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消息】 富士康模式在中國已走到末路

富士康代工模式在中國已走到末路

李 錦

從昨天晚上開始持續到今天凌晨5點，富士康太原工廠發生大規模工人群毆事件。富士康的官方證實，幾名員工之間發生個人爭端，之後升級為約2000名員工參與的騷亂事件。

但從媒體披露的信息來看，似乎並沒那麼簡單。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大群架事件。也許公布的原因是什麼偶然因素，但我們不得不思考：偶然之中有必然，富士康模式還能走多遠？富士康的太原故事還將繼續，富士康模式在中國已經走到窮人途末路。

10多天前的9月5日，新美亞（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陳伯強表示，代工企業不會因為成本上升而離開中國，因為中國的員工能夠做到絕對服從，可塑性強。當然這位自稱是郭台銘的好朋友也認為，富士康員工覺得用軍隊似的模式來管理，實在是很冤枉，非常不尊重人。員工希望反抗，就會產生心理問題。他的話音剛落，富士康太原工廠群毆事件就發生了。

據悉，山西太原廠區共計約有7.9萬名員工，主要製造車用電子零配件、消費電子零組件和精密模具。但為了蘋果公司最新發布的iPhone5在內地上市，近期有大批山東、河北、河南、深圳等全國各地富士康的工人被調往太原趕工。

媒體稱，此次群毆的起源是由於廠區安保人員與山東籍員工起衝突，將其拖至麵包車內毆打，山東同鄉為其討還公道，河南籍員工也一起捲入，最後發展至大批員工追打安保人員的混亂場面。富士康公司一直實行軍事化管理，保安在其日常工作中充當著重要作用，太原工廠的保安人數近1500人。但工人與安保人員的矛盾由來已久，保安被認為對工人過於苛刻，大概是發生此次事件的原因。但是，我們可以推測，最終的原因不在這些年輕的保安身上，而在管理者身上。

不是跳樓，就是群毆，富士康近來似乎已成為麻煩纏身的「符號」。富士康作為一家世界級的代工企業，過去由於大陸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富士康極大地享受了這一紅利，並由此建立了巨大的競爭優勢。但目前，中國曾經引以自豪的低價勞動力正日益失去。

在很多年前， 「代工」業的大規模發展是產業界的一次小型革命，它是產業分工的又一次梳理和細化。郭台銘領導的富士康做的正是代工，這種模式很簡單，企業通過必要的管理，用最低的成本生產出質量符合客戶要求的產品。因此，對代工廠來說，成本是核心，是代工企業的關鍵競爭力，成本直接決定企業的存亡，道理很簡單：如果代工比自己生產成本高，那麼為什麼還要代工呢？此外，管理是關鍵，因為管理的好壞直接決定著成本和產品質量，這裡提到的管理包括財務管理、人事管理、生產線管理也包括引發富士康太原群毆事件的保安管理等多個方面。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代工模式相對簡單，企業所創造的價值就是加工產品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包含成本和利潤，而其中設備成本和人力成本是最主要成本，也就是說，代工廠創造的價值中，有些是設備、廠房等硬體投資所帶來的價值，還有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勞動者創造的價值。代工廠成功於簡單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許多矛盾便因此產生。

我們看到太原富士康員工發的帖子：「現在富士康的內部管理讓員工很是受不了，需人性化。」 富士康從過去偏安深圳，到現在散布全中國，2012年，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基地已超過31個。代工廠在產業鏈中扮演的作用便是幫品牌企業降低成本、減少風險，這樣的性質決定了其運作模式和盈利模式，那就是通過嚴格到苛刻、精細化到事無巨細的管理不斷的最求成本最小化。 富士康的發展，可以說是中國電子製造業發展的一個縮影，也是中國珠三角製造業深圳發展模式的體現。可以說，珠三角在改革開放初期基本採取比較粗放的「區位+政策+資源」的發展模式，其中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土地資源、環境資源等。許多年過去了，由於成本優勢不再明顯，資源也變得相對匱乏，珠三角到了產業轉型的十字路口。

