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必須遏止「富者愈富 窮者愈窮」現象

趙德馨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公平正義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一項系統工程。分配公平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問題。1949年到1984年的35年間，居民收入差距變化趨勢是從大變小。1984年到2007年的23年間則相反，是從小變大。對中國1984年以後的基尼係數，國內外有多種研究成果。由於計算方法不同，所得數據各異。無論用哪種方法計算，有三點是一致的:（1）在多數居民收入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2）全面改革開始後，擴大的速度很快，從1985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升高0.096，為世界經濟史上罕見。 (3)如果說在1979年以後的10年內，擴大的傾向帶有歷史的合理性，到了1989年以後，差距達到或超過0.4這條警戒線；近年以來，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在世界亦屬罕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在2007年11月說，當前，城鄉居民實際收入之比為6:1。世界上多數國家這種比率為1.5:1，超過2.5:1的極為罕見。用勞動賺錢越來越困難在觀察貧富差距變化趨勢時，有兩種現象值得關注。第一，在懸殊的貧富格局下，用資本賺錢越來越容易，賺得越來越多；用勞動賺錢越來越困難，賺得越來越少；經濟生活的變動總是給富者帶來發財的機會，給貧者帶來損失。這就出現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房價的飆升，使房地產商暴富，使富者囤積房產賺錢，使那些存錢買房的人受到嚴重打擊，原來可以買90平方米房子的錢，現在只能買四五十平方米了。由於物價上漲，帶來居民消費指數（CPI）提高。雖然2007年央行6次加息，但一直是利率低於CPI。2007年居民儲蓄存款的負利率（存款利率減去利息稅和通脹率）在2%以上，貨幣貶值，人人有份，「被視為隱形稅收，是對普通人財富的剝奪」。在房價、股價飆升的情況下，富者及部分中等收入將存入銀行的錢取出來投入房產和股市，在短時間內財富翻一番到幾番。貧者即使有幾個錢存入銀行，並知道買股票、房產比存錢好，但一來錢少，夠不上投資；二來那是救命錢，要急用的（留著看病的，孩子上學的……），不能動。這兩年的物價、股市等等的變動，無一不導致在生產要素分配中，資本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勞動占的比例越來越小，從而加劇貧富分化。多年來，勞動所得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目前，我國勞動所得佔GDP的比重，大致只相當於發達國家的1∕3或更低（美國的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近年來一直穩定在5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雖然GDP高速增長和人均GDP較以前高，但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的比例很低，而且在下降，經濟增長的成果向富人過度傾斜。勞動人民群眾得到的實惠卻相對較少，用資本賺錢的富人所得卻越來越多。2007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有名的共400人，他們2007年的財富總和為2800億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1640億美元，增加70.73%。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2006 年中國有15人。2007年增加到66人，居世界第二位；有百萬美元金融資產以上的富人，中國有31萬戶，居世界第五。這標誌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百萬、億萬富豪最多國家之一。中國人均GDP位居世界第122位，而大富豪之多卻居世界第二或第五，占人口0.5%的富有家庭佔有中國60%以上的個人財富。這種畸形狀態是中國貧富差距之大超世界水平的一個重要標誌。第二，貧富差距已有穩定性，形成階層和代際轉移。在改革初期，以「萬元戶」為富戶標準的年代，由於貧富差別還不大，達到富者的標準比較容易，一些貧者可以成為富者；富者只有萬把塊錢，經營稍有差錯，或政策變動，即可從萬元戶群體中退出來（如被認定是投機倒把分子等等。溫州柳鎮「八大王」被逮捕入獄2年，是例證）。貧者富者可以對流。現在，由於富者已成巨富，富者的標準提高了，且富者容易更富。貧者在就業、教育、分配製度等方面遇到不公平（機會不均等，權利不平等）待遇，貧者上升為富者的通道減少、變窄，難以上升到富人行列。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貧者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貧窮。由於貧者富者的子女在出生時所處的環境不一樣，成長過程中起點不一樣，機遇不一樣，繼承的財產不一樣。富者的子女與窮人的子女不一樣，可以受到好的教育，就業不成問題，如此等等。父輩的貧富差別與社會地位會傳遞給後代，出現代際轉移。這樣，貧者恆貧，富者恆富，貧富差距便會趨向穩定和制度化，成為一種社會結構。貧富分化影響改革與和諧分配不公引起的貧富差距擴大，影響深遠。其中重要的是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貧富差距擴大關係到是否走向和諧社會目標。中國社會當前階段的一種矛盾的奇特的現象是，在經濟超高速發展（GDP 連續30年平均在9％以上，最近連續5年在10％以上）的同時，幸福指數和群眾對生活水平的感受並沒有如同GDP那樣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艱難。因教育費貴，怕孩子上不起學。上了學，就是大學畢業了，又面臨就業難。在城市裡就了業，房價貴，買不起或租不起住宅，成不了家。許多人怕生孩子。因醫療費用貴，有病看不起，「小病拖，大病捱，到死還不能往醫院裡抬。」從生到死，步步感到艱難。2005年，若按聯合國最低標準，中國貧困人口的總數將不少於2 億，僅次於印度，位列世界第二。發生這些情況的根源在於，GDP增長帶來的新財富中，很大部分被富人拿走了，或者說，窮人創造的財富有一部分被富人拿走了。由此帶來貧富階層的分野。部分富者驕奢淫逸，不事生產工作。部分貧者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難。貧困不僅是一種物質狀態，也是一種心理狀態。貧富懸殊使部分居民心理失衡，不和諧因素和社會穩定隱憂與GDP一起迅速增長。貧富懸殊危及社會和諧。貧富差距懸殊就不會有社會和諧。通過貪污、行賄、制假、偷盜、搶劫、詐騙、綁架、販毒等手段謀財案件加多。保安、防盜門（網）、圍牆、富人住宅區城堡化等等之多，為歷史所未見，在世界上也少有。這種狀況無論是在倫理上，還是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上，都不好。貧困階層有強烈的被剝奪感。表面看來，他們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滿卻可能在醞釀，誰也不知道臨界點在哪裡。第二，貧富差距擴大關係到改革的性質與社會前進的方向。