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逝英才，清華學術品學俱佳者第一人

世紀廣東學人——張蔭麟　　自古才為累　　天慳狷與狂世上究竟有沒有天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有個年輕的學子,就被眾多學術大家交口稱讚為「天才」。　　　　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梁啟超與其甫一見面,就稱其為「天才」；錢穆謂其「天才英發」,並對其寄予厚望,「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於張君之身完成之」；同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陳寅恪盛譽「張君為清華近年學術品學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嘗謂庚子賠款之成績,或即在此人之身也」；而他的齊年好友謝幼偉則說「不是天才,絕不能有這樣的成就」；孫次舟也說「素痴先生是稱得起所謂"天才』的」；許冠三稱其為「近八十年來罕見的史學奇才」。　　　　1941年攝於遵義

　　這個人叫張蔭麟,他37歲即英年早逝,生前留下的惟一著作不過是一本沒有完成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國史綱》,初版時作者署名還陰差陽錯地印為「楊蔭麟」。他的一生,如流星划過天際,留下短暫而又攝人心目的光芒。　　　　如今,張蔭麟的墓在遵義郊外。遵義市郊幾經變易,墓地已經湮沒,無跡可尋。　　　　在其出生地東莞,記者在采寫的過程中極力尋找一點他曾經生活過的氣息,但最終收穫的,除了失望還是失望———他的老家早已成為民宅,不復有他生活的印記；而後人也都定居海外,無從聯繫。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天才」?本期《世紀廣東學人》,我們一同走近張蔭麟,一個從廣東東莞走出去的史家。　　　　　　　　　　《中國史綱》一書是嘔心瀝血的著作……世人多驚羨其文筆之粹美,以為勝過一般文學創作,不知其字字珠璣,皆為潛心涵泳幾經錘鍊而後成。　　　　1922年,年方17、瘦瘦弱弱的廣東青年張蔭麟,走進清華學堂,開始了他與老清華延續十幾年的不解之緣。他在清華求學7年,從美國學成歸國後又在清華(包括西南聯大)任教7年,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都在清華度過。　　　　在清華求學時期,張蔭麟給同學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一個清瘦而如饑似渴地在圖書館裡鑽研的青年,他幾乎天天埋頭讀書。入學翌年,張蔭麟便在《學衡》雜誌上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對梁啟超的觀點提出異議,梁啟超不以為忤,還嘆為天才,給以揄揚,可謂一段學林佳話。當時《學衡》雜誌的編輯還以為作者是清華的國學教授,殊未料到張蔭麟不過才18歲。　　

