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的揮刀之手——讀《武士道》

作者：hisoul一百年來，武士道與剖腹自殺在中國被視為一對同義詞，而揮刀之手無疑是一名因恥辱而自殺的瘋狂的失敗者。這種見解因日本侵華戰爭中的罪行與新中國播映的數以千計的戰爭體裁的影片而廣為流傳。 與中國人原告的身份不同，美國人或者說西方人總是希望自己以律師的身份判定武士道的價值體系。從一百五十年前日本被美國敲開大門，到六十年前日本人在珍珠港還以顏色，武士道仍然被律師與西方的陪審團視為有罪。縱然美歐作為辯護律師也是難以將武士道解釋清楚。 日本人新渡戶稻造是一名深諳西方文明的學者，在一百年前他決定站在被告者的立場向西方解釋一下武士道。當時他用英文寫作了《武士道》一書，在短短几年內重版了十次之多，並被譯成了多種文字。當時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還將此書贈其友人。《武士道》一書不僅讓世界開始從更深的層面上了解日本，也開啟了泛中華文化圈的大門，尤其是儒家的倫理體系更加明晰地出現在西方面前。 新渡戶稻造認為，武士道可以說是一種儒家倫理體系，只是日本本土文化與其有驚人的暗合。它是用中國古典哲學澆灌出來的日本固有植物——也是武士道與日本的象徵櫻花。武士道通俗地說來，是指「武士的訓條」。圍繞著這個「訓條」，有幾個問題凸顯出來，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武士道的溯源問題，它是控制武士道的揮刀之手的決定性因素。 與西方騎士道的三大溯源「宗教、戰爭和光榮」大為不同，武士道幾乎以其源頭的重要性依次可分為佛、神道與孔子學說。佛或者說禪，提供給武士一個字：靜。要求武士處危不驚乃至卑生親死。禪是更高要求的「靜」，讓武士通過「冥思默想」「確認一切現象深處的原理」，也即「確認絕對本身」。神道給予武士道佛無法提供的東西，以一字「善」可以概之。神道的宗教意味弱於基督教，與「原罪」道德體系大為相異的是神道相信人心本善，如同神一般純潔。對於「心」的重視，使武士道視中國哲學家王陽明為聖賢，因為他極端地肯定了個體性，同時又提出「知行合一」，完全滿足了日本人與武士道的理念追求與世俗目標。新渡戶稻造立刻認可了這一點：日本人有著任何國家都不具有的「性格獨創性上的差別」。日本人在性格上強烈的兩重性乃至多重性亦成為武士道衰敗的重要因素之一。神道在外化的感情上對日本人影響甚深，因為它不僅以倫理教諭的面目高於一切，而且給予日本人特彆強烈的民族感情——「愛國心與忠義」。神道提供這些行為準則的方式較之基督教也更為有力，它減少了程式化的條款可能帶來的疑惑，相當直接地讓其深深注入武士道的精髓之中。 武士道作為一種特殊的道德規範，「孔子的教誨就是武士道的最豐富的淵源」，孟子「對武士道也發揮了巨大的權威」。新渡戶稻造認為孔孟的書是國民的最高權威，但是他亦提及在孔孟之道傳入日本之前，大和民族已經本能地認識到了五倫之道，孔子只不過讓它們得到權威意義上的確認。無論他如何解釋日本民族的本能是如何產生的，事實上他在以後的行文中也沒有再提起，孔孟將在《武士道》一書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孔子的言論符合了武士政治家的思維和行動，與中國不同的是孔子的形象在日本是溫和而保守的。所以當孟子的王權思想與民本思想巧妙的結合為日本人所接受時，也同時被掌權者認為是危險的，因為他提供給貴族武士另一個強大的對手。但是孟子的思想已經滲入武士道的深處。中國儒家聖賢在日本武士道中的崇高地位一刻也沒有喪失過，在言語中，武士道更多地把孔孟或者中國古代歷史作為理論根據，而不是日本本土的歷史或者聖人。 中國傳統儒家認為「仁義禮至信」為五常，在邏輯關係上沒有過多的關注，只是依照重要性作了一個排名。這種排名帶有濃厚的先驗的色彩，在武士道的道德體系中是不適用的。新渡戶稻造為武士道的具體準則提供了一個新的體系，在重要性上逐步變弱，而在邏輯上層層遞進，絲毫不可混亂。同時在內容上，「仁義禮至信」只被保存下來五分之三。 他提出的體系在核心上由「義勇仁禮誠」構成，在外圍飾以「名譽」、「忠義」和「克己」。