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襲案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嗎？

巴黎恐怖襲擊（圖源網路）巴黎的「黑色星期五」震撼了整個世界。從紐約到巴黎，從「9·11」到「11·13」，來自穆斯林極端組織的恐怖主義，不僅沒有隨本·拉登的擊斃而銷聲匿跡，反而因IS的崛起而更加猖獗，日益成為歐洲的內部問題。冷戰結束之後，許多人曾經相信歷史已經終結，但如今更多的人感到迷茫：這個世界怎麼了？本期「騰訊思享會·海上文化談」邀請了對這一問題有密切關注和長期思考的華東師範大學許紀霖、劉擎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學鄭戈教授，三位來自歷史學、政治學和法學的著名學者，將超越一般的時事與對策層面，從更深層次的學術思想文化角度，為聽眾分析：為何冷戰結束之後，宗教與民族的問題會成為世界第一大麻煩？為何專制政權倒台之後，民主化進程沒有帶來穩定的政治秩序，反而刺激了極端宗教與民族勢力的擴張？為何歐洲對穆斯林的文化多元主義與同化政策雙雙遭遇困境，普世的現代性究竟如何超克那些拒絕世俗化的極端宗教？本次對話的三位嘉賓立場與觀點或有不同，但他們的爭論和對話將為關心中國與世界未來的聽眾打開更廣闊的思路，提供多元的選擇方案。騰訊文化整理了對談內容，與讀者分享，以下是第一篇。巴黎恐襲案是一次新的「9·11」事件

許紀霖教授（圖源網路）許紀霖：各位朋友，下午好！我剛才來的路上，從靜安寺地鐵站出來，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好像與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距離非常遙遠。今天外面下雨，我有點擔心在這個中國最世俗的城市，會有多少人來參加我們的沙龍？我真的沒有想到現在來了這麼多聽眾，空前的爆棚！上海畢竟是上海，它是國際的大都市，它的心跳和世界是連在一起的。就在巴黎恐襲案發生的第二天，東方明珠可能是中國唯一一家在晚上亮起三色燈的高塔。這當然是一個應世界高塔協會的建議所體現的象徵，但是這個象徵極具意義。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它的關懷、它的命運是和整個世界連在一起的。巴黎恐襲案是一次新的「9·11」事件。這是一次什麼性質的事件？我看到網上有兩種聲音：一種說：這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還有一種說：這是文明之間的衝突。我先把這個問題拋給我們這兩位嘉賓。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置身於世界動蕩之外

劉擎教授（圖源網路）劉擎：最近我們知道有一位中國公民在敘利亞被IS綁架並殺害了，昨天在馬里有十名中國人被恐怖分子當作人質，最後其中三位被殺害了。在當今這個時代，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置身於世界動蕩之外，那種「風景這邊獨好」的幻覺很容易破碎。那麼我們如何來理解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這需要一個解釋框架。目前存在著不同的解釋框架，有些偏重於宗教或文化的因素，有些著眼於政治經濟問題。但我們發現，每一種解釋框架都會進一步引發出難以回答的複雜問題。許多人都說，這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這毫無問題，IS的行徑當然是極端野蠻的、反人類的暴行，但這是對現象的描述而不是解釋。需要解釋的是：IS的野蠻是從哪裡來的？有人說，那幫人天生就是愚昧和兇殘的暴徒，但這種依據「低劣人性」的所謂「解釋」是一種粗鄙的種族主義觀點，不僅政治上不正確，在認知上也是錯誤的，因為暴徒從來不是天生的，都是特定環境下「長出來」的。於是有人解釋說，他們被「洗腦」了。這固然不錯，IS有一套特定的意識形態，但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是：這種洗腦為什麼會成功？它的意識形態為什麼對特定的人群具有強烈的感召力？我們知道，許多參與IS的「聖戰者」是歐洲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甚至還有西方本地的白人，他們都經歷了歐洲文明社會的洗禮，為什麼還被這樣一種野蠻的意識形態所吸引？僅僅說這是野蠻對文明的攻擊，並沒有真正回答我們的問題。IS能代表伊斯蘭文明嗎？

