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池肉林的紂王形象是如何出現——談武王征商的歷史論述

06-13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歷史經常被視為是一連串的循環，重複著王朝的興盛與衰亡。一個王朝滅亡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外乎無能的君主搞得天怒民怨，一位英雄揭竿而起，率領他的正義之師歷經失敗，最終推翻無道昏君，建立新政權（其中不少為「農民革命」——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史學家如此稱呼）。這是一種歷史書寫的模式，以昏君與英雄的對比，解釋舊王朝之所以亡、新王朝之所以興的原因。

究竟一個無道昏君是否無道？一支正義之師有多正義？現代的我們無從下這種道德判斷，但我們知道在這個歷史事件中，一個統治者被另一個統治者取代了，而且經常是通過血腥暴力的手段。這樣的亡國／開國論述起源很早，東周文獻經常將亡國的夏桀、商紂並稱為暴君，對比於開國的商湯、西周文武之好德。《史記?殷本紀》還生動地列舉紂王的罪狀，包括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體追逐其間，通宵達旦縱情聲色。有意思的是，據說牧野會戰之前，姬發也曾列舉商紂一連串的罪名，說他聽婦人言、疏於祭祀、遺棄兄弟、任用罪人，當中並沒有提到他沈溺於酒（《尚書?牧誓》）。商亡之後，紂王的罪行似乎隨著時間被越放越大。在歷史書寫中，這個好酒淫樂的紂王形象是如何出現？周人的征商論述又是如何形成？

且讓我們回到公元前十一世紀中葉冬季十二月的甲子日。

清晨天還未亮，周人在姬發的率領之下，結合友邦，歃血為盟。牧野會戰，姬發打敗紂王帝辛，迫使紂王穿上他的寶玉衣，登上鹿臺，自焚而死。戰勝的姬發將商紂的頭砍下，掛於白旗上，以示勝利。這場戰爭據說「血流漂杵」，死傷無數。《尚書?武成》樂觀地說，經過這場戰役，「天下大定」；《史記?殷本紀》也說「殷民大悅」，試圖說明這場戰役不但順乎歷史發展，而且符合眾人期待。但我們必須注意，無論《尚書?武成》或《史記?殷本紀》，距離事件發生均已超過百年、甚至將近千年，相當程度是後人從他們的角度來詮釋這個歷史事件。

圖1　商、周之際重要的歷史地點：殷（今河南安陽小屯村）為商後期首都，鎬（今陝西西安西南）為西周早期都城，又稱「宗周」。成王時，周公於雒邑（今河南洛陽）營建東都以經營東方，稱「成周」。

若是回到歷史現場，姬發雖在牧野一戰逼得紂王自焚，但周人代商的情勢似乎沒有如此樂觀明朗，一連串的挑戰正迎接著武王姬發與剛建立的周王國。首先是姬發的亡故，緊接著是紂王之子武庚聯合管叔、蔡叔與東邊的方國起兵。這是商人勢力的大反撲，若是成功，歷史便要稱頌武庚為中興之主，而姬發領導的盟軍便從正義之師一變而成叛亂勢力。武王征商一役究竟是正義之師？還是叛亂勢力？周人在牧野戰後便有信心周王朝就此建立？而商人及其友邦就此甘心商王朝已成為過去？數千年後，歷史的後見之明讓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答案都確定無疑，但身處歷史現場中的人們，無法預見未來，答案自然也無法這般肯定。

周代商是中國史上第一個考古可稽的朝代更迭，從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可見周王朝對於朝代更迭的歷史論述逐步確立。武王征商一役確定為正義之師，並且發展出一套論述來解釋商人之所以失敗、周人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從中我們也看到一個新興的政治勢力，從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到政權漸趨穩定的過程。

武王征商

【利簋】銘文一開頭便說「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圖2），指的便是牧野之戰。這場戰爭發生在甲子日清晨，到了傍晚，大勢抵定，商人被打敗了。戰爭結束後的第七日，也就是辛未日，武王賞賜青銅給有功的大臣利，他擔任王的史官，利於是作了這個祭祀用的簋（ㄍㄨㄟˇ，盛裝黍稷的容器，比今日的飯碗要大）。

