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幸福是一道寬廣的風景

　　「既然幸福有關一個人的『整整一生』，是一種對於人生整體的眼光和立場，在這柄高懸的達摩斯克芬劍之下，就要求我們擁有一種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人生，具有完備的而不是陋缺的人性素質。」

　　好東西不是單獨前來的

　　在今天談論幸福就像談論天上的星星一樣遙不可及。但即使是天上的星星和它們所倚依的頭頂上的天空，也構成了這個世界存在（Being)秩序的十分重要的部分，提供了一個無比深邃和寬廣的維度。不能想像一個沒有星空的世界會是個什麼模樣。同樣，在我們生活和生命的起始之處，也存在這樣一些平時觸摸不到的深度和維度，擁有它們，可以使得我們擁有完全不同的人生面貌，由此我們的生命展現出更加豐沛、深厚和闊大的景象。換句話說，忘卻它們，可能使得我們變得更加脆弱和不堪一擊。那麼，攜帶這樣一些未經挑明的起點上路，讓它們從一開始便伴隨我們，可以使得在我們朝向自己的目標走去時，道路更加寬闊，腳步更加穩健和有力。

　　顯然我們要討論的不止是有關「愛情」及「婚姻」的幸福。「幸福」的概念要比這兩者所包含的內容豐富得多。有關「幸福」的話題實際上是有關我們「整整一生」話題，是對於我們」整整一生」林林總總各方面的估價和評判。在這個意義上，古代希臘人認為只有當一個人離開人間之後，才可以去評判他的幸福與否，是有相當的道理的。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雅典的政治家梭倫（約公元前639–559）十年外出漫遊期間，見到了埃及國王克洛伊索斯。這位國王將梭倫安排住在自己的宮殿里，並命令臣僕領著梭倫參觀他的寶庫，把那裡偉大華美的東西一一指點給客人看。然後問他：至目前為止他遇到的最幸福的人是誰？出乎國王意料之外的是，梭倫並沒有提到他本人，卻說出了幾位普通人的名字：陣亡的泰洛斯和因孝敬勞累過度死去的兩位兄弟克列歐畢斯和比頓。梭倫的解釋是：人間的事情是無法逆料的。「只有在我聽到了你幸福地度過一生的時候，才能夠回答你。毫無疑問，縱然是豪富的人除非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財富一直享用到他臨終的時候，他是不能說比僅能維持當日生活的普通人更幸福的。」據說後來這位國王在戰爭中被波斯國王俘虜，身帶枷鎖被放在一堆乾柴上，他想起了梭倫的關於幸福是善始善終的道理，於是大聲叫道「梭倫！梭倫！」他這一叫激起了波斯國王的好奇心，接著他被從乾柴堆上解救了下來。他隨身攜帶的關於幸福的知識最終救了他一命！梭倫對他描述的幸福的標準是：中等的外部供應、做著高尚的事情和過著節儉的生活。

　　將人的一生盡收眼底，洞察一個人於一生中所經歷的全部收穫–輝煌或頹敗、喜悅或傷痛，「幸福」所站立的是一個超越的立場，伴隨著「幸福」出現的是「前行」、「引領」、「攀援」、「造就」這樣一些字眼。「造就」一個人就意味著「造就」一個幸福的人。在詩人的筆下，「幸福」所包含全部的時刻被凝聚成擁有巨大能量的一個時刻，詩人們談到幸福如同靈魂出竅般欣悅。法國詩人蘭波（1854–1891）寫道：

　　幸福！它的利齒在死亡中是柔和的。迎著雞啼–晨鐘，基督降臨–在最深郁的城裡，它提醒我：

　　啊，季節！啊，樓台！

　　哪個靈魂沒有過錯？

　　我做過神奇的研習，然而，

　　無人弄清過什麼是幸福

　　幸福么？我向它招呼，每當

　　高盧公雞啼叫的時候

　　……

　　啊，季節！啊，樓台！

　　它消逝的時候，哎，

　　就是大去的時刻。

　　啊！季節！啊，樓台！

　　這裡的與「幸福」一道浮現的是「季節」、 「樓台」這樣一些意象，它們所提供的都是一種闊大的景觀。「季節」意味著「收穫」、「承納」、「吸收」，「樓台」意味著「登高」、「遠矚」、「極目」，將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看在眼裡、將人們所經歷的一切痛苦和喜悅吸納進自己心靈，作為一個詩人是幸福的。

