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海泉：魯迅是不是「思想家」？

06-13

原題：對魯迅先生評價的爭論

　　對魯迅先生的評價解放前就有爭論，解放後被『強制』統一了，達到頂峰，幾乎和政治領袖一樣，不能有任何非議;近來非議之聲不斷，在他逝世7 0周年紀念之際，媒體介紹不同的觀點，讓大家知道這種情況，提倡平等爭論，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是科學還原真實歷史和人物的『潮流』，清除過去那些極端主義污染，有利於科學、民主氣氛的建立。不過我始終認為，任何人都應該力求做到『真實』和『準確』，因為不真實的東西，不準確的東西不但造成無謂的爭論，而且既經不起時間和事實的考驗，也經不起人們科學地推敲，都會在歷史的過程中成為過眼雲煙，也不能起到有利於社會的效果，只能是浪費社會資源。願今後不再有憑權勢論英雄的事情發生。

　　李敖先生對孫中山、魯迅都有非議，我首先贊成他反對把某個人『神化』的態度，不但因有功勞和優點就要掩蓋其缺點和錯誤，甚至否定缺點錯誤的存在。更有甚者，把缺點都說成是優點，比如把個人專斷說成是魄力、果斷之類。這樣對社會的危害實在太大了!但李敖先生的片面性也是顯然的，表現得既不太科學(不放到歷史背景上，不放到全部整體上)，也有那麼一點不夠厚道(因為他有時達到苛求的程度，但他又非常強調待人要厚道)，儘管他言必有據，我也相信他提出的新證據。所以，我建議大家看人既要用『特寫』，細緻地觀察有的局部，又要用『長景』，整體地和全面地看，最後來個『長景』。在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時，我還強調要站在社會發展，人民群眾的根本和長遠利益的角度，不要太看重對少數人如何、如何，特別是對歷史人物本人如何，因為我們是在看社會效果，我們大多數人也更關心社會效果。我們要提倡不以個人好惡論是非，但在不涉及國家、人民利益的事情上，我們也要理解和包容個人的個性，可以有獨立觀點，沒必要無論什麼都要取得一致。

　　魯迅先生去世70年了，無論功勞也好，還是不足也好，都已經是歷史了，今天我們來研究和討論他，主要是為了我們有一個待人論事的好態度、好方法，以便建設出一個和諧社會，我這個圈外人也來說說幾個魯迅評價問題，目的在此，不希望人們單純為魯迅先生去爭執。

　　(1)，魯迅是不是『革命家』

我認為可以說是革命家，因為他一生都在為中國的進步奮鬥，都在反對阻礙社會進步的勢力，特別是在文學、思想領域裡，他的戰鬥性是很突出的，堅定性也是很突出的。如果說他沒有參加武裝鬥爭，沒有答應去搞暗殺活動，就不能算革命家，這就顯得太片面了。我倒要說，只會搞暗殺的人算不上革命家，『家』是有水平的，好像世界上靠暗殺把『革命』搞成功的數不出幾個;敢打仗而且打贏了就是革命家嗎?不見得，封建王朝的更替，不能算做『革命』。武裝鬥爭只是革命行動中的一種，而且不總是最主要的那種，更不是最先導的那種，要是把『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句話強調過頭，效果恐怕很不好，也不是科學的結論。因為提出並實踐這句話的毛澤東同志就非常強調『黨指揮槍』，這就表明革命理論和思想更有決定意義。魯迅先學醫就是想提高中國人民的體質，不是病夫，目的就是提高打仗的能力，後來為什麼不學醫改學文，據說他看到圍觀殺同胞的人不少也長得膀大腰圓，『革命思想』才是第一位。

　　魯迅是不是思想家，我認為也可以算。如果他的思想中沒有進步的內容，他寫文章在幹嘛?有人只承認他是文學家。我倒要問，存在沒有進步思想的文學家嗎?如果有，也應該改稱為文字專家，善於修辭造句，沒有進步思想，沒有政治敵人，統治者一般都『尊敬』、照顧他，甚至連學術『敵人』也沒有，很難與人爭執，魯迅肯定不是這樣的人。

