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與中產——斷裂、坍塌和自我厭憎

06-13

周末的時候去父親的熟人家裡玩，順便跑到他家廠里逛了一圈，那裡的環境與我平時所在的充滿了來自體面中產階級的學生的校園截然不同——並不是說這裡的工作環境和工人待遇有多麼糟糕，而是這裡的工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氣質。在這類工廠里是看不到、也不需要「自律」和「自我意識」這類東西，工人只需要作為流水線上的螺絲釘而存在。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也罷，但是當離開工廠後，我在車上和父親的熟人談及這個話題時，這位有著北大哲學系文憑的工廠主搖搖頭，「有的人只能當這種螺絲釘，你不派人盯著他、不給他下命令、不往死里逼他，他就什麼也幹不了，整天只會像沒頭的蒼蠅一樣亂撞。說句不好聽的話，人和人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天生就是被別人管的命，教也教不好」。隨後他開始就這個主題大談了一番「就是因為這種愚民太多，民主在中國才搞不起來」，而我就胡亂地敷衍過去。

那天晚上，我突然回憶起在大一的時候，我曾經被學長拉著去了好幾次校園裡的馬主義讀書小組，也圍觀了某個以馬主義為指導原則、致力於為工人謀福利之類的社團的幾次活動。這類活動都是由學生自發組織，因而也少了很多當今中國大學裡令人作嘔的教條和虛偽。在這個小組裡進行的絕大多數討論雖然可能顯得十分愚蠢或中二，卻也是相當真誠的。

但是作為一個在大城市的貧民窟呆了八年、在極度貧困的農村中學參加過中考的人，這些討論讓我覺得十分可笑：這些出身中產的熱血青年在展開討論時，總是先做出「那些來自社會底層的人是和我們一樣的」的結論，而在我這個曾經體驗過相當長時間的底層生活的人看來，所謂的「底層人」和中產階層在最根本的人性方面，都有著相當大的差別。在中產們看來幾乎是駭人聽聞的事情，對底層人而言很可能是理所應當、天經地義的。

比如說，在蘇州火車站附近的那個貧民窟生活的時候，我見過好幾個遊手好閒、依靠妻子/女友/情婦（有時甚至是還未成年的女兒）出賣肉體維持生計的中年男子，見過為了一筆數額完全不大、靠借錢或者打一年工就能還、而且債主並未緊逼催債的欠款就拖著全家老小開煤氣自盡的小販，見過為了搶幾十塊錢就殺人滅口的社會青年。

比如說，初三的時候，母親因為擔心我在蘇州的中考可能失利，便託人在外省某縣的鄉村中學幫我買了一個學籍，讓我在蘇州中考完之後再去那裡中考一次。在那裡，我見到了為了趕上進城打工的日子而逼迫生病的父母自盡的農民，見到了眾多在干不動農活以後就自動搬到牛棚豬圈裡安心等死的老人。我去的那所中學因為較高的升學率在當地風評很高，但是那裡的學生大多有著「老師不命令我，我就不知道該幹什麼」的混沌頭腦，有的學生甚至要老師扇上幾巴掌以後才能意識到自己應該幹什麼（奇怪的是，從我和她的交流來看，該生智商完全正常），而那裡最好的老師雖然曾經鬧出過逼死和打殘學生的事情，卻仍然因嚴格的作風而頗受好評。

而在中產們看來，這些事情大多是不可想像的。在他們的世界裡，有手有腳的大活人逼著自己的妻女出賣肉體是極度的可恥之舉，因為一點小錢就自殺或殺人是極度缺乏理性的行為，因為趕著進程打工而逼死父母是大逆不道，在家庭有能力、有意願供養的情況下執意求死的老人是不可想像的，十五六歲的小孩應該能聽懂大人的命令，而如果自己的寶貝兒子寶貝女兒被老師逼死或者打殘了，父母一定恨不得衝到老師家裡拚命，而該老師會面臨牢獄之災而不是加薪升職。

但是這些事情在所謂的「底層」真真實實地發生過，現在也許仍然繼續發生著，將來也許仍然會繼續。

而這些事情在中產階級看來完全是微不足道和一派胡言，《呼蘭河傳》里所描寫的野蠻的農村生活在今日的中產們看來，只是精神病人的夢魘和囈語。那些真實發生著的恐怖和野蠻，離他們還太過遙遠。

這個社會在斷裂（或許這種斷裂是以往就有的），而我儘管看到、並經歷了這種斷裂，卻依然難以接受和承擔這種斷裂。初三那年父親的事業東山再起，我也因此搬離了住了多年的貧民窟，住進了市區的房子，成為了這個城市中產階層中的一員，但是這些只是表象。初三那年的暑假，在被這個城市最好的幾所高中之一錄取後，我花了整整兩個月的時間打扮自己，學著像周圍那些中產家庭的女孩們那樣使用電腦和手機，學著如何優雅得體地在商場購物和在中高檔餐廳里用餐，學著怎樣像一個正常的中產女孩那樣說話做事。進入高中後，我向身邊的所有人隱瞞了我的過去，在那三年里，我完美地扮演了一個中產家庭女孩的角色。

但是那道裂痕終究無法被隱藏。六歲時我的世界崩塌，地殼開裂，讓我得以窺見地表下灼熱的岩漿，吸入刺鼻的濃煙，十四歲那年地殼閉合，我重新回到地表，學著讓自己成為一個合格的地表居民，然而那些岩漿與濃煙的氣息，我大概永遠無法遺忘，即便閉上雙眼，捂住口鼻。

地下和地表的生活對我而言都是絕對的真實，但是這兩個世界所遵循的是迥然相異的規則。在這兩套規則里，哪一套生活更真？而我只知道，在這兩個世界裡，我都找不到能夠完全安放自己的位置，我處於一種分裂的狀態——而我無意也無力讓自己完整起來。

所以在和那位有著北大文憑的工廠主對話時，我一方面完全認同他那一套「底層那些人就是命賤，不逼著就不會幹活」的道理，另一方面對這種道理感到噁心，覺得「你以為你能比那些人高尚多少？你以為你多讀了幾本書，就有資格自恃清高、把那些人當蟲子看嗎？」，進而產生自我厭憎。

對於一個試圖偽造身份和過去、以便在地表社會佯裝一個正常居民的人來說，這就是最大的懲罰吧：我的生命已然斷裂，只有借著謊言和虛偽才能對此作一番無用的修補，然而依靠著這種修補而完全重建和改寫了自己身份和人格的我再也無法看清自己的真面目。我記得高中三年和大學剛入學時的我一遍一遍向著陌生人提問，「你覺得我是什麼樣的人？你覺得我正常嗎？」然而他們的回答根本無濟於事，我生命的原則和我的人格早已坍塌，淹沒在那種撕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