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學》上

作者簡介：

黃節（1873—1935），廣東順德人，清末在上海與章太炎、馬敘倫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創辦《國粹學報》。民國成立後加入南社，長居北京，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黃節頻頻撰文抨擊，致遭忌恨。此後，不再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1917年，受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授中國詩學。1922年拒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後曾擔任過一年的廣東省教育廳廳長兼通志館館長。因對時局不滿，在1929年辭職，仍回北京大學，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1935年病逝。

《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夫「詩教」之大，關於國之興微。而今之論詩者，以為不急，或則沈吟乎斯矣，而又放敖於江湖裙屐間，藉以為榆揚贈答者有之。詩之衰也，《詩》義之不明也。《詩序》：自《鹿鳴》以至《菁菁者莪》，述文武成康之治。治之以生人之道，所謂義者而已。記曰：詩以理性情。人之情時藉詩以伸其義，義寄於詩，而俗行於國，故義廢則國微。奈何今之論詩者以為不急乎！夫《詩三百篇》，學者童而習之。然聞其義而忽其辭，則不能引諸吾身，以稱情而出。其失在不學作詩，蓋聲之感人深也。夫作詩者必盡求之《三百》，則經學所說詩亦已足矣。雖然，詩之義存乎《三百》，而辭則與世而移。顧亭林曰：「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又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然則學詩者只求之《三百》，抑豈能盡其辭者乎？」殆亦亭林所不詐已。是故學詩者於《三百》求其義，於《楚辭》以降求其辭，由是引諸吾身，以稱情而出。經學所說詩，求其義者也，茲編之講習，求其辭於後世，而衷其義於《三百》者也。劉夢得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文。」嗚呼！詩教寢微，國故垂絕，願與邦人諸友，商榷乎斯旨，倘亦有不可廢者歟？　　○詩學之起源　　《漢書》《藝文志》於《六藝略》敘詩六家，又別為《詩賦略》，此歌詩與《三百篇》分流之證也。班孟堅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古者民俗歌搖，皆謂之詩。十五《國風》所采是也。《擊壤》、《卿雲》，亦皆可歌，不盡比於琴瑟。是故古無所謂詩學也。詩學之興，其始於《頌》乎？歐陽廬陵曰：「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是故四始之體，惟《頌》專為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傯游桁，往往無定，未若《頌》之立為專體也。」詩之有學，此其初期也。《傳》曰：「登高能賦，可為大夫。」班孟堅曰：「言感物造，材知深美，可與圖事也。」降及春秋，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詩之有學，此其中期也。班孟堅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微。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是故詩學之興也，其後期則成於賦乎？姑舍義而言其學，則其流雖分，而其源則合，學詩者可以深觀矣。　　○漢魏詩學　　劉彥和曰：「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又曰：「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然則在漢之初，去《三百篇》未遠，作詩者猶重四言。如相如《封禪頌》，傅毅《迪志詩》，可稱誦也。此西漢之詩源於《三百》者也。難然，己不復能抗行《三百》矣。詩體至是，蓋不能不變。嚴滄浪曰：「《風》《雅》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五言詩者其源實導於《三百》，而欲變《離騷》複雜之辭者也。觀《三百篇》中，若「以介我黍稷」、「以谷我士女」、「彼有不獲樨」、「此有不斂擠」、「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皆五言連用，特未以為全篇耳。