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華：伊斯蘭復興運動中的「原教旨主義」

　　文章原標題：伊斯蘭復興運動中的「原教旨主義」：現實與歷史的成因　　原教旨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末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長盛不衰的熱門話題。隨著「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這一話題重新激起人們對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關注。　　一　　1979年1月16日午夜，伊朗國王巴列維步其1941年被迫遜位的父王的後塵，走上了流亡路。國王出走的消息傳出，伊朗舉國歡騰。2月1日，霍梅尼結束了長達14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德黑蘭，受到300萬人的熱烈歡迎。隨後，一個以霍梅尼為首的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實際接管伊朗國家的最高權力。巴列維苦心經營幾十年的現代化、世俗化進程，隨著君主專制的垮台而中斷；而一場反專制、反暴政的人民革命所帶來的，是國家政治的神權化和社會生活的全面宗教化：霍梅尼以最高權威的身份宣布伊朗為「伊斯蘭共和國」，確定了國家制度的神權性質。這個新國家的憲法以伊斯蘭教義為基礎，違背伊斯蘭原則，則任何法律都被視為無效。符合還是違背伊斯蘭原則，要由宗教領袖裁決。在社會生活當中，一切與西方和現代有聯繫的娛樂形式統統被禁止；大學在1980年統統關門以推行「伊斯蘭文化革命」，銀行利息被取消；農村土地改革停止；婦女被要求必須戴面紗。……宗教領袖宣稱：只有百分之百的伊斯蘭才是應當追求的目標。「伊斯蘭革命」既不是民主革命（民主制是西方的，人民民主制是東方的，伊斯蘭革命「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而要伊斯蘭共和國」），也不是民族革命。它不分民族，沒有國界。「我們必須努力向全世界輸出我們的革命，……因為伊斯蘭不僅拒絕承認穆斯林國家之間有任何差別，而且認為它也是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倡導者。」（霍梅尼1980年3月講話）為了「輸出革命」，推翻一切邪惡的統治者，霍梅尼號召「聖戰」。在對伊拉克的戰爭中，青年們高喊著「真主偉大」的口號，排著隊走向地雷區用身體去掃雷。有的父母要求允許他們的孩子上前線，以便給他們進入天堂的機會。　　以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為開端，伊斯蘭世界爆發了一系列震動全球的事件。擇其要者有：　　1979年11月20日（伊斯蘭曆1400年元旦），在原本就是奉行復古主義的「瓦哈比」派教義、以伊斯蘭教為國教、政教合一的沙烏地阿拉伯，數百名武裝分子佔領了麥加大清真寺，將6千名朝聖者扣為人質，企圖奪取政權，建立「真正伊斯蘭的國家」。沙特政府派3千軍隊包圍，血戰兩天才結束戰鬥。與此同時，還有好幾個地方發生騷亂，整個事件中死亡數千人。麥加大清真寺事件以後，「沙烏地阿拉伯解放陣線」和「阿拉伯半島人民統一組織」開始了反對沙特政府的活動。值得指出的是，1980－1990年代以來風行於伊斯蘭世界的「瓦哈比主義」，與沙特現行官方意識形態迥異。活躍在中亞、北高加索地區的許多「聖戰主義」者勢力，都屬於這一極端「原教旨主義」的新「瓦哈比派」。　　1981年10月6日，埃及總統薩達特在閱兵台上被宗教狂熱分子打死。1973年10月6日，埃及軍隊在薩達特指揮下強渡蘇伊士運河，一舉突破以色列精心營造的「巴列夫防線」，在收復的西奈半島埃及國土上升起了自己的旗幟。「十月戰爭」為埃及和整個阿拉伯世界贏得了榮譽，也曾使薩達特成為廣大穆斯林心目中的英雄。但此後，薩達特謀求中東和平、實現埃以關係正常化的努力，遭到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反對。儘管如此，10月6日畢竟是舉國歡慶的「十月戰爭」勝利紀念日。每年這一天，埃及都要舉行盛大的閱兵式。到1981年，「十月戰爭」勝利已經八周年。這一天，正在檢閱軍隊的薩達特遇刺身亡。行刺者經過審問查明，為首的伊斯坦布里中尉是極端派宗教組織「贖罪與遷徙」的成員。這個組織的創始人舒凱里·穆斯塔法原屬曾經密謀暗殺納賽爾的「穆斯林兄弟會」。1954年，「穆斯林兄弟會」被納賽爾取締。兩年後，舒凱里·穆斯塔法也被捕入獄。1971年獲釋後，穆斯塔法開始奉行新的極端主義思想，創建「贖罪與遷徙」組織。這個組織把現代視為「叛教」，號召人們到山洞裡或其他原始地區去進行思想和體格訓練，然後向叛教社會進軍，以建立真正的伊斯蘭社會。伊斯坦布里加入了這個秘密組織，然後又使用假名進入軍隊。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後，他和他的同夥嚮往在埃及建立霍梅尼式的政權，經常在開羅郊外秘密聚會商討剌殺總統的計劃，最後終於在閱兵式上得逞。薩達特去世以後，埃及政府對宗教極端分子實行嚴厲的打擊，但並沒有能夠停止其活動。一些極端派組織不斷地劫取軍火，進攻警察哨所，破壞交通，殺死外國遊客，令政府不知所措。　　此後不久，埃及的近鄰蘇丹也陷入全國性政治動蕩。到1988年，在全國動蕩中崛起的「蘇丹全國伊斯蘭陣線」只用了三年時間就奪取了政權，使蘇丹成為繼伊朗以後的又一個伊斯蘭教權國家，不僅在國內廢除了世俗政制，而且積極向其他國家「輸出革命」。在「白山之國」黎巴嫩，1982年以色列入侵造成親伊朗的什葉派穆斯林脫離阿邁勒運動，在伊朗革命衛隊支持下成立「真主黨」，企圖依照伊朗革命的方式，在黎巴嫩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其精神領袖法德拉公開反對以色列復國，主張聖戰，認為恐怖暴力是合法的。在以色列佔領的加沙地帶，1987年由教長艾哈邁德·亞辛創建「伊斯蘭抵抗運動」即「哈馬斯」，反對和平解決巴以衝突，主張以聖戰將以色列趕入大海。「哈馬斯」成立13年來發展迅速，已經成為僅次於「法塔赫」的巴勒斯坦第二大政治力量，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分別擁有占當地穆斯林35%和17%的支持者。其精神領袖亞辛在就讀開羅大學時即與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密切交往，1982年因成立「巴勒斯坦聖戰者」組織而被以色列以「私藏武器」為名關押3年。在阿爾及利亞，1989年才建立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兩年間就發展成為擁有300餘萬成員的陣容強大的反對黨，在1991年的首次多黨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政府於驚慌之餘，由軍隊出面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下令取締「伊陣」，取消選舉，才得以穩住局面。在伊斯蘭世界的其他許多國家，如地處西亞的黎巴嫩、敘利亞，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影響下，或者在混亂中形成擁有武裝力量的教派組織，或者是陸續發生宗教組織反對世俗政權的示威、暴動甚至武裝政變。在中亞，1979年底蘇軍對阿富汗的入侵，激起阿富汗民眾的武裝反抗。1988蘇軍被迫撤出後，逐漸形成了兩派穆斯林組織對峙、最後由「神學士」——塔利班控制國家政權的局面。在穆斯林聚居的原蘇聯中亞五國，獨立以後也出現了空前的宗教狂熱，新建或重新開放的數以千計的清真寺人滿為患。有的地方已發生了「伊斯蘭復興黨」掀起的「倒閣運動」。　　