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錢基博學語文

06-13

向錢基博學語文

錢之俊(本報書評人)

《錢基博集·國文教學叢編》，傅宏星主編、校訂，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48.00元

中華書局出版過一套叢書，叫「跟大師學語文」，先後出版了夏丏尊、葉聖陶、朱自清等大家有關語文（國文）教育的著作，我覺得這裡面實在可以再增加一位同為博學鴻儒，又為語文教育大家的學者——無錫錢基博子泉先生。

長期以來，錢基博被遺忘於學術史研究的視野之外，一般人只知道有錢鍾書，卻不知道他還有一位著作等身的父親。近年來，隨著錢基博著作陸續出版，尤其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正在系統整理分輯出版《錢基博集》，使一個「詁經譚史、學貫四部、著作等身、成就非凡」的國學大師形象漸漸展現在我們面前。在錢基博蔚為大觀的國學著作之外，老先生有關國文教育的文獻卻容易被我們忽略。

《錢基博集·國文教學叢編》的編者傅宏星先生梳理了先生一生作為語文教育大家所作出的成就：

錢先生自民國二年（1913）投身教育，從小學、中學一直教到大學，前後擔任國文教師竟有四十年之久，教學相長，著述豐碩。他不僅編撰了一部中學文法專著（《中國文法說例》），數部中國文學史專著（例如《文最》、《斯文統宗》等），一部國文教學研究專著（《國文研究法》），以及七部涵蓋所有學校教育階段的國文讀本教材（即《文言高等小學國文教材》、《新師範講習國文用書》、《語體文范》、《酬世文范》、《模範文選》、《韓愈文讀》和《國師文范》）；而且，還發表相關論文三十餘篇，深入探討了國文教學過程中必須解決的諸多問題，如綱要、學程、讀本、會考和作文等。文字總量超過了百萬言，他無疑是一位真正影響中國二十世紀的語文教育大家。（傅宏星《錢基博集·國文教學叢編·校訂後記》）

錢基博以上有關語文教育的著作、論文、教材等皆為新近整理出版或有待繼續整理出版的，所以對他的語文教育思想的系統研究肯定是談不上的。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缺漏正多，空白不少，而且主要談的還是他的作文教學方面，鮮有論及錢基博先生國文教育理念與其教學綱要、學程、讀本、測驗之間的相互關係。」（《錢基博集·國文教學叢編》「校訂後記」）

《錢基博集》第三輯出版之《國文教學叢編》，收錄了錢基博所撰關於如何講授國文課程方面的論文三十篇，以及兩部國文讀本教材（《文言高等小學國文教材》和《新師範講習國文用書》），計約四十萬字，為先生國文教育著述總字數一小半，已能大致窺探其國文教育思想之一斑。

兩部國文讀本教材都是錢基博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無錫）時所編，學段上相互銜接，內容上由淺入深，具有一定的連貫性和代表性。1917年暑假後，錢先生由吳江麗則女子中學轉任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國文教員兼讀經，後兼任學校教務主任，一直工作至1923年暑假。當時三師的學制是預科一年，本科四年。此間，先生教授國文認真，尤重國學教育，國文課專設「讀經」一科，使三師的國文教育一度引外人關注。另外，錢基博在校期間「於三師國文課的課程建設以及對學生學、行諸方面的課外指導也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傅宏星《錢基博年譜》，第41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在三師期間，他先後編寫的教材講義，計有「國文類」八部，「讀經類」四部，「雜學類」二部。《文言高等小學國文教材》和《新師範講習國文用書》即為「國文類」其中兩部。《文言高等小學國文教材》「是為即將畢業的本科四年級學生作示範所用」，（《錢基博年譜》，第43頁）為油印本，是內部使用的教材範本，應該沒有正式出版。《新師範講習國文用書》雖於省立三師時所編用，但至1924年才由中華書局正式印行，此時先生已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任教。1929年3月8日，該書還通過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成了一部比較正規的國文教科書。此書「與小學國語課程銜接」（《編輯大意》），頗近今日中學語文教材。兩部教材雖然在學段上有差異，但在中小學國文教材編寫上有些指導思想和原則還是一致的，值得今天的語文教材編寫者參考。

兩部教材都謹遵「課程綱要」來編寫。《文言高等小學國文教材》依據的是《高等小學校令施行細則》和《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錢先生詳細解讀了兩個《細則》中有關國文科「要旨」的文字，即：「國文要旨，在使兒童學習普通語言文字，養成發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啟發其知德。」（《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一項）他將這句話分為國文教材編寫的「主目的」（分號前）和「副目的」（分號後），並給以嚴格區分。《新師範講習國文用書》「依照江蘇三年師範講習所學程起草委員會所定《國文教學綱要》編輯，與小學國語課程銜接」（《編輯大意》）。錢基博的這個教材編寫原則和今天的語文教材編寫要求是一致的。如今的語文教材已多樣化，不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獨大，但是教材都是在教育部頒布的《語文課程標準》要求下編寫的，這是個必需的前提。