《離騷》文辭複雜，五言句實不一二覲。西漢之初，學者既憚乎《三百篇》之簡奧，而又以《離騷》過為繁雜，乃創此體。趙甌北所謂「天地自然有此一種，至時而開，不能秘」者也。五言之興也，始於漢武。班孟堅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其篇目則見於《藝文志》中，而多不傳。然自此則五言之詩且以入樂府。（自武帝以前，若叔孫通因秦樂人宗廟樂，唐山夫人造制房中樂，至孝惠時以夏侯寬為樂府令，迄於文景，習常肄舊，無所增改，皆用三四言或長短句。）徐伯魯云：「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此劉彥和所謂「延年以曼聲協律，司馬以騷體制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群篇，靡而非典。」蓋變樂府為五言，此其時也。樂府既有五言，於是《古詩十九首》及蘇李贈答，相繼成篇，遂為五言古詩之首。此五言詩所由興也。七言之興也，亦始於漢武。《古文苑》云：「武帝作柏梁台，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坐。」自梁王以下，作詩者二十五人。然則漢初能為七言者，蓋尚罕也。劉彥和謂七言亦出自《詩》《騷》，孔穎達舉「如彼築室於道謀」，為七言之始，是已。顧亭林謂楚辭《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說亦良是，然末以為全篇也。至《柏梁》則通體皆七言，故後世以為七言之始耳。（古詩歌七言之可誦者，若甯戚《飯牛歌》、高祖《大風歌》、項羽《垓下歌》。然《飯牛》、《大風》雨章，純乎全篇七言也。《垓下歌》七言矣，然中用兮字，雅近楚辭，亦不得以此為七言詩也。）雖然，武帝柏梁詩體，如今之聯句，非一人全篇之作。至後漢張衡作《四愁詩》，而七言之體益著。此七言詩所由興也。五七言既聯翩而起，其後別自為體者，又有八言、六言兩體，見之《漢書》。八言則東方朔能之，本傳謂有八言七言，上下是也，然今已不傳。其在當時，若漢高之《大風歌》，武帝之《瓠子歌》、《秋風辭》，其中咸有八言句。特句中必用「兮」字，又似《離騷》，不得以為八言詩耳。六言詩劉彥和以為雜出《詩》《騷》，觀《詩》「謂爾遷於王都」，「日予未有室家」，則六言句已開其端。至若《離騷》去其「兮」字，六言尤多，然亦未嘗以為全篇也。任防云：「六言詩始於谷永。」今已不傳。《後漢書》《孔融傳》云：「融所著詩頌、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即六言詩也，今已不傳。然則六言之詩，在前漢則谷水創之，在後漢則孔融擅焉，而皆不傳。蓋六言起於五七言之後，且漢人文賦書牘，多用六言，是故以之為文者多，而以之為詩者少，此六言之詩所以不能興起歟？自五言詩既興，其在漢初，論者以李陵為大宗。鍾嶸《詩品》云：李陵之詩源於楚辭；若班姬，若王粲，若魏文帝，其源皆出於李陵者也。其在曹魏，以曹植、王粲為大宗。鍾嶸《詩品》又云：曹植之詩源於《國風》，若陸機，若謝靈運，其源皆出於曹植者也。王粲之詩源於李陵，若潘岳，若張協，若張華，若劉琨、盧諶，其源皆出於王粲者也。（皆見鍾嶸《詩品》）。觀鍾嶸所品，則漢魏間之詩學源流亦可見矣。六言不能興起於漢，逮及曹魏時，文市亦能此作。觀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文帝《答群臣勸進書》，自述所作詩，則通體六言。然則茲體不傳於漢，而復起於曹魏時矣。八言、六言而外，又有九言詩。任防《文章原始》謂自魏高貴鄉公，然其詩不傳。至昭明太子序《文選》云：「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鏟並驅。」然則九言詩自魏至梁，咸有作者。如宋謝庄《白帝辭》，（見《宋書樂志》。）如南齊《雩祭歌辭》，（見《南齊書》《樂志》。）皆全篇九言者。要之，自唐宋以來，為此體者蓋殊罕也。《毛詩》孔《疏》曰：「詩句更不見有九字、十字者，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也。」總斯而論，詩以五七言源流為大，余則間有為之者，茲不具論已。　　○六朝詩學　　自五七言既興，於是詩學源流以此為大。晉卜綽撰《五言詩美文》，梁昭咀主子亦有《五言英華》十九卷，雖皆不傳，然亦可見五言詩之蔚起於時也。五言古詩既興，於是有五言詩之變體。其源則始自六朝，如梁沈約擬「青青河畔草」詩：「漠漠床上塵，中心憶故人。故人不可憶，中夜長嘆息。嘆息想容儀，不欲長別離。別離稍已久，空床奇杯酒。」則五言兩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為之者也。（「青青河畔草」乃《十九首》中之一。所傳蔡邕《飲馬長城窟行》起首八句，已開沈約之體，特未以為一篇如沈作耳。）