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朝廷剿殺的流寇到朝廷最後的依靠，他的人生如此反轉，其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畢生百折不撓地和農民軍作戰，最終卻被農民軍逼得走投無路，絕望之際只得上吊自殺的崇禎，他無論如何也不會預想到，在他死後不長的時間裡，他的半壁江山的繼承者竟然不得不和他仇視了一輩子的農民軍合作。

他們朱家殘羹冷炙般的小王朝，竟然要靠農民軍的忠誠與庇護，才能含辛茹苦地苟延殘喘。歷史給人的警醒，有時就在於這種峰迴路轉的弔詭。

張獻忠這個名字，崇禎當然是知道的，雖然他們不可能見面。但作為第二強大的農民軍首領，張獻忠稱得上崇禎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心腹大患。甚至，崇禎對張獻忠的仇恨可能比對李自成更甚――李自成畢竟只是一個站在明處的敵人，張獻忠卻隔三差五地玩假投降，時而在明處，時而又在暗處。

至於張獻忠的義子李定國，崇禎可能就不一定知道了――畢竟，當崇禎在凄風苦雨的甲申年春天走上絕路上，李定國還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小青年。

正史上說張獻忠有妻有妾――還曾經作為反革命家屬被明政府軍俘虜過；筆記上則說張獻忠的妻妾共有八人，後來在成都稱帝時，還裝模作樣地冊封了東宮西宮。

但不管他到底有過多少女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張獻忠似乎沒有生育能力――其一，史書上沒有隻言片語說到他的子息；其二，正因為沒有子息，他才有收養義子的嗜好。張獻忠一共收養了四個義子，即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和李定國。

在滿清鐵蹄的步步緊逼下，張獻忠的大西國很快就曇花一獻地凋零：他本人在西充被射殺，他的殘部由四個義子分別率領，且戰且退地收縮到了貴州和雲南。四個義子中，年歲最大的孫可望自立為國主，其餘三人，皆封王。

張獻忠戰死是公元1646年的事情，彼時的局勢是，南明弘光朝廷已經覆亡。明朝宗室唐王在福州稱帝，是為隆武，旋即被俘死難。其弟繼位，是為紹武。魯王在紹興宣布監國，不久就在清軍追擊下逃亡入海，不知所終。桂王在廣東稱帝，是為永曆――這是南明幾個皇帝中最有見識，享國也最長，但命運卻最悲苦的一個。

其時，清軍鐵蹄橫掃大江南北，李自成在湖北戰死，余部轉戰湖廣。就當時的局勢來說，農民軍、南明軍和清軍，三者互為敵人。三者之間最有可能聯手的，則是農民軍和南明。

一方面，兩者勢力最弱，面臨被清軍一一剪除的危險；另一方面，農民軍雖然逼死崇禎，但那畢竟只是亡天下的事情，而作為異族的清軍入侵，則使漢人面臨亡天下的更深重的危機。在這種前提之下，張獻忠的四個義子與永曆走到了一起。

張獻忠的四個義子中，論能力和人品，李定國都是當之無愧的第一。論實力和權力，則推孫可望為首。但孫可望是一個心性狹窄的人，他對才華卓越的李定國這個名義上的小弟弟，一直頗為忌憚。

再加上孫本人抱有不測的政治野心――當他在貴州看到永曆的追隨者勢單力薄時，就已經萌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然而，他想要廢掉永曆自立為帝，首先要過的一關就是李定國。

因為，在接受永曆所代表的正朔的封賞之後，李定國已經自覺地把自己的身份從一個不得已才起於風塵之間的流寇轉變為了一個危急存亡之秋的小朝廷的孤忠之臣。這樣，孫可望和李定國之間的決裂就成為遲早必然要發生的事。

果然，當李定國在一再忍讓之餘，仍然無法釋懷於孫可望對永曆的屢屢欺凌犯上時，他把永曆迎到了自己的根據地雲南。次年，孫可望率大軍來襲，孫以為這是一次毫無懸念的戰鬥，他的人馬遠比李定國和其追隨劉文秀更多。

