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憲政的古代起源 ——2013年7月16

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基本特徵和核心要素是在希臘城邦時期萌發和展開的。英國詩人雪萊曾說：「我們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文學、宗教、藝術，全都可以在希臘人那裡找到它們的根。」就古希臘對西方後世的影響來看，這個說法不誇張。

一． 雅典在探索中形成的政治制度

事物的起源，往往可以提示人們認識這一事物基本特徵的重要線索。

公元前十五世紀左右，希臘地區處於王政時期——邁錫尼王國時期，這個時期的社會生活以王宮為中心，已經形成相當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與東方體制非常相似。但公元前12世紀，多利安人的入侵和隨後的大火摧毀了邁錫尼文明，徹底埋葬了王國制度，還使希臘與東方的交往中斷了好幾百年而處於與世隔絕狀態。這個時期的東方正盛行君主制，文明程度很高，在世界範圍呈現出強勢影響。

希臘在幾百年與世隔絕中究竟發生了什麼，除了神話和考古留下一些線索之外，沒有留下什麼可解這段歷史之謎的資料，但是根據這之後希臘作為城邦而出現，可以推測：與世隔絕倒也使它脫離東方文明的強勢影響去探索自己的路，重塑自己的社會形態。當希臘重新與東方恢復交往後，已經以自治城邦的獨特面貌出現了。

在那段不為人知的時期創造的城邦，是一種公民的自治共同體，它否定了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或一個統治核心之手的統治模式，並在各階層的鬥爭和妥協過程中摸索、實驗了一種使國家權力受到約束的政治模式——

大約公元前8-7世紀，希臘各城邦進入一個變革的關鍵時期。出現了不同政體，但不論君主制或是貴族制，都具有立憲政體的性質，普遍設有議事會，都沒有了王政時期不受控制的權力。其中，雅典城邦對後世影響最大。雅典政體和社會格局的誕生過程本身就極具現代意味。當早期雅典處於變動轉型之際時，平民與貴族之間不斷的劇烈衝突使社會動蕩不安。這種情況在古代世界是普遍現象，它不是導致專制王權就是導致貴族專政，要不然就是出現僭主，以獨裁來收拾亂局。但雅典人對這種具普遍性的局勢作出了創造性反應，在克服貴族與平民的劇烈衝突、克服過渡時期社會變化導致的混亂、暴力的過程中，不僅要解決衝突，而且要尋求一種公平正義的解決方法。公元前620年的德拉古立法是一次重要嘗試。德拉古立法以嚴峻著稱，任何罪行都要被處死，被稱為血腥的立法。但這次立法的意義在於，一是以法律代替了家族復仇，而且所有殺人案件都由最高法院審理，這就使判死刑成為很慎重的事。二是對參選執政官的資格有一定程度放鬆，儘管不成功，卻已含有擴大參與的意義。但嚴酷的法律沒能遏制各階層的衝突，也沒能緩解社會危機。公元前六世紀初，雅典各階層的激烈鬥爭已使社會危機隨時可能一觸即發。在這種情況下任執政官的梭倫進行了重要的立法和政治改革。梭倫立法廢除德拉古法律，但保留了殺人償命，並基於公正確立了一系列法律，對於解決社會危機和確立雅典以後的道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通過解除債務法，使已經要揭竿而起的貧苦農民擺脫了困境；通過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使富有者獲得安全感；通過大赦政治犯，抑制了派性鬥爭的殘酷性，促進了社會和解；專制和謀殺罪不可赦的法律，前條為雅典政制的反專制性定下基調，後條使私人復仇得以終止於城邦的司法定罪；通過擴大公民大會的權力和使所有公民輪流參加陪審團而擴大了參與，拓寬了政權基礎；每個公民有向陪審團申訴的權利，既對個人身家性命等等權益提供了保護屏障，同時也遏制了公共權力的專橫。