又如柳憚《南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時晚。不道新知樂，且言行路遠。」則五言四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為之者也。（卓文君《白頭吟》起首八句已開柳惲之體，特亦未以為一篇如柳作耳。）顧由五言兩句換韻，一變而為四句換韻，再變而為八句同韻。如同時范雲巫山高詩：「巫山高不極，白日隱光輝。靄靄朝雲去，冥冥暮雨歸。岩懸獸無跡，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薦，相望徒依依。」中四句相對，一如柳惲《南曲》，則已為五律之濫觴矣。又由柳惲《南曲》離而二之，由范雲《巫山詩》中而分之，則如梁簡文《梁塵詩》：「依帷蒙重翠，帶日聚輕紅。定為歌聲起，非關團扇風。」已為五絕之濫觴矣。是故從柳惲之體者，在梁若紀少瑜，若王樞，在陳若徐穆，皆有之。從范雲之體者，同時若邵陵王，在梁若元帝，若何遜，若縣均，在陳若顧野王，在北周若庾信，皆有之。由茲而再變，則若庾丹之《秋閨有望詩》：「耿耿橫天漢，飄飄出岫雲。月斜樹倒影，風至水迴文。已泣機中婦，復悲堂上君。羅襦曉長襞，翠被夜徒熏。空汲銀床井，誰縫金縷裙。所思竟不至，空持清夜分。」已為五言排律之濫觴矣。在梁若吳均，若徐悱，皆有之。由是觀之，六朝五言詩，由古詩而創為後世五律、五絕、五言排律之體，其源流可遞數者也。七言詩既興，於是有七言詩之變體，其源流亦始自六朝，如晉謝道韞《詠雪詩》：「白雪紛紛何所似，撒鹽空中差可擬，未若柳絮因風起。」則七言三句同韻，變古詩之體而為之者也。（張衡《四愁詩》起三句實為茲體之祖。）又如梁蕭子顯《烏樓曲》：「握中酒杯瑪瑙鍾，裙邊雜佩琥珀龍。欲持奇君心不惜，共指三星今何夕。」則七言兩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為之者也。（項羽《垓下歌》實為茲體之祖。）顧由七言三句同韻，一變而為兩句換韻，再變而為四句三同韻。如梁簡文《春別詩》：「別觀葡萄帶實垂，江南豈蔻生連枝。無情無意猶如此，有心有恨徒別離。」則四句三同韻，亦變古詩之體而為之者也，（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起四句五七言並用，亦四句二同韻，實為茲體之祖。）然已為七絕之濫觴矣。簡文既開茲體，又為《春情曲》：「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駒掛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間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為空掩扉。」蓋本《春別詩》之體而少變之，已乎具七律之形矣。至塵信《烏夜啼》：「促柱繁弦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拒不自驚長落淚，到道啼烏恆夜啼。」則已為七律之濫觴矣。由茲而再變，則為沈君攸之《薄暮動弦歌》：「柳谷向晚沈余日，蕙樓臨暝徒斜光。金戶半入叢林影，蘭徑時移落蕊香。絲繩玉壺傳綺席，秦箏趙瑟響高堂。舞裙拂履喧珠佩，歌音出扇繞塵梁。雲邊雪飛弦柱促，留賓但須羅袖長。日暮邀歡恆不倦，處處行樂為時康。」又巳為七言排律之濫觴矣。由是觀之，六朝七言詩，由古詩而創為後世七絕、七律、七言排律之體，其源流又可遞數者也。是故以六朝之詞藻，上承漢魏，而下開唐宋，凡詩之體格，無不備於是時，如上所舉，可以覘矣。然以五七言較論，則五言之作，其源流為遠。魏晉之間，以阮籍別為一派，與陳思相匹。《詩品》云：「其源出於《小雅》。」司馬氐之初，則左思、劉琨、郭璞三分鼎足，莫此為盛。而左之挺拔，源出劉楨；劉之清剛，源出王粲；郭之豪雋，源出潘岳。過江而後，篤生淵明，其源出於應璩，而又協左思風力。要之淵明之詩，卓絕後先，《三百》之遣也。宋代詞人，則以謝靈運、鮑照為首。而謝源於陳思，鮑源於二張。（晉張協、張華。）若謝混、謝贍、袁淑、王微、王僧達源於張華。蕭齊以謝獨步一時，其源出於謝混。梁代右文，作者為眾，若江淹、何遜，足為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翼。而江則成就於謝，沈則憲章乎鮑照，其源尤可溯。陳則徐陵稱首，北周庾信為優，至隋而楊素沈雄華贍，風骨甚遒，已辟唐人陳、杜、沈、宋之軌。此則五言之盛，其源流可稱述者也。若夫七言之作，則以六朝之大，惟鮑照一人，最為遒宕。梁武、庾信，亦自靡麗，斯為次之。溯其源流，不若五言遠矣。蓋五言極盛於漢代，至六朝而未衰；七言則漢始萌芽，尚沿《騷》體。（如漢武《瓠子》、《秋風》，張衡《四愁》，皆漢七言長篇未脫《騷》體足也。）至魏文《燕歌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始稱七言巨制。以是觀之，則七言未振於漢代，迄六朝而方興，是以其源流之遠，未及五言，蓋非無故也。