　　　張蔭麟被吳宓譽為「梁任公第二」,梁啟超確為張蔭麟最尊敬的前輩學人,而張氏廣泛的學術興趣、宏博的史學氣象、多個領域的拓荒發軔之功,倒也和梁啟超「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氣度頗有幾分神似。　　　　據同學賀麟回憶,他們二人共同的興趣是聽梁啟超的演講。一天晚上,在梁啟超的中國文化史演講班上,梁從衣袋裡取出一封信來,在聽眾中問哪一位是張蔭麟。原來他寫信去質疑梁啟超前次演講中的問題,梁啟超在講台上當眾答覆他。這次點名等於給了張蔭麟與學界前輩搭上關係的一個絕佳機會。但張蔭麟卻輕易地把這個機會給放棄了。直到1926年,張蔭麟才在賀麟的生拉硬拽下一起去拜謁梁啟超。梁啟超非常高興,當面對張蔭麟說(用廣東話)「你有作(jie)學者的資格呀!」當年許多清華同學,都有梁啟超親筆書寫的對聯或條幅,張蔭麟也很想請梁啟超寫字作紀念,但終於沒有去請。後來在給賀麟的一首贈別詩中,張蔭麟為自己的行為作出了解釋:「為學貴自辟,莫依門戶側。」但在1929年梁啟超逝世後,追悼文章寂然無聞,當時張蔭麟已經遠赴重洋求學海外,獨獨從美國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寄回國內。　　　　與賀麟（中）、陳銓（右）攝於1926年

　　張蔭麟在清華與錢鍾書、吳晗、夏鼐並稱為「文學院四才子」。並先後在《學衡》、《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和學術短文40多篇。以弱冠之齡,短短7年居然有這樣的成就,直令時下的教授博導也為之汗顏。　　　　1929年夏,張蔭麟由清華赴美國斯丹福大學留學。在給史學家張其昀的書信中,他論及治學宗旨說:「國史為弟志業,年來治哲學,治社會學,無非為此種工作之預備。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與方法之自覺,從社會學冀明人事之理法。」由此可見,張蔭麟最先覺悟,認識到中國史學的改造,必須從哲學和社會學中汲取理論素養。　　

　　所以說,天才的誕生並不是偶然的。張蔭麟儘管幼時喪母,但在嚴父張茂如的督責下,廣泛涉獵經史及諸子之書,打下了深厚的國學根底。在清華又遇諸多名師指點,才、學、識皆優。赴美後打通文史哲、社會學、國學之間的藩籬,馳騁中西,縱意所如。當代青年學者胡文輝在《現代學林點將錄》中,為張蔭麟專辟一席,擬為「地捷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胡文輝解釋了自己點將舍吳晗而取張蔭麟的原因就在於「張氏為史學研究作了很多準備,涉獵領域更廣泛,開拓的氣象也更宏大」。　　　　1935年,由傅斯年推薦,受國民政府教育部委託,張蔭麟主編高中歷史教科書。別看只是一本中學教科書,張蔭麟卻為之傾盡了心力。首先,他為撰寫此書所延請的寫作班子非常「豪華」:漢以前由張蔭麟撰寫,唐以後由吳晗負責,千家駒寫鴉片戰爭後的社會變化,王芸生寫中日戰爭；其次,他絕不願意做「掛名主編」,親自執筆了東漢以前部分,而為了保證質量,為此他特意向清華大學請假兩年,最終完成了史學名著《中國史綱》。　　　　

　　張蔭麟一直不滿當時的歷史教育,認為「改良歷史課本乃改良歷史教育的先決問題」。因此《中國史綱》沒有累贅的引文考證,不故作深奧高奇,而是用「講故事」的筆法來「畫」歷史,從容道來,如行雲流水,可讓讀者享受到文字的愉悅。但張蔭麟的文字通俗而絕不庸俗,他經常對同學說,作文章要有「作家的尊嚴」。歷史學家張其昀評價道:「《中國史綱》一書是嘔心瀝血的著作……世人多驚羨其文筆之粹美,以為勝過一般文學創作,不知其字字珠璣,皆為潛心涵泳幾經錘鍊而後成。」　　　　終日看書,從無娛樂活動　　　　　　朋友送他一個外號,叫「張文昏公」,他也不抵賴,自號「素痴」。　　　　大抵天才只鍾情於自己感興趣的事物,對其他俗務則漠不關心。在俗人眼裡,則少了很多生趣。張蔭麟終日看書,從無娛樂活動。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向朋友借哲學書。朋友建議病中休養,不宜費神,要看書不妨讀小說。他卻說從不讀小說,看哲學書等於看小說。在美國念書時,他認為當時流行的文學很輕浮,尤其是對電影有著抵觸情緒。有幾次適逢假日,幾個同學一同去看電影。到了電影院,同學們買了電影票之後都進去了,但他卻執意不相隨,寧願在影院外面等候。　　素痴集　　

