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勁秀：陳獨秀與毛澤東

2016-06-03 14:39:02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　作者：彭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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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而且連續擔任中共中央一至五屆總書記(委員長)。但是，長期以來，歷史的陰霾不僅掩蓋了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的豐功偉績，而且諱言陳獨秀，即使在不得不提到陳獨秀時也是把他說成是「叛徒」、「壞人」、「反革命」等等。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撥亂反正，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史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打破禁區，深入研究，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的功績及其一生的功過是非才逐步有了較為公正的評價。

　　陳獨秀研究專家陳鐵健先生在2016年第6期《炎黃春秋》上發表一篇關於中共創建之初的文章，標題就是《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考諸歷史，陳獨秀被定位為「中共建黨第一人」確實是當之無愧的。

　　黨中央主要領導幾經變動，直到1934年1月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開始設立書記處，秦邦憲(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陳紹禹(王明)、張國燾、項英、毛澤東8人為書記處書記，毛澤東才躋身於中共中央領導中樞。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詞典》第1185頁注①)。1945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一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任中共中央主席長達31年之久。

　　陳獨秀擔任一至五屆中共中央總書記，毛澤東擔任七至十屆中共中央主席。兩位都是中共歷史上迴避不了的領袖，但是他們兩人的關係卻經歷了一個從親密接觸、彼此信任到關係破裂、分道揚鑣的過程。

　　毛澤東與陳獨秀的前期交往

　　早在建黨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中，毛澤東就開始與心儀已久的陳獨秀有了接觸。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掀起了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文化運動。《新青年》以嶄新的戰鬥姿態向封建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發動了無情的批判，為各種新思潮的傳播掃清了道路，極大地促進了國人的覺醒和思想的解放。一時間，《新青年》擁有大批青年讀者群，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

　　毛澤東在他的自傳中談到1917年新民學會等「激進團體」紛紛組織起來時說：「這許多團體大半都是在陳獨秀編輯的著名新文化運動雜誌——《新青年》影響下組織起來的。我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就開始閱讀這本雜誌了。並且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適所作的文章。他們成了我的模範，代替了我已經厭棄的康有為和梁啟超。」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裡我又一度碰到陳獨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見是在北京，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裡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中，陳獨秀和李大釗占著領導的地位，無疑地，他們都是中國知識界最燦爛的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做圖書館佐理員時，已經很快傾向馬克思主義了，而陳獨秀對於引導我的興趣到這方面來，也大有幫助。我第二次赴滬時，我曾和陳獨秀討論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本人信仰的堅定不移，在這也許是我一生極重要的時期，給我以深刻的印象。」(《毛澤東自傳》第30、35、37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1917年3月，毛澤東滿懷著對陳獨秀的崇敬和神往，將自己撰寫的一篇《體育之研究》投給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陳獨秀對這篇觀點鮮明、邏輯嚴密、暢快淋漓的文章頗為讚賞，全文發表在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2號上。因「毛澤東」三個字繁體筆畫共28畫，所以這篇文章署名為「二十八畫生」。

　　1917年9月，毛澤東在同張昆弟、蔡和森閑談中感慨道：「衝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張昆弟聽了不禁笑言道：「以前潤之是言必稱康、梁的，陳獨秀辦了一個《新青年》，又言必稱陳、胡了。」

　　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一行24名青年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事宜來到北京。迫於生計，他在李大釗的幫助下在北大圖書館找到了一份管理員的工作。在此期間，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陳獨秀。這次晤面雖然非常短促，主要談了談新民學會在《新青年》雜誌影響下的發展情況，但卻讓毛澤東興奮不已。他高興地對楊開慧說：「我今天見到陳獨秀了。陳先生見解精湛，敢做敢為，正是國家所需要的棟樑之才。這幾天，我在北京接觸了不少人，他給我的影響恐怕是最大的了。」18年後，回想起和陳獨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澤東還對斯諾說：「陳獨秀給我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9年1月召開的「巴黎和會」拒絕了中國提出的列強放棄在華特權，取消「二十一條」和收回山東的一切權利等要求。消息傳來，舉國激憤。5月4日，北京學生數千人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取消二十一條」等口號在天安門前遊行示威。軍閥政府出動了大批軍警並逮捕學生。於是，北京各大學實行總罷課，並通電全國表示抗議。各地紛紛響應，長辛店等地發起的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使五四運動擴大為全民族的反帝愛國運動。北洋政府迫於壓力，釋放了被捕學生，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了勝利。

　　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陳獨秀不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而且是身先士卒的排頭兵。陳獨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對日密約、罷免賣國官吏、取消步軍統領衙門和京畿衛戍司令部、保障市民集會、言論自由等條件，並要求對北京政權予以「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陳獨秀親自到北京前門外新世界遊藝園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便衣密探逮捕。當晚，京師警察廳查抄了北池子箭桿衚衕9號陳獨秀的寓所《新青年》編輯部，搜出《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數百張以及進步雜誌、稿件、信札等。

　　陳獨秀被捕後，媒體很快向社會作了披露，社會各界紛紛組織營救，孫中山、章士釗等知名人士採取各種不同形式要求當局對陳獨秀「立予釋放」。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陳獨秀之被捕與營救》一文說：「陳先生夙負學界重望，其言論思想，皆見稱於國內外。」「陳獨秀氏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實學界重鎮。」「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說的話，頭腦稍為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表示「陳君之被逮，絕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留著大大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高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可見此時的毛澤東對陳獨秀是何等的擁戴和推崇!

