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中國大學的希望在於回歸大學精神

中國大學的希望在於回歸大學精神 作者：肖雪慧來源 凱迪網路圍繞「21世紀的大學」這個話題，我國涌流出無數豪言壯語，最響亮的自然是「建世界一流大學」。這個目標很好，若腳踏實地朝它努力，於國於民於正在或將要進大學學習的學子都是一大幸事。然而，如果看看當下大學行狀，看看還在繼續採取的種種不智舉措，漂亮言辭好似黑色幽默。 如果說當下中國大學病入膏肓，這個判斷不為過。它的衙門化、高耗低質，早就為人詬病。儘管說起大話氣壯如牛，在有公信力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卻無一所能進入前200名，而且差距還在拉大。腐敗方面倒急起直追，各行業中後來居上成為重災區。腐敗招數無奇不有——濫評職稱、濫發文憑乃至賣文憑，教學科研質量評估中大規模造假，金錢打點、疏通關係之類學術外功夫在碩士博士授予權等純學術事務上大派用場，為賺昧心錢收取高額教材回扣甚至與不法書商勾結用盜版教材糊弄學生，如此等等。而如今沒人認賬但依然實施的所謂「教育產業化」①，使高等教育越來越排斥社會底層，越來越拉大城鄉高等教育機會的差距……。但這些顯見的、直接觸動社會公眾神經的問題不過是由我國大學的根本問題衍生的，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我國大學無所堅守，在損害大學品質的力量面前無原則無抵抗，隨波逐流，從根本上背離了大學精神。 大學精神寓於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傳統之中。這些傳統使大學在擁有朝向未來的巨大發展潛力的同時，又得以在發展過程中保持穩定流向而能始終作為向社會提供最具獨創性貢獻的智力權威機構立身於世。我國大學要想回到健康發展軌道，需要重新認識久違了的大學傳統精神，了解由這種精神所規導的發展走向，以此為據徹底反省。 一．使大學之為大學的獨立、自治、學術自由 大學在歐洲中世紀是作為師生行會誕生的。與其他行會相同的是，成立目的在於維護自身利益；不同的是，不論學生或教師，都是為著知識探究的共同興趣聚在一起的學者，他們要維護的最重要共同利益，是不受任何干預地進行知識的獨立探究和傳授。為了這，在教權與王權競相控制和拉攏大學的情勢下，利用教會的庇護對抗世俗政權，又利用從世俗政權那裡爭得的特權對抗教權。經歷了為擺脫外來支配而進行的不懈鬥爭，大學最終成功地獨立於教權與王權，代表著知識領域的最高權威而與信仰領域和世俗政治領域的權威並駕齊驅。 現代大學已經不像中世紀大學，仍然是完全由教師或學生進行管理，或者師生共同管理的自治社團。隨著大學功能、使命的擴展以及組織結構、人員構成日趨複雜，它的權力結構也趨多元。但大學始終彰顯著獨立於宗教、世俗權力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宗教派別和利益集團的自治機構性質，堅守著在早年爭取自治特權的鬥爭中逐漸清晰的功能和角色定位——人類知識和價值的堅守者、傳承者與創新、變革的推動者。在現代大學複雜的人員構成中，直接承擔著大學知識和價值的傳承、創新功能的師生始終是主體；不論權力結構怎樣多元，在學術這個核心事務上把關的只能是以學術為業的教師群體；至於知識傳播、探索、創新所需的學術自由則在大學的價值體系中一直居於不可動搖的核心地位。 其中，獨立法人的自治地位使大學能夠有效對抗外在力量入侵，避免學術研究和教學的標準受宗教、政治或經濟利益支配，這提供了學術不受干擾地按自身規律發展的必要條件。不過，單憑自治地位，並不能確保學術按自身規律發展，不能保證大學成為產生知識和傳播知識的基地——如果不同時貫徹學術自由原則的話。知識和真理的進步只能在自由探索和自由辯論中實現，而學術自由意味著包括國家權力在內的任何學術外力量無權干涉知識或思想領域的問題。所以，學術自由提供了進行知識和思想探究必不可少的中立空間，它使師生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探索中向未知領域挺進，在自由討論中對已有的知識或思想進行質疑、反思、驗證、比較，在平等對話和交鋒中對不同思想、信仰和觀念的真理性成分和謬誤成分進行辨析，並在這過程中發展智慧、謀求共識。如果對學生來說，不拘的探索、自由的論辯、平等的對話一方面是他們精神和智力上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可以使其中有志成為「學術公民」的人受到從事學術研究的必要訓練，那麼，學術自由對於「一生都致力於發展新思想，闡述新觀點」②的大學教師更加利益攸關，可以說，教師能否順利履行自身職責，實現職業抱負，很大程度繫於有無學術自由以及學術自由的大小。但不論對學生還是教師，學術自由都保護和激揚了創造精神和反思精神。而大學作為師生聚合地，學術自由在使她成為一個進行知識探究和精神反思的共同體之時，也成就了大學作為新知識、新思想的發源地在推進人類知識和智慧方面的獨特貢獻。 但學術自由不僅意味著知識和思想探索活動獨立於種種外在力量，不僅意味著探索無禁區，同時還意味著對不同的甚至對立的思想、見解無所偏袒，意味著知識的真偽、思想的對錯不由任何權威（無論這權威是個人、機構或組織）宣示，而只能通過自由辯論來呈現，還意味著即使被普遍認定為錯誤的思想也有存在權利，而這，應該是基於對人的認識能力局限性的承認——人類認識史上，此時視為錯誤的思想見解中可能含有前瞻性因素的情況決不少見——，何況，哪怕徹底的謬見，也可以使真理性認識在與它辯駁中受到砥礪而更趨成熟。可見，學術自由與思想寬容猶如一幣兩面。大學正是因了學術自由本質上的包容性，才成為不同思想、信仰、觀念得以共存、對話、論爭的中立平台；也因了學術自由對各種思想、見解的發展潛力和多種可能性的保護，大學才能成為知識進步和思想創新的前沿。不僅如此，大學還因此成為培育青年人寬容、理性、尊重真相——哪怕真相令人不愉快——等素養的適宜土壤，有這種素養的人視界寬闊、心態開放，尊重人類精神和文化的多元性，熱愛真理但不偏執，對與己相異的信仰、觀念抱有同情的理解，在精神氣質上與對他人對社會極具危險性的極端主義者判然有別。 