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在南方的沒卵子群像

06-13

南京是六朝古都，根據晚明和馮夢龍同時代的文人余懷在《板橋雜記》記載：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候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濱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旖旎之文字寫盡了人間酒色之繁華。這裡是帝國之祖朱元璋開創大明江山的發祥之地，也是太祖爺和懿文太子朱標、太孫建文皇帝的陵寢安卧之處，更多地代表著帝國的受命於天的意味，因而又是南直隸應天府的所在地，和北直隸的順天府同時代表著王朝的天命所系。

靖難之役後，明成祖將首都北移至北京，南京仍然作為留都而保存著與北京相一致的帝國政治體系。作為應天府所在地，始終和順天府相對應著成為南北兩大支柱支撐著帝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運作。因而北京在作為政治首都的同時，南京更多的時候是作為文化、軍事、經濟上的基地而相對獨立地存在著，其政治上的意味並不濃，唯掌管經濟和稅賦的戶部各司科分外忙碌，顯然作為江南發達地區的首善之地，是帝國稅賦的主要來源；兵部的司道和由大太監掌握的提督衙門負有保衛和管轄富饒的江南地區的重要軍事責任，也是權重比較大的部門。

在水路運輸方面，南方有發達的水系和沿海漫長的海岸線，因而物資運輸和關稅收取又是漕運總督的重要職責，帝國實行鹽業專賣制度在揚州專設巡鹽御史衙門這是和設在淮安府的漕運總督衙門均為和南直隸省平行的獨立核算部門，也是兩個權力和油水都很大的中央直屬機構。而海上的貿易體系，基本由皇上直接領導的提督市舶司的太監們所控制，無疑也是皇家重要的財富的來源，是敲詐勒索沿海船民的重要渠道。關係國計民生重要資源的壟斷是專制政權的重要特色，通過對於資源控制掌控天下財富而專奉一人一個家族，實現家天下的目的，盤踞於九層之塔的各個層級又成為天下財富分流的渠道，因而必須由皇帝的家臣進行層層控制，層層控制的另一層含義就是層層盤剝，因而實際造成「天下苦秦久也」的貪腐格局。格局既成，要想改變這種利益固化特權橫行的結構性貪腐十分困難。修修補補顯然無濟於事，拆除重造就是車毀人亡，因為人治格局藉助官僚體系的利益鏈幾乎是環環相扣，中間一個環節掉鏈條就意味著一損俱損整個統治機器的瓦解和崩潰。專制王朝其實是完全缺乏主動糾錯機制的，就是迫於無奈的「罪己詔」也是內外壓力無法緩解下某種形式表演，太監其實是專制體制直達宮廷的聯繫人，皇權政治從上到下執鞭駕馭戰車的御手，戰車已經完全腐朽破敗，那麼只能沿著歷代王朝覆亡的末路狂奔，直至車毀人亡，這就是歷史的宿命。非人力修修補補可以完成，等待的就是毀車拆屋那些陳勝、吳廣農民起義軍的撲面而來。

明末越來越龐大的宦官二十四衙門幾乎控制帝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所有重要資源，直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代言人。群臣唯俯伏聽命，有時是無力反抗的，因為太監身後站立的是天命所系的王權。

至於那些遠離了政治中心的沒卵子集團的外放人物，在脫離了皇帝主子的視線之後，猶如放逐的野馬，脫離了宮廷的羈絆，身上又烙上了神聖的皇家印記，儼然成了凌駕於地方黨政軍勢力之上的特殊人物。因為生命線被閹割之後，身體已經變得畸形，必然影響到性格上的病態變異，因而敏感多疑，在文臣武將的視野中他們實在是一群不倫不類不男不女的東西。這些東西喪失了人倫生殖功能之後，隨之將失去正常人在情感張揚和性慾釋放方面的情趣，也沒有了家庭生活的天倫之樂。因而極度自卑表現出的形式卻是自尊式的極度傲慢。

