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和「中國認同」的普遍價值問題

大國崛起和「中國認同」的普遍價值問題 （之一）

徐 賁

2006年11月,中央電視台播放了12集的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這部電視紀錄片對相繼出現的九個世界性大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的崛起作了歷史回顧,在媒體和網路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大國崛起》的製作目的很明確，它並不是全面呈現幾國歷史的電視版教科書，也不是挖掘歷史細節或揭秘歷史真相的考古式紀錄；它不拘泥於歷史的支脈，不進行文明的比較，而更注重歷史帶給中國崛起的現實思考。對《大國崛起》的公共討論因此也都是針對別國先例能夠如何幫助中國理解和展望自己的崛起或即將崛起。[注1]中國的崛起關係到中國應當具有怎樣的與大國身份相襯的形象。這種形象不只是取決於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而更是取決於中國為自己政治和社會發展所選擇的生活價值目標。這個價值目標選擇聯繫著更為深層的、與所有人類相關的普遍價值認同。

對中國公共生活和價值選擇的討論,中國知識界有許多分歧和矛盾,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從198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著許多人的普世價值問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保存中國文化特色,堅持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越來越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主張,而這種主張所堅持懷疑、抵制、反對的則是任何形式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被被看作是西方政治和經濟利益企圖干涉中國內政,左右中國發展方向的特洛伊木馬。然而,在對普世價值採取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情況下,中國真的有可能在世界面前建立起令人尊敬和因此而有自豪感和榮譽心的大國形象嗎?普遍價值的缺失會對中國社會的認同方式、凝聚力效應和群體觀念產生怎樣的影響呢?在中國確立普遍價值之所以困難重重，究竟受到哪些現實政治文化和社會文化的限制?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在全球化時代討論中國可能如何崛起,應當如何崛起,甚至是否可能真正崛起時,不能不思考的問題。

一.國族群體認同和公共生活

如果我們把群體認同當作一種人際聯繫形式,而不只是個人心理感情,那麼我們看全球化對當今中國群體認同的影響,便主要是看全球化對中國當今公共生活的影響。在公共生活中,除非別人可以從我的言行中看到我認同什麼,注重什麼,要求什麼,追求什麼理想和價值,我的言行並沒有可以與他人分享的意義。我對群體的認同或不認同都是由我在公共生活中的言行所顯示出來的。公共生活的意義在於,它不僅是一個可見的領域,而且是一個焦點關注的領域,發生在那裡的事情都會被「昭顯在亮處」,成為公共關心的問題。〔注2〕

個人對群體的認同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成為一個值得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全因為它是發生在公共生活的舞台之上。從全球化對中國公共生活的影響來討論社會群體認同,就需要避免僅僅從影響源(全球化中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麥當勞文化、文化遺產和旅遊工業、西方化或現代化意識形態、世界人權、全球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等等)來看這一群體認同所受到的刺激或限制。全球化會如何影響一個群體中成員對它認同不是一件簡單的從外因到內果的事情,因為這種認同(或者缺乏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群體公共生活本身的三個因素：文化認同資源、價值凝聚力和制度結構。

全球化把原本局限於一個群體內的公共生活舞台放大了。群體本身往往成為這個舞台上的行為主體,台下作為見證人的觀眾也變得非常多元,不再是清一式同一族類的人們。這時候我與之認同的是那個放在世界舞台上,在全球眾目睽睽之下的群體,而不是那個處於封閉自大狀態中的群體。一個人看待展現在世界舞台上的我類群體,自然會與平時不同。他甚至會發現,許多原本關起門來叫好的東西,原來放不上世界舞台,硬放上去,他不但不覺得體面驕傲,反而覺得丟臉羞恥。這時候,直接影響他群體認同的就不只是自然的我他區分,而且更是他自己群體的認同資源。他必須問自己,「在我的群體中,有哪些是可以認同的?有哪些是值得認同的?」因為一個社會是「好社會」才認同它,這種積極認同遠比被動認同(我既然出生在一個社會,就只好認命地認同)具有自由主體的選擇作用和意義。認同一個好社會是著眼於它的道德價值(正義),而不只是事實價值(強大)。為了確立中國的道德價值,就不能不了解什麼是人類的道德價值。