不訴諸暴力而是以公正立法的方式解決社會衝突，實現和平轉型，在古代社會是一個奇蹟。奇蹟能夠發生，有兩點很重要。

一是以梭倫為代表的雅典賢哲對政治、法律、倫理問題進行了持續而廣泛的探索，梭倫立法就是探索的重要成果。這意味著在解決社會危機這一現實目標中貫注著一種政治和道德的理念，這就是要符合公正。梭倫立法的核心是通過均衡實現公正。這個初衷，梭倫自己在一首詩里表達得很明確：

「我手持盾牌，保護兩方，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佔據優勢……

我制定法律，無貴無賤，一視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這場為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礎的立法完全不同於法是統治階級意志體現的山大王邏輯。體現於法律和改革中對權力的約束以及政權基礎的擴大使其有了立憲和民主的因子，立法中貫注的平衡精神則不僅為後來西方一些大思想家、政治家所重視，而且在一些重要歷史階段成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政治實踐，比如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各城邦國家之間就竭力通過保持平衡大國關係來維繫和平，當時最重要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馬基雅維利在他的著述中對此作了特別總結，他的外交活動也儘力想通過推動大國平衡來保衛他的祖國佛羅倫薩……

二是雅典社會各方沒有各執一端而是表現出妥協精神，這使和平解決衝突成為可能。誠然，立法的公正性以及平衡精神、梭倫本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力量，是促使衝突各方接受梭倫立法和改革的重要原因，但雅典衝突各方願意接受妥協、願意達成均勢，也非常重要。如果任何一方抱著以自己為全社會核心的霸道心態，非得由一方壓倒另一方，梭倫立法和改革肯定流產。沒有願意接受妥協的精神，無論政治的還是社會的衝突都很難和平解決、不同訴求各方也往往陷入無休止的爭鬥。這一點，當代一些國家和地區給我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例證。如果拒絕妥協，南非的和解是不可能的。而中東一些國家的民眾起義成功推翻了獨裁者，實行了民選，卻陷入不解的亂局，這很大程度上跟各派不願妥協、不接受不合意的結果有關。然而，一人一票的選舉權，只要選舉過程基本公正，不違規，無論最終結果是否符合每個選民的心愿，選民的意志都參與進了其中。最近引人矚目的埃及事態，除了當選者鑄下大錯———沒有意識到無論誰選了你，自己勝出，是所有公民意志碰撞的結果，勝出了，應該做全民總統而不是為某派掌權；應該以憲法為最大公約數，而不是偏向一個派別，強推伊斯蘭教性質的憲法———，各派毫不妥協的態度也使埃及政局持續動蕩。

經由梭倫立法和改革之後，公元前六世紀，民主的政體和社會格局在雅典初見端倪。但民主制的確立，是在經歷了與僭主作鬥爭，並在鬥爭中又進行了多次重大政治變革後實現的。

在希臘，僭主指未經合法途徑取得政權的人。希臘人眼裡，僭主政治專橫而暴虐。雖然僭主的作用很複雜，事實上，有些僭主對於城邦由貴族政治向民主政治過渡作過很大貢獻，例如雅典在梭倫立法之後出現的一位叫佩西斯特拉忒的僭主。但希臘人對合法性的重視使通過非正常渠道取得政權的僭主名聲很壞，而且大多數僭主的確殘暴、專橫，有的在取得權力前籠絡人心，權力一到手就原形畢露。所以在希臘世界，僭主成了暴君的代名詞，僭主政治成了暴政的代名詞。希羅多德在《歷史》中借一位科林斯人之口批評僭主政治：「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是像僭主政治那樣不公正，那樣殘暴不仁的」。① 考察和研究過158個城邦的亞里士多德則在《政治學》中對僭主和僭主政治進行了總結。在他筆下，僭主無惡不作，是自由人的死敵。他認為僭主的利益極其自私，「除了僭主自己的利益，僭主政體不關心任何公眾的利益」。②他還認為僭主統治術多半是從東方暴君那裡學來的，很多實際措施是從波斯的統治制度採集的，比如：消滅邦內傑出之士，剪除勇健飛揚的人物，禁止會餐、結黨、教育之類足以使民眾（自由）聚合而建立相互信任且能培養人們志氣的活動；在僭主授意或支配下經常把人民集合在公共場所，彙集在他的宮門前，這樣做可一箭雙鵰：一方面可以窺查人民言行，另一方面培植匍匐於權勢者腳下的奴顏婢膝之風；僱傭密探，派竊聽者察訪一切社會活動場所和公共集會的情況；使人民貧窮化，整天忙於生計而無暇關心政治，亞里士多德認為埃及金字塔建築就是這種政策的一例。歸結起來，三大統治術：一，採取種種手段摧毀人民的精神，二，散播人與人之間的猜忌、不睦；三是削弱臣民，使人人無能為力。③