尤其是大明留都乃六朝帝王之洲，江南佳麗之地，連吹出的風都帶有茉莉花的芳香，繞城潺潺流淌的水面飄蕩出脂香粉膩的色彩，秦淮河上來去的畫舫，羊角燈光閃爍迷離，那些卵子發燒的文官騷客們個個人模狗樣，白天像是道學先生那般口不離孔孟之道，言不脫存天理滅人慾，彷彿為人師表的道學先生；晚上則左擁右抱和那些歌姬舞女們打情罵俏，在吟詩作賦中博得粉頭一笑。這些風情萬種的世像，都使得沒卵子分子看得眼睛發酸，但是他們都是被閹割了生命線的人物，心中只有怒火和無名的嫉妒，這股心中熊熊燃燒的火焰和看得到葡萄卻吃不到葡萄酸氣匯聚到一起，只能釀造成報復社會的仇恨。

然而，他們擁有皇家奴才的身份，在地方就扮演著皇上代言人的角色，完全口含天憲，頤指氣使，無所欲為，無人能夠管束制約。變態扭曲的靈魂，一旦燦發出負面的能量，也是無人可以匹敵的，因為他們依附的乃是帝國最高的權力——皇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權在帝國版圖上的馳騁，法力無邊，勢不可擋。而施展法力的人員莫非內臣和官僚，內臣外放就是天使，儘管他們失去了卵子在人慾享受方面受到影響，但是人的慾望是多方面的，他們也有追逐財富的慾望，帝國財富的攫取，是離不開權力的。他們是吸附於皇權的螞蟥，只能藉助於帝國宮廷法力無邊的權力場，縱橫馳騁在帝國龐大的財富圈中漁利。內心的齷齪，性格的變異，演繹著行為的瘋狂。

朝廷官員幾乎是無官不貪了，在南方諸省的政治、軍事、經濟領域，那些官員的收入本來微薄，只能巧立名目地擴張權力拓展財富牟取的渠道，生活得也是有滋有味，又是蓋府邸、築園林、養戲班子，生活在這裡的達官顯貴，退休官員們哪一個都不是善茬。對於太監們來說無福消受美色，享受家庭多妻多子的天倫之樂，那也只剩下對於權力和財富的瘋狂追求，來彌補殘缺不全的生理功能失落，這就是堤內損失堤外補的道理了。

老天對人來說也算是公平的。老子不是說：「天之道，其猶張弓也？高者抑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們缺少了人道，也只能遵循天道，在那些地方豪強權貴的利益圈中舀上一勺，以彌補自己為皇家貢獻卵子的不足。這大約就是太監們的真實思想了。

太監遂成為宮廷外放的御用惡狗。表現出的狀態就是窮凶極欲，作威作福，囂張跋扈，無惡不作。這些東西就是附著於專制皇權肌體上，為害地方百姓饕餮天下財富以自肥的一群吸血鬼，本質上是皇權專制的衍生產品。誠如唐代韓愈《順宗實錄二》所記載的宮市：

「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未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並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並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

白居易《賣炭翁》詩，即為諷刺此事而作：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這就是太監把握專為皇家所設「宮市」宮市的邪惡。有點像我們今天的行政採購中心購買政府辦公用品，但這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今天的行政採購中心採取的是招標的形式，公開、公平、自由的競爭交易，至於權貴集團的權勢人物，那些具有超越經濟身份以外政治背景的既得利集團的特權分子所利用國家專有重要資源壟斷經營權進行的權錢交易，至少只是幕後的潛規則所導致，國家法律制度還是有嚴格的監督制約程序的。

凡當國家的法治程序失效，潛規則大張其道的時候，人治明目張胆恣意橫行之時，也就到了禮崩樂壞的社會大變革時期。那麼法國貴族托克維爾在《舊制度和大革命》中所預言的法國大革命似的動亂就可能發生，李自成、張獻忠似的農民造反派就會橫空出世。明末就是如此，至少沒卵子集團肆無忌憚地張揚，也是整個國家朝綱紊亂的重要特徵。因為他們代表是皇權的張揚。當君主視民眾為草芥之時，民眾視君主只能是狗屎了。