　　我想，問題出在我們把『革命家』、『思想家』都看得太神聖了，太高大全了。其實，我們說某人是『家』，只不過是說他在某方面有比較高的水平，有值得大家學習的地方;而且這個水平還有高低，比如對很高者加一個『大』字，加『偉大』兩個字就常常表現出我們自己太『慷慨』了些，會帶來消極效果，比如盲從、迷信，害了對方，也害了自己，還害了大家。我希望對這個問題今後適當模糊點，不要走兩個極端，像『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樣，神聖化魯迅，其實質性目的是有人想把他當成打人的工具，而倡導者本人並不一定真心尊敬魯迅;我們今天也有這種現象，把某人封成『權威』、『泰斗』，對他的觀點就只能誠惶誠恐，就可以輕而易舉壓制不同意見，不利於創造性，也不利於科學和民主氣氛的建立。在今天的一些領域，也有把『家』太大眾化了的傾向，動不動就封成『家』，說白了，只能起沽名釣譽的作用，也不利於社會的進步與和諧。

　　魯迅是不是文學家，我認為也應該算。有人說他沒有長篇，甚至中篇也少，就不認同稱魯迅為文學家。這種主張很不好，把文學孤立得太過分了，還是把文學家包含得寬點，長篇、中篇、短篇、散文、雜文、詩辭歌賦、…都是文學的範疇，確實水平高，就可以稱為文學家;不然，別人也可以不承認你是文學家，只是長篇小說家而已。別的領域就很寬，比如叫藝術家，不必要說某種藝術才可以叫藝術家，別的就只能叫單項名稱。何況叫成文學家就怎麼了，叫詩人就不怎麼了，這實在太那個了點!如果我們站在社會的高度上看，區分具體項目沒有實際價值。如果要聽我的個性意見，在『亂世』我最喜歡雜文，對待社會問題它愛憎分明，目標明確，言辭尖銳，…，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如果你來個幾十萬言的長篇，文字含蓄而優美，顧左右而言他，讀者就仁者見仁，社會效果就不集中。當然，今天有人寫出反貪腐的報告文學式的現實長篇，也有好的社會效果，可惜的是，這隻能是『馬後炮』，代替不了雜文的戰鬥效果。在『治世』就盡量少用雜文，言辭要特別謹慎，否則容易傷人。如果長篇才能得諾貝爾文學獎，你就多寫吧。

　　總之，我主張『家』應該寬而不濫，『偉大』就要很嚴格，『聖』一百年里未必有一個。就是到『聖』的程度，仍然是人，也不是十全十美，也不必誠惶誠恐，也可以持『不同意見』。

　　(2)，魯迅的怨氣與刻薄

說魯迅有這個『毛病』的人很多，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沒人敢說，現在說的人都不是『當事人』了，要準確了解時代背景，魯迅為什麼要那樣就相當難了。我這個圈外人就更難了解，而且我也沒必要去準確了解，但我仍然可以說說看法。魯迅先生的怨氣與刻薄不外乎對兩種『人』，一是阻礙社會進步的，一是『人民內部』的。對於前者，魯迅的怨氣衝天，刻薄尖酸不正是他可愛的革命性、戰鬥性嗎?不是源於他對國家人民有深厚的責任和感情嗎?他能夠在舊禮教的字裡行間看出『吃人』的實質不正是思考深刻的表現嗎?對於人民內部的人，只是見解或主張不同，在『爭論』的時候，確實不要這樣，何況你的意見不一定就對，比如魯迅說中醫是有意無意騙人，不但語言刻薄，而且觀點錯誤;即使對方刻薄，也不主張以牙還牙，要力求準確友善。但我們要嚴格區分清楚一個非常重要的界限，就是『嚴格』與『怨氣』，『深入』與『刻薄』。在我們的現實世界裡，兩種相反方向的錯位都是有的，也都是非常有害的，也是我們常常愛犯的，我們不能只注意防止一種，放縱另外一種。我認為在學術性爭論時，以說清楚見解為限，其他的都在否定之列，比如把見解與為人隨便聯繫。當我們在談錯誤原因的時候，當然這裡的錯誤是實事求是的，鐵板釘釘的，對國家和人民已經造成損失了，就應該提倡嚴格與深刻，反對膚皮潦草，不疼不癢，文過飾非，比如把圖謀私利說成是『好心辦壞事』，…。愈是大事，愈是大人物就愈應該如此。因為我們是在討論成年人的事，而且是對社會有重要作用的成年人，不是對小孩子和小學生。我們今天非常缺乏的就是這個，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留給我們的『遺產』，用儒家的觀點表達就是為尊者諱。尊者小是家長、老師，大到國家領導。這樣，錯誤的根源不能真正找出，何談改正，依然故我，錯誤還要出現，國家和人民還要受到損失，歷史就是這樣反覆告訴我們。毛澤東同志說得好，『批評從嚴，處理從寬』，『與人為善』，『治病救人』，對任何人都應該如此。至於他做得如何，是另外一回事，我們應該按好的去做。