學術自由對大學是如此重要，一旦背離，大學將喪失其作為知識探究和精神反思共同體的性質，喪失其開發知識、批判性發展知識的功能。所以，大學在維護學術自由上跟爭取機構自治一樣，進行了持續的鬥爭和努力。而大學精神就孕育、熔鑄於這持續的鬥爭和努力之中，也直接包蘊在相輔相成的自治傳統和學術自由傳統之中——這就是獨立精神、創造批判精神和理想主義精神。它們體現在對知識的無私追求上；體現為堅信客觀真理具有獨立於任何社會派別、超脫於無論世俗的或宗教的利益、標準的權威性；也體現為，在批判性地重估知識文化遺產、審視社會價值和思想體系中保持和發展人類自由知識和人類價值。有鑒於此，筆者曾在《大學之魂》中這樣評價其意義：大學精神使大學在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創造與毀滅兩種力量無休止的衝突中代表了創造的力量；在人類追尋真理的過程中，大學既是人類在意識中進行偉大探險的先鋒，也是世世代代人類賴以支撐的理想和精神價值的守護者。 二．從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到現代社會的民主基地 在大學傳統的價值譜系中，似乎並未包含民主，但它實際上卻內蘊於自治傳統和學術自由傳統之中，是大學傳統的內生價值。即使民主未直接納入大學用持續的鬥爭去捍衛的那些價值，它也自會從中體現或生髮出來。如果說自治傳統使大學早在歐洲尚處於教會和世俗君主統治下的中世紀就已經通過教師、學生的自主管理在實踐最重要的民主原則，那麼，學術自由則使大學自身一開始就作為「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而存在。學術自由保護不同意見的平等存在和公開表達；鼓勵人不服膺於權威而依靠獨立判斷得出結論；學術自由條件下特有的多種思想、觀念並存和自由競爭局面鍛煉人通過自由探索來選擇和確立自己的信仰，通過辯論、交流解決分歧、求同存異。所以如前所述，學術自由使大學成為培養獨立、寬容、理性、善於提問、勇於反思等精神特質的沃土。而這些恰恰是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公民素養。 大學傳統與民主之間的歷史淵源不限於自治實踐，也不限於學術自由氛圍有利於培養民主素養，而是在此之外還有更廣泛聯繫。歐洲歷史上，大學由於其自治地位，更由於其保存、傳播及發展知識的巨大能力和由此獲得的崇高聲望，最終作為知識權威的代表而與教權、王權並立。可以說這是歐洲權力多元的結構性因素之一，這種權力結構有利於憲政民主的成長。而大學師生提問、質疑、表達異議的精神，甚至在人的思想和精神受到許多禁錮和約束的中世紀，就已經無所不觸及。在巴黎大學這個基督教世界的神學教育中心，師生不僅爭論神學問題，而且爭論現實問題。即使在純粹的神學爭論中，理性精神也得到伸張和發展：因為爭論倚重的是講理、是邏輯而不是強力，是說服而不是壓服，是對話而不是灌輸。在現實方面，大學也不憚於在最尖銳的問題上發難。例如1265年的復活節「隨意提問」辯論會上的學生提問。學生們就國王新近頒布的要臣民發誓保證在交易活動中不再用英鎊的敕令，要求教師回答：國王有這權力嗎？國王這樣做是否對臣民使用「暴力」？③——這針對國王在貨幣方面權力的尖銳質疑，已經直逼憲政的核心：權力界限。這種質疑一切的精神，使得權力合法性、權力界限、民眾的權利等問題在歐洲歷史上被反覆提出，反覆爭論。爭論推動了相關認識的深入，不僅為憲政民主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而且於無形中影響了社會大眾的思想和心理。 然而，民主成為大學的自覺追求，應該說始於美國。還在教育體系建立之初的殖民時期，民主衝動就在教育活動中強烈顯現出來，教育成了使民眾獲得知識、獲得自我管理能力的基本途徑。從大學看，這種衝動一方面表現在最大限度發揮了使大學與民主憲政有著天然聯繫的獨立自治和自由辯論傳統，另一方面則盡最大可能擴散知識，打破少數人對學問的壟斷。立國以來，教育的民主價值更加受到特殊重視。教育成了培養合格公民以使這個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意願共同體得以延續和發展的最重要手段。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1790年1月8日國會講話很有說服力地闡明了教育在維護自由和民主上的特殊功能。他說：「在任何國家，知識都是公眾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礎。在我們這樣的國家中，社會輿論可以直接對政府的措施作出反應。因此，有相應的知識水平是必不可少的。知識可以多種方式維護自由憲法：它可以使那些受託擔任政府職務的人懂得，政府的每一重要目的都會得到民眾通情達理的信任；它可以使民眾珍視他們的權利；使他們能預見到並預防這些權利可能遭受侵犯；使他們懂得什麼是壓迫，什麼是必須行使的合法權威；使他們懂得，什麼是由於不顧他們的困難而加給他們的負擔，什麼是不可避免的社會需要帶來的負擔；使他們分清：什麼是自由精神，什麼是無法無天……」他特別提請國會考慮，「通過資助現有的學院、籌建新的國立大學，或者其他有效辦法」「促使這一理想目標的實現」。④顯然，在喬治.華盛頓心目中，對於開發民智，培養知曉自己的權利與義務並且有能力回應、批評、監督政府，捍衛自身權利、捍衛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智慧公民來說，大學具有其他任何機構無法替代的獨特作用。 大學自治、學術自由與憲政民主之間的天然聯繫使這種傳統為進步人類所珍視和發揚，但也必定招致形形色色專制主義者、特別極權主義者的敵視和破壞。英國史學家韋爾斯曾以霍亨索倫專制王朝為例，指出該王朝的最大罪惡是不斷干預教育、篡改歷史教導。他說，「德意志有意用愛國雄辯來麻醉自己，故意使它長醉不醒」。