上述一系列變故，既有大規模的政治性衝突，也有極端分子的暴力恐怖事件，確實令人怵目驚心，更多的則引起人們不同的思考和反應。西方一些學者震驚於這樣一個西起摩洛哥、東至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棉蘭老島、席捲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群眾運動，驚呼西方正面臨「來自伊斯蘭的威脅」。驚呼之餘，西方學者給上述事件所表現的宗教傾向冠以一個名稱：「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義」或譯「根本主義」、「基要主義」，本是美國基督教新教中興起的一股思潮。這一名稱可以上溯到19世紀前半葉的「千年王國運動」。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認為現存世界正是一片污濁，臨近末日，需要耶穌基督重新降臨來拯救人類，只有《聖經》是絕對權威，現代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應被拋棄。一些西方學者在當今伊斯蘭世界看到與上述思潮相近的傾向——反對進化論和現代主義，認為現存世界充滿邪惡，救世主（「馬赫迪」）就會來拯救世界，因而搬來基督教中的「原教旨主義」這一現代概念，稱之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然而，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說：它「是個令人不快的詞，與這一詞相當的人討厭這一稱號」，伊斯蘭世界許多人反對使用這一概念。我們下面從回顧伊斯蘭的歷史和「伊斯蘭復興運動」入手。具體分析這一股潮流在伊斯蘭復興運動中的地位，它之所以產生和崛起的原因以及它在現代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中的意義與作用。　　二　　伊斯蘭教產生於公元七世紀初葉的阿拉伯半島。這裡地處連接亞、非的陸海交通要衝，數百年間一直是東、西兩邊的兩個帝國——羅馬和波斯爭奪的對象，連綿不斷的戰爭，給居住於半島的阿拉伯人造成巨大災難，也激發了阿拉伯各氏族部落建立統一國家以御外侮的共同願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從公元610年起開始了他在麥加的傳教活動。據穆斯林傳說，穆罕默德在麥加時曾有一個夜晚乘上了一匹神馬飛到耶路撒冷，從那裡飛升到第七層天，見到了歷代先知，黎明時才重返麥加，耶路撒冷也就成了伊斯蘭教的另一聖地。622年以後，穆罕默德在麥地那組織了名叫「烏姆」的宗教團體，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權。622年便成為回曆紀元的元年。「烏姆」是一個為伊斯蘭而戰的武裝團體。它的組織嚴密，內部沒有僧侶和教階，主宰一切的是至高無上的安拉，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掌管最高的宗教權力和世俗權力。到631年，半島各氏族部落紛紛拋棄偶象崇拜而接受伊斯蘭教。各地都派出代表到達伊斯蘭教的大本營——麥地那。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半島迅速走向統一。麥地那成為統一的伊斯蘭國家的首都。穆罕默德去世以後，經過他的繼承者的東征西討，到八世紀上半葉，一個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阿拉伯伊斯蘭帝國已經形成。它的疆域西起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東到印度河和中國邊境，面積超過極盛時的羅馬帝國。同時代只有中國的大唐可與之匹敵。這個大帝國延續了600年之久。其間，皈依了伊斯蘭教的波斯人、突厥人以及信奉不同的伊斯蘭教派的阿伯人相互間曾經激烈角逐，伊斯蘭教各民族人民也曾團結戰鬥，多次挫敗發動十字軍東征的西歐封建主。　　十四世紀中葉前後，突厥人的一支奧斯曼土耳其人在小亞細亞一帶迅速崛起，到十四世紀末又基本佔領了巴爾幹半島，1453年攻陷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並定都於此。十六世紀，正當西歐資本主義興起的時候，奧斯曼人也建立起一個疆域極廣、國力強大的伊斯蘭大帝國：從阿爾及爾到裏海，從布達佩斯到巴士拉、連接三大洲的貿易通道、東地中海和整個黑海的遼闊水域，沿海許多商業活動發達的地區，都被納入帝國版圖。敘利亞、黎巴嫩、埃及、突尼西亞以及阿拉伯半島等西亞、北非的絕大部分阿拉伯地區，成為奧斯曼帝國的各個行省。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興起，伊斯蘭教也進入了一個繁盛的新時代。美國學者斯達夫里亞諾斯這樣比較當時的西歐和伊斯蘭世界：　　「在回想大約1500年前後的世界時，西方人通常想到的是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但是，如果用當時人的眼光來看，將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還有儒家世界，在許多方面使基督教歐洲相形見絀。」　　「除了不斷擴展疆域外，1500年前後的穆斯林世界還以它的三大帝國——地跨中東、北非和巴爾幹半島的奧斯曼帝國，波斯的薩非王朝和印度的莫卧爾帝國——而聞名於世。」（《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中文本，35－38頁）　　突厥人各部落還在中亞時已經信奉了正統派伊斯蘭教。1334年，奧斯曼的兒子奧爾汗就在布魯薩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並在清真寺的題詞上宣稱自己是「蘇丹」（意為權威）、「加齊（意為聖戰勝利者）的蘇丹之子，加齊之子加齊、普天下的勇士和英雄」。帝國形成以後更以伊斯蘭為國教，以穆斯林文化為正宗。帝國境內的大約五千萬人口，屬於不同的民族、血統和不同的宗教信仰。在承認伊斯蘭統治權威的條件下，帝國實行一種相對寬容的宗教政策，允許基督教各民族保持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但帝國的整個領土是「伊斯蘭的領土」、「蘇丹」的名稱既指國王又是國家，國王是「伊斯蘭的國王」、「萬王之王」，帝國是政教合一的國家。蘇丹身兼「哈里發」——所有穆斯林的最高領袖，從而集政權與教權於一身。在帝國興盛時期，穆斯林只從事政治、軍事、宗教和農業，對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屬民所從事的工、商業持一種居高臨下的輕蔑態度，認為工商業是下賤的異教徒行業。因此，雖然帝國通過戰爭、貿易、外交、移民等方式同資本主義興起中的西歐保持著接觸，對外部的先進軍事、航海、建築等技術也都曾及時採用。但是，不可變易的伊斯蘭法規（謝里亞特）、反對革新的宗教觀念加上鄙視工商業活動的奧斯曼傳統，嚴重阻礙了帝國治下伊斯蘭世界的進步和發展。從18世紀起，曾經不可一世的奧斯曼軍隊在對西方的戰爭中從優勢迅速變為劣勢。戰爭不再是奧斯曼所向無敵的挑戰，而變為英、德、俄、奧等歐洲新興強國對伊斯蘭世界的頻繁軍事打擊，隨之而來的則是經濟滲透和政治控制。一系列特權條約、商約和割地賠款的條約，使帝國支離破碎，從盛極一時的巔峰墮入屈辱潦倒的深淵。儘管奧斯曼帝國名義上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1922年，1922年被廢棄的奧斯曼蘇丹作為「哈里發」——伊斯蘭世界最高宗教領袖——的地位，要到兩年後才最後失去。實際上，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已經基本上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完畢。