　　因為讀書太多,思想總是沉浸在書的世界中,張蔭麟在大庭廣眾下往往表現出心不在焉的樣子。他結婚後第二天出門拜客,回家時卻誤入隔壁鄰居家。見到那家的主人,連忙道歉說「累您久候了」,弄得對方莫名其妙。過了好一陣,他才明白原來自己才是「不速之客」。類似故事發生太多,朋友們便送他一個外號,叫「張文昏公」。他無法抵賴,也不願意抵賴,因為他自號就是「素痴」,並一一給朋友起外號,文迂公、文迷公之類。　　　　張蔭麟最大的愛好就是收書,所收之書以宋人文集為最多,大概有好幾百種。1937年春,吳晗在開封相國寺地攤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興小紀》。張蔭麟一見便據為己有,鬧了半天,提出用四部叢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種對換。吳晗拗不過他,只好勉強答應。張蔭麟高興極了,立刻將書塞進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來。回校後,吳晗去討書債,張蔭麟在書架上東翻翻西翻翻,摸了大半天,都不捨得。這種愛書、占書、賴書的書獃子勁頭,倒是和孔乙己的「竊書不為偷」有些許相像。　　　　　　收書之外,清談也是他的癖好。當時他和吳晗在清華圖書館的研究室只有一牆之隔,於是成天到吳晗房裡,敞開談鋒,從大事到小事,從死人到活人,從生人到朋友,從哲學到歷史,無所不談,甚至忘了吃飯。有時覺得無聊,拿起筆就替吳晗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漿糊,貼來貼去不厭煩。吳晗笑他好為人師,他笑著回道:「去年你假如選我的課,我還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但這清談只是友好之間的學問相長,其實張蔭麟極怕人世應酬,在專業領域,更是不近人情,不管對方是何方神聖。他指斥鄭振鐸文史研究中「使人噴飯之處」；批評郭紹虞「牽強附會,食西不化」；郭沫若譯歌德長詩《浮士德》,急於脫稿,遂致「謬誤荒唐、令人發噱之處,幾於無頁無之」,張蔭麟戲稱,如果要寫一本詳盡的"郭譯浮士德上部糾謬』,恐怕篇幅會和譯本差不多吧；胡適撰寫的《白話文學史》時稱名著,張蔭麟卻舉證確鑿,認為其存在去取多由主觀的毛病；而對於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他也很不以為然,甚至認為胡適的老師「杜威老糊塗矣」。胡適直到晚年仍未釋懷,曾經對兒子胡頌平說:「張蔭麟以前的文章都發表於《學衡》上。《學衡》是吳宓這班人辦的,是一個反對我的刊物。」但胡適也肯定張蔭麟人是聰明的,史學眼光不錯,有不少好文字,並預備將《中國史綱》看一遍。在張蔭麟的批評文章中,以對顧頡剛「古史辨」派的批評最有名,影響最大。他指出顧氏「疑古」學說「誤用默證」的方法論錯誤,顧氏無法招架,終究沒有作出回應。　　　　　除了這些嚴謹的學術攻錯之作,張蔭麟偶爾也會玩一下「酷評」。他曾經在《大公報》發表《所謂「中國女作家」》一文,對「以著作為裝飾,以性別為其作品之商標」的「美女作家」極盡嘲諷,對冰心挖苦尤甚,說她們「言作家而特標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而所書寫者,「皆毫無藝術意味之Sentimentalrubbish」(情感垃圾)。儘管文筆刻薄,連《大公報》編輯也認為「倘吳(宓)先生在,則此文定不能登載,以挖苦人太甚也」。但看看張蔭麟的文字,想想當下如過江之鯽的「美女作家」,倒也可聊博一笑。　　