刻畫僭主、揭露僭主的殘暴、陰險，也是希臘戲劇詩人樂此不疲的主題之一。

希臘人對僭主和僭主政治的痛恨，有助於人們理解民主政治為何會出現在那裡。對僭主的態度反映了一種政治心態、或者說是一種在古代社會罕有的政治文化：對掌權者權力來源合法性的重視；對權力本性（擴張性、攻擊性和對掌權者的腐蝕性）的認識；對掌權者的恐懼和不放心……都是這種政治心態或政治文化的表現。這方面，雅典尤為典型。雅典何以能成為民主制的誕生地，雅典人發明的一些在後人眼裡毀譽參半的管束權力的措施，他們對僭主和僭主政治的心態是可供我們尋求答案的重要線索。

在古代世界，希臘城邦是非常獨特和另類的。這種獨特性和另類性給她帶來一場強敵入侵的考驗：達百年之久的希波戰爭的考驗。在經歷了這場考驗之後，希臘進入黃金時代。

公元前546年，波斯帝國入侵希臘，爆發了希波戰爭。波斯是一個大帝國，而且國力鼎盛，相比之下，希臘本身就面積不大，還分散成許多獨立城邦，各城邦採取的政體也各不相同，平時彼此間還衝突不斷。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結局似乎沒有懸念。然而，希臘各城邦聯合抗擊波斯，戰爭先後進行了一百年，到公元前446年，最終以波斯慘敗告終。公元前448年雙方簽訂了合約，波斯人承認希臘各城邦的自由，波斯艦隊不得再進入愛琴海。這場鬥爭的勝利使希臘的獨立城邦倖存下來，並且進入全盛時期。希臘影響了整個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主要是它的全盛期得到發展和充分展現的。

無論城邦國家這樣一種公民共同體形式還是與城邦制共生的文化，在古代世界都是一個例外，而且整個希臘地區在世界範圍只是一個很小的區域，但這個世界範圍內的小小例外卻對後世產生了異常深遠和廣泛的影響。

二．雅典的政治結構和特徵

城邦是政治共同體，每個城邦都以一個城市為中心，周圍有農村。有公民大會、議會和行政官員。這是所有希臘城邦的共性。雅典城邦在這些共性之外有自身特殊性。

1．雅典的政治結構及政治生活特徵

首先，出於對權力濫用特別是出於對僭主政治的防範，否定了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首創了一種公民廣泛參與的制度，並且首創了一種初具對抗性的權力結構。這是與當時以及此前此後盛行於世界各地的金字塔般的權力等級制迥然不同的權力制衡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中，權力不可能過分集中，更不可能讓誰有機會居於權力頂峰：公民大會對行政長官形成約束、陪審團對最高法院權力構成牽制。每個公民都擁有平等投票權的公民大會是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城邦一切重大問題——財政、外交、戰爭——都要經公民大會辯論、表決才能決定。但這個最高權力機構本身內在的包含一定程度對抗性——這就是公民之間不同主張的辯論、競爭。