帝國境內的阿拉伯伊斯蘭各地區，分別為英、法、意、德、俄等歐洲國家所控制。在西亞、北非伊斯蘭世界被西方殖民主義者侵佔的同時，穆斯林聚居的其他地方，從波斯（伊朗）、阿富汗到印度，直到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也都先後淪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伊斯蘭世界不能忘懷自己曾經創造過的輝煌歷史。中世紀光輝燦爛的伊斯蘭文明，曾經貢獻過阿爾法拉比（870－950，突厥人）、伊本·西那（一譯阿維森納，980－1037，塔吉克人）、奈綏爾丁·突西（1201－1274）等大批偉大的醫學家、哲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以及眾多著名的歷史學家、地理學家、文學家，產生過以《一千零一夜》為代表的不朽的阿拉伯文學名著，出現過薩拉丁（1138－1193，庫爾德人）這樣的反抗十字軍的英雄。穆斯林學者翻譯和保存了古希臘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和伊斯蘭文化一起傳入歐洲，對歐洲文藝復興的形成和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強盛起來的資本主義西方回過頭來入侵東方，除了給伊斯蘭世界帶來巨大的苦難，也激發了廣大穆斯林要求再造伊斯蘭繁榮的強烈願望。「伊斯蘭復興運動」就是在這樣的土壤中和背景下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所謂「原教旨主義」，實際上只是伊斯蘭復興運動中的一種思潮，是色彩繁雜的「復古主義」當中一個比較極端的、最活躍的流派。　　三　　由上述可以知道，伊斯蘭教從誕生到發展一直與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是政治色彩極強的宗教。伊斯蘭教的這一性質決定了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政治性。伊斯蘭復興運動是穆斯林世界危機的產物。從十八世紀起，面對西方的步步進逼和伊斯蘭帝國的日益衰敗，伊斯蘭思想家和活動家紛紛探尋伊斯蘭復興的道路，逐漸形成了色彩紛雜的復興思潮和宗教與社會運動。這些思潮或運動依其價值取向大體可分為兩類。其一是伊斯蘭現代主義或稱改革主義；其二是復古主義。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它們都有強烈的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傾向，都以伊斯蘭世界的復興為目標，並且都從伊斯蘭經典中尋找思想依據；現代主義者常常也打起「復古」的旗幟；復古主義也並非百分之百地排斥「現代」。我們可以把典型的復古主義和典型的現代主義看作是伊斯蘭復興運動一根繩子的兩端，它們通過各種越來越接近的思想形式而連接為一體。　　伊斯蘭現代主義的思想代表是十九世紀的兩位著名思想家、活動家阿富汗尼（1838－1897）和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阿富汗尼被認為是伊斯蘭現代改革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運動最有影響的領袖和先驅，一生對西方殖民主義者持不妥協的鬥爭態度，同時強調穆斯林各民族團結、友誼、和解、共同奮鬥以組成一個「統一、緊密和現代化的伊斯蘭社會」。被譽為「埃及伊斯蘭現代主義之父」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是阿富汗尼的學生，他出生於埃及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899年出任全埃及的「穆夫提」——伊斯蘭教法典的權威解釋者。伊斯蘭現代主義主張調和宗教與科學、宗教與理性。例如，阿富汗尼反對稱穆斯林民族落後的根源是由於「一個落後的宗教」，同時主張吸取西方科學文化，使伊斯蘭教適應新的社會經濟條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保持和復興伊斯蘭教。阿卜杜一生致力於伊斯蘭教法的改革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主張重新解釋《古蘭經》，他反對因襲墨守，批判厚古薄今，呼籲「把思想從盲目信仰的牢籠里解放出來」。他論證伊斯蘭教是理性的宗教，《古蘭經》尊重理性。宗教應當看作是對人設置的一道防止他們走極端和減少他們過錯的障礙，而「理性具有最後的權威」。他認為宗教是科學的良師益友，提出「真主降示了兩本書：創造的自然之書和啟示的神聖經典，後者引導我們用智慧來考察前者。」從這種「雙重真理說」出發，阿卜杜論證了科學研究的意義，認為將科學理性應用於自然界的研究，將產生兩種結果：一是認識真主的萬能；一是發現和掌握自然規律。這兩種結果都是有益的。更激進的現代主義者不僅從伊斯蘭經典里尋找提倡科學的依據，而且用現代科學重新解釋經典，例如把天使解釋為創造物的屬性，把人類始祖吃禁果的故事解釋為人類的脆弱性，把靈魂不滅說解釋為末日審判時人性的復活，等等，以圖建立一種符合科學的新宗教觀。伊斯蘭現代主義者調和宗教與科學和理性的關係，為伊斯蘭世界吸收、學習現代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改變自己經濟社會落後的狀況打開了方便之門。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伊斯蘭世界許多國家在爭得政治獨立之後，紛紛推行旨在現代化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改革，有的是現代主義者思想的實踐化，許多則把現代主義推向更遠，例如明令禁止傳統的一夫多妻制，成功地實行節育政策，等等。　　現代主義的另一思想特徵是托古以改革。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現代主義和復古主義表面上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種思潮，然而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們又能奇妙地結合在一起。其實，由近代穆斯林世界的衰落和西方入侵所激發的伊斯蘭現代主義思潮，有著和復古主義同樣強烈的宗教正統觀念，社會現實也需要現代主義者從伊斯蘭教內部尋求社會改革的動力。在伊斯蘭復興這一共同大目標下，現代主義與復古主義在將早期伊斯蘭理想化這一點上的一致或相似性，並不需要更特殊的條件才能使然。這種「殊途同歸」式的一致性，也是我們把現代主義與復古主義同納入「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重要原因。　　復古主義是一種比現代主義歷史淵源更為久遠的思潮。按照伊斯蘭教的傳統說法，要求回到《古蘭經》，回到聖訓和基本教義上去的「原教旨主義」思潮，是一種反覆出現過的、周而復始的歷史現象。每隔100年都要出現一次「馬赫迪」（救世主）運動。18－19世紀近代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以來的復古主義運動，影響較大的有18世紀中葉興起於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派和19世紀末葉蘇丹的馬赫迪運動。