注重選文語言的「語文味」。兩部教材的選文量相對今天該學段教材來說都很大，程度上也較深。作為一位學問淹貫四部的學者，一個獨立的教材編寫者，錢基博並沒有完全從其個人的高度來選文，而是站在學生的角度，堅持選文的語文特點，強調漢語言的純正，即常言之「語文味」。在《文言高等小學國文教材》「說明」中，他說：「所謂語言文字者，須普通而非深奧，須使兒童易於學習；而不可戛戛獨造，高不可階。」「所謂普通語言文字者，可淺易而不粗率；清寫白描，不用一些詞藻，如白香山詩之老嫗都解，此之謂普通；而非粗鄙不美，俚詞鄙語，與奇字奧聞同為大戒。」《新師範講習國文用書》：「本書所列各文，不論語體、文言，務以辭意明爽，能涵養文學興趣者為主。凡古拙之文言，歐化之語體，澀舌聱牙，不易成誦者，概不列入。」「本書所選白話詩，如胡適、唐寅、歸庄之作，皆音節爽亮，至古詩則選其清寫白描，自然有致者。」「若曰國文，顧名思義，似以取中國固有之小說、劇本，而擇其說白乾脆，情文相生者為宜。」（《編輯大意》）所以胡適的《鴿子》、《人力車夫》，他也會選入教材，即使對「胡適之流」有保留看法。他並不反對語體白話文進入教材，把握好一個「度」即可：「然則小學讀本之語體文，總以簡潔可誦為度。」他本人顯然更側重文言選文，對一些粗製濫造的文言選文，他提出了批評：「近來坊刻小學國文讀本，文言者或失之高深；縱使章法之綿密，字句之優美，可為讀者之模範；然以其高深，即以其不『平易切用』，斷斷非兒童之『可為模範』。」

錢基博深諳教材編寫之道，在堅持一些基本的大前提下，通過教材也很能看出他個人的一些可貴探索。比如在選文過程中，他有意識地灌輸了一些有啟蒙思想的選文。《文言高等小學國文教材》五十篇選文，「抑尤有二大精神貫串全書，洋溢於字裡行間者」，即「自覺精神」和「平民精神」。所謂「自覺精神」，即以中西醫學作比較，「促起中國之藝術自覺」；以中西藝術比較，「促起中國之藝術自覺」；以現代大哲學家學說，與孔子比較，「促起中國人之理性自覺」。「平民精神」指的是選文涉及的人事物，都是平民生活，家常瑣細，都能「於極尋常之中，形其偉大」。錢基博將這五十篇選文分為十二大類，其中「有促起儘力公益之熱心者」三篇，「有涉及公民常識，促發地方自治之興味者」兩篇，「有灌輸兒童以國際常識者」四篇，都是比較明顯的有啟蒙色彩的文章。現在的語文教材，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選文恰恰缺少「自覺精神」和「平民精神」，宣揚的是主旋律，意識形態教育與黨化教育色彩非常明顯，常識教育基本缺失，並不能培養真正具備審美能力與獨立思考的人。其實，知識界和語文界有識者早已提出：「語文課應當擔負起思想啟蒙的任務。」（如吳非《不跪著教書》，第43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小學階段尤不可忽視。傅國涌先生說，以前只關注高等教育，忽視了中小學教育，後來才發現，這兩者之間的位置其實應該互換過來。他特別看重小學教科書的巨大教化作用，認為「在底線的意義上，我們的國民是由小學教科書塑造的。小學教科書擔負的責任，比任何一個階段的教科書都要重大。如果你在小學階段讀的教科書是高品質的，代表一種文明的最好的常識教育，那麼你即使不讀中學，不讀大學，也能夠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健全的人。」（《小學語文課本，一個民族的文明底線》，在《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座談會上的發言）李慎之先生晚年撰文，希望來生能像過去那樣做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給學生娃娃講授公民課，再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培養起國民對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自覺意識。以傳統文化研究見長的錢基博，在上世紀1920年前後，能有如此寬闊的視野，在小學教材中就有這種追求，實在可敬可佩。

《錢基博集·國文教學叢編》一書將老先生有關教材編寫、課程設置、作文教學等文章與示範教材收於一集，理論與實踐相互印證，非常具有研究價值。——也許，首先應該請從事語文教育的人士「向錢基博學語文」。

《中華讀書報》（2014年03月26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