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孫郁、陳眾議 聚談新世紀以來獲獎作家

2012年10月13日 星期六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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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這件事，沒有權力可言

　　●李敬澤（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

　　作為一個獎項，諾貝爾文學獎，和其他獎項一樣，會有焦慮，有壓力，當然，也有誘惑。就壓力來說，很大程度來自它要滿足公論，但完全只考慮滿足公論也不妥當，需要在強大的公論外，發現一些作家，來體現自身的眼光。可以說，諾獎也一直從這兩方面予以考量，並在中間搖擺。

　　像略薩、奈保爾等人，他們在沒得諾貝爾獎之前，就已有巨大影響和聲望。這可以說是其中的一個類型。另一個類型是在得獎之後才開始被關注，這其實反映了評獎的另一種焦慮，就是他們要有力地發現什麼。可以說帕慕克、赫塔·穆勒、耶利內克屬於這一類，儘管他們可能在自己的國家為人所熟知，但其他國家的人對他們則很陌生。

　　在我個人看來，像帕慕克這種水準的，沒得獎的人應該有不少。相比，美國作家羅斯，我個人覺得比帕慕克要強大很多，但是並未獲獎。另外赫塔·穆勒和耶利內克，這兩位作家，我本身不太喜歡。我並沒有從赫塔·穆勒身上感覺到她的創造性光芒，耶利內克的入選，我也認為是相當的怪趣味，儘管他們也是各有風格和特點，但放在諾爾貝獎的序列中，就有些輕和奇怪。就個人趣味而言，我比較喜歡奈保爾和庫切。他們倆都是高度地方性的作家，但卻抵達了人類普遍的境遇。我作為中國人，也能感覺到與之心心相印。

　　關於諾貝爾文學獎，我覺得我們一直有一個誤區，就是有個潛在標準，好像它代表著某種權威。實際上，從長時間段來看，它對於作家的選擇也是游移不定的。18位評委也並不是文學繆斯，他們也是各有看法，所以這中間會有很多意外。這些意外包括卡夫卡、托爾斯泰、博爾赫斯的被疏漏。當然，話說回來，這也是文學的魅力所在。單就文學這件事，是沒有權力可言的。我們也不需要一個權威，來說什麼作品是好的，我們更不會願意把面對一部作品的判斷輕易讓渡給別人。所以說在這件事上，我們沒必要將之神化。

　　我覺得這樣一個百年獎項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應該是對於創造力的肯定和讚賞。一個獎項，除去戰爭、戰亂，綿延百年，這件事本身就是我們不可想像的。而且，他們對於創造艱辛的體恤，對於創造性勞動的肯定，對於我們來說是罕見的。任何一代人，都有一個使命，就是給後人留些什麼，把我們珍惜的流傳下去，但現實是，我們太容易毀壞和丟棄，而不會珍惜和保護。畢竟，破壞會有巨大快感，創造則要忍受孤寂。

　　說到底，小說是一種智慧

　　●孫郁（作家，人大文學院院長）

　　以最近十年的跨度，來談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和作品，於我，是困難的事，因為很多作家的作品我並未細緻閱讀，印象深刻的，也就近幾年的兩位，可以淺顯談談。

　　一個是2010年文學獎獲得者略薩。我曾經讀過他的《綠房子》，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引入中國的時候，他還沒有獲得諾獎。在我看來，他的小說有一個多種文化交織的複雜背景，你可以看到，他的書里，現代的和落後的、文明的和原生態的文化，被放在一個複雜的文化語境里。可以說，他對於秘魯人生活的原色調的把握，讓人驚嘆。另外，作為結構現實主義大師，他小說的結構也是相當精緻和巧妙的，感覺有一種智慧在裡邊，讓人會想起博爾赫斯，他構造小說的方法同樣奇特，像迷宮一樣。說到底，小說是一種智慧，在一種虛幻中表現出人性的可能和精神的多維度，這是略薩給我的啟發。

　　第二個作家，就是去年獲獎的詩人特朗斯特羅姆。他獲獎後，在人民大學舉行的朗誦會，詩人王家新給了我特朗斯特羅姆的一些漢譯詩。我看後，發覺他詩歌表現出的想像力很精緻，每一首都像是經過了千錘百鍊，意象也很奇特，是高於我們常人的想像的。諾貝爾獎之所以給他，或許是因為詩中體現出的廣闊心胸，它從日常生活、尋常途徑之所見中，給予我們驚訝，表達凡俗人之所不能表達，歸根結底，這是智性和趣味的問題。

