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的本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

　　作者：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助理研究員 周躍輝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5月和7月對經濟新常態做了重要論述，在11月份的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對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點、發展機遇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主要問題做了闡釋。在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從九個方面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強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而準確把握經濟新常態的本質，平穩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則是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大思路。

　　一、經濟增長動力的學理性分析框架

　　大凡研究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聚焦某一個主題，提出和運用一個完整而邏輯自洽的分析框架，是分析問題的基本方法。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現象與本質綜合於事物本身。從表面上看，經濟新常態表現為增長速度從高速向中高速轉換，而從本質上看，則體現為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因此，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對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和引領新常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本文先基於經濟學的學理性研究，提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再從抽象回到具體來研究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增長動力轉換問題。

　　關於經濟增長的動力究竟是什麼？理論界的認識並不統一。最為廣泛熟知的是西方經濟學中提出的「需求動力原理」，即一國經濟總量可用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大支出所創造的總需求來核算，也就是我們常講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一理論為認識經濟增長動力問題，提供了一個最為經典的分析框架。但這一理論只能從需求端來研究經濟增長動力問題，缺乏供給端的分析因子。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書，研究的主題是「一國國民財富的基本性質和增長的原因是什麼」，用今天的經濟學語言講，就是研究「如何實現一國的經濟增長」。亞當?斯密認為，「由於實行勞動分工的所有不同行業的產量成倍增長，在一個治理得很好的社會出現普遍的富裕，推廣到了最底層的人民。」「每一個其他的工人也完全一樣，能用自己的大量產物去交換他人的大量產物或其等價品，於是社會的所有不同階級都變得普遍富裕起來。」[1]在亞當?斯密的理論體系里，他認為勞動分工促進經濟增長，勞動分工是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的最好途徑。在亞當?斯密看來，勞動分工起源於人的自利與交換傾向，但受到市場範圍的限制。因此，從本質上看，亞當?斯密認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勞動分工。

　　宏觀經濟學之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徹底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奉行的「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教條。《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研究主題是國民收入和就業量的決定問題，從本質上看，同樣是研究一國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從而實現充分就業的問題。在凱恩斯看來，「如果消費傾向和新投資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那末，現實中存在的就業量就會少於現行的實際工資下所可能有的勞動供給量，而均衡的實際工資會大於均衡的就業量水平的邊際負效用。」[2]在此基礎上，凱恩斯認為，由於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偏好三大心理規律的存在，總需求均衡於總供給，只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有效需求不足是一種常態化的狀況，這就是造成經濟危機和就業不足的根本原因所在。概括地講，凱恩斯認為一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於「需求管理」，即要通過政府干預拉動投資和消費，彌補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均衡，拉動經濟增長。這亦可看出，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的「需求動力原理」即來源於凱恩斯的理論。

　　在西方經濟學界享有極高聲譽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關於經濟增長的獨特理論。在熊彼特看來，「僅僅是經濟體的增長，如人口和財富的增長，也不能被稱作是發展過程。因為它沒有產生本質上的新現象，而只是同一種適應過程，像在自然數據中的變化一樣。」[3]而熊彼特認為，只有創新活動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力量。他將創新歸結為五種情況：第一，生產新產品，第二，使用新技術，第三開闢新市場，第四發現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第五，實行新的企業組織形式。熊彼特進一步強調，創新、生產要素的新組合與經濟發展的組織者是企業家，促使他們進行創新活動的是「企業家精神」，這種創新活動能夠將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因此，在熊彼特的理論體系中，他認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於創新活動以及促進這種創新活動的「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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