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意識與蘇格蘭啟蒙思想

　　人類歷史上時有天才扎堆湧現的奇觀，令人類學家驚惑不已。在18世紀的蘇格蘭高地，湧現出大衛·休謨、亞當·斯密、亞當·弗格森等一大批深刻影響了現代文明進程的傑出思想家，形成了與法國啟蒙運動交相輝映的蘇格蘭啟蒙運動。

　　休謨：文明政體

　　休謨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旗手。誠如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吉爾克（R.Kirk）所言：如果要尋找18世紀西方精神的化身，非休謨莫屬。休謨政治學說以憲政理論為重心，其最具獨創性的是文明政體理論。他以法治為標準，區分了文明政體與野蠻政體。君主立憲制是一種「文明君主制」，它是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對休謨來說，政府治權是否依循法治，遠比主權歸屬何人更為重要。政治秩序的優劣，不在於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而在於法治還是專制。民主專制的暴民和君主專制的暴君，同樣需要提防。

　　休謨的文明政體論是政體理論的重大創新。政體為政府權力運作機制（如何統治），國體為國家主權歸屬原則（誰來統治）。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古典政體論中，按統治者人數區分的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實為國體。而違反法度的僭主、寡頭、平民三種變體，已含政體之義。孟德斯鳩的政體分類，合貴族制與民主製為共和政體，又依守法與否將君主制分為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並主張共和、君主、專制分別適合於小中大國。休謨承孟氏餘緒，在古典政治學之君主、貴族、共和的國體分類之外，又區分了文明政體與野蠻政體，即法治政體與專制政體，從而揭示了現代文明政體的本質特徵。

　　休謨政體優先的文明政體論是對英國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古今政治轉型的關鍵，是由專制到憲政的政體革命，其意義大於由君主到民主的國體轉型。政治現代性的第一要義是憲政，而非民主。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英國人一步步把王權關進籠子，使君主制完成了「舊瓶裝新酒」的文明化轉型。

　　休謨政體優先的憲政論和盧梭國體至上的民主論，表徵著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法蘭西啟蒙運動的分道揚鑣，二者亦成為通往憲政良序的英國革命和導致雅各賓專政的法國大革命最鮮明的理論符號。英國憲政先行的政體轉型為民主化國體轉型開闢了道路，法國拒斥憲政政體的民主革命則陷入「君主—共和—君主」的國體輪迴。

　　休謨的憲政理論建基於其人性觀，這位《人性論》作者之驚世駭俗的「無賴假設」提供了法治的深刻理由：「在設計任何政府體制和確定該體制中的若干制約、監控機構時，必須把每個成員都設想為無賴之徒。」保障公民權利和防止貪腐，不能依賴德性，而需建構預防人性之惡的法治體系。休謨的「無賴假設」固然沒有盧梭凌空蹈虛的「公意」的浪漫哲學玄思，但它卻以直搗人性根底的幽暗意識為法治國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斯密：有限政府

　　在市場經濟興起的商業時代，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成為新時代政治的首要議題，也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斯密認為，文明政府的主要目的是維護正義。政府的職責有三：第一，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免於他國的侵略。第二，設立司法行政機構，保護人民免受侵害。第三，建立某些便利社會商業、促進人民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公共工程，如強制推行國民基礎教育。質言之，政府的職能在於保衛國家安全，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以及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斯密所構想的現代政府，是一個規模、職能、權力僅限於國防、司法和公共服務的「有限政府」。

　　斯密相信，以分工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是一個自由競爭的自動均衡系統，每個人為謀利而從事生產和交換，但冥冥之中有一種無形力量可以自發調節芸芸眾生的謀利活動，以促進社會總體利益的增長。此即「看不見的手」原理。斯密認為，在經濟事務上，私人是最善於投資和經營的商人，他們能作出優於政治家或立法者的判斷，因而任何政府對私人經濟事務的干預都是不合理和不明智的，並且僭越了政府許可權。利益與慾望自然會引導人們把資本投向通常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

