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宏觀經濟學簡史：我們怎麼走到今天的

這些日子裡主流的宏觀經濟學名聲不佳，無論是公眾還是經濟學家都對其不抱好感。這一點不奇怪：在宏觀經濟學裡，人們哪怕是就最基礎的問題都還沒有達成共識。如果你問不同的頂級研究者為什麼美國在金融危機後的復甦如此之慢，你得到的會是一對相互矛盾的答案。不過，普天之下對宏觀經濟學如此蔑視的首要原因，還是這一領域的研究者根本沒能預想到這場大蕭條之後規模最大、最讓人痛苦的經濟下滑居然有發生的可能。

今天，幾批經濟學家正在試圖重建宏觀經濟學，他們經常採用的做法是把之前拋棄掉的思想和新的複雜的數學和計算技術揉到一起。本周本刊的印刷版將會對這個領域裡出現的一些有趣的新進展做一個概覽，但是在本文中，我想更多地關照一下這個領域的歷史。我們不妨用下面普林斯頓大學的Markus Brunnermeier和Delwin Olivan所繪製的圖片開始我們的話題：

正如這些圖片明確表示的，宏觀經濟學經歷了一個個演進過程。已經得到立足的模型一般看上去挺管用，直到發生了某種情況迫使人們對其進行反思。學術界然後就會修修補補直到下一個分水嶺事件出現。作為對大蕭條的回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展出了一個革命性的想法，那就是每個人都同時做出對個人有益的行為的話，後果卻可能是人們並不希望看到的。歐文·費雪解釋說，高水平負債會讓經濟陷入通貨緊縮和債務違約相伴的螺旋下墜過程中。西蒙·庫茲涅茨沒有提出任何新理論，但是在創造國民收入和產品計量這些概念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在他之前，政策制定者、投資者和普通人幾乎無從了解經濟到底是在收縮還是在增長。羅斯福總統需要依靠諸如鐵礦石價格或者汽車貨運體積這樣的指標，那時候還根本沒有國內生產總值可以利用。

到了1940年代晚期，大蕭條早已過去，凱恩斯也已經過世。保羅. 薩繆爾森成為了為之後的幾十年設定方針的人——他借用了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的某些思想，並將這些思想用數學模型精確表達了出來（網上原文此處有通論全書下載鏈接）。薩繆爾森的貢獻是重要的，但是遺憾的是他遺漏了許多東西，特別是凱恩斯對金融系統本質的洞見。在薩繆爾森和他的門徒看來，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僅僅是非金融領域裡的儲蓄者和借債者之間的一層布簾，而沒有將它們看成是投機放貸的逐利公司。雖然很早就有一些持不同意見者，特別是John Gurley和Edward Shaw，那個時候的主流相信金融是無關緊要的，直到危機出現。

許多宏觀經濟學家很坦然地忽視了金融，因為他們的研究範圍局限在美國，而美國是一個在1930年代之後沒有經歷過顯著金融危機的國家。美國政府的應對方式包括創立儲蓄保險和打破金本位，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些做法放在一起就讓富裕國家不可能再遇到危機。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實際情況看上去支持這種論調，雖然對北歐國家和日本發生的一些事情有所留意的敏銳的觀察者的態度要更為審慎一些。

就這樣，各種戰後的宏觀經濟模型沒有顧及金融系統。這些模型里包括了些什麼東西？標準的「實證」模型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過去觀察到的關係通常情況下會在將來繼續存在。這麼想也未必不明智。比如說，就業人數的變化量相當好地對應於失業人數的變化量。成千上萬條基於各種這類關係的線性方程式組合成為了龐大的系統。在數十年時間中，這些模型誠然卓有成效地發揮了作用。最有名的事件，是在1960年代初期，經濟學家預測了凱恩斯所建議的減稅方案並不諱加重赤字，因為減稅會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而這為現實做證實。

問題出現在1970年代。「滯脹，「 這個醜陋的拼湊而成的混合詞，意指經濟同時為疾速的價格上漲和高失業率困擾；而按照當時流行的理論，這一現象根本沒有可能出現——但是到了那個時候，整個世界的富裕國家都遭到了滯脹現象的折磨。某些在過去存在的關係可能在政策制定者刻意試圖利用這種關係的時候消失，這正是問題所在。具體到這個案例中，政策制定者過分依賴於菲利普斯曲線了。A.W.菲利普斯發現，歷史上名義價格的更快增長和高就業率同時出現，而低工資增長則和高失業率如影隨形。在他之前，費雪（就是發明了負債緊縮的那個人）已經發現了類似的規律存在於美國的名義工資變化和就業率變化之間。雖然菲利普斯自己並沒有表示自己的發現是一道鐵律，包括保羅.薩繆爾森在內的其他經濟學家卻將這一規律視為金科玉律。他們指出，按菲利普斯曲線所示，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失業率和通脹之間作出取捨。在這一曲線上，政策制定者可以選擇任何一個想要的點。

