄧：他對正統體制的批判使他不得不傾向於另一種「背叛性」的體制，如「向左轉」。實際上我感覺魯迅在本質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劉：但魯迅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在如胡適對「新月派」「第三種人」的批評是所共知。魯迅從他的青年時期到中老年時期始終對於人民、愚眾、窮人的本位立場是比較明顯的。如果說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魯迅則更是民主主義的代表。　　　　葛：我現在傾向於把自由主義分為兩種，一種是魯迅式的絕對自由主義，它的核心觀念是任個人；一種是相對自由主義，它的核心觀念是民主。胡適是相對自由 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相信民主政體，所以他會在適當的時候拎起皮包去做國民黨的外交大使；而魯迅絕對不會相信的民主政體，任何體制性力量他都是要反對的，他絕不會在任何一種政體中成為幫忙之人。　　　　劉：魯迅的不相信不是從理論上，而是從對現實生活的體察上來的。(作者：葛紅兵 )　　登龍術拾遺 　 　　　 魯迅 (原署名：葦索) 　 　　　　　 　　　　章克標〔２〕先生做過一部《文壇登龍術》，因為是預約的，而自己總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誦的幸運，只在《論語》〔３〕上見過廣告，解題和後記。但是，這真不知是那裡來的「煙士披里純」〔４〕，解題的開頭第一段，就有了絕妙的名文——　　「登龍是可以當作乘龍解的，於是登龍術便成了乘龍的技術，那是和騎馬駕車相類似的東西了。但平常乘龍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壇似非女性，也不致於會要招女婿，那麼這樣解釋似乎也有引起別人誤會的危險。……」　　　　確實，查看廣告上的目錄，並沒有「做女婿」這一門，然而這卻不能不說是「智者千慮」〔５〕的一失，似乎該有一點增補才好，因為文壇雖然「不致於會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　　　　術曰：要登文壇，須闊太太〔６〕，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倖，終究是很費力氣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者也能夠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頭銜自來，贅婿雖能被婦家所輕，但一登文壇，即聲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於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為用」。但其為文人也，又必須是唯美派，試看王爾德〔７〕遺照，盤花鈕扣，鑲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見猶憐，而況令閫〔８〕。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濫交頑童，窮死異國，假如有錢，何至於此。所以倘欲登龍，也要乘龍，「書中自有黃金屋」〔９〕，早成古話，　　現在是「金中自有文學家」當令了。　　 　 　　　　　 　　但也可以從文壇上去做女婿。其術是時時留心，尋一個家裡有些錢，而自己能寫幾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報，尊之為「女詩人」〔１０〕。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電影上那樣的屈一膝跪下，說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則由登龍而乘龍，又由乘龍而更登龍，十分美滿。然而富女詩人未必一定愛窮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難，這一法，在這裡只算是《登龍術拾遺》的附錄，請勿輕用為幸。　　　　　　八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申報·自由談》。〔２〕　章克標　浙江海寧人。他的《文壇登龍術》，是一部以輕浮無聊的態度，敘述當時部分文人種種投機取巧手段的書，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　　　　〔３〕　《論語》　文藝性半月刊，林語堂等編，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該刊第十九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刊載《文壇登龍術》的《解題》和《後記》，第二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又刊載該書的廣告及目錄。　　〔４〕　「煙士披里純」　英語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的音譯，意為靈感。〔５〕「智者千慮」　語出《史記·淮陰侯列傳》：「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　　　　〔６〕　要登文壇，須闊太太　這是對邵洵美等人的諷刺。邵娶清末大買辦官僚、百萬富豪盛宣懷之孫女為妻，曾出資自辦書店和編印刊物。　　　　〔７〕　王爾德（Ｏ．Ｗｉｌｄｅ，１８５６—１９００）　英國唯美派作家。著有童話《快樂王子集》、劇本《莎樂美》、《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等。曾因不道德罪（同性戀，即文中說的「濫交頑童」）入獄，後流落巴黎，窮困而死。　　　　〔８〕　人見猶憐，而況令閫　南朝宋虞通之《妒記》記晉代桓溫以李勢女為妾，桓妻性凶妒，知此事後，拔刀率領婢女數十人前往殺李，但在會見之後，卻為李的容貌言辭所動，乃擲刀說：「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據魯迅輯《古小說鉤沈》本）這兩句即從此改變而來。閫，門檻，古代婦女居住的內室也稱為閫，所以又用作婦女的代稱。　　　　〔９〕　「書中自有黃金屋」　語見《勸學文》（相傳為宋真宗趙恆作）。　　　　〔１０〕　「女詩人」　當時上海大買辦虞洽卿的孫女虞岫雲，在一九三二年以虞琰的筆名出版詩集《湖風》，內容充滿「痛啊」、「悲愁」等無病呻吟之詞。一些無聊的雜誌和小報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寫過《女詩人虞岫雲訪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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