　　同為年輕早夭的天才詩人海子（1964–1989）在不止一首詩中提到「幸福」。有一首題為《幸福的一日》，其中寫道：

　　我無限地熱愛著新的一日

　　今天的太陽 今天的馬 今天的花楸樹

　　使我健康 富足 擁有一生

　　從黎明到黃昏

　　陽光充足

　　勝過一切過去的詩

　　幸福找到我

　　幸福說：「瞧 這個詩人

　　他比我本人還要幸福」

　　……

　　既然幸福有關一個人的「整整一生」，是一種對於人生整體的眼光和立場，在這柄高懸的達摩斯克芬劍之下，就要求我們擁有一種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人生，具有完備的而不是陋缺的人性素質。即使在生活的某個階段上，人們還沒有來得及打開自身某些潛藏的能量，無法展示某些內在的優秀品質，無法獲取一個人的外部生活的所需的東西，甚至是一些基本的如權利、地位、財產等，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人只能停留在目前的這種匱乏狀態，他永遠無緣和無福享有和爭取這些東西。在通往未來的意義上」幸福」於當下是一種準備、積累、保持和貯存，是有能力把握住已有的東西和隨時迎接明天可能會到來的東西–當然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的「餡餅」，而是從昨天、今天一路過來必然通往明天的東西。

　　在實際生活中，許多人並不留心培養自己這種創造和承受幸福的能力。他們通常表現得沒有耐心，比如僅僅看到一個東西眼下的價值，而看不到它對於未來擁有的意義；汲汲於馬上到手的利益，而不具有一種更為長久也是更為結實的眼光，彷彿屬於將來的便不屬於他自己，他完全看不到自己的十年、二十年以後。和這種急功近利相聯繫，妨礙人們幸福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生活得太倉促、太局促，僅僅注意發展自己生活的某個方面，滿足自身單一的興趣，挖掘自己某個方面的能力，而不關心做為一個完整的人擁有完整的生活所應具備的那種豐滿和豐富性，扼殺了繽紛多彩的的生活內容，而這些東西本來是可以做為調節或穿插使得一個人的精神煥發，富有活力，甚至在遇到打擊和挫折時能夠幫助他承受失敗，部分地挽回損失。比如一個工作狂很少懂得家庭生活、郊遊、聽音樂、朋友之間的友誼給人帶來的快樂，當他的工作陷入困頓時，正是這些東西能夠部分地轉移他的注意力，幫助他分擔煩惱，讓他覺得自己還不是全盤皆輸。在某種意義上，能夠創造幸福的能力就在於能夠經受得住打擊的能力，從一時的挫折中迅速恢復的能力，這就要求一個人盡量把他的外部生活和內在生活弄成有多「點」支撐的「面」，而不僅僅是些分散孤立的幾個「點」， 「面」因其寬廣具有「點」不可比擬的承受能力。一個人如果是因為從前過的某種過分狹窄的生活只允許他發展某個單一方面的興趣和能力，如遭受權力的壓制而滋生出對於權力的高度渴望及在它面前的永遠自卑，食品的極度匱乏導致對所有精神性的東西毫無感覺和一有可能便成為饕餮之徒，已往生活環境的中冷漠和敵意後來發展出對於他人天生的不信任和仇恨，那就是難以挽回的真正不幸了。

　　拍攝於1948年美國電影《公民凱恩》已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經典。該片的開頭是以特寫鏡頭拍攝的巨大嘴巴，一個垂危的人正在用他最後的力氣發出」rosebud」（」玫瑰花蕊」）這個詞，從而引起了周圍人們一片的困惑不解。隨後便死去的這個人原來是一位有頭有臉的報業巨頭，年輕時從一個偏僻的地區來到繁華鬧市，從默默無聞成為社會名流，而他之所以演繹出如此一部輝煌成功的人生，在於他是一個」唯意志論者」，凡他要達到的目的就不擇手段盡一切可能去做，從來不允許在他自己身上保留諸如」rosebud」這樣美好柔弱得乃至含混的成份。為什麼他在死前卻呼喚這樣一種東西？一位年輕記者自告奮勇地前往解開這個秘密，走訪了這個人生前與其關係密切的人們。他最後在葬禮上向人們如此解釋」rosebud」的含義：一、這個人得到了他所得到的一切，他又失去了它們；二、」rosebud」是他從來沒有得到過所以也沒有喪失過的東西；三、人生是個七巧板，」rosebud」是其中的一塊。這裡其一指這個人的榮華富貴隨著他的死對他來說也即隨風飄散，其二是說在這個人生活中從來也沒有出現過」rosebud」這種東西，他無法失去它們僅僅證明了他生命中存在難以描述的巨大盲點及其悲哀，他從來就不具備這種東西！其三表達了從這個人身上身上引申出來的那條十分容易被遺忘的普通而重要的道理。顯然，這個曾經在生活中叱吒風雲的人並不是一個幸福的人。甚至可以說，多數這樣的大人物都不是幸福的人。