　　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主張『少不讀魯迅』。我看這就有點絕對化了，我沒有看他的書，單憑說青少年不能讀魯迅的書這個結論，我就不贊成。因為他在電視上說，不能讓青少年感染上那麼些怨氣，為人處事，甚至看社會都不好。我就很奇怪，如果魯迅的態度和用語是那樣的不可取，難道中老年人就可以學習那樣的態度和語氣?或他們都能夠妥善對待魯迅的書?青少年不能與『不好』的東西接觸，你敢說我們今天存在的東西(除『文學』以外還有別的)都是對青少年有益的?要他們到理想的『世外桃源』里去!我們在教材里確實應該非常恰當地選擇魯迅的文章，特別是在教材里應該有明確的提示，更重要的是我們做老師的，做家長的，以及其他社會上的長者，應該怎樣引導他們去讀，作出典範，做到去粗取精，吸收有益的東西，擯棄不好的東西，而且還不要照搬，要與時俱進的創造，培育鍛煉他們的素質。當然，今天要做到也不容易，但我們應該這樣，大家要努力爭取做到。如果那位先生對『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極端思想很是反對，對一些小青年在歪曲了的『造反有理』的煽動下那時幹了很多蠢事深表痛心，這中間可能就受到魯迅的影響(即使有，也不是主要的)，我非常理解和贊成，但我們也不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不然，我們在現實世界裡能找到十全十美的東西嗎?過去的作品能有十全十美的文章嗎?即使有，夠大家讀嗎?何況魯迅也有充滿同情關愛的作品，如故鄉里對兒時好友潤土。

　　(3)，其他

上海有一個中年文學教授，對魯迅先生的新評價算比較『前衛』，可我不同意的卻不少。比如，說魯迅對他的『原配』就是一個壓迫者，和他反壓迫鬥士不相稱。不知道他有沒有要以此來否定魯迅是反封建鬥士。魯迅的原配是他家長強迫給他的，在清代你說怎麼辦好?女方能接受退婚或離婚嗎?魯迅可以應用『休妻』的權利嗎?那個被休的女人命運會更好嗎?兩個人都是封建制度的犧牲者，談不上誰壓迫誰。但魯迅後來反抗了，你能拿出魯迅不讓她反抗的證據嗎?不願意她爭取婚姻自由嗎?魯迅有像趙老爺不讓阿Q革命的表現嗎?如果我們說魯迅先生沒有盡最大的努力使她覺悟，去爭取自己的自由，算是不足之事，也就夠了。如果那個女人抱定『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承認男人可以納妾，死不離婚，甚至認為被離婚的女人沒法活在世上你怎麼辦?我不知道那位教授考察過這些問題沒有，我也不清楚後來他們的實際情況，現在才有人給我們普通讀者說，她一直與婆婆生活，她死後想與魯迅合葬，未能如願。這些都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不能用今天的框框去套那時的事，否則就太不厚道了;何況製造『悲劇』的元兇是封建制度和思想，並不是魯迅。如果我們用這件事情來否定魯迅先生是反壓迫的，我可以肯定地說，世界上真實的人，就沒有一個是可以肯定的，因為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好像24K算足赤，也不過是『算』而並非『是』，但有14K的筆尖也叫『金筆』。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們在學習魯迅這句話時有很明確的理解，大概是人所共知的。今天這位教授到魯迅先生的家鄉偶然買到一個硯台，上面刻有小孩騎在牛背上的圖案，他聽說，這就是紹興地區的孺子牛，於是他對魯迅先生這個名句的解釋就是，魯迅先生心甘情願背著他的兒子幹什麼，比如去看病。真是妙語驚人!你問過魯迅先生?問過許廣平女士?你看到魯迅先生在他的什麼文字資料里是這麼說的?文學語言不像我們技術語言，技術語言十分確切，不給讀者自由想像的空間，而文學語言很含蓄，就要給讀者很大的想像空間，否則文學味就太缺乏。可問題就出來了，這位教授就這樣『有根據』地想像出這樣的意思來，真是稀罕!