瓦哈比派為瓦哈卜（1703－1787）所創，它的基本主張包括：認為當代人所信仰的伊斯蘭教已完全背離了原來的理論，主張掃除所有異端，一切回到《古蘭經》去，恢復伊斯蘭教固有的純潔性和嚴格性，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建立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國家。瓦哈比派興起之際，歐洲列強已經在波斯灣一帶展開激烈的爭奪，而阿拉伯半島仍四分五裂。瓦哈卜的教義為納季德地區酋長伊本·沙特所接受，當作他統一半島的思想武器。1811年，沙特家族建立了自己的奉行瓦哈比派教義的王朝。沙烏地阿拉伯是當今世界上少有的以家族命名的國家。她以瓦哈比派教義為旗幟，以《古蘭經》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保留著古老的政治制度，政府的方針政策要事先徵得「烏來瑪」（伊斯蘭神學家和法學家）的同意。根據不崇拜除安拉以外的任何事物、任何偶像的規定，沙烏地阿拉伯在相當長時期里沒有影劇院和電視台，畫家和雕塑家不準塑造人物形象，汽車、飛機等現代運載工具和技術裝備被視為魔鬼的發明而禁止使用；婦女外出要戴面紗並要由男子陪同，男女私通要被亂石擊死。1977年，公主米沙爾就因與情人私奔而被處死。　　和半島的瓦哈比派相比，19世紀末葉蘇丹的馬赫迪運動帶有更鮮明的反帝、反殖民主義色彩。1881年，來自社會下層的艾哈邁德宣布自己是安拉派來拯救世人的「馬赫迪」，號召人們起來同邪惡鬥爭，進行推翻外來統治者——異教徒和叛教者的聖戰。艾哈邁德宣傳的教義主張嚴格遵守《古蘭經》和聖訓所提出的社會生活準則，恢復伊斯蘭的純潔性，認為現今的穆斯林社會已經背離安拉所指引的道路，因而鼓動人民起來對富人、長老、官吏和外國統治者造反。「馬赫迪」的號召反映了廣大蘇丹人民的願望，因而群起響應，很快形成波瀾壯闊的全民大起義。1883年11月，馬赫迪率領起義軍四萬人一舉全殲英國人希克斯帶領的一萬餘遠征軍。1885年1月又率10萬大軍攻克喀土穆，殺死了曾經在中國沾滿太平軍將士鮮血的英國總督戈登。馬赫迪和他的繼承人基本實現了蘇丹的統一，建立起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這個政權堅持到1897年底，才被大量增援的英國殖民軍擊敗。　　瓦哈比派的教義和「馬赫迪」的思想都可歸類於西方學者所稱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如果再往上追溯，比較著名的「原教旨主義」運動還可以提到十二世紀初北非主張凈化信仰運動的「穆瓦希德」運動，這個運動的領導者柏柏爾人圖馬爾特也自稱馬赫迪，他和他的繼承者率領信徒東征西戰，建立起一個直達埃及邊界的北非大帝國——阿爾莫哈王朝。但瓦哈比的教義給十九世紀以來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包括現代主義與「原教旨主義」——以更直接、更深刻的影響。阿卜杜的追隨者就有「現代瓦哈比派」之稱。由此又可看出伊斯蘭現代主義與復古主義的交叉滲透關係，復古主義者也不是個個食古不化。奉瓦哈比教義為正宗的沙特執政者，就有許多靈活的社會經濟政策。例如：把行政、社會保險等事務從宗教事務中划出來，做出一些不叫法律的必要規定，以避免和伊斯蘭教法發生衝突;阿齊茲國王說服了烏來瑪允許使用電話、無線電、汽車和僱傭非穆斯林技術人員幫助開採石油;為了對電影、電視、女子接受教育和外出工作開禁，費薩爾國王甚至密令衛隊將參加御前會議的守舊派大臣和宗教人士的轎車上的空調弄壞。這些人散會後乘車回家，個個熱得汗流浹背，異口同聲責罵破壞者。國王於是發問：「空調汽車可以乘坐，為什麼電影電視就不能看﹖」反對者被問得無言以對，於是電影、電視和女子上學，以至電子計算機、現代化大型機場、微波通訊設備等等聖經上沒有的事物，在這個被稱為「全面傳統化」、「以國家名義推行伊斯蘭化」的國家，逐漸被人們普遍接受。　　以上從現代主義與復古主義兩大思潮的特點和相互關係，對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由來、歷史做了一個大致的概括。還可以從「復興」的目標，伊斯蘭世界的統一（泛伊斯蘭主義）與民族主義、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係等不同角度，理解伊斯蘭復興運動、特別是「原教旨主義」的性質。許多有關的研究指出，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與其說是宗教運動，不如說是一場含有宗教意義的政治運動。它的政治意義超過宗教意義。它的目標是政治伊斯蘭化，建立神職人員占統治地位的伊斯蘭神權國家，但並不是恢復傳統的哈里發制度，並不要求完全打破現代社會的基礎。日本學者小杉泰仔細辯析了伊斯蘭「復興」的概念與結構。他提出：在伊斯蘭復興運動中，「伊斯蘭」是一個超越民族的、由不同信仰層次和社會性統一綜合起來的社會政治實體——伊斯蘭共同體（「烏姆瑪」）。這一實體具有統一性和唯一性。它必須是政教合一的政治結構，而不只是精神上的共同體。它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以實施伊斯蘭法為目標。和實現伊斯蘭共同體這一最終目標相比，在一國實行伊斯蘭法和單獨建設伊斯蘭國家，只是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臨時目標（參見《世界宗教資料》1986年第1期）。　　四　　伊斯蘭復興思潮和運動由來已久。但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人們看到的是半個多世紀里伊斯蘭教在伊斯蘭世界社會政治生活中作用的淡化。許多人認為，象在西方基督教社會那樣，世俗主義正在成為伊斯蘭國家政治生活的指導原則。例如，英國學者羅森塔爾在1964年寫道：「宗教和政治的統一直到本世紀初一直是古典伊斯蘭教的根本，但今天它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或者說，已在實踐中崩潰了，雖然它在理論中仍然被保存著。」十年之後，《世界政治中的中東》一書的作者伊斯麥爾提出相同的看法：「近年來伊斯蘭教的權威和活力已如此衰落，以至它僅僅成了國家政策的一個工具，儘管作為一種民間宗教它仍起著作用。」（參見《世界宗教資料》1989年第1期第1頁）　　兩次大戰期間和二戰以後相繼獲得獨立的伊斯蘭國家，許多走上了世俗化、現代化的道路，有的還採用了社會主義制度模式，伊斯蘭教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斷減弱甚至趨於消失。為什麼在七十年代宗教突然活躍起來，形成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一次新的高潮，並且在整個世界引起如此空前強烈的反響?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具體地考察伊斯蘭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與宗教和政治相互關係的變化。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在中世紀後期伊斯蘭神權統治的中心——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爆發了一場以政治、文化教育和社會生活的全面世俗化為目標的深入而持久的改革。儘管遭到整個穆斯林世界宗教界的抗議，以凱末爾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還是堅決地廢除了奧斯曼君主制和哈里發制，廢除了伊斯蘭教長的職位並撤消了伊斯蘭教法（謝里亞特）法庭，廢止了學校里的宗教課程，廢除了多妻制、休妻制和其他一切有礙婦女自由與尊嚴的傳統禁例和宗教陋習，甚至明令禁止成立從事宗教活動進行宗教宣傳的政黨。經過延續十多年的有秩序、有節奏的改革，在奧斯曼這一中世紀遺留下來的最後一個伊斯蘭大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一個獨立的世俗化的現代民族國家——土耳其共和國。　　