⑤可以認為，德國的軍國主義化、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走向納粹化，這個災難性趨勢早在霍亨索倫王朝通過干預和篡改而敗壞整個國家的教育時已經開始了。希特勒時期把教育敗壞得更徹底，學術自由乾脆被咒罵成「古老而邪惡」的（納粹理論家羅森堡語），所以這個時期決不滿足干預教育而是直接對教育實施全面控制，以至於「從兒童曉事之初，學校就應把目標定在教學生曉得什麼是國家的主張」（羅森堡）。在這種教育目標下，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根本沒有立足之地。獨立自治和學術自由的喪失，使大學淪落為權力的附庸，充當起遮蔽真相、散布偏見的工具和批量生產極端分子和狂熱黨徒的場所，成為納粹德國製造人類空前劫難的參與者。如，納粹刑法理論的產生就是大學助紂為虐、參與災難製造的例證之一。當戈培爾提出「納粹的使命在於『將1789年從德國歷史中抹去』」，法學界迅速聽命於此，群起攻擊啟蒙運動，致力於從法律思想中剷除人權、保護個人權利免受國家權力侵害、限制國家權力等在1789年以後得到傳揚的自由主義要素，徑直把刑法目的從「保護個人免受國家侵害的權利」改為「保護國家不受個人分割」，並完全模糊罪與非罪的界限，為大開殺戒作理論準備。而這種為排除異己、屠殺無辜張目的納粹刑法理論的本質特徵，首先是在基爾大學法學院發展起來的。⑥鑒於這樣的事實，說大學充當了大屠殺幫凶，絕非妄言。 20世紀的歷史教訓從反面凸顯了大學傳統的寶貴。如今，把在獨立、自治和學術自由等古老傳統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民主價值納入大學的基本價值之中，已是大學發展主流；自然地，把通過高等教育培養有能力參與和保衛民主的智慧公民作為使命，也成為許多國家大學堅定不移的追求。可以說，這種發展走向一方面是包孕在大學既有的核心價值之內並受核心價值規導的，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大學對社會發展進程所提要求作出積極回應的傑出能力。 三．在摧折和誘惑中變異的中國大學 中國大學起步很晚，但起點相當高。迄今為止不過百來年歷史的中國大學在20世紀上半葉便成功建立起國立、私立、教會學校等多種辦學體制並存的多元格局。但無論國立、私立或其他性質的大學，都共守著獨立、自治、學術自由原則，確立起了相應傳統，建構起了良好的大學文化。在中國確立起來的大學傳統和大學文化，與在歐洲有近千年發展歷史的大學傳統和文化完全接軌。無論在追求知識和獨立、批判創造精神方面，還是推動中國走向憲政民主上，中國大學都表現極為出色。縱然內亂外患，辦學條件極其艱苦，卻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我國在20世紀享譽國內外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大師幾乎都在那個時期的大學受過教育並奠定了良好學術基礎，這一事實證明了當年大學具備相當高的學術水準。不僅如此，大學還以追求真理和自由的熱忱成為推動中國憲政民主的重要力量。 遺憾的是，20世紀上半葉確立的傳統在20世紀後半葉中斷了。隨著大學全面改制和全面國有化，多種辦學體制並存和良性競爭的局面不復存在；政治工具和意識形態陣地的定位則從根本上顛覆了大學傳統的獨立、自治、學術自由；反覆掀起政治討伐式批判，使大學賴以安身立命的傳統成了「原罪」，學校和師生不得不被迫紛紛表態以示決裂，但學術衝動和自保需要的尖銳衝突又使學校和師生痛苦掙扎於求真與精神自殘和作偽之間。文革結束，中國歷史翻開新一頁。大學師生充分利用了撥亂反正背景下相對自由的學術空間，為回歸學術為中心的傳統，重塑獨立、自主、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的大學精神作了很大努力。雖然二、三十年思想和學術斷層使社會整體思維狀況和整體學術水準低得令人難以置信，雖然當時還面臨50年代以來設置的無數思想學術禁區——連「良心」、「尊嚴」、「自由」、「人性」、「人道」等辭彙重新獲得存在權利也需思想學術界作出持續努力、付出巨大代價——，但大學在思想啟蒙、恢復常識和突破思想、學術禁區上表現了無畏精神，發揮了出色作用。縱然那個階段醞釀和提出的學術思想可能幼稚或粗疏，卻為日後各學科的發展開了路，打下了基礎。最重要的是，大學發展的健康趨勢已然出現。 可惜，良性發展勢頭連遭打擊未能持續。儘管80年代中期幾次掀起針對人道主義及相關理念的政治討伐都草草收場，但反覆成為討伐對象的是人類共同遵奉的價值，是文革後思想學術界努力恢復的常識，而且在打擊思想學術必不可少的獨立、執著、自由探索的同時，鼓勵奉詔而動的依附性和見風使舵的投機性。其間發出的信息很明確，它誘使不少人在尊重人類主流價值以及誠實探索與個人現實利益尖銳對峙的情況下作出趨利避害選擇，這在思想學術界導致了並非由於學術原因而是學術之外原因的不正常分化。但不管怎樣，師生在恢復高考後竭力承接的大學傳統的獨立精神、批判精神和理想主義雖備受摧折，畢竟還表現頑強、儘力夾縫圖存。然而社會轉軌時期五光十色的誘惑以及80年代末以來對大學重新加強控制，加劇了不正常分化。 最糟糕的是，對大學的重新嚴格控制過程中，即使在文革前也屬輔助性、服務性的行政、後勤跟教學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倒置，使大學朝著行政化、衙門化急速蛻變。教師群體在大學日趨邊緣化，其中，那些堅信學術自由、秉持學術良知的學者本來就由於政治打壓而大多處境艱難，行政化、衙門化的擠壓使這部分學者的邊緣化越發徹底。學校大小事務甚至學術事務的決定權掌控在了任命產生的官員及各級行政部門手中，雖有學校設置了教授委員會，但不是充當擺設就是由官學一體的「教授」佔據了主導地位——何謂「官學一體『教授』」？有些學校最近公示的所謂學術帶頭人和級別繁雜的突出貢獻專家之類，就是絕妙標本：大多是既不教也不授更不坐學術冷板凳但卻坐擁教授頭銜的校內黨政官員——。這批人深諳官場潛規則而不懂學術之道，擅長權學交易、熱中如何使已到手的官銜學銜一路變大變高而無捍衛大學賴以生存的獨立精神、學術自由的興趣，對頻頻襲來種種傷害大學本質的力量特別來自權勢的力量不僅毫無抵抗，而且極力迎合。 