學人名片　　　　　　張蔭麟(1905-1942),號素痴,廣東東莞人,中國近代最傑出的史學家之一。17歲入清華學堂,以史才、史學、史識出眾知名,與錢鍾書、吳晗、夏鼐並稱「文學院四才子」。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留學歸國後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浙江大學。所撰《中國史綱》是中國近代史家所寫較成功的中國通史之一,早已列入史學名著。惜乎天妒英才,37歲而早逝。　　　　　　　張蔭麟生平精力所集中,心神所寄託,除了學術研究之外,就是真純愛情,「天真純潔,出於至情至性,犧牲一切,在所不惜」。　　　　天才就像珍珠一樣,在每一面都會現出美麗來。張蔭麟在短短的生命歷程中,擁有兩段美麗的愛情,作家郭厚英將其稱之為「塵埃里開出的花」,凄婉而散著芬芳。　　　　　　　1926年,張蔭麟的父親去世,家道遂中落。迫於經濟壓力,張蔭麟到同在北京的東莞先賢倫明家中擔任家庭教師,為倫明的掌上明珠倫慧珠教習國文。那年張蔭麟21歲,一見之下,他就對倫慧珠傾心不已,墮入了情網。但書生氣十足的張蔭麟並沒有俘獲倫慧珠的芳心,這單相思式的苦戀使得張蔭麟痛苦不已。幸好有同為東莞籍的知名學者容庚在旁開解,張蔭麟才毅然斬斷情絲,並於1929年赴美留學,同時治療失戀的痛楚。　　　　感情這東西實在難以琢磨,而少女的心思也是最難猜的。就在張蔭麟在美留學期間,本來不入慧眼的他又突然走進了倫慧珠的芳心。此後兩人鴻雁傳書,愛情在太平洋上流淌,但這也不足以解相思之苦,於是在1933年學業未竟之時,張蔭麟就決定啟程回國。作為張蔭麟的知己,賀麟曾經說過,張蔭麟生平精力所集中,心神所寄託,除了學術研究之外,就是真純愛情,「天真純潔,出於至情至性,犧牲一切,在所不惜」,這也就不難解釋張蔭麟為何會放棄博士學位而提前回國的「瘋狂」舉動了。　　　　1935年,張蔭麟和倫慧珠在北京完婚。　　北京淪陷後,張蔭麟輾轉到了昆明,一個女孩就此闖入了他的感情生活。這個女孩是容庚的女兒容琬。容庚比張蔭麟只大11歲,和張氏亦兄亦友。在張蔭麟學術活動初期,容庚多有提攜之功,他主編的《燕京學報》曾多次刊發張氏論文。對於張蔭麟和自己寶貝女兒的不倫之戀,容庚顯然持反對態度,此後《燕京學報》再也沒有刊載張蔭麟文章。　　　　容琬情竇初開的心,也已被張蔭麟佔據；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她一直和張蔭麟有通信、見面的機會,她的文章和譯作都經過張蔭麟精心修改,張蔭麟歷年來給她的片言隻字,她都如獲至寶般地珍藏著。對於這份感情,張蔭麟是懷著感恩的心情來對待的,提到容琬的名字,他的聲音都會顫抖。　　　　張蔭麟此人大才，卻不容於清華（西南聯大）學界，可說是聯大的「非主流」。樓主列舉了些材料，卻不知張蔭麟在學術上屬於南方的學衡派，與清華主流學術算是異道者。張蔭麟與其好友張其鈞等人先後前往浙大任教，永久離別清華矣。此外，張之才華未必稱得上清華無二，又怎能說是清華學術第一人？　　　　彼時張蔭麟在清華與錢鍾書、吳晗、夏鼐並稱為「文學院四才子」，其中二人（張蔭麟與夏鼐）卻棄清華而去，再未回去。巧的是此兩人均加盟浙大，同為學衡派巨子。　　　　　　經歷了婚姻的張蔭麟在感情方面的剋制力是非常強的,他曾經向賀麟剖白心跡:「愛是要有一番精神的,愛的生活異常緊張,不是好玩的事。」張蔭麟極力地勸容琬回北京和未婚夫結婚,當容琬執意不去時,他又使出了「殺手鐧」———將自己的妻子和一對兒女從東莞接到了昆明。　　　　當在戰亂中顛沛流離、闊別數載的張蔭麟和倫慧珠夫妻終於幸運地團圓時,不料卻並沒有久別勝新婚的喜悅,反而琴瑟失和。最終二人以離婚收場,倫慧珠帶著兒女回到廣東。　　　　