圖2　利簋，陝西臨潼窖藏出土，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通高28公分。

【利簋】的製作時間應在牧野戰後不久〔1〕，對於這場戰爭，銘文平實地記錄這個事件：「武王征商」、「夙有商」，沒有細節，也沒有加油添醋的評論。器物表面裝飾的仍是商人典型的獸面紋，使用的是商人的文字。可以想像，武王在征服商人之後，也接收了商人先進的青銅作坊與工匠。

另一件作於武王克商後不久的是【天亡簋】，這件器與【利簋】外形相似，碗形的器身底下均帶有方座，這種造型在西周早期特別流行，大概是周人喜好的樣式（圖3）。作器的人是天亡，他輔佐武王祭祀文王，藉此感謝文王的庇祐，讓武王得以打敗商人。這件器應該也作於牧野戰後不久，銘文將武王的勝利，歸於文王保佑。周人歷經文王、武王二代經營，乃於牧野一戰打敗商人的論述基調已然可見。

圖3　天亡簋，道光末陝西岐山禮村出土，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通高24公分。

【利簋】與【天亡簋】銘文均作於武王征商之後，周人固然享受著勝利的果實，但商人即使戰敗，仍是周人眼中的「大邑商」（見下圖6【何尊】），勢力不可小覷。牧野戰後如何安頓殷商貴族？歷史記載武王立紂子武庚，以延續殷的祭祀，並令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以就近監管。

二次伐商

武王在牧野戰後二年便生了場大病，據說他的弟弟周公姬旦在武王危急時，「植璧秉珪」向太王、王季、文王三位祖先祈求，說自己「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希望代武王而死（《尚書?金滕》）。不久，武王駕崩，年少的成王姬誦即位，由周公居國攝政。武庚趁此機會聯合管叔、蔡叔起兵，還有一些東方友邦也出兵相應，於是在成王即位之初，就由周公領兵進行二次東征。【小臣單觶】記載王師克商後，在成師的基地，周公賞賜給小臣單十串貝，指的應該就是這次的戰役。二次伐商後，紂子武庚被誅，商人則被遷徙到雒邑（今河南洛陽）就近看管。周公並且在此營建都城，是為「成周」，作為東方的據點。他還在東方封建不少諸侯，例如他的弟弟康侯封就被派到商人故地，在此建立衛國，臺北故宮收藏的【康侯豐鼎】便是這位初代衛侯所作（圖4）。二十世紀以來，發現不少西周封國的墓地，包括河南浚縣辛村的衛國墓地，部分文物展示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5）。

圖4　康侯豐方鼎，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通高27.8公分。

圖5　西周早期衛國文物，出土自河南濬縣辛村，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經過這一連串的舉措，商人再起的機會渺茫，周王朝成為天下之主的大勢已定。在此王朝逐漸穩定發展的情況下，武王征商戰役的歷史地位確立了，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如何可能？又如何合理化戰爭中的殺戮行為？面對這段歷史，文王受命、武王克商的論述在成王時的【何尊】正式出現。

文王受命，武王克商

【何尊】是西周早期名器，記載二次伐商後，周王在剛營建完成的成周向宗室小子訓話，告誡他們要效法父祖，盡忠王室（圖6），這位訓話的周王應為成王無疑。放到二次伐商的背景下，這則團結族群內部的誥命別具意義，文中「文王受命、武王克商」這樣的論述正式出現：「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見附錄二）。之前【天亡簋】將武王的勝利歸因於文王的庇佑，【何尊】進一步將之提升到「天」的層次，是文王膺受「天命」的結果。暗示商人失德，上天於是轉而眷顧周人。周代商，周人的「天」也取代商人的「帝」，成為宇宙間至高無上的神祗。「天」是周王祭祀的對象，也是周王的權力來源，武王克商之後告天，成周營建完畢也要祭天。