這樣的建模過程所存在的問題，是其對人的因素的忽視。出乎預料的名義工資價格水平變化改變實際利率、房地產價格和實際勞動成本。這意味著通脹率的突然上升可以讓經濟出現短暫的景氣，而這可以暫時壓低失業率。同理，非預期的去通貨膨脹可以讓經濟受到重創。費雪和菲利普斯所研究的歷史數據都來自金本位時代，那時候人們預期價格會保持穩定。任何持續的變動都會被視為偏離了預期，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所觀察到的關係如此牢固的原因。但是如果人們開始期望價格發生預料外的變化，並且適應新的、更快的通貨膨脹，那麼以前觀察到的關係就不再成立了。這正是1970年代發生的事情。那個時候人們意識到任何經濟下行都會鼓勵政策制定者以加速通貨膨脹的方式刺激經濟活動。當大眾不再相信快速的價格上漲是短暫的現象時，他們就把錢從被監管的銀行系統中取出，這一系統所提供的利率和新興的貨幣市場互惠基金相比缺乏競爭力。股權融資（簡單講就是掙利息）的成本急速攀升。這給停留在超乎多數人預期的高位失業率火上澆油， 使得其總不退去。

新一代的宏觀經濟學家，包括Ed Phelps、 Robert Lucas、Thomas Sargent, Christopher Sims, 和Robert Barro, 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這段時間對這一挑戰做出了回應。他們把機械的所謂」實證「模型替換為了簡單幹凈的模型——多數這類模型只有幾個或者十幾個方程式。不像老一代模型那樣嵌入諸如工作小時數或者零售業銷售水平等累加型變數，這些新的」動態隨機總體平衡（DSGE）」模型是基於個體家庭和企業的——這些經濟單元在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界中儘力而為取得儘可能好的收益。想要找到嘲笑這些革命性模型所使用技術的理由並不難。沒有人真地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決策的時候想著怎樣最大化自己未來收入的凈現值。 更何況，在1970年代，還沒有足夠的計算能力來同時表達超過一戶人家或者一個企業的信息。DSGE的建立者由於和他們的凱恩斯主義前輩相同的理由也選擇了忽視銀行系統。

雖然具有這許多的缺陷，這批DSGE模型在一個重點問題上算是對了：他們可以通過指出人們不斷變動的預期解釋「滯脹」。起初，突然的沒有被預料到的通貨膨脹導致迅速的經濟總量增長。隨著時間推進，人們卻開始相信這一通貨膨脹率將會是新的常規。實際利率、工資和負債都會最終調整到過去的水平上去。就業率上所體現出來的收益將會是短暫的——最終會停留在一個「自然失業率」上。而儲蓄者和投資者將會對政府是否有意願降低通脹率、提高長期財產的風險保證金變得越來越懷疑。政府可以嘗試讓價格上升得越來越快，希望這種政策導致的價格上升比人們迅速調整的期望水平上升還要快，但是這種做法的後果很可能相當可怕。

從數學角度講，DSGE模型將經濟表現為一個座落在圓滑的峽谷底部的圓球。這一狀態等價於穩定增長。當家庭和企業的期望被「震驚事件」所創時，球向上方和下方兩側跳動，直到最終回到開始時停留的位置。這反應出了經濟在衰退後迅速恢復的趨勢，以及景氣很少可以持續的事實。經濟學家通過加入影響球體受衝擊後運動狀況的「摩擦因子「和」加速因子「改進了這些DSGE模型。最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工資和物價上漲容易降低難，這造成了經濟體難以對」創傷事件「做出反應而不經受更快的通貨膨脹或者更高的失業率。帶有這樣的新（重要）調整的DSGE模型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模型或者NK模型。原來的不帶這些調整的模型被稱為」真實商業周期「模型或者RBC模型。

DSGE模型的金融」摩擦因子「和」加速因子」直到相對晚近的時候才得到發展，而居於新宏觀經濟學前沿的研究者不無嘲笑地將這些新加進去的東西叫做小修小補。這些模型依然把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當作儲蓄者和借貸者之間的一層布簾，而不是投機放貸的逐利公司。這並不是說宏觀經濟學家完全忽視了金融系統。有一小部分人，包括本.伯南克，也就是現在的美聯儲主席，早在1980年代初的時候就在用來自大蕭條的數據研究金融危機現象。但是這些研究所產生的知識並沒有被整合進更為一般化的宏觀經濟學模型。一個例子就是伯南克在1999年和人合作編寫了一個有名的模型，在這個模型里債務的存在使得經濟下行坡度更陡歷時更久。雖然這是一個對已經存在的模型的改進，但是這個模型沒能解釋為什麼多數經濟衰退沒有導致嚴重的危機；模型中負債的存在帶來的「摩擦因子」和「加速因子」總是和實體經濟承受的「創傷」的規模程度成比例。對於像Gary Gorton這樣的經濟學家而言，這樣的做法毫無道理，因為金融危機是具有獨特起因的獨特事件。這一缺陷起碼可以部分歸因於伯南克先生和他的合作作者（Mark Gertler和Simon Gilchrist)沒有把銀行系統納入他們的模型里。

不過，正如本周的文章清楚顯示的，新一代具有改革和革命精神的學人正在尋找現實地描述金融系統的方法。接下來的文章將要對這些和其它一些可能重塑這一學科的思想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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