在戰前，孫可望就高調打制了三百副枷鎖，宣稱打下昆明，就要用它們戴在永曆和李定國等人頸上。然而，孫可望的倒行逆施註定不得人心，他的部將們紛紛陣前倒戈，孫可望僅以身免，一氣之下投降了清朝。

通過他，清軍得以掌握了西南虛實。數年後，失去了利用價值的孫可望在遊獵時被莫名其妙地射殺。

時局的發展對南明越來越不利，儘管西南有李定國苦撐危局，東南有鄭成功和張蒼水躍躍欲試。但有時候戰爭的勝負並不完全以正義者的勝利而告終，就像一個道德正確的人，並不意味著他的生存技能也一定高明一樣。

然而，就如同清軍也不得不承認的那樣，李定國乃是他們入關以來遭遇到的最可怕的對手。他在桂林一戰中，逼得定南王孔有德自殺；在衡陽一戰中，斬殺庄親王尼堪。黃宗羲後來在文章中感嘆說，「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捷，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然而一城一池的局部勝利，並不能扭轉天道周星、物極不反的大勢。隨著清軍的步步進逼，李定國的地盤越來越小。當清軍進入雲南，他只能護佑著在帝位上一直疲於奔命的永曆往滇西撤退。

在滇西磨盤山，李定國設下埋伏――這是大明與大清的最後一次成建制、上規模的戰鬥。這次戰鬥原本可以殲滅吳三桂主力，但由於一個姓盧的文人作了猶大，李定國的埋伏以雙方各自損失慘重告終。

從此，永曆率領一幫鶉衣百結的官員逃往緬甸――最困難的時候，永曆甚至打算把他的金制的印章拿出去賣掉買點東西填肚子，李定國則游擊於中緬邊境。在吳三桂所率清軍的步步緊逼之下，生怕惹火燒身的緬甸國王把永曆一行交給了清軍。

吳三桂把永曆押回昆明後用弓弦絞死。此時已是大清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距甲申之變已過去了整整十八個年頭。

原本就纏綿病榻的李定國得悉永曆死訊，他明白復興大明已經徹底成為鏡花水月，不久，就病死於異國的莽莽叢林中。臨終，他告誡兒子和部眾：寧死化外，不降清朝。

但他的兒子和部眾既看不到堅守化外的希望何在，也被熱帶雨林的嚴酷折磨得英雄氣短，不久就向清朝投降。

從少年時投身到張獻忠的農民軍，作為一個叛亂者攻城掠地，到成年後對自己曾志在推翻的明帝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李定國的這種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令人驚異。

在這種大轉彎背後，深藏著一些很中國的內因：首先，是來自於對正統的認同。再膽大包天的造反者，其內心也有一種自認草寇的潛意識，如果一旦有機會得到正統的認可，他們必將回報以十倍的熱忱。

其次，具體到李定國，這個農民軍中不多的有文化的將領，其身上有一種忠臣情節。李定國軍中有個叫金公趾的書記，曾經是個有功名的讀書人，此人經常為李定國等人講解《三國演義》。金公趾的講解方法是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可謂寓教於樂，相當於文工團的戰地動員：他每每把孫可望比作董卓和曹操，把李定國比作諸葛亮。

李定國由是大為感動，向金和其他人表示，「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敢不勉。」我當不了諸葛亮，但也要以關羽，張飛和姜維這些榜樣來勉勵自己。

後來永曆封李定國為王――雖然此前他已被他的義兄孫可望封為王，但孫所封的無疑是山寨王，永曆雖落敗，卻代表了一個有著兩百多年歷史的正統王朝，李定國於是「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徇身緬海，為明三百年忠臣之殿。」

也就是說，大明三百年忠臣榜的最後一名，就是這位曾經的造反派。

這個故事說明：

第一，人總得有點精神才能活下去，哪怕這精神是意淫，但意淫有時候也能強身健體，讓人真正像個人一樣活下去。

第二，永曆只能依託大明曾經不斷圍剿的草寇才能生存，這不是草寇的光榮，而是一個享國近三百年的大帝國的悲哀，好比病危的貓，竟然靠老鼠贍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