【何尊】之所以備受重視，還因為「中國」一詞首次出現於此。當中的「國」寫成「或」，與疆域之「域」通。全句「宅茲中國」是說周人打敗大邑商後，取代商人領有這個天下的中心，也就是周王朝新營建的都城——成周。此處的「中國」還是個地理的概念、中性的語詞，它被進一步用來指稱民族或文化，作為我群與他群的區分，可能要晚到春秋之時，如《左傳》：「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將「中國」與「蠻夷」對稱，以劃分族群與文化的界線。

圖6　何尊，陝西寶雞賈村鎮出土，現藏寶雞青銅器博物館，高39公分

酗酒亡國的殷商形象

成王二次東征之後，周代商的歷史發展已然確定。康王在位時，還至東方視察武王、成王時征服的商代版圖（【宜侯夨簋】），這時王朝不僅完全穩固，並且持續向東、南擴張。在此穩健發展階段，官方的歷史論述開始批評商人酗酒，見於【大盂鼎】。銘文記載康王二十三年的一次冊命，王命令盂效法先祖，為王室盡忠，並且賞賜他儀服、人民、土地（圖7）。在銘文中，康王回顧周初建國以來的發展，再次強調文王受命、武王克商，並且進一步將商人失敗的原因歸咎於貴族、軍隊「率肆於酒」，飲酒無度造成商王朝的敗亡。商人酗酒的批評應該更早便已流傳，原來可能是戰爭時的政治宣傳，至晚在康王之時正式進入官方文書，成為周代商歷史論述的一部分，後來的「酒池肉林」之紂王形象可以追溯至此。自康王時的【大盂鼎】銘文至西漢早期《史記》的記錄，一千年之間，紂王的負面形象被日益放大，描繪也愈見清晰分明。商人酗酒有多少真實性，已經難以查考。考古出土的青銅器的確顯示，商人重酒器、周人重食器，但這些是祭祀用的禮器，不是日常實用的器皿。至於紂的惡行，二十世紀早期顧頡剛辨古史時，便曾列舉七十則記錄出現的次第，絕大多數是東周以後所衍生出來的。難怪春秋時的子貢要發出懷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論語?子張》），只因被貼上暴君的標籤，所有的壞事都安到商紂的頭上了。

圖7　大盂鼎，陝西岐山出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通高102公分。

餘論

康王之時，武王克商的歷史地位已經確立無疑，周人代商的政治論述也已完成。西周中期以後的青銅器銘文基本重複著文王受命、武王克商的論述基調，例如世代作為周王史官的商人後裔——微史家族，在西周中期偏晚的【史墻盤】中，對周代諸王的功績進行回顧時，便強調文王有懿德，受到萬邦愛戴，武王則完成了伐商大業。

大約一百年後，【逨盤】再度回顧周初建業，不過不再區分文、武二王的功績，而是將二人合稱，他們共同完成「達殷，受天魯命，匍有四方」的大業。【逨盤】銘文所記為宣王年間之事，時間已至西周晚期。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毛公鼎】（圖8，它的銘文字數至今仍為世界第一），同樣也是宣王時器，內容也將文、武二王合稱，不刻意區別二人功勳。是否隨著時間久遠，建國之初的驚心動魄不再，文王、武王的功績渺遠，區別逐漸消泯？又或者文、武二王的事蹟早已深入人心，不再需要刻意區別？

圖8　毛公鼎，傳道光年間陝西岐山出土，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通高53.8公分

面對波濤起伏的朝代更迭，身處歷史現場的人們，無法預知未來，對於新起的政治勢力是否成為穩固的王朝，無法如我們這般肯定。而流傳的歷史記錄，多半書寫於新王朝穩定之後，當中有歷史事實，也糾纏著揭竿而起時的政治宣傳，以及王朝穩定後合理化戰爭殺戮的歷史論述。要在傳世文獻中，將這些不同的層次梳理分明，可說是不可能的任務。文中討論的青銅器銘文主要來自武王、成王、康王三個王世，作為最直接的一手材料，它們清晰地體現了官方的歷史論述，也見證了新王朝漸趨穩定的建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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