然而2010年的深圳「十三跳」事件，並沒有給富士康造成太大的打擊，中國畢竟還有很多欠發達或者相對欠發達地區，還有很多地方有大量土地資源，還有很多地方有更廉價的勞動力。富士康這幾年連續的動作，都表明了其轉戰內地的決心，而富士康這樣的「龍頭」企業仍然是許多城市招商引資的重點，其獲得的優惠政策和條件仍然可以使其屹立於全球代工產業之巔。 近年，富士康在中西部地區出事很多，富士康太原群毆事件是一次大爆發。表明富士康在中西部地區已經完全陷入困境。再往下，走不動了。

富士康太原群毆事件，是「代工」模式的困境。富士康代工一部蘋果手機，只能拿到不到2%的利潤。作為全球最大的代加工廠，富士康的盈利靠的是規模生產，靠的是廉價的勞動力，但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興起，代工模式的優勢正在逐漸喪失。加之我國正逐步告別廉價勞動力時代，富士康的困境也就越來越明顯。

富士康太原群毆事件，是企業管理陷入困境的標誌。在郭台銘《虎與狐》的傳記中，他自比「地瓜」和「蟑螂」，直言他信仰的是一種蒼狼文化，正是這種在中國大有市場的狼文化，讓資本的霸氣被放大到最大程度，員工的基本需求和權利被漠視。富士康一個工廠幾萬人，地域性、群體性還很強，由於這種把人當作機器的泰勒管理，使富士康成了一個隨時都可能爆炸的火藥桶。

富士康太原群毆事件，也是地方政府困陷入困境的標誌。富士康招工，已經從過去很多人擠破頭想進富士康，到了如今不得不依靠政府動用行政力量幫忙招募，破壞本應由市場調價的勞動力供需關係。政府對富士康另眼相待，使得富士康膽量變大，員工本該享受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矛盾的爆發也就只是遲早的事情了，極有可能將政府拖入紛爭之中。

據說太原富士康生產科技含量很高的iPhone5，我們不能不說到富士康後面的蘋果公司。作為全球電子產品商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有諸多的公司與「大蘋果」建立了代工合作關係，包括著名的台資企業富士康公司，其為蘋果公司製造產品的中國工人超過70萬。

蘋果公司只負責設計和營銷，而生產的其餘部分幾乎全放在美國境外，主要由東芝三星、英飛凌等9家公司承擔主要零部件，然後所有零部件彙集到位於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加工組裝成最終產品，並運往全世界銷售。隨著富士康的「西進」，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在進入蘋果公司的供應鏈。中國企業仍然處於價值增值的低端，利潤微薄，僅能賺取低廉的加工費。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顯示，一個iPhone(3G)的出口價值大約為179美元，在中國組裝支出大約為6.5美元。也就是說，一個iPhone手機在中國的價值增值只佔其出口價格的3.6%左右。顯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業的發展依舊落後——科技含量低、利潤率低。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擔任世界工廠不可持續發展，使得這種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世界工廠模式所引起的最大後果是中國定價權的喪失，這體現在最終產品和原材料價格兩個方面。一台蘋果iphone4s出廠價格約360美元，但蘋果公司最大供應商富士康只能獲得其中的7美元。郭台銘沒有膽量和蘋果叫板，富士康只是蘋果代工的選擇之一，而中國中西部省份只是富士康代工的選擇之一。在不得不依靠嚴苛管理取得微薄利潤情況下，富士康太原工廠發生了大規模工人群毆事件。

富士康從員工「九連跳」到發生「群毆事件」，原因也許會歸結到個案身上，但顯露的企業發展、經濟發展模式困境不能不反思，顯露的複雜的社會問題不能不引起重視。事實提醒我們，富士康代工模式在中國已經走到窮途末路。

我們要作好思想準備，富士康太原工廠發生大規模工人群毆事件只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