土耳其的世俗化進程開一代之先河，「阿塔圖爾克」成為一面旗幟，穆斯林世界許多國家領導人或民族運動領袖紛紛起而效仿。據說，1925年推翻伊朗卡扎爾王朝的禮薩汗也曾表示非常渴望建立一個凱末爾式的共和國。從他對付共和運動的狡猾態度來看，這種說法很難成立。但禮薩登上王位後確實實行了一些限制宗教勢力，推行世俗化和改善婦女地位的措施。六十至七十年代巴列維的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乃父當年改革的延續。在二戰以前和戰後初期殖民主義者直接或間接統治下的伊斯蘭國家，仍然維持著傳統的統治制度的宗教基礎，殖民統治者出於自身利益無意去打破它們。而民族主義運動通常受到君主封建勢力、宗教勢力和西方勢力的共同壓迫。例如，20世紀早期的埃及華夫脫黨和後來的自由軍官組織、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等民族主義團體與政黨，本身與宗教沒有什麼聯繫，他們和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一樣，主張政教分離。　　二戰結束以後的50－60年代，伊斯蘭世界形成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的高潮。領導獨立運動取得勝利的民族主義政黨在掌握政權以後，不同程度地採取了各種旨在改變國家貧困社會落後狀況的措施。實行共和制的國家一般堅持政教分離，實施現代法律制度，推行世俗化的現代教育，削弱宗教對社會生活和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影響。即使在一些實行君主制的國家如摩洛哥、約旦、伊朗，也都提出了現代化問題和程度不同的世俗化要求。這個時期在整個伊斯蘭世界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席捲伊斯蘭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一系列穆斯林國家在各種色彩的社會主義旗幟下，實行了許多激進的社會、經濟、文化改革。　　在伊斯蘭世界較早實行社會主義的是埃及。在這個人類古典文明發源地之一，曾經由薩拉丁統治的土地上，十九世紀以來出現過伊斯蘭世界最早的現代化改革運動並一度成為中東的地區性強國，湧現過祖國黨和阿拉比、華夫脫黨等早期的民族主義組織和「現代埃及之父」扎格魯爾等傑出領袖，演出過一幕幕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活劇。1952年7月，以納賽爾為首的埃及「自由軍官組織」推翻法魯克王朝，次年宣布成立共和國。1957年，納賽爾代表埃及執政黨「民族聯盟」正式提出了建立「合作的社會主義的阿拉伯社會」的構想。埃及實行社會主義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國有化，其次是農地改革。1956年已經搞過一次國有化。1961年頒布「社會主義法」實行更廣泛的國有化政策，結果不僅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為數80%的工業企業也都由政府接管。農地改革也曾進行多次，部分無地或少地農民有償地獲得了土地。　　如果說，第三世界眾多國家的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都或多或少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那麼，埃及七月革命就是伊斯蘭、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十月革命」，納賽爾時期的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例如，利比亞的卡扎菲就是在納賽爾思想影響下，照埃及革命的方式在利比亞推翻王朝統治並推行社會主義的。六十年代中期前後，社會主義在伊斯蘭世界蔚成風氣。從北非的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埃及、蘇丹、利比亞到西亞的敘利亞、伊拉克、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都宣稱自己實行社會主義。　　伊斯蘭社會主義並不否定伊斯蘭教。相反，絕大多數伊斯蘭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和政治領袖，都是虔誠的伊斯蘭教信徒和伊斯蘭主義者。他們或者認為伊斯蘭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或者提出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互不排斥，至少有許多共同之處。納賽爾曾宣稱，他的社會主義就是信仰宗教、信仰哈里發;卡扎菲反覆強調伊斯蘭教是進步的革命的世界性的宗教，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蘇加諾從青年時期就開始致力於調和伊斯蘭教、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創立復興社會黨的阿弗拉克則力圖證明社會主義來源於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主義……。但是，由於伊斯蘭社會主義致力於民族國家的建設，主張進步與發展，堅持政教分離和主權來自人民，因而必然與力圖恢復神權政治的宗教勢力發生矛盾。在反對法魯克王朝的鬥爭中，埃及自由軍官組織曾與穆斯林兄弟會合作，但後者主張恢復伊斯蘭原始教義，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神權國家，反對婦女解放、民主共和等與西方現代有聯繫的東西。埃及共和國成立以後，特別是在宣布實行社會主義以後，政府發動了一系列旨在使伊斯蘭教現代化的改革，整頓宗教組織、宗教法庭、推行清真寺國有化和科學理性教育。穆斯林兄弟會則反對革命以後埃及政府實行的土地改革、宗教改革等觸動封建主與宗教利益的進步措施，並一次次企圖推翻甚至刺殺納賽爾。1962年以後，穆斯林兄弟會在以庫塔布的著作《路標》為代表的極端思想指引下，從反對埃及現政權走向反對現代世界的一切「暴君」、「叛教者」，並再次密謀以暴力推翻新政權。因此，從五十年代中期起，納賽爾就對兄弟會採取了堅決的鎮壓措施。蘇加諾推行「印度尼西亞式的社會主義」，把伊斯蘭教作為他所強調的「三元」（民族主義、伊斯蘭教、馬克思主義）之一元、「五基」（民族主義、人道主義、民主協商、社會繁榮和信仰神）之一基，同時他也勸告穆斯林應把對過去的懷戀變成現實的歷史感，以凱末爾的土耳其為榜樣，希望伊斯蘭教自身現代化，為民族的自由獨立服務。在復興社會黨掌權的敘利亞、伊拉克，「社會主義試驗」（敘）或「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道路」（伊）都與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發生過尖銳的衝突。　　五十、六十年代是伊斯蘭社會主義運動狂飈突進的時期，進入七十年代，社會主義在穆斯林各國先後遭受困難和挫折。出現了諸如通貨膨脹、經濟失調、失業嚴重，國有化企業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等問題。