　　斯密認為，在商業社會，甚至連治安亦離不開商業發展。警察最多的城市，未必治安最佳。防止犯罪的關鍵，不在於設置警察，而在於盡量減少仰食於人的無業者人數。最使人類陷於墮落的無過於依賴，獨立則會提高人的誠實品格。發展工商業是防止犯罪的最佳治安政策，因為工商業有助於增進人們的自立能力。

　　從洛克探究「政治自由」到斯密倡言「經濟自由」，表徵著英倫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經濟化轉向，以及社會理論上一種影響深遠的以經濟整合社會的英國模式的興起，它與盧梭以政治整合社會的法國模式相映成趣。

　　弗格森：自發秩序與公民德性

　　社會自發秩序理論是蘇格蘭學派社會理論最具特色的成果之一。在《文明社會史論》中，弗格森將文明社會秩序的演進歸結為一個自生自發而未經理性設計的演化過程。他和休謨、斯密一樣反對社會契約論，主張「沒有任何體制是經協商共同議定的，也沒有任何政府是計劃的翻版」。哈耶克將「自生自發秩序」歸為自由主義社會理論的核心理念，並將其歸功於蘇格蘭啟蒙學派。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弗格森這段話被援引為自發秩序理論的經典表述：「各民族於偶然之中獲致的種種成就，實乃是人的行動的結果，而非實施人的設計的結果。」

　　弗格森理論視野開闊，其政治思想除了與休謨、斯密一脈相承的自由主義，還有不可忽視的另一面相，即反思現代性的公民共和主義傾向。他的一個中心關切，是追尋商業時代的公民美德。弗格森懷有強烈的「希臘鄉愁」，對斯巴達公民精神尤心嚮往之。他將公民德性歸為自由的基礎，對商業時代以經濟自由代替政治自由的趨勢憂心忡忡，擔心政治自由和公民精神的衰微最終將斷送自由。

　　弗格森揭示了文明社會的一個深刻悖論：公民美德是文明社會的基礎，但文明社會的演進卻以公民美德的衰落為代價。文明社會進步從分工、財富、大國三方面侵蝕了公民美德。雅典人與城邦休戚與共，他們既是公民，又是戰士。但是，當雅典人將戰爭和國家事務變為不同專業的職責時，他們就不再是公民了，雅典亦隨之衰落了。現代國家如果僅僅以確保臣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為目的，而不考慮國民的政治品質，那麼國民就不配享有自由，也沒有能力保存自由。追逐私利和享樂會斷送美德，當財富不再是充滿活力的精神因素而成為貪婪者的偶像時，自由賴以存在的基礎就可能為暴君所利用，人們將要為自己濫用自由而付出代價。此即塔西佗所警告的：「對財富的頂禮膜拜會導致專制政體。」同時，國家領土的擴大會縮小政治過程的範圍，並且減少參與國家立法行政事務協商的人數。而政治疏離則使大多數人喪失了政治共同體成員的公民意識。

　　弗格森的警告發人深省：自由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民族精神的萎靡。而每一種體制的存續都有賴於個人活力，一個國家往往由於國民的邪惡而衰亡。精神萎靡可能導致的政治奴役，是最值得戒備的一種文明病。弗格森闡揚自由的德性，預言商業時代私人自由的擴張可能導致斷送自由的公共性危機，體現了啟蒙思想家深刻的憂患意識。

　　蘇格蘭啟蒙政治思想中雜糅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共和主義，以其對現代性問題的複雜回應構成了豐富深邃的思想世界。英國人也許是最疑懼權力的民族，而對權力的警惕歸根結底源於對人性的懷疑。休謨的無賴假設、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和弗格森的公民德性憂思，無不源於對人的權欲或物慾深刻的幽暗意識。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在線作者：高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