　　我們這樣理解魯迅先生這一句對稱的話，千夫指是廣大老百姓反對的人，也就是魯迅先生一生反對的人，他對這些人是橫眉冷對;孺子牛是與廣大老百姓的關係，他願意為他們俯首服務。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我們這樣理解是根據他一生的整體表現，也可以說是我們根據他一生的整體表現做出的評價，只不過採用他的話，與他的主張一致。我想問問那位教授，紹興地方一百年前，農民養一條牛就是背著小孩子玩的嗎?或者是肉牛像豬一樣養大了賣給人?一百年前牛主要甚至唯一的任務是幹活，比如犁田耕地，殺了吃肉的都是老牛或病牛。就算今天紹興有專門的肉牛，牛還要背著主人的小孩子去玩嗎?那樣經濟效果好嗎?你看到這樣的場景嗎?退一萬步講，牛背的也不是自己的兒子，是在為人類服務，怎麼就可以說是背著自己的兒子幹什麼呢?我們四十多年前學自然科學的人那時受到的教育可不是這樣去進行『調查』的，更不允許這樣推理;學文學的怎樣到實際中調查研究我不知道，但這位中年教授的『調查』方法和結論我都很難苟同。我們的中年教授要是都以這樣的表現來熏染學生們，我實在為我們的教育擔心!甚至都為『現代文學』擔心，都會寫出來些什麼東西!

　　李敖先生說魯迅先生的白話文並不高明，他舉了些『濫句』例子。李先生舉十個百個例子，也不能抹殺魯迅先生在中國改變文言提倡白話上的貢獻，我們這些普通人讀到的魯迅文章，仍然感到他的白話文是好的，有特色的。他有些白話文恐怕今天仍然可以作為典範，供人學習參考。我們應該看到，與魯迅先生同時期還有一些人也是提倡白話文的重要人物，其中可能有比魯迅先生貢獻更大的。但我相信，他們的文章里，包括翻譯的書里，要找出幾個『濫句』例子，仍然是可能的，比如胡適等。李敖先生是今天台灣白話文的高手，翻譯也非常出色，可能一個『濫句』也沒有。如果李先生是說不要認為某個人的文章，在文字上『句句是典範』，也有『馬失前蹄』的地方，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思考，我很贊成;如果再過頭，就不厚道了，畢竟魯迅先生受的是文言文教育，處在白話文的開始期，出現些『濫句』不足為奇，魯迅先生逝世時李先生才出生，青勝於藍也是應該的。今天有的人為魯迅先生翻譯文章中坳口的句子辯解，說是要用外國的句法觸動中文句法，好像中文句法有什麼不足，我認為這是完全沒必要的，甚至是可笑的，就是魯迅先生確實是因為這個故意那樣做，我認為也不可取。因為文字、語言要以人們樂於接受為準，坳口的東西人們不會接受。外國有的句法，我們也接受了，如愛用倒裝句，使用它有時確實比直述句更好。

　　李敖先生批評魯迅先生和國民黨沒劃清界限，原因是他的工資是什麼研究院發的，而研究院是國民黨辦的。我覺得李先生既不公道，也不厚道。因為魯迅時期的國民黨比李先生時期的國民黨專製得多，沒有敢公開反對國民黨的單位，魯迅可以到那裡去拿工資。只要魯迅不為國民黨專制服務，何必拿這個說事。你李先生不是也拿國民黨的『補償』嗎?儘管是補償關押，但國民黨這麼做不是要為自己營造好形象嗎?你拿了人家的錢不是也可以說是配合了國民黨嗎?

　　總之，有一個畫家說得好，過去捧魯迅並不是問題，問題是捧什麼，為什麼，我想加一個怎麼捧;今天有人要去貶魯迅，也不是問題，問題是貶什麼，為什麼，怎麼貶。

　　(06 . 11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