　　9月16日，陳獨秀獲釋。李大釗在《歡迎獨秀出獄》中寫道：「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竟戰不勝真理。什麼監獄什麼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好像花草的種子，被風吹散在遍地。」

　　有文章說，陳獨秀被保釋在家養病期間，毛澤東曾前去探望。是否屬實，待考。

　　1920年夏天，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勝利後，毛澤東取道上海回長沙。在上海，毛澤東拜訪了陳獨秀。此時的陳獨秀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開始醞釀在中國成立共產黨的事情。毛澤東虛心地向陳獨秀請教，並與他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和湖南自治的計劃。後來，毛澤東在回憶這次與陳獨秀的晤談時說：「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關鍵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還說，他最早是聽陳獨秀「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的。在十多年後同斯諾談話時還提到了此次談話對他一生的深刻影響：「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海里，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個轉變時期，可以說陳獨秀對我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多次稱「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毛澤東在上海與陳獨秀的晤面交談中，陳獨秀還委託給毛澤東一個重要任務——回湖南組建該地區的共產主義小組，並給予了具體指導。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毛澤東「主編了一個《湘江評論》周刊……，他之成為湖南小組的主要發起人，則是由於陳獨秀先生的通信鼓勵。」

　　毛澤東與陳獨秀的前期交往，充滿了他對陳獨秀的推崇、敬重和擁戴，陳獨秀對毛澤東也心存好感，認為毛澤東是一位傑出的青年才俊，可以委以在湖南創建中共的重任。

　　毛澤東最早肯定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功勞

　　1920年2月,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到上海。李大釗在護送陳獨秀離京的途中,兩人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說即出於此。

　　1920年春,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維經斯基一行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經李大釗介紹,他們又前往上海會見了陳獨秀。在維經斯基等人的幫助下,陳獨秀首先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深入到工人群眾中調查研究，發表《勞動者底覺悟》的演說,號召工人群眾迅速覺悟起來,認識到自己的偉大力量和歷史使命。他編輯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4月中旬,陳獨秀聯合中華工業協會等7個工界團體籌備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他在籌備會上發表了《勞工要旨》的演講，並被推選為籌備會顧問。在陳獨秀的指導下,上海5000多工人於5月1日舉行集會,提出「勞工萬歲」等口號,通過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後,陳獨秀又主持創辦《勞動界》《夥友》等刊物,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並加快了建黨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並起草了黨的綱領。

　　1920年7月19日，陳獨秀等人再次召集籌備會，提出「現在最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第2集，第156頁,)

　　8月,在陳獨秀主持下,「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並推舉陳獨秀為書記。9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將《新青年》改為公開理論刊物。11月7日,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公開打出了「共產黨」旗號。同月,在陳獨秀主持下,上海的黨組織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宣言》,闡明中國共產黨關於實現共產主義新社會的理想,提出消滅私有制,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廢除舊的國家機關,消滅階級等主張。

　　12月,陳獨秀由上海赴廣州後,李漢俊和李達先後代理過書記的職務。據李達回憶，「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成立後，「首次決議,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黨的早期組織首先在上海創立，接著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建立黨的組織。在陳獨秀的指導下，張申府等人在法國正式組建了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施存統等人在日本東京組建了中國共產黨組織。陳獨秀在前往廣州途中曾逗留香港，李義寶、林昌熾、張仁道3人特意上船拜望。不久，根據陳獨秀的意見，他們在香港創立了青年團和共產黨組織。

　　以陳獨秀為核心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鋪平了道路，提供了思想和組織保證。

　　長期以來，黨內和社會上曾流行一種說法：由於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代的聲名，以及黨在初創時期的幼稚，使他得以成為黨的第一任總書記。 甚至還有人說他「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因而成了「中國的孟什維克」，云云。

　　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陳獨秀雖然未能出席黨的一大，但是仍被大會選舉為中央局書記，這絕不是偶然的。除了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無人能比的聲望和影響之外，他創辦的《新青年》，推進思想解放、宣傳馬克思主義、教育培養幹部，他親自參與了黨的創建。由於他在北京大學任過文科學長，所以，在當時全國50多名黨員中絕大多數都是陳獨秀的學生或追隨者，不少人都是他介紹入黨或由他批准入黨的;全國各省黨組織和香港支部、留日支部、旅歐支部幾乎都是陳獨秀直接指導下或經他批准成立的。在當時，沒有任何人的威望能夠超過陳獨秀。

　　考諸歷史，最早肯定陳獨秀創建中共首功的是毛澤東，早在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說：「黨一層，陳仲甫(陳獨秀)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為)。」在談到創建黨問題時，毛澤東沒有提其他任何人，只說陳仲甫 「在進行組織」，突出了陳獨秀對建黨的獨特貢獻。毛澤東還多次談到陳獨秀「創造了黨」，「由他集合起來，才成立了黨」，中共「七大」時，毛澤東談到陳獨秀時說，「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人準備了幹部。」毛澤東把陳獨秀稱為「總司令」，其餘則是他「周圍的人」，而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袖們僅僅是「他們那一代的學生」。可見當時陳獨秀在建黨中的地位、聲望和影響之大。陳獨秀為創建中國共產黨作出的重要貢獻和當時的影響力是無人可以比擬的。

　　2002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對陳獨秀在建黨中的作用做了比較客觀和公允的評述,在「黨的早期組織」部分開宗明義地寫道:「最早在中國醞釀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

　　1995年，肖克將軍提出：「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但陳獨秀應屬首位。」所以，中共一大選舉黨中央書記，可以說非陳獨秀莫屬，不是什麼「錯誤的選擇」，而是眾望所歸，是全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唯一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