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52：秦檜、張浚與趙鼎的三角關係

秦檜在靖康之變時任太學正，倒也是反對割讓三鎮的強硬派。金人擁立張邦昌，他在御史中丞任上，已經有點畏縮，勉強在御史台合台反對的議狀上籤了名。被俘北上後，他見風使舵，暗中投靠金朝當時的實權派完顏昌（撻懶）。

建炎四年（1130年），撻懶進攻楚州（今江蘇淮安），他隨軍南下，十月，與妻子王氏帶著大量財物與隨從，投奔宋朝在漣水軍（今江蘇漣水）的水寨，次月航海到達當時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紹興）。據其自稱是殺了監視自己的金軍，奪舟來歸的，不過，帶著眾多的家眷隨從與豐厚的金銀財寶，無論如何不像亡命逃跑的架勢，當時人多以為他是金朝特意放回的姦細。

秦檜初見高宗，就提出「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主張南北議和。秦檜自主和議正中高宗下懷，他來自金朝習知內情，宰相范宗尹也稱讚他忠誠可信，歸朝僅三個月，秦檜就當上了參知政事。

范宗尹可謂少年得志，剛三十齣頭就當上了宰相。他做了三件事：其一，撤銷了行營司，恢復了樞密院領兵的舊制；其二，在與金、齊犬牙交錯的地區，任命南宋將領、游寇首領或義兵領袖為鎮撫使，讓他們守土保民，抗金平盜，因鎮撫使良莠不齊，有的的確能起些作用，至於李成、孔彥舟之類反而乘機為害一方；其三，建議追奪徽宗以來的「濫賞」，因涉及面太大而浮議蜂起，秦檜原來「力贊」此議與宗尹保持一致的，見高宗不打算「歸過君父，斂怨士夫」，便落井下石，使宗尹在紹興元年（1131年）七月罷相出朝，為自己獨攬朝政掃除了第一個障礙。

其時，相位空缺，高宗從江東召回在苗劉之變中勤王有功的舊相呂頤浩，有意讓他重新主政。秦檜覬覦另一相位，對高宗表示：倘若為相，將有二策聳動天下。高宗也想試用一下秦檜，八月任命他為右相，此月讓呂頤浩為左相。秦檜自知還不足以與呂頤浩爭衡，便拉攏名士，壅植人望。而後就有人進言高宗，建議二相分任內外之事。紹興二年四月，高宗決定讓呂頤浩兼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專治軍務，秦檜專理朝政。

呂頤浩發現秦檜在排擠自己，便舉薦前宰相朱勝非出任同都督，以共同對付秦檜。朱勝非在苗劉之變中與叛將虛與委蛇，在緩解事態、爭取時間上是有功的，但考慮到自己與政變者打過交道，政變平定後就自請罷相。高宗清楚知道秦檜任相以後在植黨攬權，他雖然始終欲與金朝媾和，但這時還沒有達到非秦檜不用的地步。高宗對朱勝非印象不壞，就召他回行在日赴朝堂議事。

秦檜迫不及待地向高宗兜售了自己「聳動天下」的方策，核心就是「南人歸南，北人歸北」，這是秦檜初見高宗時提出的「南自南，北自北」方針的具體化，完全是一脈相承的。但這次高宗卻勃然大怒：「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秦檜僅做了一年的宰相，就被罷免。

接著是呂頤浩與朱勝非並相。但頤浩在次年九月也被罷相，他主張對金朝與偽齊用兵，但宰相肚量稍狹，不能用李綱。紹興四年九月，朱勝非罷相，由趙鼎替代他獨居相位。趙鼎號稱中興名相，《宋史》對其秉政方略有一段評價：「及趙鼎為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固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張浚從川蜀召回以後，一度被免職。趙鼎以為他還是個人才，仍讓他起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紹興五年二月，高宗命趙鼎為左相，張浚為右相。

張浚在對金方針上是堅決的主戰派，他在鎮壓楊幺起義以後，以為安內業已完成，可以轉而攘外。紹興六年初，張浚決策出兵，收復失地，由韓世忠出淮東進攻京東東路，岳飛出襄陽直取中原。二月，韓世忠進圍淮陽軍（今江蘇邳縣西南），金齊聯軍馳援，宋軍被迫退回。七八月間，岳飛的軍隊直導伊洛，逼近西京洛陽，朝野大為振奮。張浚要求高宗移蹕建康鼓舞士氣，趙鼎力求穩健，主張進幸平江（今江蘇蘇州）。

十月，偽齊三十萬大軍分三路進攻淮西，趙鼎的措置略有乖張，他一方面主張回蹕臨安，一方面讓高宗手詔張浚放棄淮西退保長江。張浚得知偽齊軍隊並無金軍後援，力主不能輕易回蹕，以免軍心動搖，高宗也終於回心轉意。其後，因楊沂中的藕塘之捷與岳家軍的馳援，偽齊軍被迫北撤。