同以色列的長期武裝對峙和戰爭，造成龐大的軍費支出和對外援助依賴;以民族民主革命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執政，變成了蘇聯軍隊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大規模武裝入侵和軍事佔領，更是徹底敗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伊斯蘭社會主義的挫折和蘇聯大國霸權主義的行徑，使曾經希望依靠社會主義對抗西方資本主義達到伊斯蘭社會復興的廣大穆斯林，失去了一個重要的認同對象，客觀上為「原教旨主義」的崛起準備了土壤。在許多人特別是政治敏感的青年知識分子看來，西方資本主義本來就遭人厭惡，現在東方社會主義也無濟於事，於是只好回到傳統的伊斯蘭教義去尋求出路。這是七十年代以來在奉行伊斯蘭社會主義的眾多國家傳統宗教價值重新被人們所重視的重要原因。在埃及，當年的「船長」、「人民救星」納賽爾所倡導的阿拉伯——伊斯蘭——社會主義三位一體理論，如今被指摘為「舶來品」，青年學生由擁護社會主義轉向支持「愛資哈爾伊斯蘭學者聯合會」和穆斯林兄弟會。在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激進派組織控制了不少大學的學生會。在突尼西亞、伊拉克、敘利亞、蘇丹等國家，各種傾向「原教旨主義」的宗教組織也空前活躍，有的躍躍欲試要奪取政權，有的已經取得政權。受此影響，一些曾經極力鼓吹「社會主義」的政治領導人開始以國家的名義推行伊斯蘭化。尼邁里宣布蘇丹恢復伊斯蘭法，發誓要使蘇丹伊斯蘭化；1977年，曾多次宣布實行社會主義的南亞國家巴基斯坦全面實行「國家體制伊斯蘭化」，包括重建伊斯蘭法庭，1978年上台的齊亞·哈克要求穆斯林嚴守教規和傳統習俗；利比亞的卡扎菲則在執政伊始就規定伊斯蘭教為國教，七十年代他發動「文化革命」，下令銷毀所有違反伊斯蘭教義的書籍，並根據《古蘭經》修訂或頒布各種民法與刑法，恢復了古老的石塊擊斃刑、斷手刑等刑罰，已經在實際上或者說部分地加入了「原教旨主義」復活的潮流。　　五　　既然在眾多國度是以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取代受蘇聯東歐影響的「伊斯蘭社會主義」，在一些國家如阿富汗更是以之直接對抗蘇聯，為什麼在蘇東解體、冷戰結束以後，「原教旨主義」的烈焰更熾，而且原本就有的反美、反西方色彩也更加突出更加鮮明？答案大體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出：

　　其一，如前所述，近代以來作為一種群眾性意識的「原教旨主義」本是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一種本能的反抗，是由反對現代西方的壓迫走向痛恨一切與「西方」和「現代」有關的東西。伊斯蘭社會主義的失敗乃至前蘇聯東歐集團的瓦解，只不過使更多人原來希望通過追隨東方復興自身以擺脫西方政治經濟控制的理想破滅，進一步強化了「回到《古蘭經》去」以對抗西方和「現代」的群眾性「原教旨」價值和政治取向。

　　其二亦如前所述：七十年代末以後「原教旨主義」崛起的直接導火線，不是伊斯蘭社會主義的挫折，而是以「白色革命」命名的伊朗專制君主推行的親西方現代化嘗試的失敗。對巴列維的那一場曾經轟動世界的「白色革命」做一簡要分析，不僅可以使我們找到上面提出的問題的答案，還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知道，為什麼原本墨守舊規的「原教旨主義」運動，會走上激烈反對同樣陳舊的君主專制，因而得到民眾的熱烈響應。「原教旨主義」和伊斯蘭法可以和君主制一致或者結盟，也會與之分道揚鑣，其矛頭所向原來也是因時因勢而變的。　　從十九世紀初葉起，伊朗開始遭受西方的殖民主義侵略，到本世紀初幾乎完全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1925年，擔任首相兼軍政大臣的禮薩汗廢黜了卡扎爾王朝的最後一個國王，建立起巴列維王朝。從此以後，巴列維父子兩代為鞏固自身的統治和謀求伊朗的國際地位，一直在歐美大國之間周旋。30年代，禮薩汗為抗衡英、蘇而引入德國勢力，終於導致二戰中英、蘇聯合進兵伊朗而自己被迫下台，巴列維繼位後繼續設法擺脫英、蘇控制，但這一次轉向積極靠近新興的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美國，因而在相當一個時期形成伊朗與美國的密切關係。　　如果對兩個非阿拉伯人的伊斯蘭帝國晚期史進行比較，我們會看到一種發人深思的現象：1908-1918年間在奧斯曼帝國執掌政權的青年土耳其黨人，為了擺脫英法等老牌殖民入侵者而投靠德國；1941年前的禮薩汗在伊朗幾乎是重演當年「青年土耳其」的悲劇。現在，巴列維得到美國這個戰後第一王牌的支持，是否真地找到了一條通向輝煌的光明之路呢﹖　　答案又是否定的。本來，巴列維在東西方「冷戰」中採取親美拒蘇的政策，一頭扎入美國懷抱，因而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美國中央情報局曾幫助他擊敗政敵重登王位，大量美國軍官、美國經濟專家在伊朗充當顧問。從1946年到1967年，美國給伊朗的無償援助達10億美元。美國支持巴列維建立起一支強大的現代化軍事力量，甚至將美軍尚未使用的先進武器提供給他。有了這樣一座強大的靠山，巴列維開始把自己當作的西方世界的一員。在國內建設方面，除了維持王權專制不變以外，其他一切效法西方。他的針對「紅色革命」而言的「白色革命」或稱「國王與人民的革命」，就是企圖在不變更政治體制的前提下，在伊朗引入西方式的經濟發展道路。　　「白色革命」確曾煊赫一時。在西亞地區版圖僅次於沙特、人口僅次於土耳其和埃及的伊朗，原有豐富的資源，充足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國內市場等經濟發展的內部有利條件。它的北部裏海沿岸平原土地肥沃，盛產水稻、棉花，西南與伊拉克長期爭議的「胡齊斯坦」省有世界著名的油田，農業也很發達，伊朗探明的石油儲量高達66億噸，佔全世界儲量的6.9%，天然氣佔全世界13.5%（1984年）。1951年的石油國有化法令將英國資本壟斷的石油公司收歸國有，為伊朗增加了巨額資本，依託上述條件，1963年1月，巴列維正式宣布了以土地改革為核心的六點改革計劃，從而揭開了白色革命的序幕。到1975年土改結束為止，全國92%的農民有了自己的耕地，擁有100公頃以上土地的地主佔有土地面積減少到占可耕地總面積的12%。土改以後，政府又致力於農業的現代化和鄉村城市化，建立了國家直接控制的基層農業單位如鄉村合作社、農場企業等等，同時設置了許多管理農業的官僚機構，對農村基層行政機構和憲警力量也進行了擴充，還由國家派出了掃盲隊、衛生隊、農業發展與擴展隊等大批服務組織，大大加強了巴列維王朝對農村的影響和控制能力。與農村的行動相配合，從1962年至1972年，伊朗實施第三、第四個經濟發展計劃，明確提出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國營企業的實際投資成倍增加，結果，1968－1972年間工礦業生產年增達14%，石油與天然氣年增15.2%，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年增達11.6%。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巴列維決心把步子邁得更大一些。1973年開始的第五個發展計劃，一開始就將投資額定為第四個發展計劃的3.4倍，隨後，由於石油收入隨油價上漲而大幅提高，投資額又幾乎翻番(增加84.3%)，巴列維提出要實現鐵路電氣化、建設核電廠、要生產1500萬噸鋼等一系列超高速的狂熱的發展設想，準備在不久後成為居於美、俄、日、中之後的世界第五大強國。伊朗開始同英、法、意、德、日、蘇等工業國簽訂一系列協議，購買建設項目所需設備。其中，僅1975年同美國的技術合作協議一項，開支就高達150億美元，購買項目包括八個核電廠，十萬套公寓住宅，一個港口、二十座預製構件廠等。