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與貴族精神
貴族和貴族精神
[原創 2007-04-19 16:38:27]
京滬有一些寄宿學校，專門培養面向國際一流大學的預科學生，每學期學費及各種雜費少則數萬人民幣，多則數萬美元。這些學校大半在郊區，站在開闊的操場邊上，一眼望去，廣袤的天際線下，是綠蔭里高低錯落的教學樓、圖書館、宿舍，校園柵欄外，則是英式、m美式、西班牙式的豪華別墅。圖書館、教室、宿舍、禮堂等所有的室內空間都有空調，可以用筆記本電腦無線上網，教學語言一般是英文，教材是國際通用的英文原版教科書。學生食堂是營養師調配的自助餐，蔬菜、葷菜、水果隨意取用，課間有牛奶、果汁及中西式點心供應，社會上許多人把這樣的學校叫做「貴族學校」。
那麼，在這些貴族學校里，貴族是個什麼樣的概念？
一次家長會，校長對貴族理念的陳述令人欣然：「真正的貴族首先要具備一種貴族精神，貴族精神不僅僅是高高在上，更重要的是俯身而下，為社會、為民眾承擔責任。」
的確，「貴族」是具有豐富人文內涵的一種特指。首先它是一種價值觀念。最早的貴族起源於歐洲，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傳統，貴族不僅意味著一種地位和頭銜，也意味著社會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一種我們稱之為「貴族精神」的東西。
貴族精神的第一個特點是騎士精神。這種騎士精神勇敢尚武，光明磊落，尊重女性並延及孺弱。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一個英軍少校沖著向平民開槍的士兵喊：
「住手，士兵們，我們是英國軍人，不是強盜，不許殺害婦女兒童！」
「可是上校，現在是戰爭時期。」他的士兵這麼回答。
「戰爭是軍人之間的戰爭。」少校堅持，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戰爭，也要遵守既定的規則。影片後來的情節證實，那位頗有教養的少校是英國的貴族後裔。
貴族精神的第二個特點是強烈的主人意識和社會責任感。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特里莎修女出身富裕家庭，生前曾任地位高貴的修道院院長，而她赤腳走進印度社會的底層，一生都在奮力拯救那些在貧窮和苦難中掙扎的平民。貴族精神中的社會責任主要元素其實就是平民意識，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和關懷。也就是前述校長所說的「俯身而下」。
當然，貴族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上個世紀初，蘇聯革命把大量俄羅斯貴族趕到中國的東北，這些背井離鄉的世襲貴族歷經戰爭和革命的洗劫之後，家道衰敗，有些伯爵夫人、
鋪天蓋地的廣告洶湧而來，大凡定價昂貴的商品房，莫不以「貴族氣派」來形容，大凡好一些的汽車，莫不以「金領貴族」、「白領貴族」定義車主。而收費高昂，設施豪華的學校則冠之為「貴族學校」。在營銷的慾望下，「貴族」兩個字成為引誘別人慷慨解囊的流行噱頭。
當「貴族」成為奢侈品廣告中的流行辭彙時，似乎在引導這樣的理念，貴族就是那些住好房子，開好車，奢侈鋪張，一擲千金的富人。有錢就是貴族。真的是這樣嗎？
純粹用商業財富的標杆來衡量，只有富人和窮人，沒有貴族。
貴族氣質是一個人對生活細節的品味，對文化的選擇，對事物的獨特理解，看一個人是不是貴族不在於吃什麼，而在於怎麼吃。正如判斷一個人有沒有文化不在於他有什麼樣的學位，而在於他有什麼樣的言談和舉止。
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說：「人類之所以成為地球的主人是因為思想。」人類歷史上所有重大的轉折都起源於思想，而思想來自偉人，「如果說政治和經濟是社會的骨架，那麼偉大的人物則是歷史的命脈。」
真正的貴族應該是社會文化和精神的命脈，橫亘於歷史的朝代之間。