在淮西之戰的處置上，趙鼎大失其分，張浚大得人望，他乘機逼迫趙鼎罷相出朝。與此同時，張浚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策，誤以為秦檜「柔佞易制」，紹興七年正月，再次引薦他入朝為樞密使。

這時，張浚總中外之政，以恢復相號召，但他最先著手的卻是「謀收內外兵柄」，揭開了宋代第二次削兵權的序幕。所謂第二次削兵權，是相對於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而言的。在涉及這一問題前，有必要回顧建炎紹興之際武將勢力的崛起與宋朝家法之間的衝突。

南宋政權一誕生，為對付金軍、流寇與農民起義，朝廷不得不默許南渡諸大將在鎮壓流寇集團與農民起義時將潰兵與農民整編入伍。這樣，南宋初年的兵權經歷了一個由分到專的過程，日漸集中到少數將帥的麾下。這些將帥把官軍變為私兵，眾軍相稱必曰某姓某家之兵，例如張家軍（張俊）、劉家軍（劉光世）、楊家軍（楊沂中，後來高宗為其改名存中）、韓家軍（韓世忠）、吳家軍（吳莭、吳璘）等，凡此無不表明軍隊國家化的性質正在淡化，私家武裝的性質卻日趨強化。

隨著軍事勢力的膨脹，武將的政治地位也急劇上升，諸大將如張、劉、楊、韓、吳、岳都官拜兩鎮節度使，張、劉、韓還加到三鎮。在經濟上，他們以充實軍費為名，軍隊經商，侵奪國家財利。武將勢力的坐大是建炎紹興之際有目共睹的事實，這與太祖以來抑制武將的祖宗家法是格格不入的。

大約從建炎末年以來，不同派別的文臣就以祖宗家法捍衛者的身份提出形形色色削兵權的方案，其中雖有主和派的韓肖胄，也有主守派的廖剛、李彌遜、張守和張戒，卻還有主戰派的王庶、陳規、陳公輔和胡寅，甚至還包括抗戰派的代表人物李綱，當然還有這位張都督。

高宗不是中興名主，卻決非庸主，在時機未成熟前，他一方面以高官厚祿和土地財貨籠絡諸大將，一方面說些「勢合則雄」的話頭穩住諸將。但苗劉之變無疑令他刻骨銘心的記得武將跋扈的嚴重後果，如今，流寇集團與農民武裝已經翦除，宋金戰局也大體穩定，因而他默許張浚之舉。這也是高宗在二相之爭中偏向張浚的原因之一，儘管他對張浚的主戰絕無好感，但比起趙鼎來，張浚有長於軍事的虛名，更有利於恢復「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

張浚削兵權的第一刀砍向劉光世，他在與偽齊的淮西之戰中怯懦無能是有目共睹的。紹興七年二月，高宗與張浚任命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並通過岳飛給劉光世的部將頒發了一道「聽飛號令，如朕親行」的御札，作出將讓岳飛率領淮西軍北伐的假象，既用以穩定劉光世統領的淮西軍的軍心，也為了避免其餘諸大將的疑忌。

岳飛滿心歡喜，以為真可以實現北伐的夙願，就向張浚提出統兵十萬恢復中原的計劃，高宗、張浚卻突然變卦，拒絕將淮西軍交給岳飛北伐，高宗的理由是淮甸之兵乃駐蹕行在的保障，淮甸一旦失守，朝廷何以存身？

三月，劉光世罷去兵權，淮西軍直屬張浚為首的都督府，由都督府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前往節制，以劉光世的部將王德為都統制，酈瓊為副都統制。酈瓊出身流寇，與王德本來就有積隙，呂祉一介書生不足以服眾。

岳飛以為這種安排必將激起變亂，張浚準備讓張俊或者楊存中前去接管，岳飛認為也非最佳人選，張浚搶白：「我早就知道非你不可！」岳飛反駁道：「你徵求意見，我直陳己意，豈是為了多得兵馬！」

岳飛對高宗、張浚出爾反爾十分憤慨，自求解除兵權，上廬山為母守喪。張浚派都督府參謀軍事張宗元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準備取岳飛而代之。高宗對岳飛撂挑子大為震怒，但深知奪其兵權的時機尚不成熟，便一再下詔，「許卿以恢復之事」，促其出山，六月，岳飛仍下山統軍。

張浚密謀召回酈瓊，奪其兵權，處其死罪。豈料走漏消息，酈瓊搶先在八月發動兵變，殺死了呂祉，裹脅四萬多淮西軍投降偽齊劉豫。淮西之變，震驚朝野，張浚成為眾矢之的，高宗耿耿於懷，將其罷相。此前，高宗問他秦檜可否繼任相位，張浚回答：「今與共事，始知其暗。」對他的本質似有所認識。