婚後短短四年,張氏夫婦即分道揚鑣,兩人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謝幼偉在分析張蔭麟的感情時說過:「天才不是無感情的,他的感情特別豐富。他可以瘋狂地愛上一個女人。當他愛她時,他是把她過分地理想化。但結合以後,女人的常態,逐漸顯露。他會失望。他會由極度的愛變而為極度的憎。」　　　　　　　是耶?非耶?讓我們且看張蔭麟去世後倫慧珠給賀麟的一封信,在信中,倫慧珠說:「蔭麟的死耗,我在廿七日《大公報》上看到,當時暈過去十多分鐘。醒來後我希望這是一個夢……它所給予我的悲哀與創痛,是在今生的任何事都不能填補的了。無論如何,在他的生前,我曾經愛過他,恨過他。愛雖一度消滅,但因他的一死,恨也隨之而逝。到現在我依然愛他……我們把有限的寶貴的韶光辜負了。他憎恨著我,我仇視著他,以為還有個無限的未來給我們鬥氣呢!結果彼此抱恨終身!」從這些文字來看,這個女子確實是值得當年張蔭麟「死心塌地」地去愛的。　　「即便不死於窮病,恐怕他還是得死」　　　　　　「大賈便便腹滿腴,可憐腰細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鄰丐,五斗支糧更殞軀。」在張蔭麟病逝後,陳寅恪作此輓詩以寄哀悼。　　　張蔭麟的生活是極其沒有規則的。在衣食住行四事中,他只關心食,但不過是「大胃王」而已,其實吃得並不講究。吳晗回憶生活中的張蔭麟時,曾說:「蔭麟生活的儉樸,在朋友中是知名的。從美國回來,有春冬兩套衣服,結婚時也沒添制新的。不能喝酒,可是偏愛吸煙,煙不論好壞,只講究越便宜越好,因為橫直是吹,不吸的。胃量極大,一頓能吃半斤肉。」　　　　張蔭麟嗜書如命,房間里到處都凌亂地扔著書,讀書入迷時,不管白天黑夜。在清華時,吳晗幾次去找他,都是在沙發上把他搖醒的。原來他一夜沒睡,讀書讀到迷糊就睡在沙發上了。在撰寫《中國史綱》的兩年內,張蔭麟養成了一個非常壞的習慣,常常為了寫一篇文章,幾天幾夜不睡覺,直到文章完成,才大睡幾天、大吃幾頓,結果健康大為受損,得了腎臟炎,和他最尊敬的恩師梁啟超是同樣的病。他尚且不以為然,認為「梁任公先生五十外嬰此疾,本不致死,不幸誤於醫術。他這三十幾歲人的抵抗力,必不至於如梁先生」。　　　　　張蔭麟一貫對自己的身體非常自信,他經常和朋友開玩笑說:「如你不幸早逝的話,我一定會編印遺文,墓誌、行狀、傳記之類,一概負責到底。」但是沒想到造化弄人,惡語成讖,結果竟然是他英年早逝。　　　　流星終於划過了天際。1942年10月24日,張蔭麟在貴州遵義病世,年僅37歲。據記載,張蔭麟彌留之際與病床前諸位學生逐一握別,頌《莊子·秋水篇》,徐徐氣絕,這是智者最後唱出的生命之歌。　　　　　　　「自古才為累,天慳狷與狂。」張蔭麟病逝後,朱自清賦詩挽之,慨嘆天妒英才。「大賈便便腹滿腴,可憐腰細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鄰丐,五斗支糧更殞軀。」陳寅恪亦作輓詩以寄哀悼。九儒十丐,冰冷的現實讓人心酸,何況在偌大的中國已經擺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動蕩歲月。張蔭麟就這樣落寞地走了,梁啟超、陳寅恪、錢穆等袞袞諸公的殷殷期望,也都隨之付諸東流。　　　　1946年,吳晗有感於亡友身後寂寞,曾說:「從蔭麟身後發表的文字來看,假如這一年他不死於窮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些磨折、考驗、洗鍊,恐怕他還是得死,不過死法不同,不是死於窮病而已」。不幸的是,一語成讖,二十年後,吳晗未能像張蔭麟那樣「死於窮病」,而死於「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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