2004年8月在希臘首都雅典召開的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閉幕式上,作為下一屆奧運會主辦國的中國有一個8分鐘的表演,由張藝謀導演。演出以後許多中文網站立刻發出一片責罵之聲。人們斥責張藝謀「儘力搜尋、彙集與鋪陳中國文化符號，演員老中青幼四結合，玩燈籠外，玩太極，玩高蹺，玩琴玩拳又『玩票』。……張氏中國秀色字當頭，完全是中國文化符號雜亂無章的堆砌。把中國特色的雜貨鋪開到了雅典。」〔注3〕張藝謀的失敗在於他沒能給許多中國人提供真正具有道德價值的文化認同符號。他們沮喪憤怒,那是因為張藝謀提供的認同資源沒有能夠滿足他們的認同需要。英國哲學家本森(Jeremy Bentham, 1748-1832)曾說過,名義上的「資格」不等於法律保障的權利,這就如同「飢餓不等於麵包」。〔注4〕同樣,心理上的認同要求並不等於公共生活中認同事實。

群體認同是一種有條件的公共行為,這個條件就是公共生活必須能為認同提供它所需要的價值資源,也就是那些具有日常生活意義的,可以認同並值得認同的東西。如果紅燈籠、高蹺、京劇面譜、茉莉花小調不是具有這種意義的認同對象,那麼什麼才是更有價值意義的認同對象呢?張藝謀的失敗,是因為他找錯了認同對象?還是因為這種對象在當今中國早已成為十分稀缺的資源?或者是因為當今中國的公共生活還沒有一個可以幫助形成這種資源的社會、政治機制?

在公共生活中,群體認同的對象具有多樣性和具體性,人們對具體對象的認同也不是要麼認同,要麼不認同,而是有程度的差別。雷諾茲(John Reynolds)曾標示出人們對不同「政治象徵」有不同程度認同的「檢測指數」,如「熱烈」和「冷淡」。不同的政治象徵包括「當今政府」、「憲法」、「民族國家」、「國旗」。他的研究結果顯示,同一個人,對不同的政治象徵的認同程度都不是相同的。例如,他認同「憲法」要比認同「國家」熱烈;或者,他認同「國旗」不如認同「國家」那麼熱烈,而對認同「當今政府」則相當冷淡。〔注5〕雷諾茲的這一分析方法同樣適用於「文化象徵」。我們可以區分出許多傳統的文化象徵來,如文學、藝術、音樂、舞蹈、風俗、服飾、禮節、歷史人物或事件、社會政治價值觀和制度,等等。不難想像,每個認同中國的人對這些因素的認同程度並不相同。又例如,我們還可以區分出許多與「中國」有關的象徵,如版圖疆域、社會政治制度、政府、某某主義、長城、國旗、漢語、儒家文化,等等。同樣,每一個「熱愛中國」的人對這些不同的中國象徵認同程度也不相同。從這些不同象徵因素的錯綜複雜關係就不難看出,認同離不開具體的認同對象,這些對象不僅需要有本土特點,而且要求有超群體的普遍價值。越這樣,就越能在世界舞台上受到重視和讚美,與之認同也就越光榮,越令人滿足。

對於群體認同來說,還有比文化符號認同資源更深一層的公共生活因素,那就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凝聚力和親和力(信任、寬容、同情、榮譽等)。公共生活是否具有親和力,體現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公共行為和言論之中,也體現在他們相互對待和相處的方式之中。2004年6月底到7月初,世界遺產大會在蘇州召開,為此蘇州政府自2002年起,共花費了100億人民幣,從城市改造、市容、交通到市民文化宣傳,作了充分的準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治水」,為的是讓「蘇州是東方威尼斯」的美譽名副其實。官方報道強調,代表全球化的世界遺產大會帶來的城市美化,加強了市民的「心理認同,市民更歡迎的是環境的改善：引以為豪的園林和老街保護好了，河水不臭了，交通不堵了，綠地多了，城市變漂亮了……本次大會的所有(這100億人民幣)投入將永遠地留在蘇州，造福後代。」。〔注6〕