由皇朝直接派出的太監不僅藉助「宮市」巧取豪奪，而且還直接壟斷採礦等國家重要資源的開採，依仗權勢盤剝掠奪百姓的財物，老百姓唯恐避之不及。也就是說，商品交易所遵循的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的運作全面失效，而由皇權所完全主導。在明末幾乎所有重要領域均由皇帝直接派出太監來辦理相關事務，給沒卵子集團的從中漁利造成極大的方便。

專制王朝的悲劇實際上是由封建集權制度造成的，權力一旦成為某些人的專利，就會變成他們魚肉人民的刀子，流血的只能是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沒卵子集團是皇權利刃上的刀把子，至於刀刃毫無疑問就是整個腐朽的官僚集團，鑲嵌著寶石雕琢著美麗花紋的刀鞘則是標榜著「仁者愛人」的儒家集團。而操縱整個利器的則是皇權本身，儘管這柄百年寶刀已經鏽蝕巻刃，很難削鐵如泥了，但是珠光寶氣的外表依然璀璨華麗。披著華麗外衣的沒卵子集團依然趾高氣昂囂張跋扈。

永樂年間宦官插手經濟領域的影響力開始擴張，是洪武朝不能望其項背的。洪武年，在蘇州天心橋東建織造局，宮廷內外的衣飾袍褂朝廷官服均有織造局專營，有地方官員督造。而到永樂時，督造者便由宦官充任。蕭月、阮禮都擔任過蘇州、杭州的織造，從此「祖制始變。嗣後歲以為常，末造禍更烈」，本來那種織造歸地方官管理，「民不擾也」（孫珮編：《蘇州織造局志》卷二）的局面，一去不復返。永樂時，宦官還至西北地區索買駝毛，「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匹，自後歲以為常」（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七《織造》），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永樂元年(1403)，「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國朝典匯》卷二○○《市舶》）。這樣，宦官便掌握了市舶大權，也既江海航運的管轄大權。宦官手中的權力既已越來越大，橫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傳聖旨，屢有發生。如：永樂五年(1407)，內使李進在山西以采天花為名，「詐傳詔旨，偽作勘合（偽造公文）假公營私，大為軍民害」，致使朱棣派御史往山西鞫問李進（譚希思：《明大政纂要》卷一四）。永樂二十二年(1424)十月，內官馬騏偽傳旨諭翰林院出敕，再次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朱棣得知後，怒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人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明大政纂要》卷一七。）有個大宦官到蘇州織染局上任，下車伊始，便借故製造冤獄，致使無辜百姓在囚室活活餓死（祝允明：《志怪錄·周七郎》）。

宣德年間，皇帝不斷派出宦官到各地採辦，如蘇州一處就經常有五六個宦官坐鎮，其中羅太監呆的時間更長，「或織造，或采促織（蟋蟀），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艾」（楊循吉：《吳中故語》）。有的太監，備受恩寵。如司禮監太監金英、范弘均在宣德七年(1432)被賜以免死詔。給范弘的詔書中，有謂：「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意於久遠。」（《弇山堂別集》卷九○《中官考》一）御用監太監王瑾，宣德四年(1429)時，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迴文詩體，做了一首題曰《偶成》的詩送給他（錢謙益：《列朝詩集》乾集，上）。其後，又賜給他銀記四塊，上面刻的字是「忠肝義膽」、「金貂貴客」、「忠誠自勵」、「心跡雙清」（葉盛：《水東日記》）。當然，比較而言，朱瞻基在明朝皇帝中，頭腦還算是清醒的，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他下令召還採辦中官。這是因為山東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上疏，揭發京師派出的宦官采天麻、野味，「民被虐害，兼妨農務」，朱瞻基遂下令「悉召還治之，自今更不許輒遣人」。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朱瞻基還下令處死指使內使阮巨隊等在廣東「以採辦為名，虐取軍民財物」的內官袁琦，用的是凌遲這一極刑；次年正月，他還敕諭南京、應天等府，今後「凡出差內官內使，其寄附贓物在官員人等之家，許令出首歸官，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事發，與犯人罪同」（《皇明詔令》卷九《誅袁琦敕》）。