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巴列維的現代化似乎取得穩固的成就：十多年間，國民經濟高速增長，1969－1978年增16－17%，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960年為160美元，1977－78年達2250美元。在此期間，不僅發展了原有的石油、紡織、煙草水泥等部門，還建立了石化、機器製造、冶金等新興工業部門。1975年1月伊朗《世界報》發表社論說：「如果一切按計划進行，再過10年或12年，伊朗將趕上歐洲主要國家的現有生活水平。25年內，在工業基礎和繁榮方面達到相當於世界上最先進國家的水平。」　　然而事與願違。突發奇想式的超高速增長計劃使整個國民經濟陷入混亂，首先是港口與交通堵塞，進口的貨物在碼頭、敞棚堆積如山，造成腐爛、鏽蝕和火災，貨輪入港卸貨有的竟然要等候半年，其次是物價飛漲，住房與建材奇缺使房租和地價猛漲，大量進口外國貨物則對通貨膨脹推波助瀾。此外，盲目上項目加上巨額的軍費，使數百億美元的石油收入被吞噬被浪費，例如，不去利用豐富的天然氣資源，甚至任其放空燒掉，卻計劃斥600－800億美元巨資修建20－30座核電站，到1979年此計劃被取消時已經白白花費掉數十億美元，再如，為了成為西亞軍事強國，從1970年到1975年軍費開支從9億美元猛增到100億美元，達到占石油年收入的一半，70年代僅從美國購買武器就花費220億美元，為使軍隊效忠國王，僅1978年一年就向陸軍高級軍官每人發放了近三萬美元津貼。這些花費顯然都是只有支出而無經濟效益。　　最為現實的、直接導致巴列維王朝倒台的問題是：巴列維的現代化不僅沒有給伊朗人民帶來和平、穩定和繁榮幸福，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貧富差別，激起各階層人民的普遍不滿。即使是曾經受到廣大農民歡迎的土地改革，雖然有償分配給農民一部分土地，但隨後政府就放任不管。獲得小塊土地的農戶，要以年租的10－12倍償付地價，因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此外種子、農具、水源仍在地方寺院手裡。農民因缺少資金、技術，生產落後，生活繼續貧困甚至更加惡化，對土改的態度也逐漸變為失望和不滿。土改最終沒有達到擴大王朝統治基礎的目的。而且，土改後比土改前缺糧更嚴重。1973年比1969年進口農產品增加2倍，1974年僅小麥進口就達250萬噸。　　高速工業化給城市下層人民帶來的也只是災難。1974年的調查顯示，73%的工人收入低於最低生活水準。1977年，伊朗有工人400萬，除了少數企業里的技工，絕大多數收入微薄：四口之家平均日收入55-204里亞爾，而一公斤米和肉分別賣到90里亞爾和220-250里亞爾，一間房租金每日100里亞爾，眾多工人只好全家住貧民窟。大批農民進城，擴大了產業後備軍隊伍，加之連年的通貨膨脹，使工人處境更加惡化。工人的罷工和示威不斷，失業大軍成為反巴列維的重要力量。　　白色革命和高速經濟增長的真正受益者只是掌握政權的王室和高層文武官僚等極少數人。巴列維家族富甲天下，王族成員總共63人，卻在瑞士銀行有數十億美元存款。國王本人揮金如土、窮奢極欲，用黃金建造廁所，花費10多億美元為自己預修墳墓。首相和各部部長也照此辦理，想方設法為自己撈錢，除公開的合法收入外，紛紛在各大公司和政府機關設立秘密預算，日常生活甚至「從荷蘭買花，從法國買礦泉水，從東地中海購買野味，從非洲購買水果」。這些與廣大人民的貧困形成鮮明對照，更激起社會各階層民眾對現實的不滿。這種不滿在專制統治的高壓下不斷積聚，終於在國王被迫放鬆控制之時一下子爆發，形成摧枯拉朽的革命洪流。　　反巴列維專制統治的基本力量是下層民眾，革命的先鋒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參加革命的力量包括從多年堅持武裝鬥爭的「人民敢死隊」、「人民聖戰者組織」，到一直主張以溫和的和平手段改變君主制度的人民黨和各民族陣線在內的各個政治派別，革命的領導權則為以霍梅尼為首的宗教神職人員所掌握。這又要從國王與宗教界的關係變化說起。起初，無論禮薩汗還是巴列維都曾與宗教界保持密切關係。在謀求建立新王朝之際，禮薩汗說「共和主義思想已造成混亂」，宗教領袖就宣稱：對君主制的打擊便是對神聖的伊斯蘭法的打擊。巴列維繼位後更藉助於宗教力量，與高級神職人員有20年之久的良好關係。從60年代實行白色革命起，王權與教權關係開始惡化。一些高級神職人員擁有相當多的土地，土地改革侵犯了他們以及其他部落貴族、大地產主等傳統勢力的利益，因而激起他們的激烈反對。十二位高級「阿亞圖拉」之一的霍梅尼對土改和給婦女以選舉權等改革計劃尤其憤怒，認為這違反了伊斯蘭傳統，宣稱政府的改革是外國人、猶太人等破壞伊斯蘭教的陰謀，告誡國王要改弦更張。矛盾衝突的第一個回合，以巴列維逮捕和軟禁反對他的大小毛拉，將霍梅尼驅逐出境而告終。到70年代中，隨著巴列維的白色革命不斷深化，社會矛盾也不斷加劇，當年擁護他繼承王位的宗教領袖，多數已站到了他的對面反對他。　　伊朗反君主專制的群眾革命成為一場伊斯蘭革命，並導致「原教旨主義」的迅速崛起，還與霍梅尼的宗教革命思想有關。「原教旨主義」和伊斯蘭革命原無必然的聯繫，有訴諸革命甚至暗殺與恐怖活動的暴力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也有主張合法鬥爭的和平的原教旨主義者如各國的伊斯蘭學者組織。在倡導伊斯蘭革命的人中，既有神職人員，也有非神職人員，後者以阿里·沙里亞提為代表，主張由進步的知識分子、而非傳統的宗教領袖「烏來瑪」和毛拉，領導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革命，復興人民的、被剝削者和窮人的、自由進步的而非哈里發的、統治者和精神領袖們的、停滯的伊斯蘭，這實際上是伊斯蘭復興運動中現代主義者的革命理論。在暴力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中，又分遜尼派與什葉派兩種。前者以50年代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主要理論家庫塔布為代表。許多人把當代伊斯蘭的暴力鬥爭歸因於他在1962年撰寫的《路標》一書，書中把當時整個世界視為蒙昧的、叛教的社會，認為現有穆斯林國家都是非伊斯蘭的，為要重建伊斯蘭信仰和純樸的伊斯蘭社會以拯救世界，必須以暴力從肉體上消滅現存統治者，推翻他們的政權。遜尼派在伊斯蘭教中居於「正統」地位，信徒占穆斯林總數的80%，然而，庫塔布在遜尼派穆斯林中發動的革命，卻沒有取得象霍梅尼那樣的成功。究其原因，其一是缺乏一定的機緣（客觀條件），其二，庫塔布的理論反對除真主以外的一切權威，並且只是依賴少數人的集團行動，因而缺乏對群眾的號召力。霍梅尼的思想則不然。他一貫反對君主制和世俗化，強調神職人員要過問政治，宗教與政治密不可分，他憎恨君主制統治者的權威，主張以革命手段而不是和平改革來推翻它，建立由「法基赫」——伊斯蘭教法專家領導的政教合一的政權。他的代表作《伊斯蘭政府》（原名《神學家的攝政》），被視為提供了伊斯蘭神教政治的理論基礎。書中勾畫了未來政府的藍圖，認為伊斯蘭政府不同於現存任何形式的政府，不是殘暴的專制的政府，不是個人對人民的專斷統治，也不是一小批人對全體人民的控制，而是法的政府。領導人依法辦事，拒絕任何特權或岐視，節儉，辦事簡單，講究實際而又迅速，這種積極問政的極富戰鬥性的神學家權威主義，契合了廣大穆斯林憎恨專制壓迫與腐敗，嚮往政治廉潔與人人平等的心態，是伊斯蘭思想和現實社會結合的結果，因而能夠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掌握群眾。概括地說，這一意識形態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　　一、強烈的反西方色彩：強調伊斯蘭的自足性、包容性，伊斯蘭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是自足的，能夠達到西方文化所無力達到的政治目的;不允許西方文化侵蝕穆斯林的心靈。