大學內部這種格局變化，與外部干預、入侵大學的力量一起從多方面改變了大學品質，以至90年代以來的十數年間，就整體而言，大學連掙扎過程都沒有，就把精神丟了個一乾二淨。 四．精神淪喪的大學行狀 1．赤裸裸的依附性和在權力面前的卑微 誠然，中國大學機構不獨立，這是一個並非單靠大學自身努力可以改變的現實。問題是如今許多大學當局連獨立意識都喪失殆盡。任命產生的大學當局，越來越把自己定位成政府在大學的代理人和監管人。把大學塑造成聽從命令、不出狀況的政府下屬機構，就成了第一要務，所以習慣於對來自「上級」的「指令」聞風而動（「上級」二字加引號，乃因對大學這樣的知識共同體或曰學者社會來說，無論與自身之外什麼性質的機構之間存在上下級關係，都極其荒唐、極其可悲），特別涉及政治的或意識形態方面的指示，各校最是忙不迭地表態，當成中心任務層層貫徹，唯恐配合不緊密。如果說文革前二三十年間大學缺獨立性還是隱性的，現在已是赤裸裸的。 對大學的獨立性造成最大傷害的就是棄自身探究知識和真理的使命而去接受外部指令、配合政治任務，並借教學活動來貫徹。這種配合，使講壇充斥大量毫無價值的課程。不僅如此，還使大學背離知識探究的中立原則，向學生灌輸政權偏好的思想體系。這情況始自五十年代。國家長期動用權力、財力等公共資源推行一種特定的外來學說，把這種學說從它產生的土壤中剝離出來，抬高到獨尊地位，利用大學講台系統灌輸。思想解放以來，經幾代學人艱苦努力，受偏袒的學說雖仍然佔據太多課時，但已經從作為膜拜對象的神壇上降了下來，逐漸向人類思想史上眾多政治學說之一種的地位回歸。如果徹底回到這種位置，它自身本可以作為多元思想的一種，既能與其他思想之間構成競爭態勢而對自身或別的思想潛在的危險傾向起到遏製作用，又能為社會提供多元的選擇。然而，據國內媒體報道，這種學說最近又從政治學下屬的二級學科分離出來，被批准為一級學科。與此同時，國家斥巨資實施「馬克思主義」工程。這一啟動資金達2000萬元的思想「工程」總共13本書，每書成本耗資百萬元以上。而13本書都將作為教材進入大學課堂。這類意在精神灌輸的課程90年代以來已經佔過多課時，許多大學即使採取變通性安排，上這一攬子課程也幾乎要耗掉整整一個學年。學生交納了很高費用，真正有知識含量的課程卻要到第二學年才開始。該「工程成果」進入大學，將擠占更多課時。這還在其次。真正嚴重的是此舉勢必使一種重新把馬克思主義宗教化的非理性態度滲透在課程中。參與其事的程恩富不就聲稱：「馬克思主義怎麼會過時？你提出的所有問題我都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給你解答。」這種認為一種學說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可以解釋萬事萬物、解決一切問題的愚蠢態度曾經使我國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都與世界差距拉得非常大。人們好不容易才通過思想解放觸摸到理性精神，而今重新製造這種愚蠢，除了使我們這個民族繼續遠離理性精神，除了確保落後或貽笑大方，恐怕別無所獲。而大學在原本最該由自己純粹根據如何幫助學生建立合理知識結構的需要來決定的課程設置上，去接受與這種需要相悖的安排，由此表明的依附性、下屬性地位是相當可悲的。 如果說由接受指令表現出來的不獨立尚有無奈之處，那麼，而今大學在其他許多方面並非不得已的表現和作派，則顯示了氣質性的自甘淪落。這裡略舉一二。 例如，不為大學的生存之本爭而爭學校的行政級別，這在我國大學是普遍現象。儘管無論給大學爭來個部級省級什麼的，其滑稽都不下於寺廟、道觀頂了處級、廳局級官階。而大學爭行政級別意味著雙重淪落：一方面與整個社會近一二十年間愈演愈荒唐的「官本位」臭味相投，另一方面是徹底棄獨立性的典型表現。這雙重淪落還有更廣泛表現。前十來年，大學拉高官當掛名教授成風，似乎有高官掛名，大學便可身價百倍。近年已經不滿足於向高官奉送教授頭銜，而是拚命拉來出任要職，一旦成功，就多了炫耀資本。最近南方周末報道剛卸任的部長級官員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建院50周年之際受邀出任該院院長時，用了「雙喜臨門」一詞，並津津樂道於人民大學的新聞學院與北大、清華的一樣，都成為「部級學院」。讀到這則報道，不由想起柯林頓卸任後競爭哈佛大學校長職務而落敗的事。按這裡眼光，哈佛大學重學術背景而全然不看官位，簡直笨得出奇。然而，恰恰這種「笨」顯示了哈佛大學十足的底氣，也恰恰是我們的媒體、特別是大學於下意識間流露的以官為尊的心態泄露了我國大學的精神淪落已經到了大學要依仗官威來顯身價的地步。其實，如果高官有相應學術背景而又願意棄官為學，受聘並無不可，但大學樂此不疲地去爭槍高官、把爭搶成功當喜事，這種趨附權勢的心態就很卑微了。說來好笑，這種趨附權勢的心態讓我忍不住想起兩個月前（好像是10月11日）從央視二台 「馬斌讀報」聽到的「軼聞」：某大學今年新生手冊在介紹學校教師時有如下內容：某教師長得如何帥，某教師聲音又是如何有磁性。這好似花街廣告般的內容下作得有些離譜，可在我眼裡，與權勢調情並不比這好到哪裡去。 不僅赤裸裸的趨權，也赤裸裸的趨錢。90年代以來許多大學競相爭「聘」毫無學術背景的富豪當教授，這種鬧劇突出表現了如今大學的趨錢性格。除了向權力、金錢獻媚，也向明星獻媚。聘演藝明星當教授早已成舊聞。而數月前沸沸揚揚的劉翔免試讀博，該與不該，姑且不論，真正表明大學滑得太遠的是相關大學指派十幾位教授上門授課。莫說中國體育走的是一條與大眾體育相背離的精英體育之路，這條路的實質是國家把奪取獎牌當目標，為此，用納稅人的錢集中資源於精英培養而忽視民眾健身條件。據有心人估算，平均一枚金牌，投入達7個億。這種情況下，取得再多金牌，價值都大打折扣。而單從這件事暴露的濫用高等教育公共資源看，大學在教育公正問題上已經沒了底線。 喪失獨立，還有一特殊表現不能不提。大學變異為政府下屬機構，不斷從政府接受指令。這情況延伸到校內關係上，是前面提及的校內行政與教學的顛倒關係。行政系統指揮和支配教學，90年代以來逐漸常態化。