茲表列源流於後：　　○唐至五代詩學　　自五七言、古近體既興，於是唐之作者多兼治之，或兼長，或各有所長。吾且先論唐代詩學之大勢。論唐代詩學，其時代可區為四：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為初唐，由開元季年至代宗大曆初為盛唐，由大曆初至憲宗元和末為中唐，自文宗開成初至五季為晚唐。其間詩學之源流，與乎其變遷得失，可得而述也。唐初龍門王勃、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工稱四傑，並秀於前：樂城蘇味道、趙州李嶠、齊州崔融、襄陽杜番百號四友，齊名於後。皆能遠挹謝鮑，近宗徐庾，引六朝之源流以入初盧，此其選也。雖然，律詩之名，猶未倡也。內黃沈期、汾州宋之間，實始約句准篇，研練精切，忌聲病，尚對偶，以無違乎沈約四聲之律。於是律詩興焉，於是排律興焉。（唐人自六韻至百韻皆曰律詩，觀白居易自集其詩以寄元稹，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曰雜律詩。其後高秉撰《唐詩品彙》，乃取元稹李杜優劣論「鋪陳始終，排比聲律」之語，遂創排律之名。）於是絕詩亦興焉。絕之為言截也，即律詩而截之也。（徐伯魯《文體明幫》曰：「凡後兩句封者，是截前四句，如盂浩然《宿建德江詩》「移舟泊煙渚，目暮客愁新。野曠天氏樹，江清月近人」是也。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如王維《息夫人》詩：「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兩眼淚，不共楚王言」是也。全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如王之渙《登鶴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也。全篇皆不對者，是截首尾四句，如柳宗元《登柳州峨山詩》：「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是也。）故唐人絕句，亦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律詩既興於其時，而五七言古詩，亦視六朝為綺靡。夫綺靡則傷氣格，於是張九齡、陳子昂起而振救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采王漁洋說），抑沈宋之新聲，掩王盧之靡韻（采鄧元錫說，）而風斯一變。（以上論初唐。）逮乎開元、天寶之間，氣格聲律，至詳極備，以有李杜二家也。李白自言「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賦古詩五十九首，其首篇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其志如此。故其天才神逸，超絕人群，以氣為輿，以神為馬，以高遠自然為極。同時杜甫與白齊名，宏力厚畜，兼綜條貫。元稹志其墓云：世之「好古者遣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莫備。其惟工差，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庚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此杜之所以獨有千古也。其時如王維之精渺，李頎之沖秀，高適之沈雄，岑參之奇逸，四子者稱王、李、高、岑。而孟浩然以雅人深致，與王維齊名，亦稱王孟。各以其所長，爭鳴一時。而樂府七言，至是而始暢；近體律、絕，推是為正宗。所謂氣格聲律，至詳極備，唐代詩學之盛，盛於此矣。（以上論盛唐。）天寶喪亂，施於大曆貞元，李杜之風未遠，學者猶能感時哀歌。左層中有「十才子」之稱，則盧綸、吉中孚、韓、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夏侯審、李端也。十子之中，惟錢起為賢。士林為之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同時劉長卿深心苦思，悲婉痛快，並稱錢劉。篇什諷詠，不減盛時，而近體繁多，古聲漸遠。惟韋應物之古淡，柳宗元之峻潔，錚錚氣格，稱為韋塑，斯為難及。迨淮西蕩平，整《碑》柳《雅》，颯颯乎近古，而體局大變。韓愈博大，鼓吹六經，以難文復古，以險韻為詩，力追漢魏，樹之宗風。其時與昌黎並立者，孟郊一人而已。昌黎薦孟郊於鄭佘慶，歷敘漢魏以來詩人，至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而其下即雲「有窮者孟郊，受才實雄驚」，固已推為李杜後一人。而其贈東野詩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我願化為雲，東野化為龍。」是又以李杜自相期許，其心折東野，可謂至矣。