改革的目的是改善社會主義，加強社會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鄧小平說得很明白:「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搞社會主義就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會導致兩極分化，危及社會主義。所以鄧小平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他再三強調:「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 當鄧小平決定以市場經濟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時，他心中清楚市場經濟會自發地導致兩極分化。所以他一再強調要防止出現兩極分化，認為若出現了兩極分化，便是出現資本主義，改革就失敗了。那就是另一種性質的改革了。「貧富分化」不同於「兩極分化」在此，有必要談及「貧富分化」與「兩極分化」這兩個概念的聯繫與區別，以及對當前貧富分化與兩極分化程度的判斷問題。在許多談及中國當前貧富狀況的論著中，「貧富分化」和「兩極分化」混用。實際上這是兩個內涵不同而又密切相關的兩個概念。簡單地說，前者是財富佔有量的差別，是個量的概念，衡量貧富分化程度可用基尼係數等指數。後者是財富佔有者在生產關係中地位的差別，是個質的概念。若大家都在變富，只是先富後富之別，那是貧富分化而不是兩極分化。衡量兩極分化的標誌是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者階級的產生。在中國當前階段，集中表現在鄧小平說的是否「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並因此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事物的量變會引起質變。貧富分化中含有兩極分化的要素與萌芽。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不加以遏制，任其發展，必導致兩極分化。鄧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判斷中國是否已進入由貧富分化向兩極分化轉變，關鍵在於是否已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情況。上文已說明富者愈富的情況是顯著的。問題在於有沒有窮者愈窮的情況？回答是肯定的。諸如下列幾種情況便是。 一、有些人的絕對收入、名義收入減少了。如買斷工齡下崗並因此失業的人員；部分新退休人員；生意場上虧本或賺得比過去少了的小工商業者。二、有些人名義收入沒增沒減，因物價上漲等原因使支出增加，導致實際收入減少。三、有些人名義收入增長了，但支出增長得更多，或者說支出增長速度超過收入增長速度，導致可支配的財富減少，負擔能力下降。以醫療費而言，1990年~2004年，我國綜合醫院門診病人人均醫療費用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長，大大超出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一人生病窮一家。幾代人的積蓄買不到一個棲身之所。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對當前階段是否已出現兩極分化，學者們意見分歧。有人認為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處於正常範圍之內，當然談不上兩極分化。有人認為已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據前者估計，不成為問題，可以讓當前的貧富差距擴大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據後者估計，改革已出了大問題，或者說瀕臨失敗了。我以為這兩種估計都與事實不符。事實是:中國當前居民收入與財富佔有狀況差距懸殊，貧富分化嚴重，有些富者剝削著窮者，對這種發展趨勢如不立即予以扭轉，必將轉化為兩極分化。之所以介紹上述這些情況，目的在於說明，十七大關於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決策來得非常及時。它是一場及時雨，將潤澤億萬人的心田。針對收入分配製度存在的問題，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解決辦法:「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即使收入分配差距從擴大到縮小，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意義重大。創造解決世界難題的中國道路十七大報告中提的「逐步扭轉」，很有分寸，實事求是。因為要實現這種扭轉，有許多困難。一是體制，經濟體制中市場上的競爭與壟斷，政治體制中中央與地方各有利益，部分官員已是富者和部分富者已加入中共（上了胡潤榜單的800名富豪中，有1/3是中共黨員），如此等等。二是實現公平正義是要成本的（如保障體系的建立等等）。三是路徑依賴，經濟會沿著已形成的路徑慣性運行。這類困難還可以列出很多。從經濟史角度看，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正義是一個很難很難的問題。第一，它是一個千年難題。因為在歷史上，人類自進入私有制社會後，幾千年來就有貧富關係和解決貧富關係的各種主張，或患寡，或患不均，爭論不斷，實踐不斷，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資料，但始終沒有解決。第二，它又是一個當代的世界性難題。因為世界各國都存在這個問題，都在為破題而進行理論探索，或主公平，或主效率，提出並實踐著各種模式（北歐式、德國式、美國式、日本式，等等），因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問題在於，所有這些模式和所有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解決了貧富關係問題；所有這些模式都允許兩極分化，都允許資本家階級的存在，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模式，不合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要求。中國現階段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按照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另闢蹊徑，創造性地予以解決問題。在當前階段，這個難題的核心是如何處理市場經濟與兩極分化的關係。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競爭必然帶來貧富分化和兩極分化。市場經濟與兩極分化也是一對孿生姐妹。這是因為，在沒有政府干預，完全由市場調節，任憑市場經濟中的價值規律、資本積累規律起作用的情形下，收入分配的差距會不斷擴大，必然產生兩極分化。對此，鄧小平有清醒的認識。他指出:「共同富裕，我們從改革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問題。」「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 「中心問題」、「大問題」，指出了問題的重要性。要解決上述難題，沒有現成的方案可用，出路在於解放思想，以中外的歷史經驗為借鑒，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廣泛聽取各階層的意見，特別是貧困的弱勢群體的呼聲，不斷地總結新鮮的經驗教訓，在實踐中趟出一條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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