　　好東西不是單獨前來的，而是伴隨著所有的好東西一道而來。既然幸福有關整體人生的一切方面，我們當然不可能將其一一列舉，指出所謂通往幸福的道路種種，尤其是在這樣有限篇幅中，不可能討論幸福的外部環境，即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下人們才是幸福的，為促進人們的幸福如何對社會制度進行改造。可能的辦法是來討論作為個人達致幸福的一些合理和必要條件，有了它們不一定有幸福，但沒有它們可以說肯定不幸福。換句話來說，即在什麼前提下人」配享幸福」（康德）。

　　過有」德」的生活

　　如上所說，之所以現在就談論幸福，是因為在起點上具備的東西，終點上才出現；而幸福本身也有其屬於起點上的東西，它內在於幸福，與幸福共存並置，構成了幸福的基本內涵，這便是」有道德」。過有道德的生活，才可能擁有幸福。

　　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得提出德行與幸福聯繫的依據是：人們的活動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為著必需而被選擇的，是為了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另一類是為著其自身而被選擇，它本身就是目的。在亞氏的表述中，後者比前者要來得高貴可喜。幸福就是因為它自身而被選擇，」幸福就是自足，無所短缺。」同樣，」美好的行為，高尚的行為」也是因為它本身就能給人帶來快樂和滿足而被選擇。所以，」幸福的生活可以說就是合乎德行的生活」、」合乎本己德行的現實活動就是完滿的幸福了。」亞里士多得進一步闡釋道，如果說幸福正在於合乎德行的活動中，那麼就有理由說它合乎最高的德行，也就是人們最接近神聖的德行，那便是」思辨的活動」，比較起其他德行來，思辨的活動對外部要求最少，最自足、自立，所產生的快樂也最強最持久，」哲學以其純凈和經久而具有驚人的快樂。」因而思辨的快樂也最接近」神」的福份。」這是一種高於人的生活，我們不是作為人而過這種生活，而是作為在我們之中的神……如若理智對人來說是神性的，那麼作為合於理智的活動相對於人的生活來說就是神性的生活。不要相信下面的話，什麼作為人就要想人的事情，作為有死的東西就要想有死的事情，而是要竭盡全力去爭取不朽，在生活中去做合於自身中最高貴部分的事情。」同時，亞里士多得不否認即使是幸福的思辨，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條件，但和梭倫一樣，他認為」有一個中等水平，一個人就可以做合乎德行的事情了。」