東野詩亦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涌退之。」又不復謙讓。蓋昌黎本好奇崛，而東野亦硬語盤空，以是並稱韓孟。一時若盧仝、賈島，皆聞韓孟而起者，而風又一變。奇崛之失，至於澀僻，如盧仝、賈島，或至不可卒讀。於是元稹、白居易興焉。居易與稹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因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以故元白為詩，主於易讀而易解。然而昔人評之曰：元失之輕，白失之俗。其後杜牧之訾元白以纖艷不逞之詞，流傳人間，使子父母女，誦為口實，入人肌骨，不可湔滌。蓋元白之淺易，實矯韓孟之澀僻而為之也，而風又一變。其時有李賀，骨力勁險，工於琢句，而不永年。惟張藉、乏建所為樂府，或舊曲新聲，或新詞古義，悲歡窮泰，快暢深至，庶幾古歌謠之遣風，變而近正者，時稱張王。（以上論中唐。）夫元白之失，在於淺易，格每下而力劣，聲殺削而音微。施及晚唐，而沈雄深渾之詩，至於絕響。於是溫庭筠之綺靡，李商隱之纖，同時而興。尚聲律而忽氣格，抑又下於初唐四子及沈宋遠矣。流及五季，迄用無題，而風又一變。讀杜甫「漢朝陵墓」，較李商隱《馬嵬》、《錦瑟》；讀杜甫《九日藍田莊》，較杜牧《九日齊山》，則盛唐、晚唐之升降，己可喟矣。（以上論晚唐。）總而論之，有唐一代作者，其力足以轉移風氣、起衰救敝者，陳子昂、李白、杜甫、韓愈四人而已。子昂繼阮籍《詠懷》之什，作《感遇詩》三十六首，化盡町畦，神遊八極，存之隱約，味之玄淡，詞旨幽邃，音節高壯，唐初五言，由茲一振。杜甫謂其才繼《騷》《雅》，世無比肩。柳宗元稱其比興兼有，唐興一人。而韓愈亦謂「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是故以五言而論，子昂其有唐先路之導歟？李白《古風》最為五言之冠，顧其天才卓絕，而憂時感憤，恆發於言。開元中，白既以楊妃之諧去國，意怏怏，作《雪讒詩》；天寶中，北討奚契丹，勤於兵，作《戰城南》；天寞未，君子失位，小人用事，以至胡將稱兵，天子幸蜀，作《遠別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等篇，閎肆俊偉，參差屈曲，幽人鬼語，使人一唱三嘆而有餘哀；而忠義激發，又足以系夫三綱五典之重。識者稱其深得《國風》諷刺之旨，則七言亦獨可誦。要之，太白七言古體，原遜五言，是故李杜齊名。而王漁洋論太白七言詩，等諸王李高岑，稱「盛唐五家，」則其七言不逮杜甫矣。惟七言絕詩，如畫中神品，育然入微，高出盛唐諸公之上。其五言律清新俊逸，從容於法度，而不為所窘。白嘗言：「興奇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俳優哉！」遂謝不復為。獨於黃鶴樓見崔灝所賦，閣筆去；於鳳凰台鸚鵡洲戲摹為二律。是故七言律非其所長，亦其所下願為也。杜甫之詩，世稱詩史，以史義存焉。讀杜詩而不讀唐史，不足以知杜者也。天寶失政，明皇惑於楊氏，作《麗人行》；天子慕遠略，開邊釁，民疲於兵，作《兵車行》；安祿山反，王師敗績，天子入蜀，王子王孫流離道路，作《哀王孫》，作《悲陳陶》、《悲青坂》、《哀江頭》，皆七旨古詩之最者也；廣德以後，感河北三鎮擁兵不朝，列藩不憂國，舉軍需自供，而回紇、吐蕃共寇京師，作《諸將》；感禍亂未遠，民困初息，作《秋興》、《諸將》、《詠懷古迹》，皆其七言律詩之最者也。論其五言古詩，若《遣興》十八首，實足繼陳子昂《感遇》、李白《古風》之後。其時天下大亂，兩京盜賊充斥，民困則官邪，作《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諸篇，皆其五言古詩之可誦者也。至夫盛衰之感，則作《重過何氏》；登臨憑弔之悲，則作《兗州城樓》、《岳陽樓》、《牛頭山亭子》、《禹廟》、《玉台觀》、《滕王亭子》諸篇，皆其五言律詩之可誦者也。又若五言排律，則《江陵望幸》稱焉，為其不忘君也；七言排律，則《洗兵馬》稱焉，為其閔農休兵而有餘憂也。故就其五言諸體觀之，甫實兼有李白之長。然則謂杜尤長七言則可，謂其不長五言則未可也。漁任諭杜七言，以為前所未有，後所莫及，蓋舉其尤長者言之。惟五七言絕詩，非杜所長，則不必以是求之耳。李杜而後，降及貞元、元和間，學杜而得其至者，惟韓昌黎一人而已。雖然，昌黎之學杜，非逐其聲響而求之也。昌黎七言古詩，王漁洋極稱之。然以五言論，則亦何後於李杜。漁洋選古詩不錄昌黎五言，未為得也。昌黎五言古詩如《歸彭城》，如《烽火》等篇，感懷時事，不減杜甫《潼關》、《石壕》諸作。又如《此日足可惜贈張籍》及《秋懷十一首》、《縣齋有懷》、《齷齪》等篇，其自述身世，亦陳子昂《感遇》、李白《古風》、杜甫《遣興》之遣也。至如《合江亭》，如《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如《岳陽樓別寶司直》等篇，則雄奇閎肆，其氣格駿駿乎填過李杜。故謂昌黎五言之長，不可沒也。