穆斯林（圖源網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似乎提供了一種方便的解釋。但這種理論看上去方便，用起來很不方便，因為文明衝突論沒有告訴我們衝突的特定形態。亨廷頓本人在「9·11」事件之後就立即聲明，這並不是什麼「文明的衝突」。我們承認，文明之間存在差異，而差異可能造成衝突，但衝突可以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形態。在當代世界的大多數地區，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族群之間，找到了各種比較和平地應對文明差異和衝突的方式。那麼，即便我們同意這裡有「文明衝突」的因素，但仍然需要解釋，文明的衝突為什麼會以暴力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爭的方式展現。我們需要解釋的是特定性。另外，「文明衝突論」的解釋會面臨另一個問題：IS能代表伊斯蘭文明嗎？每當伊斯蘭極端勢力發動恐怖襲擊的時候，都會有穆斯林團體的領袖人物發表聲明予以譴責，也有大量穆斯林民眾參與集會哀悼受害者，他們都強烈表明，恐怖分子與伊斯蘭宗教無關。今年年初美國《大西洋月刊》發表一篇反潮流的文章《IS到底要什麼？》，論證IS的確是伊斯蘭傳統的某種特定形態，激起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特別值得重視的反駁來自喬治敦大學的年輕學者Sohaira Siddiqui。她從伊斯蘭法律傳統的角度，質疑了IS對其伊斯蘭「本真性」的宣稱。所以，IS到底是對伊斯蘭宗教傳統的背離或者是一種變態的極端形態，還是與這個傳統有內在關聯？這仍然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對於恐怖主義，任何單一的解釋都是不充分的以上這些都是基於文化或宗教的解釋，這些解釋框架有自身的問題或者麻煩，所以，有些人會訴諸其他理論。比如現代化理論會著眼於宗教傳統與世俗現代性的緊張，一些現代化理論家強調，伊斯蘭宗教具有某種特質，難於適應現代化的發展，特別難以與世俗政治兼容。這可能是值得重視的觀點，但這種理論也會面臨如何解釋特定性的問題，也就是說，一般意義上的「不適應」在什麼條件下會導致恐怖主義的興起，這也就要求更為具體的分析闡述。

IS恐怖組織（圖源網路）當然，還有基於政治經濟學的解釋，也非常重要。但其中一個被濫用的簡單版本更為流行：一切都是美國（或者西方）霸權造成的。將恐怖主義看成是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或者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果，正是西方在阿拉伯地區造成了苦難與不平等，才會出現恐怖主義。齊澤克曾說，「恐怖主義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犧牲者的憤怒」。這種解釋方便明了，也讓許多人很「爽快」。但這種解釋需要面對反例，正如Michael Walzer所指出的那樣，全球不平等的最嚴重情況發生在非洲，而且這種狀況與西方殖民主義的關係也最為明顯（雖然也有當地政府的原因），但是在非洲恐怖主義遠不如中東地區那麼活躍和頻繁。拉丁美洲也是如此，美國公司對中美洲的貧困狀況有難以推脫的責任，但流離失所的拉丁裔美洲人沒有產生恐怖主義。如此看來任何單一的解釋都是不充分的，我們不可能找到一種簡單而有效的解釋模式，比如，穆斯林天生野蠻而愚昧，因為伊斯蘭文化就是落後，或者一切都是美國造成的，因為美國人本質上就是貪婪和野心。這種簡單化解釋總是比較誘人，好像就此「我們就明白這個世界」，能夠滿足一種簡單的確定性和安全感。但這是智性的懶惰，代價是造成一系列粗鄙的觀察和判斷，由此獲得的認知確定性是虛幻的，會被一系列意外的震驚所擊碎。由此，我們需要一個綜合性的解釋框架，結合文化宗教因素和地緣的政治經濟因素。我個人認為，關鍵在於解釋兩個問題：第一，在中東特定的歷史、文化、政治和經濟的境況下，IS的意識形態為什麼會對特定人群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第二，IS的組織形態和行動模式為什麼具有可操作性。伊斯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實際上的國家了

鄭戈教授（圖源網路）鄭戈：剛才前面兩位老師已經把需要討論的問題點出來了，其中一個是恐襲的性質。無論是文明之間的衝突，還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衝突，其實都需要區分「我們」和「他者」，都是認為自己代表著文明或者是先進的文明，把其他的，把自己的對立面看成是野蠻。像IS其實很會做宣傳，它的網刊叫《大比丘》（音，DABIQ），裡面也爭鋒相對地批判西方文明，認為這種文明是很野蠻的。我在準備這次活動的時候，我讀到了兩篇美國比較主流刊物上面的文章。一篇是登在《大西洋月刊》上面的，這篇文章的主旨是說，伊斯蘭國的這種恐襲是伊斯蘭教的問題，認為伊斯蘭教本身確實有某種教義，不見得必然會導致這樣的結果，但是會支持這樣的狀態。另外一篇是《新共和》上面的，題目就叫「伊斯蘭國有多伊斯蘭？毫無關聯！」這篇文章的主旨是說這跟伊斯蘭教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如果我們關注整個事件的過程，就會發現伊斯蘭國這些武裝分子不僅殺基督徒，也殺穆斯林。他們不僅僅殺什葉派，也殺自己的遜尼派。如果說他們是薩拉菲主義者，是原教旨主義，所以說可能會敵視比較現代化的、比較容易和主流社會融合的穆斯林，但是後來人們發現他們連薩拉菲主義者也殺。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說它和伊斯蘭教本身沒有任何關係，它的屬性是政治而非宗教的。