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承夏商：奠定中華文化根基

作者：陸航

「禮樂制度」中的「禮」，用來規範人的行為；「樂」，用來陶冶人心。用制度規範人的外在行為，用文學藝術陶冶人心，以此培養人精神中的高貴品格，從而推進了中國文明的進程，使中國發展成為禮儀之邦。

周文化在華夏文化形成的過程中，處在重要的節點上。周集夏、商文化之大成，創造了空前發達繁榮的中國文化，也是而後三千多年中華文化的根基所在。

文明生生不息：最早的「中國」

1963年在陝西寶雞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記錄周王修建洛邑之事，其中有一句話：「宅茲中國。」這是「中國」一詞最早的出現。

周原出土的大量青銅器銘文，反映了當時國家的形成過程以及發達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何尊底部有一百多字的銘文，記述了周成王繼承武王遺志，在洛陽修建東都成周的歷史，印證了《史記》所載營建洛邑的史實。逨盤的長篇銘文記載了單氏家族8代輔佐西周12代周王的功績，印證了《史記·周本紀》所記西周諸王的名號。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段清波認為，顓頊絕地天通是中國文化進步過程中劃時代的大事，意味著中國文明從此誕生，國家開始從酋邦中孕育而生。人們相信，天上有一位統御宇宙的上帝，王是上帝在人間的合法代理人。以商王、周王和他的祖先為中心，王藉助祖先崇拜而壟斷神權，通過祭祀祖先達到和上帝直接溝通。王成為集治權與神權為一體的化身，政治地理的四方邊緣異族政體拱衛著王的中心性。

段清波表示，考古發現，商周時期作為最高等級的王所使用的「亞」字形大墓，墓室中央棺槨中的王，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四條墓道代表著四面八方的方國，就是四方中心宇宙觀的體現。有著相同理念的「亞」字形徽標圖案在青銅器上也是屢有所見。

在三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文明的思維方式逐步完成了從「擇中」到「居中」，到「建中立極」的理論與實踐，再到「中庸」或「中」的轉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認為，認識中國有三個角度，即歷史、文化和政治。從歷史角度說，「中國」在空間上、在時間上，是一個發展變動的「中國」；從文化認同上說，中國是一個邊緣雖然有點模糊但核心區域相當清晰和穩定的文化共同體；從政治制度上說，「中國」，常常指的是一個王朝或一個政府。中國王朝和邊界是變動的，但是絲毫沒有改變中心區域文化認同的清晰與穩定。決定中國歷史的根本尺度是文化與文化認同。這就是陳寅恪的「種族與文化」學說的基本思想——「民族的本質不是血緣而是文化」。

國家治理：法典與明德

所有權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依據法律形式確認的財產所有人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享有權。以文字形式確立法律條文，是國家制度發達的標誌。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瀚認為，記載有法律條文的青銅禮器，實質上是一部「法典」。周原出土記載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法律判決書的青銅匜，與春秋時期的《刑書》、秦始皇的《秦詔版》一樣，具有法律效力。「有關民事法律，西周已初具規模，有法可依，違法必究，是往後歷代制定法律的基礎和依據。」王瀚說，大量法律銘文記載的所有權、契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訴訟制度已相當規範。

周原出土青銅器中能集中反映田地契約關係的是衛盉、五祀衛鼎、九年衛鼎的銘文。三件銘文記載著某王三年、五年、九年大奴隸主矩伯、邦君厲和工商奴隸主裘衛進行的一場田地（林地）與珍貴手工產品的交易。「西周國家在政治機構和法律制度上已具備了當時發達國家的基礎。」王瀚說。在西周金文中，土地賜封與交換轉讓內容的銘文不少，有俎侯簋、克盉、臣諫簋、旂觥、康簋、遣尊、敔簋、賢簋、衛盉、五祀衛鼎、九年衛鼎、師永盂、格伯簋、大簋、散氏盤等。