這就有了它的第二大特徵：話語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壓倒一切權力手段的優勢：公共決策訴諸演說，訴諸公眾，由公眾表決。政客們既無權向民眾進行單向灌輸更不能訴諸暴力。任何主張都必須靠打動或說服民眾來爭取支持。例如，政客與公民之間要以對話進行互動，後者詰問、質疑，前者作答；公民輪流擔任陪審員，參加大陪審團的司法辯論……。公民大會和法庭辯論促成了政務的徹底公開，不允許也不可能存在要對公民保密的「國家機密」，任何決議也不可能由少數人在詭秘狀態下作出。不僅如此，公民在這些公共場合的交流、辯論、圍觀，還使理性判斷力和鑒賞力都得到訓練，所以本身就是公民的自我訓練。如果有誰想讓這些自豪而挑剔的公民洗耳恭聽某個要人在台上數小時信口雌黃，容忍令人昏昏欲睡的長篇廢話，那一定是瘋了。而思想家之間的自由交流、辯駁則構成當時思想發展的基本範式。

崇尚話語力量以及對話，這個特徵影響非常深遠，遠遠超出政治範圍。發達的辯論術、理性思辨能力，數百年乃至上千年之後的神學辯論、中世紀大學的學者辯論……等等，都延續了古代民主城邦崇尚話語力量和對話的傳統。

與前兩點相關的是第三大特徵：這就是上面已經提到的政治生活和政務的公開。沒有什麼決策能由少數人在密室里策劃和決定。

第四是對官員有多重約束。官員必須在成文法範圍內行事，而且有對任期的嚴格限制、對執政官的彈劾制度。除此之外，還有毀譽參半的「陶片放逐法」和「指控程序」。通過陶片放逐法，公民大會有權把人們認為對城邦和公民自由有危險的人逐出雅典；「指控程序」是官員任期內任何公民都可以因其行為不端而啟動的一種法律程序。

在這裡，人類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自由市民：他們在法律上平等，都有擔任公職的機會、參與和分享文化成果的機會，而各種節日進行的賽事、戲劇演出，對全體城邦開放。儘管當時對人的認定還很狹隘，公民範圍更限制在本邦的成年男性，但公民範圍內已經否定了東方通行的人與人關係上發號施令與服從的不可逆關係。雅典公民可以自由的批評官員，倒是官員必須能容忍批評甚至容忍挑釁。一則關於伯里克利的軼事把這一點表現得很生動：他漫步市場思考問題，一個對他不滿的市民跟在身後罵他。他默不作聲，那人罵個不停。他回家，那人還尾隨著罵，一直他家門。此時已天黑，伯里克利除了讓僕人打個燈籠把那人送回去，什麼也沒說。從伯里克利身上，已經有了現代民主國家政治家面對民眾時須得有的謙卑和容忍態度。他之所以步行而不騎馬，也是要避免給民眾趾高氣揚的印象。如果造成那印象，恐怕就要被看成城邦的危險分子，名字要被寫上陶片了。

2．雅典民主並非後人的想像、附會

雅典民主政治的情況不是後人的想像或附會，當時的史學家、思想家、詩人、政治家留下的作品提供了豐富資料和證明。例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兩大史學家，悲劇詩人索福克勒斯、埃斯庫洛斯、歐里披底斯和喜劇詩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但最重要的資料來自亞里士多德。這位開經驗主義之先河的思想家對158個城邦的政治結構和歷史進行研究，目的是通過分析各種政體，找出公民可能生活得最好、政治最穩定的制度。他留下的《雅典政制》、《政治學》等著作對當時希臘城邦的政體和政治、法律理念及現實作了大量記載和分析。亞里士多德不是民主制度的同情者，但他斷言：人民犯錯誤遠不如代理人嚴重。鑒於他的斷言來自觀察和比較，而且他本人傾向於兼有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特徵的混合政體而不是民主政體，所以可信度很高。最有意思的是柏拉圖。柏拉圖是民主制的敵人，他在《理想國》里對民主制進行了激烈抨擊和諷刺，但他對民主政治的漫畫式刻畫與民主政治贊同者頌揚的那些特徵卻非常一致：自由、平等、寬容、自尊。他不無刻薄的說：自由和寬容決定了民主制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花哨管理形式」，它不加區別的把平等給予一切人（指公民）。這種無政府主義還滲透到私人家庭生活中，甚至傳染給動物。居然使孩子與父親、主人與奴隸平起平坐，連動物也比在其他城邦不知自由多少倍，畜生們個個「充滿了自由精神」，它們神氣活現，連「驢馬也習慣於十分自由的在大街上到處撞人，如果你碰上它們而不讓路的話」。他的結論是：這種情況「使這裡的公民靈魂變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誰建議要稍加約束，他們就會受不了……」柏拉圖的譏諷其實透露了雅典公民文化的一大特徵：對自由的珍愛和在當權者面前的主人自居心理。比起一見當權者立刻矮三分，恨不得納頭便拜，這無疑有利於健康人格的產生。