龐大的、支配欲強烈的行政系統熱中於製造出大量「工作」要求教師完成。其中許多「工作」極其荒唐，干擾極大。別的不說，僅只填寫大量無意義表格，就令教師窮於應付。一份科研成果表或者教學計劃表，交叉重疊而又個個不甘寂寞的行政機構，會要求教師反覆填寫多次，弄得不堪其煩。再加上由行政主導的各種「評估」、造假，本應從事創造性活動的師生陷入大量耗時耗神、於創造無益又敗壞心性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已是經常性、例行性的。最近有調查顯示，中國大學生國際競爭力差，影響中國進入知識經濟。原因固然多多，其中，根本原因無疑是經常性配合政治或時事任務，使教學脫離探索真知所必要的中立性，但校內行政源源不斷製造出「工作」來騷擾教師，使師生的研究和教學時間被大量侵佔，也是重要原因。 行政主導的大學處處遵從外部指令，使大學甚至連訂閱和購買圖書報刊也不能服從師生教學活動需要，這更是奇聞。如今各高校大樓越來越漂亮，硬體設施越來越先進，但師生教學和研究活動需要的圖書、報刊雜誌越來越少，這情況在經費不那麼充裕的學校尤其嚴重。不過主要原因並非經費短缺。報刊雜誌中那些過去不愁嫁的「皇帝醜女」，現在得靠攤派維持發行量。而許多大學對攤派下來的報刊圖書無一不訂不買，而且從校圖書館到系科層層訂閱，結果，這類與學術毫不沾邊，對教學毫無用處的報刊大學裡各部門一應俱全。財大氣粗的學校花這筆冤枉錢倒不一定影響師生的正常圖書資料需要，經費不那麼充足的大學就不同了，於是便壓縮正當的圖書報刊開支，在有的學校，一些很常規的學術性報刊竟然找不到一份。幾乎無米之炊的情況下，整體教學研究水平不下滑才怪。問題還在於，不管學校財大氣粗也好，拮据也罷，在純屬大學教學研究環節的圖書資料訂閱上去服從外來攤派，喪失獨立的程度實在驚人。 2．被邊緣化、遭背棄和打壓的生存之本 對於大學這樣的知識共同體來說，學術自由是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在這個產生和傳播知識的地方，學術自由堅持的研究和教學無禁區、對各種思想無偏袒，一方面鼓勵了新思想、新知識的出現，另一方面為不同的思想在平等論辯中呈現自己的真理性提供了條件。有學術自由，創造力的源頭活水就能得到保護；學術自由遭遏制、打擊或否定，必是創造力源泉的枯竭。而承受創造力枯竭後果的，決不只是大學。 耶魯大學校長巴特.嘉馬特有兩句名言：「大學教育乃是一個社會的心臟」，「教書工作乃是大學教育的關鍵中心」。可是，能夠充當社會心臟的是獨立的而非聽命的大學教育，能夠支撐大學教育在社會中心臟地位的教學是符合知識探索和創新規律的教學——即，由大學傳統的學術自由來保障的而非處處受干涉和掣肘的教學。如果說，丟失了獨立而依附權勢的大學教育不配作社會的心臟，那麼，缺乏學術自由、受制於權力或其他外部壓力的教學不僅因喪失知識創新和傳播的能力而無力支撐大學教育在社會的心臟地位，而且會使教育淪為反教育。 學術自由如此重要，在我國卻命運多舛，曾長期遭受嚴厲打擊而銷聲匿跡，如今雖然少有人公開否定學術自由，可地位十分邊緣——其實，說邊緣不準確，真實情況是，學術自由仍被當成防範對象，受到排斥和變相否定。最近不就有某名牌大學黨委書記答記者問時宣稱「課堂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課堂」，「在課堂講授上是有禁區的……不能把探索過程中尚不成熟的東西拿到課堂中來」。這番話公開否定了教育的中立性和教師教學的自由。 然而，包含在學術自由之內的教育中立性是知識和思想發展的前提。中立性意味著通過教育不是要告訴學生該信什麼不該信什麼，而是幫助學生開發智慧，使學生獲得辨析能力、創新能力、批判、反思能力，能夠獨立看待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通過獨立的精神探索選擇和確立自己的信念。而教師們根據自己的研究進行教學，各抒己見，則可以為學生打開廣闊的思維空間，使學生時時面對多種觀念的並存和衝突。這對師生都很具挑戰性。然而，那位書記的講話表明他仍然把大學視為政治及意識形態陣地和工具。只不過，對大學的這種認知並非只屬於該書記的個人見解，這其實是以往長期拿大學當陣地和工具而相沿成習的政治功利主義治校方略，也是對當下真實教育政策的表達。 只要繼續把大學政治功利化，把規定學生信什麼不信什麼當目標而要大學繼續充當統一思想場所，就不會有真正的學術自由。實際上，學術自由在我國受到的鉗制無處不在。教育行政部門壟斷學位授予的審批權，掌控課程設置、根據意識形態偏好指定設置某些課程，插手大學的教材選用甚至直接指定教材，等等，都對學術自由構成根本性鉗制；而大學內部鼓勵告密，越來越多大學在教室安裝的電子眼把教學全程置於行政監控下，更收縮了思想、學術的空間。師生不能在自由對話和自由交流中逼近真實、發展知識。這已經構成對我們民族智慧資源的嚴重摧殘。危害不僅在此，更在於，把政治功利主義灌注到大學教育中，讓大學承載與其批判性創造性發展知識的使命相悖的統一思想功能，註定要對獨立思想抱猜忌、敵視態度，註定要排斥能激發思考力的和有持久智力價值的內容，拒斥對任何現成觀念和體系進行批判性反思和比較的理性精神，而且註定要扭曲人的精神、敗壞人的心志。對此，筆者六年前在《教育：必要的烏托邦》一文中有過剖析：「政治功利主義直接關涉教學內容這個要害問題。特殊的政治需要，哪怕不那麼自私，也有著使人思想劃一的傾向和囿於一時之功利的傾向，所以天然地具有排斥那些使人視界開闊、目光遠大、靈魂豐滿的東西，天然地排斥批判性、創造性思維，排斥與此密切相聯的無私的好奇心，知識上的冒險意識和反獨斷的探索精神。如果這種需要本來就自私，那麼，狹隘就會成為一種必要，根據需要來掩蓋、歪曲、篡改歷史或社會真相也會成為一種必要」。可嘆，這情形還在繼續。一系列旨在灌輸的課程，本質上帶有「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偏執，並且充滿空洞廢話。它們傳遞一種懶惰而愚蠢的思想慣性，這種慣性使許多人到了不講套話蠢話就不會開口說話的地步。尤其嚴重的是，一種建立在強迫性遺忘歷史、歪曲和偽造現實基礎上的觀念長期通過從初等到高等學校的講台系統地灌輸給學生。