高宗重新起用趙鼎為相，令秦檜大失所望，他原以為張浚會推薦自己的。但他不動聲色，大套近乎，討得趙鼎的好感，以至高宗許諾趙鼎「現任執政去留惟卿」，趙鼎只說：「秦檜不可令去。」在其後的半年裡，雖有台諫彈劾他有充當金朝內奸的嫌疑，但因高宗與趙鼎的信用，地位仍不可撼動。

趙鼎上台以後，廢除了張浚經營的抗金錯置，客觀上為其後的和議起了接榫的作用。當次年三月高宗徵詢他秦檜任相問題時，他回答道：「用之在陛下，況自有闕」，明確表示贊同。於是，秦檜再次任右相，高宗迫切要求加強主和派的力量。

實際上，議和活動在紹興七年已著手進行。這時，宋金戰爭的形式已明顯有利於宋朝，高宗感到有了討價還價的資本。這年正月，使金的宋使回朝報告徽宗已於前年四月死在五國城，高宗就和擔任樞密使的秦檜密謀議和對策。這年九月，王倫在高宗數次面授機宜以後，以奉迎徽宗帝後梓宮（即靈柩）使的名義赴金求和。

金朝要求南宋納幣稱臣作為議和的條件，作為交換，金朝答應歸還徽宗帝後梓宮（專指帝後棺木）和高宗生母韋氏，歸還河南地，廢黜偽齊，並不久就廢了劉豫。高宗大受鼓舞，更堅定了屈己求和的信心，派遣王倫再次使金。紹興八年，宋金雙方使節往還，就議和事宜討價還價。

高宗決定議和在朝野引起巨大反響，反對的奏札紛至沓來，抗議不斷，辯論紛起。其實宰執共四人，秦檜是主和派，與高宗穿一條褲子；樞密副使王庶屬於堅決的抗戰派，但地位最低，面折廷爭也無濟於事；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劉大中與他所追隨的趙鼎是主守派，他們並不反對議和，只是不主張放棄河北諸州，也反對過分的向金屈膝讓步，王庶認為他們是首鼠兩端。七月，王倫再次北上，趙鼎交待和談口徑是歲幣不超過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宋金以黃河故道（即原北流）為界，宋朝不向金朝稱臣受冊封。

八月，高宗召韓世忠、張俊與岳飛入朝，希望通過做工作讓他們至少不反對與金議和。岳飛明確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善，恐貽後世譏議。」高宗無言以答，對他益發嫌忌。

岳飛在抗金戰爭中迅速崛起，名位後來居上，而韓世忠、張俊等早就成名，因而引起他們的妒忌，平楊幺後，岳飛向他倆各贈大車船一艘，韓世忠盡釋前嫌，在抗金立場上與岳飛聲息相通，這次也與岳飛作了相同的表態。張俊則嫌隙更深，為博高宗的歡心，他表態支持議和。

高宗已不能容忍趙鼎在議和問題上的斤斤計較，秦檜看出了這一傾向，不失時機地向趙鼎一黨發動了最後的攻擊。十月，他讓依附於自己的侍御史蕭振以不孝的罪名劾罷劉大中，並放出趙鼎將「自為去就」的流言，使朝野確信趙鼎將自動辭相。

與此同時，秦檜對高宗開價說：「畏首畏尾，不足以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請獨與臣議其事。」高宗表態就委託給他，秦檜請高宗深思熟慮三天再作決定。三天後，高宗依舊錶示堅決議和，秦檜請他再考慮三天。屆時，秦檜見高宗仍不變初衷，才取出奏札，「乞決和議，不許群臣干預」，高宗欣然採納，決定獨相秦檜。

距罷免劉大中僅十日，趙鼎也被罷相出朝，上距張浚罷相也僅十三個月。趙、張二人，大體說來，趙鼎識見不如張浚，張浚人品不如趙鼎。但在秦檜擅權的道路上，趙鼎與張浚一樣，始惑其獻媚，終識其奸偽，卻為時已晚。十一月，激烈反對和議的王庶也被高宗罷去，至此，秦檜獨相的局面正式形成。

秦檜把自己的親信孫近提為執政，台諫官也都換上了秦檜的親黨，以便專門彈劾反對派。與孫近同時擔任參知政事的還有李光，秦檜企圖借其名望來壓制抗金的議論，他毫不掩飾的對高宗說：「若同押榜，浮議自息。」

不過，李光執政不久，就在一系列問題上抵制秦檜。他反對秦檜裁撤抗金武備、削奪諸將兵權的做法，多次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檜引用親黨、盜弄國權的行徑。僅僅一年，秦檜就再也容不得與他一起「押榜」，唆使言官彈劾，將其罷政出朝。

罷政前，李光希望高宗再用張浚，高宗對李光「初以和議為是，終以和議為非」已大為惱火，他對張浚也抱定「寧至覆國，不用此人」的主意，李光制約秦檜的最後一步棋也無法走通。秦檜獨相的局面已不可動搖，等著李光的是秦檜加倍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