當然，如果按何新最近驚世駭俗之論——古希臘是共濟會的一個宣傳陰謀，所有著作都出自文藝復興時期一人之手——，那麼，再豐富的資料也沒用。不過，要炮製出眾多領域、眾多觀念、風格各不相同的人和作品，怕是需要一大幫天神相助。

3．成就和缺陷

雅典城邦作為自由人的共同體，它的強盛與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息息相關。在它存在的幾百年間成就了傳奇般的偉大。城邦的自由激發和保護了人的創造熱情，留下的文學、藝術、科學、哲學等等方面的豐富遺產，令不同政制下的任何地方都無法望其項背；希臘各個城邦甚至希臘之外的詩人、學者、藝術家用腳投票、雲集雅典，則是它具有吸引力和包容性的有力證明，伯里克利自豪地聲稱：「雅典對全世界都是開放的」。這絕非虛言。雅典能夠長期容忍蘇格拉底這樣尖銳的批評者，也是它自信、有力量和穩定的證明，喜劇家阿里斯托芬也專喜歡挑雅典民主的刺，沒有哪個執政官、將軍逃得過他的諷刺。更重要的是，民主造就了智慧而勇敢的公民。雅典在希波戰爭中的表現是最有力的證明。希臘能戰勝強大的波斯帝國，雅典起了關鍵作用，而這種作用是雅典人擺脫僭主統治、確立民主政治後發揮出來的。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歷史》記載了希波戰爭全過程，在他看來：「雅典是希臘的救主。雅典人站在哪一方面，優勢就轉到哪一方面。」當一些希臘人向強敵投降，雅典人卻力主希臘應該保持自由，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氣激勵了那些不向波斯人投降的希臘人擊退波斯大軍。④值得注意的是，希羅多德把雅典的作用歸之於她的民主政體。據他記載，戰爭開始時，雅典正處於與僭主鬥爭時期。當雅典人從僭主統治下獲得解放後，變得比過去強大很多，戰爭中也表現得異常出色。所以希羅多德認為民主制下公民的權利平等「是絕好的事。」他接下來的一番議論，與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著名演講異曲同工。他說，「當雅典人在僭主統治下時，他們在戰爭中並不比他們的任何鄰人高明，可一旦擺脫僭主的桎梏，就遠遠超越了他們的鄰人。這表明，當他們受著壓迫時，好像是為主人做工的人，寧肯做個膽小鬼，但當他們獲得解放，就盡心竭力為自己做事了。」⑤ 波斯人對雅典又恨又怕。據說，波斯國王大流士吃了雅典人一次大敗仗後，以後每到用飯，都要僕人在他面前連說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

希羅多德作為觀察者、記錄者和外邦人，在對政體的評價上，他的看法更超脫、客觀，比身在局中的政治家可信。而他的議論跟伯利克里那個堪稱民主雅典讚歌的著名演說異曲同工，則可視為對伯利克里演講所表述的情況真實性的佐證。

然而，以雅典為典範的古代民主制有相當粗陋的一面，無疑也有她的歷史局限性。受批評最多的是以下幾方面：

雅典民主只是男性自由民的民主，它排斥了婦女、奴隸、外鄉人，範圍相當狹小。身為執政官兼將軍的伯里克利，他的家人也受到這種排斥。當他妻子的外鄉人身份使他唯一一個兒子的公民權成了問題時，他不得不向公民大會提出申訴。但雅典民主的狹小範圍緣於當時對人的認識局限和城邦制度下的狹隘地方觀念，並非民主制度本身的狹隘。這一點，已經為後來的歷史所證實。