如果將之歸納進儒學倫理體系，應該是不會受到多少指責的。但是正是由於這些微妙的變化，日本人的武士道才會被中國人也視為異端。因為這些差異使揮刀之手在日本符合理性，而在中國則違背理性。 「仁」與「義」在中日兩國的不同排名開始了對武士道的歧視。武士道將「義」放置在首位，雖然它知道孟子說過「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但是它依然在路上義無返顧地前行。在武士道看來，人只要踏上了「路」，也就自然有了「義」，從而實現了自己的責任或者把自己置放在一個符合權威的所在，於是在心靈上得到了最高的安定。在新渡戶稻造開來，「仁」只是一個前奏，一個邁入正途的小過門，主旋律才是最重要的。 「勇」決不是因「義」而產生，它是約束「義」的第一把，也是最重要的鎖。它所住了因為尊崇義理而可能引起的懦弱者的遮蔽。「勇」還有另一個角色，即「義」的最貼身的助手，「勇就是去做正義的事情」。「勇」並不是逞匹夫之勇，它提出了一個相當高的幾乎是哲學義含上的要求，即因時機不同勇於生亦勇於死。在對少年進行教育時，日本人頗有斯巴達的風範：武士們把兒子放在深谷中，甚至使其缺衣少食；在寒冬時要求他們日出前起床，並步行到教師家練習朗誦等等。 「仁」緊隨著「勇」出場，淡化了「勇」的野蠻成分。「仁」在中國儒學中具有崇高而複雜的意義，在武士道看來，「仁」與「惻隱之心」最為接近，也最為直接地體現了「仁」的本義，即「仁愛」。 仁愛時「武士之情」，它是一種有效的愛，包含著處理自己以及對手生死的力量。對於弱小的對手或者受傷的獵物，武士道會以仁愛之心放下奪命之刀，因為此處的「仁」正體現了武士真正的勇：對手必須是配得上自己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武士道中的對音樂與文學的愛好也來源於此，「仁」讓武士注重自身的藝文修養，同時也產生出「謙讓和殷勤的心態」，這便構成了「禮的根本」。 「禮」是次於「仁」的，新渡戶稻造認為禮的最高形態，接近於仁愛。「禮」具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但最終之指向只能是崇高的思想境界。禮是由謙卑而產生出的平等感，所以禮無論在抽象的含義還是具體的實指上，都是表達崇敬而忽略歧視的。「誠」是對「禮」的進一步思考，到底能不能為了「禮」而說謊呢？ 「誠」無疑是「禮」的鎖，如果打開，「禮」便失去了意義。而「誠」的破壞恰恰是由於「禮」的過度表現而產生，由此可見兩者之間的關係。誠信的違背沒有前四者的喪失而導致的後果那麼嚴重，它大多只是被當作一種懦弱的行為而受到指責，因為它損害了武士的名譽。 名譽作為武士道的外圍準則，只能是各人克已的結果，它不能由他人教誨或者某物賜予。如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對一些歷史事件立場的價值觀。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官方對美國的虛假承諾與南京大屠殺後日本官方不斷的否認，可以說是日本損害了名譽的歷史污點，但是大多數國民並不負有愧意或者漠不關心乃至刻意遺忘。這種態度可以說與武士道的另一個外圍準則是密切相關的，那就是「忠義」。 「忠義」是「義」的更加細化也更加明確的解釋。與中國傳統倫理規範中將忠孝放在幾乎平等的位置上不同，日本武士道毫不猶豫地將「忠」放於「孝」之前，因為他們確信國家先於個人而存在，個人或集體為國家無論承擔了什麼指責或者懲罰，非但不可恥，在某種程度上是光榮的。 如此說來，武士道的揮刀之手作為一種榮譽行為，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剖腹這一形式被視為經過洗鍊的自殺，因為沒有極端的冷靜與向善之心，就無法實行。所以武士道是武士為承擔罪行或表達忠誠的唯一終結性方式，同時它也象徵了新生命的開始。但是對於戰爭中，尤其是二戰中日本所行之事，我們往往有太多的疑惑。無法否認，日本軍國主義的揮刀之手也具有武士道的潛在精神，正如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自行向尼採的學說靠攏一樣。 