開完家長會，走出校門的時候，只見四個車道滿滿當當，百多輛來接孩子回家過周末的私家車，不僅把道路兩旁的停車位全部泊滿，而且塞滿了全部行車道，水泄不通，五顏六色的法拉利、保時捷、勞斯萊斯、賓士、寶馬、沃爾沃……在上海的任何一條馬路上，都沒有這麼多名牌轎車雲集，偶爾也看見本田、帕薩特夾雜其中，顯得有些寒傖。
警察封鎖了道路兩頭，所有的計程車、社會公共車輛全部繞道，只有接送孩子的私家車可以排著隊，緩緩駛入。兒子說，這種壯觀的「名車展覽」每個周末上演一次，可以想見，這幫貴族學校里出來的孩子，將是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最富有的群體。
財富可以造就一個人，也可以摧毀一個人。
我由衷地希望中國所有號稱貴族學校的教育機構，培養出來的不是一群驕奢淫逸的紈絝子弟，而是一幫具有國際視野的社會精英。就像平和國際學校的校長所說的那樣，把培養真正的貴族作為使命,讓他們的學生懂得：
國王誥封的只是貴族的血統，歷史加冕的才是貴族的精神，真正的貴族精神包涵著社會責任，真正的貴族生活首先是文化選擇。
尋回中國貴族精神的軌跡
江汛、馬楠
不能把貴族精神和平民精神對立，奴才精神才是貴族精神的對立項。劉再復表示，貴族特權可以打倒，貴族精神不可打倒，因為它是自尊、低調、守持遊戲規則與心靈原則。中國五四運動及四九年以後打掉貴族精神，帶來痞子精神及流氓精神泛濫。
二十世紀中國有一重大精神現象，就是貴族精神的瓦解，陽春白雪文化的衰落，象牙之塔的滅絕。貴族特權可以打倒，貴族精神和貴族文學則不可打倒。貴族精神就是自尊，就是低調，就是守持遊戲規則與心靈原則，這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名譽教授劉再復一再強調的。
二月二十七日在城市大學「城市文化沙龍」上，劉再復作了題為「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的專題演講。
劉再復認為，中國人「往往只有專制人格而沒有貴族人格，有聖賢人格而沒有騎士人格」。他說：「這一點俄羅斯的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的靈魂》一書里總結得非常好，他反省俄羅斯的國民性，只崇尚神聖，不崇尚正直。我聯想到中國，是追求聖賢而不追求正直，聖人超乎尋常，標準太高，做不到就戴面具，就變成虛偽了，追求正直才能面對真理。未能崇尚正直，有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缺少騎士貴族的傳統。中國經歷過周代的氏族貴族時代，可是貴族傳統過早中斷。後來魏晉南北朝出現門第貴族時代，又被科舉瓦解了。清代出現部落貴族統治，但整個時代缺少貴族精神。貴族文化本就薄弱，五四運動偏又提出打倒貴族文學的口號，加上跟政治結盟，知識分子不斷激進，使得高雅文化無立足之地。一九四九年革命以後，不僅是貴族被摧毀，連支撐道統文化的鄉村士紳也被消滅了，只剩下破落戶和暴發戶，所以二十世紀的歷史，基本是破落戶和暴發戶不斷交替起落的歷史。貴族精神的瓦解，使貴族精神的對立面，即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泛濫，沒有任何敬畏，沒有任何心靈原則，沒有了人的自尊與驕傲。」
多年來，劉再復專註於文化批判的探究，在香港城市大學他曾作過關於貴族精神和貴族文學的講座。今次演講顯現出他的研究更系統也更深刻了。一個多小時的演講後，在答問的時間段，來自各地的八、九十位學者和學生同他一起近距離研討。
劉再復研究「五四運動」，認為有兩個基本點使該運動永遠具有合理性：一，文化改革者認識到中國古代的文化資源已經不能夠迎接現代社會的挑戰；二，他們認識到中國文化里有一個西方理性邏輯文化的闕如。劉再復認為，「五四」文化運動那些歷史先行者都很善良，都考慮底層、下等人，考慮平民。可是「五四運動」發生了兩個大概念的錯位，第一，貴族特權和貴族精神沒有作區別，也就是貴族特權和貴族文學沒有分開，反對貴族特權和反對貴族文學是兩回事。第二，沒有分清貴族精神的對立項，把貴族精神的對立項看成是平民精神，把貴族文學的對立項看成是國民文學，其實貴族精神真正的對立項是奴才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劉說：「我們這些人都出身平民，但我們身上也可以有貴族精神。二十世紀的精神現象不能完全歸罪於『五四』，但『五四』要負很大責任。兩個概念的錯位後來還派生貴族精神和精神貴族的錯位。」