陶片放逐法：這個制度設計的初衷是防範，應該起的是安全閥的作用——保護雅典民主政治免受潛在僭主、野心家的破壞。但也的確存在抑制和打擊傑出者的潛在問題。有一個關於陶片法的傳說反映了該法抑制、打擊傑出者這一面：一位不識字農夫請人代寫他覺得應該放逐的人的姓名，代寫者問農夫要寫誰的姓名，沒想到農夫說出的正是代寫者的姓名。後者問為什麼，農夫答：都說他優秀，所以他危險……。陶片放逐法是一個很粗陋的設計，不過有一個事實需要指出：在實行陶片放逐法的九十年間，只有十人被放逐，而且既不沒收家產，更不要人性命。而後世不少批評者有放大這個制度缺陷的傾向。

蘇格拉底事件最為後世所詬病，而且成了一些人把民主政治等同暴民政治的證據。但這個事件包含的內容非常複雜。簡單化的解讀是輕率的。蘇格拉底的確被陪審團以言定罪了。但是有些情況對於準確了解這一事件是不應忽視的。1.復辟時期實施暴政的30僭主中有幾個主要成員是他的學生，對他提起的腐蝕雅典青年的控罪，是捕風捉影，但並非空穴來風。他被控，正是在雅典擺脫僭主統治而重獲自由、重建民主之後，此時雅典人對僭主的血腥統治和報復還記憶猶新，心有餘悸。這種特殊背景下，民眾容易被煽動、容易受非理性情緒的控制。2.被控後，他完全有機會脫罪，定罪後也還有以罰金代罰的機會……但蘇格拉底選擇了堅守他終身都在充當的叮咬、刺激雅典人反省的牛氓角色，然而在當時雅典人那樣一種情緒下，這樣的選擇激怒了陪審團。在最終被定罪後，他又選擇了尊重法律，當了言論自由的烈士。這個事件無疑是雅典民主洗刷不掉的污點。但這個悲劇性事件在雅典過於反常，正因為反常，所以被反覆提起；如果像專制社會那樣以言論殺人是常規性的，人們反倒失語。

雅典民主走向多數暴政的危險是存在的。雅典朝限權這個方向作了很大努力，但限權的技術手段粗疏簡陋。雅典公民大會、陪審團制度對行政長官、對最高法院的權力構成了約束和牽制，但對公民大會和陪審團卻缺乏同樣強有力的抗衡設計，雖然不同主張之間可以形成抗衡，但在某種特定情勢下，音量最高者是有可能通過煽動使公眾主張趨同而使比較公正和理性力量處於劣勢。一定程度上，對蘇格拉底之死可作如是觀。

4．希臘政治遺產的發展脈絡

小而分散、各自為政的城邦之間很難建立牢固的聯盟；而曾經擁有希臘霸主地位的雅典，她的擴張野心和霸權到處引起不滿、不斷陷入城邦之間自毀性的戰爭……最終，連同雅典在內的整個希臘先後被馬其頓和羅馬征服。但留下的政治遺產對後世產生了深刻影響。

社會政治力量保持均衡。這一點，無論是作為梭倫、亞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思想還是城邦內的實踐以及處理城邦關係的準則，都深刻影響了後世。如前所述，這種均衡理想的影響即使在崇尚古羅馬、對希臘評價很低的馬基雅維里身上也十分明顯。希臘後來被征服，則跟雅典霸權破壞了城邦之間的平衡不無關係。

防範權力的思想和實踐。控制權力是立憲主義的核心問題。有理由認為，西方憲政傳統是由希臘，特別是由雅典開闢的。正是在前面提到過的公民大會和政府部門、陪審團以及最高法院的權力關係格局下，通過嚴格監管官員的制度和程序，雅典有效地控制了國家公共權力從而有效地保衛了人民的自由。