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在於它現在已經是一個實際上的國家了，雖然沒有任何主權國家承認它，它已經佔領了伊拉克西北部和敘利亞東北部的大片相連領土，而且還有更大的領土野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爭並不只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許紀霖：我想談談我的看法，我認為這兩個說法都有點道理，但都不盡準確。你說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是嗎？我們作為現代人，一般都受過文明的熏陶，接受了一套普世的價值。我們都會堅決反對這些針對無辜平民的慘殺，我們稱為野蠻。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場文明對野蠻的衝突。但是，我並不同意它的定位只是到此為止。因為如果這樣化約為一個文明與野蠻的衝突的話，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思想的懶惰。小孩子才是這樣，他頭腦比較簡單，要把好人與壞人，光明與黑暗分清楚，接下來他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我們已經進入成人世界，我們會想得更複雜一點，在野蠻背後也有一些更複雜的原因所在。那麼，是不是文明與文明的衝突呢？比如說化約為是一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一場戰爭呢？這個說法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一定都不同意。今天我剛剛看到一個微信，一個維吾爾族的女孩，她是穆斯林，她很氣憤地說，現在怎麼那些恐怖分子代表伊斯蘭教了，而我們不是？我們溫和的穆斯林才代表伊斯蘭教，但現在我們變得里外不是人了！IS不是伊斯蘭教本身，更不能代表整個穆斯林我們不能把極端的瓦哈比派和IS國視為伊斯蘭教本身，更不能代表整個穆斯林，穆斯林的世界太大了。大部分的穆斯林是溫和的、世俗的，他們信奉的伊斯蘭教，與儒家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猶太教、基督教、印度教都是普世的「軸心文明」，一些基本的底線倫理都是相通的。很多的穆斯林，比如伊朗、土耳其的穆斯林，就比較世俗化，能夠與歐洲文明和平共處。當我說我反對文明與文明衝突這個說法的時候，我並不排斥對這一事件進行宗教和民族的分析。因為在我看來，雖然不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但是IS國和恐怖主義的出現，它背後有宗教和民族的背景。一些相信只是文明與野蠻衝突的學者，將問題看得很簡單，就是一個沒有實現民主、文明程度不夠的問題，似乎民主實現了，一切都OK了。這種去民族化、去宗教化的思路，過於簡化，恐怖主義雖然不能代表穆斯林，但是它的確是生長在那個土壤裡面，我們不得不對那個宗教和民族的土壤有所了解。中國人有一種「上位心態」我發現中國人有一個特點，叫做「上位心態」。對比我們高的文明一直是既痛恨又崇拜，特別對美國，研究最多。美國發生屁大的小事，我們這裡都會報道，我們對美國的知識有時候要超過對國內的了解。但我們又把另外一些國家和民族視為我們的「下位」，比如說印度，中國人就不願意了解他們，似乎就是一個髒亂差。對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國家也基本上不屑一顧，只是這幾年恐怖主義折騰到家門口了，我們才開始注意到，但對伊斯蘭世界的了解是有限的，不少人存在著許多偏見。我們必須從宗教和民族的角度，深入思考恐怖主義何以產生。伊斯蘭教曾經有過非常輝煌和開放的時代鄭戈：我接著許老師剛才的話題來講，他試圖把這個討論拉入一些比較大的框架裡面，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衝突，但我還是比較習慣於從細節事實上面來分析問題。實際上伊斯蘭教曾經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宗教，從公元七世紀創教以來，伊斯蘭教曾經有過非常輝煌和開放的時代。像我們都知道兩希文明當中有很多的東西，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法律篇》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如果沒有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的翻譯和評註，很可能流傳不到今世。這些都發生在伊斯蘭教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譯時代」（公元八到十世紀），當時還出了法拉比（Al Farabi）這樣的大哲。末代哈里發被蒙古人用群馬踏死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整個伊斯蘭世界變得比較亂的呢？