留都的兵部掌管著南方各省的駐軍和太監廠衛負責帝國皇陵的警衛，比如鳳陽和盱眙的兩處明代祖宗陵墓的警衛工作。這裡還圈養了一批明代宗室的違法犯罪分子和一批流放勞動教養的太監，比如前面介紹過小太監劉若愚就曾經因為捲入閹黨案在孝陵充當清道夫，寫下了血淚交替的《酌中志》，此書的完成也為自己洗冤辯白，得以平反釋放。再加上提督太監還管理著內廷警衛部隊，肩負著催繳稅賦和宮廷後勤採購等一系列任務的監管之責，這些太監除了公開職責和身份以外，還肩負著對地方行政、軍事首長的監督責任。是皇帝在地方的耳目，這是特別使人可怕的事情，也就是他們作為鷹犬就是皇家的特務。地方軍政長官的一舉一動皆在無卵子集團的監控之下。因而外派太監的勢力實際是通天的，往往凌駕於留都的六部都司之上，可以說是藉助皇家勢力，狐假虎威，貪斂財富，監控地方，專事告密，無惡不作。留都的司禮監提督太監實際就是皇帝派在留都情報機構的大特務頭子，隨時彙集當地軍政情報，密報朝廷，必要時動用廠衛直接將人犯逮捕押解京城查處。

據《明通鑒·卷三四》和徐咸《西園雜記·卷下》記載：提督市舶司，控制海外貿易，貪污中飽：如憲宗成化初年，寧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極為「貪恣」；爾後在廣東的宦官韋眷，在市舶司任內更是「聚珍寶甚富」。奏討鹽利，甚至販賣私鹽，使鹽法大壞：如成化十九年(1483)，宦官梁芳「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前後請兩淮存積余鹽不下數十萬引……商引壅不行，邊儲日匱」。勒索貢品，民不聊生：如武宗正德初年，浙江鎮守太監王堂、提督市舶司太監崔瑤等人，對富陽縣的茶葉、鰣魚二種貢品，百般勒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

在太監充當皇上採辦後宮所需物品中也是趁機盤剝中飽私囊。成化七年(1471)，湖廣鎮守太監開始進魚二千五百斤，成化十七年(1481)以後，猛增至二三萬斤。貢魚要裝載船、車、人夫、保鮮，因而宦官從中大搞花樣。以南京進貢鰣魚為例，每年是五月十五先進於孝陵，然後開船北運，七月初一在北京薦太廟。路途遙遠，時間緊迫，押運宦官遂得以乘機勒索，起運時，每歲在南京鰣魚廠取里長二十名，各索銀二十兩，正德時更倍取其數。又要茶果銀一百二十兩，水夫銀二百兩，發船時又取民夫四千三百多人。船日夜開行，求冰置換急如星火。其實各地均不用冰，只是以高價摺合銀兩，即所謂「折干」，因而魚未到北京，早已腐臭不可聞。到京後，雖然加入雞、肉、筍、菹及各種作料來掩蓋這些臭氣，但仍然不堪下筷。顯然，這樣的進貢冰鮮，實際上不過是向沿途百姓大撈一票而已。浙江富陽縣所產茶葉與鰣魚均為貢品，鎮守太監王堂之流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時任分巡僉事韓邦奇目擊其患，曾寫下《富陽民謠》一首，悲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黨搜刮富陽人的罪行：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漁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

韓邦奇還向武宗上了《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一疏，指出「征科四齣，軍民困瘁已極」，建議「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為害，應參奏者奏請究治，應拿問者徑自拿問」。但結果，被「參奏」、「究治」的不是宦官王堂之流，而是韓邦奇。王堂「奏公作歌怨謗，阻絕進貢」，韓邦奇遂被逮至京，下錦衣獄，撤去官職。（見王學謨：《續朝邑縣誌》卷六）

在幾個有特殊政治意義的地區，還專門設置了守備太監。鳳陽是朱元璋的老家，而且犯罪的宗室子孫都押來關在高牆之內，因此明王朝對鳳陽異常重視，特設守備。天壽山是除朱元璋外明朝歷代皇帝的陵寢所在，故有天壽山守備。燕王朱棣起兵，從建文帝手中奪權，定都北京後，南京成為留都，不但是朱元璋的埋骨之所——明孝陵所在地，更重要的，這裡是南方的政治、軍事中心，也是全國經濟命脈所在的江南地區的中心，因此明王朝不但在南京設置守備太監，而且賦予大權。作為「三千里外親臣」的守備太監，地位比守備南京的武臣要高得多，在公堂就坐時，守備太監坐首席，侯、伯只能上坐，都督則只能側坐。（見王世貞：《鳳洲雜編》卷一）