它初創的對抗性權力結構的確相當粗陋，但卻能給後世制度設計以靈感和方向。當希臘亡於城邦之間的自毀性戰爭和外部強敵的進攻後，由它開闢的憲政傳統的那些主要因素並未隨之消逝，而是通過羅馬的借鑒繼續影響西方歷史。在憲政傳統的源流上，羅馬共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羅馬在向被自己征服的希臘學習時，把希臘的理念跟羅馬人的務實精神相結合，創造出比較完善的權力制衡機制，即通過民眾大會、元老院、保民官以及二執政之間權力分立和相互牽制的安排形成的權力制衡格局。但羅馬時期的重要不僅在於制度上的完善，還在於當時的羅馬已不再是早年那個不起眼的小山丘，而是已經發展成一個橫跨歐亞非的世界大國。由彈丸之地雅典進行的限制權力的努力，經羅馬借鑒和完善在廣大疆域內建立起權力分立和制衡制度以保護公民自由，證明了雅典開創的制度具有不受狹小地域限制的普適性。

羅馬帝國的滅亡和數百年戰亂導致希臘思想、文化失傳，但憲政的那些權力制衡因素仍然通過教會組織存在下來，並在中世紀教權與世俗權力的二元結構的權力縫隙中獲得生存空間……

即使在17世紀專制王權盛期，即使在當時專制體制發展程度最高的法國，權力結構中的制衡因素也並沒有完全消除，至少還有三級會議的存在，三級會議代表的產生也並不受控於王權，至少比當代一些國家的代表產生更有透明性和民主性。

17世紀的英國，則在經歷了立憲主義與專制主義激烈搏鬥之後確立了君主立憲制度。現代立憲政體，應該說是經由英美走向成熟的。

值得一提的是，18世紀為美國奠定建國基礎的那一批人除了深受宗主國英國的影響，也都深受希臘思想影響。現在人們談美國憲政民主的思想淵源，一般追溯到英國，卻忽略了古代資源。而古希臘的影響，在他們的傳記、書信和其他文字，也包括《聯邦黨人文集》中，清晰可見。美國制憲過程以及各州通過憲法建立聯邦時，跟兩千多年前雅典梭倫立法的一些相似處是很有意思的。也是一批賢哲對政治、法律、倫理等問題進行廣泛探索、辯論；制憲，就是一場經過持續辯論逐漸達致基本共識的過程。而各州在通過憲法和加入聯邦的問題上，則跟雅典人接受梭倫立法時頗為神似。這跨越了兩千三四百年的梭倫立法和北美製憲，我認為還證明一點：社會秩序並非都是自發形成而完全排斥理性設計，優良的制度設計及有效運行，對於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來說，至關重要。

自有國家以來，就一直存在國家權力對民眾的侵凌，特別在那些特定個人或集團握有對人生命財產予奪之權的地方，這種侵凌可能是無節制的和肆無忌憚的。如何限制和約束權力，使其既能維護人們正常生活所必要的社會秩序，人民又能免受權力之害，這是人類無分東西、不論南北的共同課題。古代希臘創立的制度在它那個時代曾經相當成功地遏制了這種危險。在現代，國家權力侵凌民眾的危險在一些地方依然現實；而在一些地方，國家權力憑藉龐大的軍隊、警察，藉助現代技術手段對社會無孔不入的滲透，又把如何防範國家吞噬社會這一新危險推到人們面前。迄今為止，在憲政民主之外，還沒有其他什麼制度能有效應對權力侵凌權利、國家吞噬社會的危險。回過頭去了解一下憲政民主的古代起源，還是有意義的。

整理完成於2013年8月10日

注釋：

① 參見：希羅多德著：《歷史》（王以鑄翻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中譯本，第383-388頁。

②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吳壽彭翻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中譯本，第28頁。

③ 同上291-293

④ 希羅多德《歷史》（王以鑄翻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中譯本，518頁。

⑤ 希羅多德《歷史》（王以鑄翻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中譯本3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