持續灌輸使學生裝了滿腦袋的偏見和極端思想，卻對人類共同的價值原則不是一無所知，就是抱先入為主之見。近年來，在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關係上，充滿仇恨的極端主義情緒和狂熱表現在眾多大學生中成了無意識的條件反射，正是這種精神催眠加偏執教育之「功效」的不幸證明。 大學的系列灌輸性課程，除了強制灌輸早已對現實失去解釋力的學說，還有一大特點，即，對政治權勢人物的言論作微言大義的過度闡釋和延伸。這就在訓練氣質性的獨斷和盲從以及教學生習慣於言辭與現實的背離的同時，讓學生領略和練習如何投機、如何趨附權勢。人們對現在大學生中很常見的投機表現和玩世不恭有很多批評，但問題表現在學生身上，根子卻在塑造這種病態人格的教育和整個社會環境上。 缺乏學術自由，大學的教育無力提供合理的知識結構和符合現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卻以偏見和謊言影響學生，導致對事物扭曲、變形的判斷和自身精神的沉淪。這樣的教育對廣大學生來說，本質上是一種欺騙。 對教師來說，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滲透最深的社科、人文領域，誠實的研究和教學處處受阻、舉步維艱。而相關部門濫用納稅人的錢，設立具強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偏袒性的課題，附著在這類課題上諸如職稱、金錢等一干好處的誘惑與獨立、求真必得時時面對的不公甚至險境形成鮮明對照，使教師群體發生了可悲的蛻變。一部分人加入了合謀構造偽現實的行列，源源不斷炮製出來的所謂學術論文，不過是政策的闡釋和宣傳，是在重大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上指鹿為馬，是對無由辯護、不可辯護的作辯護……；還有為數眾多的人充當精神竊賊，干抄襲剽竊的勾當。所有這些不僅與學術毫不相干，而且是對學術精神的徹底背棄。 3．背離民主化潮流 由於接受教育是每個人踏上社會，承擔公民義務、享受公民權利的必要準備，使得教育的民主功能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受重視。要使教育實現民主功能，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尊重教育自身解蔽、益智的功能。對民主有無誠意，不在口頭聲明，而在行動，就教育而言，便至少要從這兩方面考察。一看有沒有尊重人的平等受教育權；二看通過教育過程是使真相逐步敞開還是扭曲、遮蔽真相，是開啟思路還是給思想設限，是拓寬精神視野還是給自由精神打上封條，是培育良好的判斷力還是用謊言和謬誤去迷亂人的心智。 根據這兩方面來判斷，我國教育表現出與民主走向相悖的性質，大學的背離尤令人矚目。無疑，民眾最感切膚之痛的是在所謂教育產業化名義下把受教育機會當高價商品，青年學子想上大學，除了並未一視同仁的考場成績⑦，最受考驗的就數家長的錢包了。連年急速暴漲的學費，把越來越多城鄉底層家庭的青年排斥在校門之外。排斥情況之嚴重，已經使接受高等教育這一社會階層上下流動的重要渠道，在我國連象徵意義都談不上了。然而，根本性的背離是由對大學獨立性的否定和對學術自由的防範、扼製造成的。因為，這種否定、防範和扼制使教育具有了製造蒙昧的性質和愚民的性質。這種不正常狀況由於長期持續和不斷強化不僅呈常態，還被賦予「政治正確性」變得理直氣壯；大學自始便存在的與民主的天然聯繫卻因長期迴避而淡出，現代大學擔負的傳播民主價值、培養民主社會合格公民的使命則被防範和壓制。 事實上，支配我國教育的理念在基本精神上就與民主格格不入。諸如權威崇拜、整體至上、忽視和貶低個人、對自由思考、獨立精神、批判懷疑精神的敵視等，共同構成我國教育的總體特徵，對我國的教育思考有著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特別在參與和影響教育政策制定的人身上成了一種思想和情感慣性，以至於即使談及教育民主也往往流露與民主南轅北轍的觀念。前述名牌大學黨委書記那番話，可作如是觀。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題目為《教育——財富蘊藏其中》的報告附錄中中國委員的發言，更提供了絕妙印證。 《教育：財富蘊藏其中》這一完成於90年代中期的報告作為對21世紀教育將「面臨的挑戰的研究和思考」，是關於教育的里程碑式文獻。而對教育民主性的強調可以說是貫通於整個文獻的靈魂。無論對全球教育前景的展望，還是表達的指導性原則和方針，都回蕩著民主基調；無論對教育平等的多角度多層次關注，還是倡導的教育目標，都體現著強烈的民主精神。例如，尊重個人的多樣性和特性，反對任何形式的排斥，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級教育中提高處境不利人群的入學率；通過教育，培養民主運作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使人自由地確立自己的思想和價值體系，為負責任的公民生活作準備，等等。這裡所列舉的，都是得到委員會成員一致贊同的報告的實質內容和要點，所以也是作為報告的主體部分提交的。 為了反映看法的多樣性，報告還附上了來自11個國家的委員寫的文章。中國委員的文章在基本精神上與整個報告和其他委員的發言形成引人注目的對照。報告和其他委員的發言儘管內容各異，但都傳輸了以民主、人權為代表的人類普世價值，把這些對不同文化、信仰、個人生活方式和目標具最大包容性的共同價值觀作為背景千差萬別的人們的歸屬感的基礎。但中國委員的發言在題目上就以一個似是而非的「亞洲的觀點」與普世價值拉開了距離。而作為「亞洲觀點」，同時也是作為中國國粹宣揚的，除了具強烈人治色彩，把國家興盛人民安康寄托在歷來都靠不住的統治者德性上的「以德治國」，除了把集體絕對化、神聖化、目的化因而與專制主義特別是極權主義在精神上同構，一實施起來往往蔑視個人的「集體高於個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承認權威」的名目下對一種地道的奴性哲學津津樂道，當成現今仍該發揚的正麵價值兜售：「通過教育，統治者應『學會體察民情』，而被統治者要『學會順從』。