　　被亞里士多得視為第二位的人的倫理德行活動–智慧、勇敢、正義、節制，在由」希臘化時期」延伸到羅馬帝國時期的斯多亞學派那裡得到了極大的推崇，被稱之為四種主要的德行（」四主德」），其中貫穿一致的是」理性」。」理性」使得人可以辨別」善惡」（智慧）、敢於面對情慾而不受干擾而不慌亂（勇敢）、知道自己行為的對錯（正義）和達到面對世間喧囂和紛亂而不動心（節制）。根植於人的理性、和人的理性相配置的是井然有序的自然的」秩序」，順從和將自身交付於這個更為寬廣的」自然秩序」，從而可以高居於世界的變動之上，超越於人間的種種慘痛、墮落和混亂，在根除人自身的情慾和煩惱的同時，有效地避免了自身內部的分裂和崩潰，過上一份寧靜、超然的生活，此為」幸福」。晚期斯多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塞涅卡（公元前4–公元65）聲稱：」什麼是幸福？和平與恆常的不動心。」「如何獲得它們？……把理性放在硬殼之中。」從今天我們這個遙遠的立場看來，斯多亞學派的人像是在過一種」部分的生活」，人生很多其他的內容和樂趣被他們取消了，這也許是在極端惡劣時代和外部環境下，不得已而選擇的一種」趨利避害」的自保途徑。這也決定了他們同時十分強調」忍耐」和」寬恕」。被歸納到這一學派的那位賢明的羅馬皇帝奧勒留（121–180）寫道：」一清早，我就要對自己說：我將遇到那些好管閑事的人、忘恩負義的人、狂妄的人、欺詐的人、嫉羨的人、不合群的人。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但是我既曾見到善之本性（它是美的），又見到惡之本性（它是丑的），並且我又見到那作錯事的人的本性，它是與我密切相關的，它不[僅]同我屬於同一血統或種子，而且分享有神性底部分和智慧；我就不能為他們底任何之一所傷害，因為沒有人能夠把丑的東西加之於我，我也不能對與我休戚與共的人發怒，也不能恨他們。因為我們是為了合作而生，像腳、手、眼瞼、上下齒一樣。」感到自己和其他的人類同胞手足相連，感到他們即使不幸的行為也和自己分享某個共同的東西，這在下面我們還要進一步談到。奧勒留在遙遠的年代表現出如此寬大的胸懷，如同穿過歲月的隧黑暗升起的一道炫目光亮。這之後，基督教哲學家奧古斯丁（354–430）在希臘人」四德」（智慧、勇敢、正義、節制）的基礎之上又加上了他認為是更重要的三種美德–」信仰」、」希望」和」愛」。在關於幸福和剋制情慾的問題上，值得一提的是斯賓諾莎（1632–1677）的觀點，他不認為通過扼殺情慾才能獲得幸福，相反，首先是人們享受」神聖的愛和幸福」，才具有克制情慾的力量。」並不是因為我們剋制情慾，我們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為我們享有幸福，所以我們能夠剋制情慾。」

　　近代英國功利主義倫理學強調」善」即」愉快」，反過來，不善即不愉快，當然也不幸福。17世紀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亨利·摩爾（1614–1687）認為人應當擇善而避惡，因為品行正直能給人帶來莫大的愉快，人們從正直的行為中所得到的，對於他的人類身份來說，是恰如其分的，因而能給人帶來舒適的感覺。」善，對於任何有知覺的生命或任何等級的這類生命，都是愉快的、適意的和相稱的東西」，幸福正是和這種愉快相連，是其他東西不能取代的」幸福乃是得自德行感覺及得自對於正直地並按照品德之準繩而行的所作所為之愉快的意識。」而」惡」正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令人不快的東西，遠離惡是因為它們給人只能帶來毀滅，」凡對於任何有知覺的生命或任何等級這類的生命不愉快的、不適意的。並且不相稱的，則是一種惡。」將」善」看成是一種」愉快」，比較起來，摩爾的觀點更富有人情味和接近普通人的實踐。當邊沁（1748–1832）把人類本性中的」趨樂避苦」原則推廣到人們的社會行為領域時，他所得出的結論幾乎整個顛倒過來了：包括道德在內的人們社會行為準則要以是否增進他們的幸福為標準，只有幸福的才是道德的；人們從中得到的幸福的多少，應該成為衡量從個人行為到政府決策的標準？quot；當我們對任何一種行為予以贊成或不贊成的時候，我們是看該行為是增多還是減少當事者的幸福；換句話說，就是看該行為增進或者違反當事者的幸福為準。」作為對於自己理論的限制，邊沁同時提出」個人幸福必須同社會幸福結合起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損人利己」的快樂當然不可取，由此幸福問題也成為一個有關政府決策、立法和社會改革的問題。接下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1806–1873），則進一步區分了人們一般所說的」滿足」和」幸福」這兩個概念，指出前者和人們的」較低官能」有關，後者則同人們的」較高官能」有關。」人類有些官能比動物的嗜欲更高尚，而一旦意識到了這些官能，那麼，凡不使這一方面滿足的任何事物，他們都會不認為是幸福。」在他看來，高質量的快樂在於」理智的快樂，情感和想像的快樂，以及道德情操的快樂」。在」心靈的快樂高過肉體的快樂」的意義上，他響亮地提出了」寧願做不滿足的人而不做一頭滿足的豬」的口號，得到了廣泛的流傳。他同時提出對於」幸福」完全的理解–」並不在於行為者自己的最大幸福，而是在於全體人的最大幸福。」其時他對於」幸福」的理解放進了」利益」原則在內，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也是他們的」最大利益」。穆勒的看法可以看做對個人利益日益上升為主導地位的社會中，人們急切需要重新建立一種新型道德關係和確認自己的道德身份的回應。他的答案是通過互相協調在共同發展中獲得共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