這樣的思想觀點非常符合吃盡了西方殖民者的苦頭又對巴列維盲目大量引進西方文明深惡痛絕的廣大穆斯林的心理。巴列維強行推動社會生活西方化，強令男女改穿西裝，規定婦女戴面紗不準上公共汽車，不準進商場、影劇院。這種影響之下，奇裝異服流行，夜總會、賭場、妓院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嚴重傷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現在有人號召掃蕩之，自然得到普遍的擁護。　　二、強調什葉派的受壓迫地位，提倡「革命的行動主義」，號召教徒以殉道精神去推翻現存政權。霍梅尼是什葉派穆斯林的領袖。什葉派在穆斯林總數中雖然僅佔1/10，但在西亞占近2/5，在伊朗則居絕對優勢。什葉派在早期教派鬥爭中失利，長期處於逆境，為維護其信仰與延續，需要有比遜尼派更高的宗教熱情和更有效的組織結構。在伊朗，人數眾多的神職人員——毛拉遍布城鄉，與民眾有血肉聯繫，掌握著社會動向，不斷向廣大穆斯林宣傳自己的導師——大阿亞圖拉的思想，使上述伊斯蘭革命的政治意識形態可以很快轉變為群眾性革命運動。為了真主，為了響應領袖的號令，穆斯林們不避槍彈一往無前、視死如歸，這在反對國王暴政的革命運動中，在對伊拉克的長期戰爭中都已得到證實。　　六　　第三世界國家或地區在遭受西方殖民入侵和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強大挑戰之後，都經歷了長時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過程，和與此相伴隨的內部社會經濟與政治結構被破壞、自身趨於衰敗的過程。作為對這兩個過程的回應，則是民族主義政治、經濟力量的興起和不斷發生的反對殖民入侵者與國內舊統治者的改革或者革命。這些進程充滿了曲折、反覆、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其間，傳統主義與現代主義、傳統文化（包括宗教）與現代化的關係，雙方之間的矛盾衝突和調適，迄今仍是一個困擾著千百萬人的全球性問題。伊斯蘭復興運動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不過是這一問題在當今的突出表現。在伊斯蘭文化以外，其他古老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內，也都或遲或早、或強或弱地有著這樣的問題。伊斯蘭教是世界第二大宗教，且最富於戰鬥性。伊斯蘭世界包括從非洲大西洋沿岸到亞洲東端、東南亞群島在內的30多個國家，其中有28個國家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全世界穆斯林人數迄今已達12億。每年前往麥加朝覲的就有200萬人之多。這些都使得「原教旨主義」的興起與未來發展趨勢格外引人重視。　　伊斯蘭教產生於阿拉伯商業社會，這使它不同於其它導源於農業社會的宗教，而帶有濃厚的商人階層的實用理性主義色彩，連被「原教旨主義」者奉為神明的霍梅尼，在論證現存世界政府均不合法時，也反覆藉助於「理性和經驗」。東西方學者中都有人指出，伊斯蘭教有許多接近於現代觀念的基本特徵，它比世界其他主要宗教都更現代化。如前所述，伊斯蘭文明曾對世界做出過巨大貢獻，迄今仍有著巨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戰鬥性。唯其如此，伊斯蘭教對現代世界的種種弊病反應也最強烈。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範疇內，「現代化」迄今仍是資本主義化的同義語，殖民主義使資本主義文明的罪惡與野蠻層面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面前暴露無遺。從而，許多反殖民主義的思潮和運動帶有不同程度的復古色彩。印度甘地主義是如此，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中的傳統主義、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也是這樣。「原教旨主義」之所以贏得廣泛的支持，說明廣大穆斯林對現實中不合理現象的憎惡和對現有的各種解決方案的失望。需要指出的是，傳統主義或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並非一概訴諸暴力，更不能把恐怖活動、恐怖主義與所有「原教旨主義」傾向的運動等同起來。還要特別指出一點：長期以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出於私利和霸權的考慮，對「原教旨主義」中的恐怖主義者持一種「二元標準」，予取予求、態度反覆無常。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比如：中東巴勒斯坦地區最早訴諸恐怖暴力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猶太復國主義者（針對「失信」的英國），美國為了控制這一地區，長期縱容、支持後者對巴勒斯坦人採取大規模的暴力恐怖活動;為了分裂和遏制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以色列曾對「哈馬斯」持縱容和暗中支持的態度;迨到其形成規模構成對自身的威脅，才又宣布其為「非法」。為了打擊南斯拉夫，美國極力支持他早先宣布為恐怖主義組織的「科索沃解放軍」，以維護「人權」為由連續轟炸南78天。從阿富汗抗蘇戰爭直到1990年因「海灣戰爭」和美國在接近伊斯蘭聖地的沙烏地阿拉伯建立永久軍事基地從而導致雙方反目，美國對以本·拉登為首的極端派「阿拉伯阿富汗人」（Afghanis）不僅支持、資助而且派軍事專家訓練之。這些「聖戰者」在蘇軍撤出阿富汗後大批流散到波黑、車臣和中亞各地，成為恐怖活動的基本隊伍並形成國際網路。最後，從「9.11」事件前後美國對車臣叛亂分子的態度變化也可看出其典型的「二元標準」。如果說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加劇了伊斯蘭世界的貧困落後，是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那麼，正是美國霸權主義世界戰略支配下的上述行為，直接帶來了恐怖主義全球化泛濫的後果。　　對「原教旨主義」的崛起和發展前景，大可不必象鼓吹「文明衝突論」的某些西方人那樣危言聳聽，而可以把它看作傳統文化對現代化的一個調適過程，這個過程決不是直線式發展的，而是十分曲折、複雜的，其間必然充滿了矛盾、衝突、挫折和迂迴、政治經濟的危機和思想文化的危機，舊的危機解除了還會出現新的危機。現代化並不必然是人類的理想境界或最終歸宿，其目標和進程都充滿了矛盾和衝突。但現代發展又是當今世界每一種文明都難以避免的。現代化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不斷的變革，在它面前「一切凝固的東西都化為烏有了」（馬克思語）。「原教旨主義」也是這樣。我們從霍梅尼以後伊朗神權政治價值取向的變化就可知道：在今日世界性發展與現代化的洪流里，任何傳統主義、復古主義都不可能要求完全回到前現代去。現代社會不能完全排斥傳統，傳統又必將不斷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變化。可以斷言，在「原教旨主義」浪潮以後的伊斯蘭世界，會有一個真正的伊斯蘭復興，即具有伊斯蘭特色的伊斯蘭國家現代發展。在這一點上完全可以持樂觀態度。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

來源:《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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