　　這些諾獎作品，對中國作家是有刺激作用的。我們的漢語，百年來變化很大，也出現了魯迅等偉大的作家。但因為戰爭，動亂等等的影響，我個人覺得，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的漢語水準是下滑的。現在，可以說我們的漢語生態在恢復，但要達到曹雪芹和魯迅的境界，還是很難。國人對於諾獎的熱議中，有尋找認可的心理需要。但我們必須看到，我們的文化曾經受到的傷害很大，一切都還在建設中，包括莫言、余華、劉震雲、王安憶作家等都在做著這樣的努力。

　　擁抱文學的「無用之用」

　　●陳眾議（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撇開今年，從最近十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名單和他們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擁抱理想主義的諾貝爾文學獎確實都頒給了一些有著明顯自由主義傾向的作家，這些人大都對所在國家的體制持批判態度，這幾乎是瑞典學院的一慣選擇。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傾向更為強烈的凸現出來。在這之前，譬如冷戰時期，這個獎項也曾落到一些左翼知識分子身上，譬如薩特、馬爾克斯等，從而體現出相對的包容性。當然，這種包容性在冷戰之前就更為明顯。因此，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原則並非鐵板一塊，它具有鮮明時代特徵。而「理想主義」原則過於寬泛。

　　就個人而言，這十年的得主鮮有我心儀的，其中包括我的研究對象巴爾加斯·略薩。我對他的後期創作很有保留。這種保留是因為他的右傾。早年，他對專制、對貧窮和落後口誅筆伐，對窮困百姓懷有深切的同情。後來，雖然他在反獨裁、反專制方面是一慣的，但明顯站到了自由資本主義一邊。再就是80年代以前，他的表達更為辨證，也經常兼顧地緣差別，作品有更大的包容性,內容更為厚實、風格更為鮮明。這之後，他的自由主義傾向愈演愈烈，甚至常有擁抱極端個人主義的傾向。

　　相比之下，我更喜歡勒克萊齊奧，因為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關心人類原生態文化，對一些非洲、拉丁美洲印第安文化也充滿感情。這種關心多元文化和弱勢群體（民族）的心志值得尊敬。總體說來，最近十年這十位獲獎作家在藝術追求上（無論題材、主題、方法）具有相對一致的嚴肅性。但就個人審美而言，我以為至少耶利內克、穆勒是被高估的。

　　身在知名的文學研究機構，在過去很多年間，我也曾向瑞典文學院推薦過心儀的中國作家和國外作家。在所推薦的外國作家中，我特別看好的是以色列作家奧茲。因為他的民族和解意願令人欽佩，而且他努力選擇不偏激、不極端的「第三條道路」，並認為生活首先是一種妥協。但是這未必符合瑞典文學院評委的口味。我個人揣測，最終影響到評選結果的，除了18位評委外，歐洲王室、西方政要、歷屆諾獎獲得者及知名文學研究機構、文學批評家和作家的意見會是重要的參考。

　　撇開意識形態和獲獎者參差不齊的事實，這樣一個獎項上百年執著地擁抱和重視文學這個「無用之用」，在一個重物質、重實利的時代，不能不說是一種精神。然而，它不是衡量文學的唯一標準。

　　如今，莫言得獎了。這是一個奇蹟。老實說，我一直在悄悄地向瑞典學院推薦他，因為這畢竟是介紹中國作家的一種方式。前幾天包括《新京報》在內的媒體問我時，我還諱莫如深，當然更不可能告知莫言本人，現在說說倒已無妨，更沒有居功之意，這是我分內的工作。他的獲獎可以說既在我心儀之中，又在我意料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對於諾獎還是世界文學，莫言的獲獎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標誌著諾獎的轉向，即它終於轉向了中國作家，肯定了莫言非凡的文學價值，他的想像力、睿智和自我超越的精神，當然，我不同意將莫言框定為魔幻現實主義作家，他與拉美文學的關係只是一種神交。莫言的想像力來自他對生活的藝術提煉與擢升。

　　本版采寫/整理新京報記者於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