萬曆年間，神宗皇帝完全超越政府權力，直接派遣太監充當礦監稅使到各地去為自己和家族以增加稅收聚斂個人財富，激起市民反對，皇帝及其家族藉助宦官勢力的橫徵暴斂，再加上為了和官僚集團取得統治天下的平衡性對於官員集體腐敗的放縱，構成了王朝政治從上到下的結構性腐敗。在抵禦邊患和農民起義的大軍缺餉之時，窮於應付時，崇禎皇帝對整個官僚集團的貪鄙吝嗇，一籌莫展。然而，在李自成大軍攻破北京，打開內庫時卻發現「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雋有『永樂』字樣」（明季北略巻五）這是明初永樂年積下的資產，所謂祖宗積累資產是不能動的。李自成攻下北京後劉宗敏酷刑拷掠明朝百官來維持百萬大軍的軍費，也在短短數周內就得銀得銀7000多萬兩，均讓工人重新熔鑄成巨大的中間有孔竅的方板狀銀板，運往西安。僅在崇禎皇帝老丈人周奎家，當初哭著喊著只肯掏1萬兩銀子酬軍的守財奴，禁不住嚴刑拷打，被闖軍抄出了無數奇珍異寶，拉了幾十車，光是現銀就足足有53萬兩之多。由此可見帝國君臣皇親國戚的貪鄙，故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痛批：

「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

其實，皇帝之貪婪和這整個官僚體制的腐敗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這一點崇禎皇帝的《罪己詔》（明季北略卷十三）有透徹的披露：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也悖旨橫征；才藝繕修，便趁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

可見這位以圖勵精圖治末代君王對於官僚集團的了解是很全面的，方方面面的情報很準確，對於帝國政治經濟吏治腐敗的分析也到位。但是對這種制度性腐敗的治理卻基本束手無策。因為皇權集團和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是不可觸碰的，前者被皇帝殺頭或施加廷杖，後者將要被整個官僚團伙群起攻之。清官循吏陷於在整個體制的孤立無援境地而遭到淘汰，這就是帝國模範海瑞們的悲哀了。吏治進入擇劣汰優的馬太效應，整個帝國基本無可救藥了。

甲申之變，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盡煤山後，南京自然成為殘餘王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北方南逃大臣、留都原有百官、勛臣、皇親國戚加上駐守將領、宦官各色人等均登台表演，在出演弘光皇帝朱由菘登基的這幕鬧劇中司禮監提督大太監韓贊周、鳳陽提督太監盧九成都有精彩的表演。尤其是盧九成，原來在京城就是老福王府的主管太監，後來外放鳳陽擔任提督太監，其實就是鳳陽總督主管的江北四鎮軍隊的總監軍，故而在軍事守備上權勢極大，連鳳陽總督馬士英也要看他的臉色行事。當年老福王朱常洵在洛陽被李自成活烹煮吃了以後，世子朱由菘縋城出逃，一路倉皇流竄，最終流寓淮安，暗中勾結家臣老太監盧九德，首先與淮安守將總兵劉澤清勾搭上，再與其他三鎮總兵黃傑、黃得功、劉良佐聯絡上，在南明皇帝的擁立上起到關鍵作用。這樣表面上由鳳陽總督馬士英節制的江北四鎮總兵實際已經架空了總督，總督手下的驕兵悍將已經完全架空了兵部和內閣。