劉再復說，《紅樓夢》中的賈赦、賈蓉和賈璉哪有貴族精神？像賈蓉，完全是痞子流氓。而晴雯是平民，她「身為下賤，心比天高」，非常高貴。所以不能把貴族精神和平民精神對立，奴才精神才是貴族精神的對立項。他說，二十世紀發生幾個與貴族精神失落相關的重要精神現象：一是知識精英的世紀性媚俗，知識分子太重功名，現在可能是歷史上知識分子最重功名的時代，比唐代還厲害，到處是俗氣的潮流；二是平民精神的變質，平民流氓化、鄙俗化；還有一個就是打破了象牙之塔，象牙之塔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到現在還不能為象牙之塔正名，沒有象牙之塔，怎麼可能有知識分子獨立思索的精神空間？怎麼可能有長期的積累？怎麼可能有精神的精緻與深邃？文化是一個字一個字，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累積起來的，它需要有一個安靜的環境，一個沉靜的狀態，一個象牙塔的面壁沉思的空間，在裡面安靜下去，沉下去，有這個心靈存放之所才有精神貴族和貴族精神。劉再復感慨說。「當年魯迅還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可是後來變成不合法了，象牙之塔變成負面概念整天受批判。」
他認為，中國的貴族傳統太早中斷，沒有形成貴族的傳統。關於什麼是貴族精神，劉再復認為，有兩個最根本的精神，首先一定是低調的，他們一般學養教養都比較高，不會像暴發戶那樣「財大氣粗」，好講大話。即使像俄國十二月黨人的貴族反叛，也不像農民反叛的調子那麼高，不會動不動講「改天換地」、「替天行道」；第二，貴族精神最核心的意識是自尊。這是尼采特彆強強調的，在《善惡之彼岸》這本書論證這個問題，貴族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基佐在《歐洲文明史》里也特彆強調，西方的貴族精神從羅馬貴族到了歐洲貴族，歐洲貴族精神就很突出了，就是「自我確立」，個體的重要性不是來自於他人，不是來自於皇上，而是來自於我個人，這樣靈魂就獨立了，尊嚴就站立起來了，這才是貴族精神。貴族有一基本行為模式——決鬥。決鬥的意思，一是確立遊戲原則，二是確認有一種東西比生命更重要，這就是生命的尊嚴。
劉再復說：「像陳寅恪談到獨立的精神應該說和貴族的精神有相同之處，比如說獨立的精神，這可能是貴族精神最重要的一種精神。陳寅恪把這種獨立精神看得非常重。他寫柳如是，我的解讀跟人家不太相同，他為什麼寫柳如是？從學理上說，我並不認為它是非常邏輯的學術著作，甚至感到有點繁瑣，但可以感到他要寄託的精神恰恰就是一種獨立的精神。」他認為，在明清交替的民族危難之際，很多帝王將相，權威泰斗，大知識分子（如錢謙益），他們的人格精神都不如一個妓女（柳如是）。陳寅恪特彆強調獨立的精神，這種獨立精神當然是貴族精神，貴族精神是一個大系統，但貴族精神並沒有完全涵蓋自由精神，自由是近代社會資產階級確立起來的精神體系。陳寅恪先生概括王國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應成為二十一世紀知識分子的精神火炬。
劉再復說：「現在鋪天蓋地的庸俗潮流席捲社會與知識階層，知識分子追求世俗角色，比如說，我過去當一個研究所的所長，這是一個世俗的角色，角色帶來利益，但不要把這個當作很重要的東西。現在的作家，當一個省的作協主席、副主席，馬上有小車坐，有什麼局長級的待遇，追求世俗的角色，其代價往往是喪失高雅高貴的精神，丟掉人的驕傲。」
呼喚貴族精神 （一）
(2008-1-5 10:21:53)
分類：對話卓舒
這是一個有關「貴族精神」的話題，我們醞釀了很久，考慮到底要不要端出來。因為這是一個最複雜、最難以定論、並且很容易令人產生錯愕和歧義的話題：「貴族精神」？可能存在嗎？貴族又在哪？有必要去「奢談」嗎？有意義嗎？