強者的這種體察和弱者的這種順從被看作社會秩序穩定的保證」。然而，所謂「體察」和「順從」說隱含的對治者和被治者作絕對劃分也好，教育充當統治者馴化百姓的工具也罷，無論曾經可能有過什麼樣的歷史合理性，它們因本質上的反民主而與人類社會發展趨勢截然對立。但此番說法不僅把對教育的這種統治工具的定位作為中國文化精粹和所謂亞洲價值觀推銷，末了，還據此在東南亞地區的現代威權政府與這一地區出現所謂經濟奇蹟之間虛構因果關係，稱：「尊重權威對經濟的健康發展特別有利」。 普遍價值不是沒有談到，卻以特殊解釋和限制使之發生了根本性變異。例如，在「教育為促進全球倫理學而應培養的普遍價值」標題下談人權，這人權就已經不是國家權力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循著「集體高於個人」的思路，以「使個人權利與集體的權利協調一致」這種實質上把人權的解釋權留給國家的表述，把人權變成受國家權力限制因而隨時可能化為烏有的空洞之物。至於集體對置身其中的普通個人是否壓迫性的，卻隻字不提。⑧ 如同那位黨委書記對大學的政治功利主義見解並不僅僅屬於書記個人，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中國委員的上述與民主、人權拉開距離的發言也肯定不是個人意見的表達。實際上，這是持續支配著我國教育的觀念。 4．深度腐敗 大學歷來承擔著批判性保存和發展人類知識和價值的傳統使命，這價值領域的使命表現為保存理想和樹立標準，尤其當社會處於價值激烈震蕩的轉型時期，大學的這種作用更加突出。然而，當其體制上成政府下屬機構，作為大學核心價值和生存之本的學術自由十分邊緣，辦學宗旨既偏離大學自誕生就堅持的開發人類精神潛力，又割斷大學與民主的天然聯繫，背離現代大學推進民主政治、促進社會公正的使命——這樣的大學已經靈魂不附，遑論為社會保存理想和樹立標準？ 現實情況是，我國大學不僅把傳統使命拋棄得十分徹底，而且在近一二十年間不斷湧起的非理性狂潮中隨波逐流。結果，社會患疾，大學無一倖免。最受人詬病之處，是加入腐敗的狂歡，特別是當貪慾被受教育機會商品化釋放出來後，便無所節制。然而，這象牙塔內的腐敗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塔外人無論如何也想像乏力。 設小金庫、回扣、貪污、行賄受賄之類各領域共有的腐敗模式，大學一樣不少，腐敗程度也不遜於別處。可是真正觸目驚心的是大學依仗特殊資源發展出來的腐敗新途徑、新模式，這是滲透一切學術環節的腐敗。 在科研立項、評獎，職稱評定，碩士、博士授予權的申請和資格評審這類純學術事務上，學術標準不及關係和金錢，是公開的秘密。事實上，反常已經常規化。拿教師職稱來說，有學術實力而不諳或不屑學術外功夫者往往不敵那些沒有真才實學但學術之外功夫十分了得的人；就學校之間在博士碩士授予資格上的競爭而言，不向有關部門「行賄跑點」，不跟投票評委一一勾兌，多半沒戲。如此，莫說不少大學的教授頭銜當不得真，許多學校的學位授予資格也是當不得真的。 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名目繁多的「評估」，則催生了大學有組織地造假作弊的腐敗「新氣象」。這種造假作弊還依仗校方掌控的權力資源教唆、威逼師生參與。大約一年前，成都一些高校為應付教育部教學評估，紛紛組織開展了全校性造假。如何使師生在被抽查中按校方統一口徑回答問題，如何製造學習空氣濃厚的假象，等等，成了學校整整一學期的頭等大事。雖說正常教學活動大受干擾，師生無端遭受折騰，但對校方來說，功夫不負有心人，卓有成效的造假使得原本資質平平的學校在教學質量評估中一舉奪優。接下來是重獎有功人員。最搞笑的是，被重獎的除一些二級學院的頭兒們平時有教學任務，其他的幾乎清一色不教不授不做學問但在造假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行政、後勤官員。獎勵方式是按這些有功人員行政級別高低，分別組織到國外或國內公費旅遊一遭。而這如水般花出去的錢，多半是要打入教育成本的。 本該既保持標準又開風氣之先的大學竟然有組織地造假，如此示範，難怪學界作弊成風，難怪誠實、正直這些品質越來越稀缺。不過，為了應付形形色色的「評估」而造假，社會危害性可能稍遜於下面一類造假：每年國家課題中設立了為數不少的偏袒性或對現狀辯護性的偽學術課題。這類「課題」需要的不是學術實力而是政治站隊，不是學術良知而是見風使舵和善於擱置良心去投權勢所好的投機性。偽學術「課題」的課題費十分可觀⑨。這錢不僅滋養了大堆學術垃圾，還提供給一些無良學者的發財途徑——還在90年代初，學界「先知先覺者」就已經發現，爭取國家課題是學者名利雙收的一條捷徑。 背離了大學精神的高校尤其把久已有之的體制性扭曲、劣變能力發揮到了極至。如今，任何評比、任何一種學術職銜或榮譽設置，都會迅速變成新的分贓途徑和分贓機制；而學術上引進任何評價指標，都會迅速發展出足以應對它的新的造假手法。所以，許多在學術上連三腳貓功夫都談不上的學官可以腳踏幾隻船，官位、學銜、研究生導師、學術帶頭人、有突出貢獻專家……有多少要多少，一個不拉，統統集於一身。最近有人鼓噪設文科院士，我看，趁早打住。莫說我國文科嚴重受制於政治和意識形態需要，分科不倫不類，根本不具備設立條件——據悉，中國社科院將建立的學部委員制，可能成為在文科建立院士制的前身。而它要設的五個學部中把作為人類思想探索中出現的眾多流派之一的馬列主義跟人文、經濟、國際問題、法學與民族學相併列。這破壞學科為基礎的分類就很讓人看不懂，但卻提示了：推選學部委員的標準不可能真正從學術出發——⑩。即便擱置意識形態化導致的學科關係混亂，僅根據這麼多年屢試不爽的變形規律，此舉也無非增加一個學術上的頂級分贓機制罷了。 至於為克服學術評價標準的混亂而引進的國際上常用的「高引用率研究人員人數」、「《自然》和《科學》論文數」、「SCI論文數」、「教職人員平均學術表現」等評價指標，命運一點不比學術職銜之類的好。