在我看來，第一次比較大的事件就是1258年蒙古軍隊攻陷了巴格達，之後哈里發時代就結束了。當時蒙古人是把末代哈里發裹在一個毯子裡面，用群馬把他踏死。從那個時候開始，伊斯蘭教就長期處在和其他的主流文明的鬥爭當中。第二次比較重要的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前奧斯曼帝國已經開始沒落了，在決定要參與一戰，而且選擇和德國站在一起的時候，當時奧斯曼帝國的敘利亞總督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他說如今這場危機其實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契機，這個契機是什麼呢？要麼我們就重新復興為一個偉大的文明，要麼我們就光榮地從歷史舞台上退出。這個本身就展現了剛才許老師所說的「一神教」傳統裡面光明與黑暗、黑與白的截然兩分，同時也體現了一個古老文明傳承者面對時代巨變的決斷。以色列被中東穆斯林視為西方插在伊斯蘭世界的一把利刃大家也都知道，在一戰中，奧斯曼帝國其實是站錯了隊伍，站在了失敗者一方，過後整個帝國就被瓜分了。今天我們所知道的什麼敘利亞、伊拉克都不是古老的國家，他們是某種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但是作為現代主權國家，他們都是一戰之後才根據一系列條約成立的，所以說它們的國界是非常武斷的，是大國博弈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是在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的支持下，中東出現了以色列國，在中東的穆斯林看來，這是西方勢力故意插在中東伊斯蘭世界心臟的一把利刃。雖然站在猶太人的角度，他們認為自己是復國，是回歸到自己的祖先之地耶路撒冷。但是大家都知道，古猶太國的歷史是在公元紀元之前，此後耶路撒冷經歷了亞述、波斯、巴比倫、馬其頓和羅馬等古代帝國的統治，並在公元七世紀被伊斯蘭化了。IS現在在一定程度上繼承的是薩達姆的未竟事業在我看來，這三個歷史事件對於塑造今天穆斯林的心理狀態是有非常重要的。雖然普通的穆斯林不見得知道這樣的歷史過程，但是都會隱隱地感到自己曾經輝煌的文明在現代文明席捲而來的過程中被邊緣化了，自己成了被壓迫的民族。所以說，反西方、反現代的極端主義思想會對他們有某種煽動力，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又要回到我前面沒有說完的一件事，我之所以認為ISIS主要不是一股宗教勢力，是因為它裡面很多的領導人，尤其是軍官都是薩達姆手下的軍官，都是以前伊拉克的政府軍。美國佔領伊拉克之後進行了去復興黨化，把復興黨人都清除出政府了，復興黨就是薩達姆這個政黨，就相當於二戰以後在德國搞的去納粹化。這批複興黨的人在政府裡面、正規軍裡面失去他們的地位之後，紛紛去投靠IS。所以說IS現在在一定程度上繼承的是薩達姆的未竟事業。因為這些復興黨人有很多是世俗化的，他們的追求並不是宗教方面的追求。所以現在在我看來IS基本上成為了一種政治勢力了，雖然宗教是它的一個大的背景。歷史創傷往往會導致復仇型的宗教或民族情感的爆發劉擎：我可以補充一下鄭戈老師的分析。他談到阿拉伯地區在與外部世界的遭遇中有過創傷性的體驗，這跟中國近代歷史有某種類似的方面。創傷往往會引發「雪恥」的衝動，導致復仇型的宗教或民族情感的爆發。這是一個重要的成因，但我們還要看到伊斯蘭宗教文化傳統的內部因素。我特別想指出的，就是伊斯蘭教的教派繁多，教派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有時是非常殘酷血腥的。大家知道伊斯蘭內部主要的教派是多數的遜尼派和少數的什葉派，那麼誰代表正統，誰是異端？這是一個特別麻煩的問題。所有一神教的宗教都會有這個問題，但伊斯蘭內部對正統性的爭奪尤為激烈，加上政治和經濟的因素捲入，兩派之間有上千年的仇殺歷史。有評論者認為IS是瓦哈比派在當代的變種。瓦哈比派有宗教武裝組織，稱為「伊赫萬」（「認主獨一」）兄弟會。他們在歷史上對「異端」教派仇殺，比如1801年血洗卡巴拉城，1803年血洗麥加，其殘酷程度完全不亞於IS的行徑。對此，與其從「外部世界」的影響來分析，不如從伊斯蘭世界的內部尋找原因。世俗化的現代世界緩解了正統和異端之間的緊張基督教也曾有教派傳統的問題，在中世紀歐洲的宗教戰爭以後，特別在以後幾個世紀的世俗化發展中，這個問題基本已經解決。世俗化的現代世界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正統和異端之間的緊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緩解。世俗化並不完全脫離宗教，而是把宗教安放在一個特定的位置，與政治做出某種程度的分離，使不同宗教以及不同教派能夠相互寬容、和平共存。但在穆斯林世界，教派衝突的問題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世俗化未必是唯一的解決方式，但無論如何這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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