若其七言古詩，則《汴州亂》、《桃源圖》、《永貞行》、《感春》等篇，亦等諸杜甫《麗人》、《兵車》之作。若《贈張功曹》、《謁衡岳廟》、《杏花》、《寒食日出遊》、《送區宏南》歸、《石鼓歌》等篇，則哀麗悱惻，而出以奇放，慷慨動人，可獨步千古矣。故謂昌黎尤長七言，此其最也。惟近體五七言律絕，非其所長，則遜於杜甫耳。昌黎論詩，見於《薦士》及《調張籍》兩篇。其於初唐、盛唐諸家，獨推陳子昂、李白、杜甫而已，同時則孟郊而已。（其《蘆士》一篇云：「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取到，五言出準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粱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剁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奧。」其述詩之源流正變，至論今之猶無以易之也。其《調張籍》一篇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葦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則其傾倒李杜尤至矣。）顧當時為詩者，於李杜輒至非議，獨昌黎尊之，則讀《調張籍》詩可知也。其論東野詩曰：「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異。」又必推其立身之大，曰：「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灶。」又必推其讀書悟道之功，曰：「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可知詩雖文章一藝，而能造其極者，必在修身讀書之人。於昌黎之論詩，則知其所以能名家者，非第文章之事云爾。昌黎亦能四言詩，如《元和聖德詩》及《琴操》諸篇，內多四言者，然不得謂之為工也。是故昌黎推尊李杜，振起中唐。然在當時，白居易《與元稹書》，論次詩人，至舍昌黎不道，可見其時自張籍、孟郊、盧仝、賈島諸人外，其從昌黎一派者，仍屬寥寥。迨及晚唐，李商隱作《韓碑》一篇，力追昌黎，已為僅見。故王漁洋選昌黎詩，附以此篇，亦使學昌黎者知所法也。商隱詩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則其推尊昌黎亦獨至矣。又曰「句奇語重喻者少，」則當世之知昌翌者，亦僅矣。觀夫唐一代之詩，初唐有陳子昂，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關乎一代文章風氣者，至晚唐而闕然。則風氣盛衰，人材升降，可以見矣。是故論唐詩，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其間時代聲調，固自不同。王世懋曰：「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由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杜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作；即大曆十子，亦豈無盛盧之句？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廬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然則區時代為四以論唐詩者，於其源流之正變、風氣之推遷，氣格聲調之異同，就其大勢而觀之，以慎其所學，斯為無害。若毛舉單詞，摭拾一二篇章，以分別初、盛、中、晚，誠未見其善學也。溫李既興於晚唐，於是纖綺靡之風，施及五季，若杜荀鶴、徐夤者，溫李之流也。（杜荀鶴詩以「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為最著，或稱荀鶴蓋竊諸周朴者。然其詩琢鏈傷氣，不出當時排律之格。又如徐夤詩「月明南浦夢初斷，花落洞庭人未歸」。「聲中雙闕雨，牡丹花畔六街塵」諸聯，皆為集中佳句，以視盛唐，實緞不足道矣。）雖然，不足觀矣。其時惟羅隱尚有氣格。其詩如《徐寇南逼，感事獻江南知己》一首，《即事中元甲子》一首，《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皆忠憤之氣溢於言表，猶有少陵之風。視徐夤《大夫松》詩、《馬嵬》詩，相去遠矣。隱與魚及司空圖遙相倡和，然終不能提倡詩誼，固由風雅道盡，亦時變日亟，士節衰微，不足以振起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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