這些指標，比如「高引用率研究人員人數」，「教職人員平均學術表現」，在中國大學作弊造假是輕車熟路。例如，怎樣提高論文引用率？就有大學能夠發明出如下作弊法來應對：以金錢獎勵為誘惑，要求教師在論文中引自己學校刊物上發表的本校教職工的論文。這可是一舉多得：既製造出了「高引用率研究人員人數」，又提高了本校刊物的「論文引用率」。 在作弊常規化、組織化的環境下，作弊是正常態，不作弊倒成了另類、傻冒。值得注意的是，對作弊醜聞，人們現今還只盯著抄襲剽竊、篡改試驗數據之類個人劣行，對性質更加惡劣的有組織作弊缺乏足夠重視。筆者說得上是學界抄襲剽竊劣行的經常性受害者了，對這種或偷雞摸狗或明火執仗的思想盜竊行為深惡痛絕。但平心而論，無論對學術可信度的破壞，還是敗壞學生心靈和加劇社會精神淪喪，個人剽竊行為再怎麼層出不窮，再怎麼可惡，跟大學有組織作弊這樣的集體欺詐行為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何況，有組織的作弊還為大量的個人剽竊行為撐起了保護傘，剽竊者可以有恃無恐。所以，才有如下怪現象：幾年前在某名牌大學身居要職者的剽竊醜行已經引來「洋人」興師問罪，卻地位巍然不動；抄襲剽竊劣行最近曝光的「著名法學家」可以對採訪記者公然以「某某部會找你」相威脅…… 五．結語 中國大學遠遠偏離了大學正道，這對國人是一個心照不宣的不幸事實。但大學似乎當局者迷。對自身的精神淪落缺乏自知，反倒陶醉於學校規模越來越巨型化、硬體設施越來越高檔，還特別熱中於「創一流的」吹牛皮——有的高校校級官員就大白天發熱昏胡話：「中國的高等教育是最先進的」。這超強良好的自我感覺可是比問題本身還麻煩。因為這完全杜絕了通過自我反省走出泥沼的可能。 然而，反省這一步是邁不過去的。只有經由反省，回歸大學正道，大學才有希望。誠然，在當下政治、社會狀況掣肘下，大學的回歸之路艱難而漫長。不管機構獨立還是學術自由，都不是大學獨自努力就可以實現的，這需要所有關心中國大學前途的人們共同努力，創造條件。但大學自身至少可以從恢復精神的自尊做起。 2006-1-4 注釋： ①在「教育產業化」前加「所謂」二字，是因為在「產業化」名義下實施的是受教育機會的商品化。 ②德里克.博克著《走出象牙塔》，徐小洲、陳軍譯，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20頁。 ③《聖路易》（法）雅克.勒高夫著，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249頁。 ④《華盛頓選集》261頁，聶崇信、呂德本、熊希齡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 ⑤（英）赫.喬.韋爾斯《世界史綱》，吳文藻等翻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134頁。 ⑥參見：（德）英戈.穆勒《恐怖的法官》，王勇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 ⑦起碼，由於招生名額向大城市特別是向京滬等特大城市傾斜導致的不同地區錄取線的巨大差別，就使這考場成績作為衡量標準的公正性大打折扣。 ⑧周南照：《教育與文化之互動在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中的作用：亞洲的觀點》，見《教育——財富蘊藏其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中文科譯，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年。 ⑨例如，課題費上億元的當代社會階層變遷研究。該研究按職業劃分社會階層，把「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即官員階層美化成「是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性階層，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及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卻無視高級官員中變相的世襲性和由此產生的封閉性，無視整個官僚集團中廣泛而深刻的腐敗，無視利用公權設置私利、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拚命抵制改革在官僚集團中有相當代表性。事實上，當前中國改革事業面臨的最大阻力來自官僚階層。只有罔顧事實，才會把最大阻力封為「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至於所謂「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主導性階層」之說，其實為極端官本位的社會現實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報告中關於「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處於政治與社會經濟地位不一致的狀態，他們的經濟利益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的斷言，則事實上用極為可疑的「不一致說」和「補償說」為後來廣泛發生於官員中的腐敗現象，特別是利用公權設置私利提供了合理性辯護。 ⑩據2005年12月22日南方周末文章《社科院欲設「院士」？》，參加學部委員推選的人「必須有副高以上職稱或者是黨委委員」。真不知這「黨委委員」身份與學術何干？僅此規定，便透露出非學術因素不僅滲入進遴選標準，而且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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