我們的指責應該公允，盲目的指責只會帶來更多的不和。 新渡戶稻造認為，「武士道的最終理想畢竟就是和平」，但是這種思想更多地為僧侶和道德家們所宣講，武士僅以武藝的練習及讚賞為宗旨，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軍人令這種惋惜變成指責、報復乃至懲罰。新渡戶稻造在書中幾次提及中日甲午海戰，並且認為武士道的精神是日本軍隊獲勝的最大原因，他並且高度讚美了這種精神。在書的結尾他有些悲憫地提及，也許武士道會消亡，但他又充滿熱情地認為武士道所滲透在國民心中的無法言喻的精髓會永存不朽。從武士道到軍國主義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從日本的歷史看來，這一演化或者說轉變是隨著日本資本主義力量的壯大而加速的。 德川幕府的中興幾乎最為完美地發揮了武士道的精神，它以法令的形式規定了武士的行為規範。在1615年的「元和武家法令」中的第一條，德川幕府就要求武士「修鍊文武藝能。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同時對武器的使用設立了一個符合武士道和平精神的規定：「兵者兇器，不得已而用之。」雖然這一法令有德川幕府安定武士階層並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但是在實際效果上鞏固了武士道的理念傳統。但是二百年後這一傳統受到了日本逐漸興起的商業力量的衝擊，而且最終破壞了武士道的核心。1816年日本一名署名武陽隱士某的人寫了《事事見聞錄》，以武士的身份寫出了當時的民間歷史狀況。其中他寫道，「武士們染上了商人習氣，不知仁義廉恥為何物……喪失了武士道的武士，十人之中要佔到七八個；而真正的武士，十人之中難於找到二三個。並且即使是這二三個正直武士，偌與元祿享保年間的武士相較，還是差得很遠的。」到了1853年美國艦隊司令佩里轟開日本索國主義的大門時，武士道正式成為歷史，留下的更多的是對武士道精神的懷念與並不系統的練習。新渡戶稻造以為中日甲午海戰是日本武士道再次興起的標誌，實際上只是軍國主義興起的標誌。武士道的道德核心幾乎被遺棄了，此後的道路主要著眼於對其外圍精神的運用，尤其是對「忠義」概念的極端擴大：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在整個國家範圍內得到肯定，並且披著武士道的崇高外衣。新渡戶稻造認為伊藤博文是有武士道優良傳統的武士，而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正是伊藤這樣的武士構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核心力量。而在明治維新時期有日本「伏爾泰」之稱的福澤諭吉也認為中日甲午海戰是文明與野蠻之戰，他拋棄了武士道精神對孔孟的尊崇。他在日本近代史中的偉大也就同時預示了武士道徹底為軍國主義所替代。 站在一百年後的中國土地上，在武士道之源孔孟學說的故鄉，在一個遭受同一文明體系的日本所重創的國度，我們應當了解武士道及其發展。揮刀之手是崇高的，乃至值得尊敬的，它吸收了儒家文化的倫理規範，並在指向上呈被動的防禦之勢。但是當刀揮向別人時，武士道就不復存在了。本文並不認為日本對中國的罪行應歸咎與武士道，正如我們不應該因納粹的罪行而責怪尼采一樣。軍國主義並不是武士道的繼承者，相反他是一個暴虐的篡權者，是一個徹底的背叛者。它不僅徹底破壞了武士道作為一種崇高精神的存在，而且傷害了中國與日本乃至更多國家的人民。歷史告訴我們刀之所指並不總是正義與虔誠的，在武士道的遮掩下，軍國主義依然在高高揮舞著日本民族之刀。這被日本人視為民族之魂的刀，何時才能真正恪守武士道的終極理想——和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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