但是不可否認，雖然它從來沒有什麼特別鮮明的標誌和形態，卻從來沒有離開過一些人的內心視野，儘管這一些人在中國當代是極少數，並且始終與人的價值取向密切關聯。它就像一個磁力巨大的隱性磁場，秘密地吸引並召喚著人的神經、意念、情感，以及生命的掙扎、狂喜、衝動與夢想，它們都無一不被該「磁場」強烈「干擾」。正如生命本身也是最為複雜和難言的，面對「貴族精神」——這個飄忽在性靈世界的精靈，既然它深刻影響著生命，那麼除了面對，別無選擇。
特蕾莎修女說：「將你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可能會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樣，還是要把最寶貴的東西獻給世界。」我們並不奢望獻給讀者的是「最寶貴的東西」，也並不奢望它能得到所有讀者的感同身受，但是我們堅信：「人活著，除了需要口糧外，也渴求人的愛、仁慈和體恤。」而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無一不與「貴族精神」密切相關。
為此，我們訪談了人文學者卓達集團董事長楊卓舒即為其中之一。
《胡潤百富》：很多人認為中國歷史上雖然有士大夫階層，但並不存在典型的貴族階層，現在也同樣不存在，那麼您認為我們探討「貴族精神」這一選題到底有沒有意義，是否不合時宜？
楊卓舒：這個話題非常有價值。因為它不僅有助於那些所謂功成名就的企業家尋找自己精神的家園，解決精神歸宿的問題，有助於全民提升自我的精神旨趣，更重要的是干係到這個國家、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干係到國家的整個文化凝聚力、精神凝聚力和情感凝聚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已經超越了商業倫理和社會倫理的範疇。它不是問題的全部，但卻應該是當代社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諸多問題之一，直指信仰缺失的問題，因為離開信仰，離開文化，離開精神家園，貴族精神就無處著落，也無從談起。
獻身精神是第一特質
《胡潤百富》：您認為「貴族精神」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
楊卓舒：貴族精神與貴族所賴以產生的土壤是相伴而生的。傳統意義上的貴族，是歐洲歷史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種特定階層。這一階層小則對一個城邦國，大則對一個國家的生存、獨立、民主、發展和自由都起著核心作用，這與歐洲城邦國體制密切相關。歐洲之所以有那麼多城邦國，實際上是由許多獨立的貴族支撐起來的。
貴族精神的第一特質就是偉大的獻身精神。二戰期間，丘吉爾的講話就體現了這種貴族精神。面對納粹的強勢，他說：「我們將在海灘、在碼頭、在陸地、在平原、在高山、在叢林不停地戰鬥，但是決不投降」。這就是國家危難時期貴族發出的聲音，這種聲音在歷史上代代不絕。
能夠為國家、民族不惜犧牲生命的人，堪稱貴族。譚嗣同能跑不跑，慷慨赴死；在抗日戰爭中，淞滬會戰的那800名勇士，以及此後幾十個著名戰役上那些浴血奮戰的將士，特別是以張自忠為代表的那些戰死的將士；孫中山自己生活優越，卻為共和、民主奮鬥40年，而且革命不為掌權，掌權不為弄權，一旦天下需要，即刻放下權力。他們都是貴族精神的典範。
「泰坦尼克號」上，有對頭等艙里的老夫妻，本來按照航海慣例，頭等艙中的乘客享有優先逃生權，何況他們又是老人，但當船行將沉沒的時候，他們聽著樂曲，躺在床上安詳地沉入冰冷的水底，把生的機會留給了別人。對他們而言，死亡同樣是痛苦的，生命同樣是寶貴的，活著同樣是美麗的，但他們選擇了死亡，這就是貴族。
我曾經對我兒子講，雖然人都怕死，但還有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靈魂的審判與煎熬，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選擇死亡。
《胡潤百富》：中國歷史上有沒有精神貴族集中出現的時期，或者說比較適合貴族精神養成的土壤？
楊卓舒：相對來講，春秋戰國時期比較突出，除了一批在百家爭鳴中思想獨立的學者之外，那時的春
時代召喚精神貴族
