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人的虛偽

孔子與中國人的虛偽

二千四百多年前，孔子與葉（shè）公沈諸梁（楚屬葉地長官，為當時賢人）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對話。葉公告訴孔子說：「我那裡有個坦白直率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他便告發。」孔子說：「我們那裡坦白直率的人和你那不同，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直率就在這裡面了。」這件事記載在孔子學生輯錄孔子言論的著作——《論語》的《子路》篇里。由於《論語》對孔子及其門人的記錄有很明顯的揚善隱惡成份，這件事不是什麼光彩事，所以孔子的這段話應該比較可信。大約父親偷羊兒子告發這件事在當時引發了人們思想的猛烈碰撞，成書晚於《論語》200多年的《韓非子·五蠹（dù）》和《呂氏春秋·當務》也記載了這件事。《呂氏春秋》記載說荊王將殺其父，其子請求代替受罰，臨刑前說：「父親偷羊而我去告發，這不是誠實嗎？父親受刑而我來代替，這不是孝順嗎？誠實而且孝順反而被殺，這國家還有不殺的人嗎？」荊王聽說後赦免了他。《韓非子》評論說：「君之直臣，父之暴子。」 一起簡單的偷竊犯罪，圍繞兒子該不該告發，竟然引得孔子、韓非子、呂不韋（《呂氏春秋》應當可以看作代表他的觀點）各自發表了一通「高論」。孔子讚賞父子互相包庇，對兒子告發父親並替父親受刑頗不以為然。韓非子認為這樣的兒子雖對君直率了，卻對父親殘忍。《呂氏春秋》把這個事例拿出來是做論據的，論證一個觀點：「信而不當理」，與「辨而不當論、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並列為「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 儒家學說是中國幾千年來統治者用來給老百姓洗腦的思想理論，《論語》是神聖不可懷疑的經典。在情與法的碰撞中，孔子的態度十分明朗：親情大於法制，倫理大於道德，私心大於公義。 我相信絕大部分中國的讀書人在讀《論語》時一定肅然起敬，對那個生於亂世、知其不可而為之、一心克己復禮的偉岸男子充滿景仰之情。他的思想溶於民族的血液之中，生生不息。他的片言隻語成為格言警句約束著人們的言行。可是，對於家庭成員犯罪這個具體事實，孔子的表現讓我十分困惑，因為這種表現我們太熟悉了，在面臨親人因過錯而可能受罰時，大多數中國人——從城市裡弄到鄉下村落幾乎都會選擇「父為子隱、子為父隱」。2000多年過去，我們與古人竟如此心意相通。我的困惑在於，孔子作為中華民族靈魂的工程師，怎麼堂而皇之地教人互相包庇呢？這還是那個教育人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聖人嗎？ 讓我們看看「攘羊」這一犯罪行為的危害。由於幾個版本的記載都沒有交代「攘羊」的動機、作案過程和結果，這件事只要不是「被剝削被壓迫者的鬥爭形式」，就可以講得通道理。 首先，「攘羊」直接表現為盜取他人財物，侵犯他人利益，是一種典型的損人利己行為。人類社會自建立國家以後，統治階級就會以強制的手段分配和保護財產，秩序具體體現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上。孔子所倡導的互相包庇若群起而效之，就會由偷演變為搶，天下就會大亂。 其次，「攘羊」是對法制的挑畔，「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訂立攻守同盟。法制是立國之基，孔子以聖人的身份藐視法律，給後世樹立了一個十分惡劣的典型。 其三，「攘羊」破壞了社會秩序，踐踏公共道德。良好的社會秩序建立在自覺規範的個人行為基礎之上，高水準的公共道德也必然建立在優秀的個人品德基礎之上。孔子的解釋，用美麗的「孝道」掩蓋可恥的偷竊行為，他所建造的「禮」的大廈，抽去了「社會責任感」的柱石，因而他所宣揚的道德教化終究露出虛偽的本質。其四，「攘羊」及「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泯滅了個人良心。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非、善惡、榮辱觀念，必須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可孔子教我們做什麼樣的人？一個沒有良知的小人。 還可以分析出其他的危害來，但至少這四條似乎在民族的劣根性里延續至今。一般來說，選擇總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在春秋至戰國乃至秦統一六國時期，怎麼也看不出偷竊、然後互相隱瞞是當時老百姓最有利的選擇。相反，其父攘羊，其子告發，官府的懲罰是非常嚴厲的，嚴厲到一個人不能心存僥倖。 問題是，孔子為什麼要發出這樣的倡導呢？ 孔子生於殷商後裔一個破落貴族家庭，先祖名孔父嘉而改為孔氏，因避難流落至魯國。父親早死，孔子與寡母相依為命。孔子「信而好古」，對周公治理下的西周宗法社會推崇有加。孔子思想的關鍵是禮，這是約束個人行為的規範，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剝開禮的外層，其核心是仁，「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yì）》）仁的表現主要在三個方面，對長輩孝，對兄長悌，對人忠和恕，「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輿！」（《論語·學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關於忠和恕，孔子有兩條標準，一為低標準，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二為高標準，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一套理念的框架最終建立起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帶有濃厚宗法色彩的社會。 這就是孔子為中國人設計的「路線圖」。他成功了， 後世君王尊他為聖，平民百姓將他與天地君親並列供奉。 由於孔子是從家庭中的個人而不是社會中的個人出發推導出這套理念，很明顯，在這套社會架構和思想體系中，家庭血親重於社會成員，孝大於法。孔子力圖把社會建成一個擴大化的家庭，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當出現家庭成員的過錯行為，當然就以「互隱」來換取穩定了。其結果就是我們所熟知的中國人的兩面性。在家庭內部，我們甘於奉獻，家醜限於內部成員。家族成員的凝聚力，家族的應急、修補機制堪稱世界一流。而出了家門，所有成員立即換了一副臉孔，我們都樂於損人利己、津津樂道於各類醜聞。作為公民的公德水準之低、民族離心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冷漠，同樣堪稱世界一流。 孔子設計的前提是「人之初，性本善」，然後從小樹立一個遠大的目標——立德、立功、立言，終生不悔地追求。有人說，幾千年中國式的教育是一場浩大的「全民求聖」運動。人世間怎麼可能成就那麼多聖賢。絕大多數人只能平凡地活著，甚至是苟且偷生，他有很多條理由「攘羊」。這就象患了人格分裂症一樣，客觀上迫使大部分人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我們怎麼那麼虛偽？ 古代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以及官本位、視工商匠算等為末技的制度設計，進一步強化了民族的這種虛偽性格。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給人們提供了多條成功之路，人們價值取向的多元有力地匡正了中國人這種幾乎與生俱來的陰暗心理，人們可以坦然地放棄追求聖賢，踏實地做著小人，實在地過著日子，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