原馬士英與兵部尚書史可法在南京浦口議定的迎接桂王到南京即位，打破兩派朝臣爭論不休的迎立潞王還是福王的僵局而取折中，所達成的協議被廢止。其中太監盧九德和韓贊周暗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關鍵。主持東南半壁河山與清軍對抗的重任就落在了荒淫無道的福王爺身上了。從這點上看，鳳陽總督馬士英和兵部尚書史可法均是為盧九德勾結地方軍閥所脅迫的順從了福王勢力。所不同的是老奸巨猾的馬士英並沒有將情況改變的真情及時向史可法通報，目的依然是為了搶那個擁戴之功，最終將史可法排擠出了中樞自己取而代之，成了新朝炙手可熱的權臣。

皇帝並不因為南京遠離京城政治中心就對留都的相關事務掉以輕心，為了保證六部都司衙門對於朝廷的忠誠，派出了大量的太監對於留都的方方面面進行監督，使得這裡的軍政經濟大計，始終不離開朝廷的視野，太監集團作為宮廷政治的重要組成部門，皇帝的眼線和密探、打手在留都就有著舉足輕重地位，尤其在關鍵時刻面臨王朝廢立大計，事涉國本爭議，在南明王朝的組建過程中，歷史無意中又翻了一個個，東林黨人擁立潞王的計劃徹底落空。也就意味著他們在新朝中地位的衰落。

至於那些圍繞著皇權中心轉悠的文人騷客們自始至終都在秦淮河畔綿軟的風月中盡情享受著。他們的醉生夢死反而演繹了才子佳人情意綿綿的一曲曲愛情故事，成就亂世姻緣中的佳話。如冒辟疆和董小宛，柳如是和錢謙益，侯方域和李香君，龔鼎孳和顧眉，吳梅村和寇白門等等，在王朝末路的悲歌中夾雜著卿卿我我的軟玉溫香。使得口口聲聲以天下為己任的江南士子們，在國家危亡之際依然歌舞宴筵，沉溺於風花雪月的纏綿，在才子佳人的風流放蕩中坐視江山危亡，而徒留了那些慷慨悲壯，令人讚歎的動地歌吟。這些都可以看作是王朝盛衰成亡的大勢所趨，也是整個王朝綱紀鬆弛，從上到下腐敗墮落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一方面是帝王驕奢淫逸的生活導致了無卵子集團無限擴張，明末宦官集團的人數已經擴充到了十多萬人幾乎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如蛆鑽營無孔不入；另一方面有卵子集團包括帝國從上到下的官僚士子縱情聲色力比多毫無節制地發泄，導致生活的糜爛腐敗已經無以復加。江山的危亡定然在貪婪的攫取和西門慶之流的精液狂噴中被湮滅。

明代著名女詞人徐燦是明末光祿寺丞徐子懋的女兒，被稱為「才鋒遒麗，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才情可和南宋詞人李清照相媲美。她在明亡之後寫過一首憑弔江南淪陷的詞《青玉案·弔古》語氣頗沉痛：

傷心誤到蕪城路，攜血淚，無揮處。半月模糊霜幾樹。紫簫低遠，翠翹泯滅，隱隱羊車度。鯨波碧浸橫江鎖，故壘蕭蕭蘆荻浦。煙月不知人事錯。戈船千里，降帆一片，莫怨蓮花步。

太多的江山危亡典故。從晉武帝的羊車代步覓幸後宮佳麗到南唐後主李煜的迷戀宮女嬪妃的金蓮輕舞，影射了明末宮廷的驕奢淫逸導致了戈船千里降帆一片，其中蘊含了多少江山淪亡的感嘆。這些當然是無卵子集團和有卵子集團整合成的整個皇家統治階級和官僚階層的整體墮落，又豈能夠埋怨那些在宮廷和樓台里婆娑起舞的金蓮舞步呢？

2016年9月6日改定

陸幸生，《獨立作家》專欄作家。一九五三年生，江蘇海門人。出版有長篇小說《銀色誘惑》、《銀豹花園》（獲第五屆金陵文學獎）、《銀狐之劫》、《掃黃打非風雲錄》、《村官》、《兵團夢引》、《軍旅畫魂》，紀實文學集《畫冊迷案》，文集《書海波瀾》，隨筆集《拒絕誘惑》、《秋風沉醉的夜晚》、《筆底明珠終璀璨》詩集《劍膽琴心》、《松風梅影》、《歲月遠去》等。

獨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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