就在2004年8月,《蘇州日報》在題為《垃圾:市區河道不能承受之重》的報道中稱,「河道保潔員每天從(蘇州)每一條河道里都能打撈起為數不少的垃圾，……如果不是保潔員每天七八遍來回不停地清撈，市區的大小河道會更加讓以水天堂為自豪的蘇州人汗顏。然而,2003年一年，市區217個河道保潔員共從80多公里河道里打撈起9753噸垃圾,……其中包含的除各種生活垃圾外，竟還有破沙發、爛傢具以及各種家裝廢棄物。」〔注7〕

這些往河裡丟垃圾的人,他們也許確實對他們的社會群體(中國或蘇州)有「心理認同」,但是,除非這種認同體現為公眾行為,它並沒有實質的公共生活意義。就公眾行為而言,往河水裡丟垃圾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不認同群體的表現。認同是一種有親和力和凝聚力的公共生活方式,是一種基於對「有價值生活」(「好生活」)的行為選擇,不只是一種「心理」感覺。人們在公共生活中互相說謊欺騙,互相提防戒備,彼此無信用,不信任,對公共事務冷淡麻木,對他人遭遇漠不關心,幸災樂禍,待人處事以鄰為壑,急功近利,這樣的群體中不能提供一種以「好生活」為基礎的群體認同。(待續）

注釋：

[注1] Although I set my discuss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gainst this TV series, it is not the immediate subject of this article. For discussions of this TV series, see for example, 朱嘉明：《 <大國崛起>討論中不能迴避的若干問題》; 《信仰、文明與中國崛起——楊鵬、趙曉對話錄》; 張宏良：《中國崛起與東方文化復興》; 秋風：《大國崛起的物質主義陷阱》; 董正華：《「聯省共和」與17世紀荷蘭的崛起》; 李劍鳴：《從文化的角度解讀美國崛起》; 陳東升：《大國崛起的中國模式》; 《大國崛起：用民主概括西方崛起是片面的》; 孔寒冰：《紀錄片<大國崛起>挑戰國人悲情歷史觀》; 夏立平：《大國崛起理論與中國和平崛起》; 黨國英：《從<大國崛起>看大國怎樣才能崛起》; 《王緝思和周艷聊大國崛起實錄》; 易其洋：《「大國崛起」的細節啟示》; 楊帆：《用新戰略主導中國崛起》; 閑言：《「大國崛起」之憂思》; 麥天樞：《何謂大國？如何崛起》?; 儲昭根：《小國崛起的「大」學問》; 吳稼祥：《中國開始製造影響》; 樊百華：《大義不明的電視片<大國崛起>》；賀衛方：《崛起為何？》; 陳壁生：《大國崛起與民族主義》；牟傳珩：《中共意識形態的「藍色」破題——《大國崛起》沖洗「紅色記憶》. All these pieces are available online.

[注2] 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London, 1970, p. viii.

[注3] 蜀帖龍:《張藝謀色誘雅典?》 www.ccforum.org/cn 2004/8/30。

[注4] Jrermy Benthem, "Anarchical Fallacies." In A. I. Melden, ed., Human Rights. Belmont, CA: Wadsworth, 1970, pp. 30-31.

[注5] John Reynolds, "The Normative Regulation of Citizenship Participation," qtd., Morris Janowitz, The Reconstruc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for Civic Consciousn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159-162.

[注6] 《世界遺產大會:蘇州為本屆世界遺產大會投入100元》,http://www.sina.com.cn,2004年7月9日16:06, 《東方早報》。

[注7] 吳秋華:《垃圾:市區河道不能承受之重》,www.sz2500.com, 04-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