國家治理，社會秩序的維持必須有章可循，對人們社會行為也要有規範，這種行為秩序，需要靠「德」來維護。西北大學教授謝陽舉認為，「明德」是西周社會治理和文化哲學思想的一次飛躍。西周早期的大盂鼎、班簋銘文中，有「民」字出現。西周時期向天頂禮膜拜進而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天的主宰作用與人的作用統一了起來，越是不忘上天與祖先的教訓，就越要致力於修德治民。因此周人提出了「民」與「德」這兩個概念。大盂鼎銘文中的「受民受疆土」，就是歷史的寫照。

禮樂文明：延續中國文化

華夏民族正是隨著華夏文化理論思維形態的形成而形成的。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張豈之認為，周禮就是典章禮儀，是周代完備的正典和法規，也正是周文化的主要內涵。

「禮樂制度」中的「禮」，用來規範人的行為；「樂」，用來陶冶人心。用制度規範人的外在行為，用文學藝術陶冶人心，以此培養人精神中的高貴品格，從而推進了中國文明的進程，使中國發展成為禮儀之邦。

張豈之說，西周時期的「禮」，尤其是親親原則，就是「任人唯親」。它承載了重要的政治權力的分配功能。在現代社會的話語場景中，「任人唯親」已經具有了明顯的貶抑，甚至等同於政治的落後或者政治的腐敗。但是在華夏有朝有國的開端，「任人唯親」卻是具有正當性的分配政治權力和政治利益的基本原則。「任人唯親」原則，確保了已獲取統治地位家族優勢地位的血脈延續，從而「貴者恆貴」。而這些貴者，都是西周的皇親國族。親親原則，把國家上上下下的政治生活，演變成一個具有血緣關係的龐大家族的家族生活。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家國一體，就這樣以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張豈之說，「需要強調的是，西周時期的家國一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國一體。具有血緣關係的家族，壟斷了政治生活的參與權，壟斷了普通民眾通過政治渠道進入社會高層的途徑。這和秦漢以後封建社會意義上的家國一體，還是有著明顯的區別。」

西周時代創造的禮樂文明和思想文化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源頭。春秋末年，孔子對周文化仍然由衷讚賞：「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文化對當時的社會、對中國文化的延續和發展都有著不可估量的獨特作用。

以德配天、親親尊尊：意識形態影響深遠

「西周意識形態奠定中國古代社會意識形態的基本格局。」張豈之認為，周朝的意識形態兩大支柱，一是神權法思想，倡明君權神授，倡明賢德之人可以取代不賢之人，這是一個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思想，也是一個充滿內在危機和憂患的思想。二是禮制思想，「禮」塑造了統治階級所期待的社會等級秩序並維繫之。無論是君權神授還是「禮」，都內化為中國古代社會正統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內容。西周正統政治法律思想即意識形態對後世的影響，綿遠而流長。

「以德配天的神權法思想，貫穿西周以降的中國古代社會。」張豈之說，以德配天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開啟了從神權通向世俗的通路，政治統治的正當性最終奠定於人事，即保民和愛民，其成熟形態為仁政思想。以德配天也為中國朝代的更迭伸張了合理性，幾千年中國古代社會的綿延，人們對朝代更迭的認同，緣起於以德配天。

段清波表示，以宗法等級制度為核心的「禮」的思想，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正統統治思想的核心。當然在其後的時代，「禮」的適用範圍和功能發生移轉，從西周之時主要作為政治權力分配功能的原則，到漢代以後轉變為社會生活層面秩序塑造和維持的機制，但「禮」的基本原則，親親、尊尊、長長和男女有別，並未發生改變，反而得到鞏固和強化。

中國古代社會經歷多個朝代的更迭，但朝代的更迭似乎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統治家族的更迭，而在社會秩序、生產方面甚至社會控制策略方面，各朝之間卻是承繼和延續，且表現出了高度的相似性。當然在這個過程里，不排除一些歷史性的進步，如生產工具的更新和發展所帶來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等等，但這些進步卻改變不了歷朝在社會政治、經濟統治上的同質性質。中國古代社會為什麼會持續2000餘年之久？如果把古代社會視為一個綿延的整體存在，從其政治法律統治的思想，可以得到一些答案。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古代政制的意識形態是一個超越了朝代更迭的思想體系，其自身包容了朝代更迭，蘊含了朝代必然更迭的基因，包含舊朝代滅亡的必然性和新朝代出現的合理性。（陸航）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