《胡潤百富》：如果是和平年代，在日常生活當中，而不是那種生死關頭，具有「貴族精神」的人（精神貴族）會表現出怎樣的人格特質和價值取向？
楊卓舒：在和平時期，如果毫無名利心和功利心地為需要的人捐獻出財物，也是一種犧牲精神。但「貴族精神」更重要的表現，首先是對國家命運前途的深切關注，並且竭盡全力，用言語、行為、情感等等多種方式去善盡責任，來阻止某些東西，或改良某些東西，推動社會進步。
所以，貴族精神並不一定屬於那些擁有權勢或巨額財富的人。而精神貴族必須是靈魂自由人，人格必須也是完整的。當你依附於某種力量或某種權勢，缺乏獨立的人格，當你的精神欲言又止，不能形成自我獨立的精神世界，靈魂無法自由呼吸，那麼無論是貴族還是貴族精神，都將難以養成。有為自由而犧牲自由的貴族，而絕無沒有自由的貴族。
精神貴族不是沒有缺陷，不是沒有靈魂中陰暗的部分，不是沒有陽光照不到的地方。但是古人講「君子之過，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遮無瞞」，精神貴族首先是普通人，也有過錯，但是他們能夠不斷地反省自我，無情地解剖自己，有內疚、知廉恥。但精神貴族決不會用謊言無休止地自我粉飾。
精神貴族是不依賴、不仰仗任何權勢而獨立存在的精靈。他們可以做乞丐，可以做普通勞動者，可以修自行車，可以做打工仔，可以為生計而奔忙，但決不依靠猥瑣的手段藉助權勢獲得好處，從而飛黃騰達，然後刻意自我粉飾、為自己套上光環。
《胡潤百富》：那麼當前的社會文化生態是否有利於貴族精神的養成，有利於精神貴族的成長呢？
楊卓舒：如果大家都習慣地說著一本正經自己都不相信的套話，謊言盛行，這種情況下精神貴族是很難大規模成長起來的。當一個人在台上夸夸其談做著報告，回到家裡，卻告訴自己的孩子不用相信這些，嘴上講的自己必不信，自己信的必不講，忠誠、道義、責任、愛心、良知、理性幾乎成了傻瓜代名詞，或者就被認為是「偽善」。如果處在這樣一種分裂和扭曲的精神狀態下，貴族精神的養成談何容易？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漢語言是一種精神載體，代代相傳，總有激勵人心的不朽佳作激勵教化著一代又一代人。儘管傳承下來的文字在精神體系上是不完整的，可能還構不成獨立的哲學體系，但代代都有這樣振聾發聵的文字，令歷史上多少仁人志士鞠躬盡瘁。
然而漢語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糟蹋，成了虛誇、偽飾、妄言和挑釁良知的工具，怎能設想在這種漢語言氛圍中，能滋生出精神貴族呢？精神貴族的營養又來自何方？當人們被言不由衷的話語層層包圍，眼看環境問題、資源問題、污染問題日益惡化，而到處卻都是鶯歌燕舞的GDP數字，有誰在為此扼腕並深究其竟？誰又該為此負責？
就企業和企業家的生存狀況而言，只要權力還絕對地掌握著資源的分配，只要還能通過非正當的關係和金錢獲取資源，任何企業不論做得多麼大，其掌舵者都不可能成為嚴格意義上的企業家，更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精神貴族。
《胡潤百富》：所以我們這裡所謂的「貴族」，說白了就是「高貴」的意思，是保持著生命的尊嚴，有著被廣為推崇的情感與德性價值，而決非孤芳自賞的標籤。
楊卓舒：精神貴族是高貴的，和錢沒有關係，和企業家成功與否沒有關係，假如某些企業家具有這種高貴的氣質，那麼必定與他擁有多少財富也沒有關係。一個民族，如果不能有這樣一批人引領全民族在情感高貴的峰巔行走，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就會被人厭惡、被人瞧不起、被人蔑視，這個民族也很難生長出浩然於天地間的正氣，這個民族的精神世界就是蒼白的，偶然表現出的所謂凝聚力也是不可靠的，其生命力也將是脆弱的。無論洋洋洒洒的報告講得多麼天花亂墜，官樣文章做得多麼無懈可擊，都會像包裝紙一樣，一旦被捅破了就變成垃圾，沒有任何用途。正是因為當下的社會太缺乏貴族精神光芒的照耀，因此時代才強烈地呼喚精神貴族和貴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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