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人3000年性格變遷史

06-12

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民族都有它的性格，而民族的性格往往會受到地域和周邊環境的干擾，但除此之外還有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民族也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慢慢的改變它的性格，從早期的熱血純粹至後來的成熟事故複雜，塑造一個民族性格的總會是幾千年來遭遇過的種種歷史事件。

秦始皇以後，中國的皇朝歷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制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越來越牢不可破。它已經滲透、融化在國民性當中--也正因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鮮有成效者。從梁啟超到魯迅甚至毛澤東的「文革」，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改造中國人，改造每個中國人的思想。

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人，其性格是非常熱血的，當我們的祖先在那個時代的熱血一旦被點燃，他們就會毫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和家庭，甚至包括名譽，而會毅然決然的去做他們認為值得他們去做的事。

鉏鸒（chu ni），春秋早期的一位晉國人，屠岸賈（趙氏孤兒中殺害趙家的人）將其養在家中做為食客，而彼時的晉國早已內亂，晉君想殺害忠臣趙盾（趙國的先祖），於是屠岸賈將其舉薦，賜以美酒佳肴安頓其心，於是鉏鸒在凌晨前往趙府，結果看過燭光中，趙盾一身朝服，垂紳正笏，氣態莊嚴的坐等早朝，鉏鸒大驚，認為趙盾是忠良之臣，他明白了一切，嘆曰：「恭敬如此，忠義之臣也！刺殺忠臣，則為不義；受君命而棄之，則為不信。不信不義，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哉？」乃呼於門曰：「我，鉏鸒也，寧違君命，不忍殺忠臣，我今自殺！恐有後來者，相國謹防之！」言罷，向門前一株大槐一頭觸去，腦漿迸裂而死。時驚動了守門人，報知趙盾，趙盾嘆息不已，吩咐暫將鉏鸒淺埋於槐樹之側。

鉏鸒，這位慷慨悲歌的燕趙男兒，雖然事迹並不顯赫，但他的存在，足以說明我們的祖先的熱血和忠義，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充滿著尚武精神和俠肝義膽，不但一言不合就拔劍，拔劍的那一刻就早已不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當回事了，春秋戰國時代，上至國家下至黎民，個個都崇武好戰，快意恩仇，不會為了生存利益而向權貴出賣自己一時的氣節。《詩經·秦風·無衣》中有注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班固在《漢書》中也說：「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

豫讓刺殺趙襄子失敗，趙襄子問他，你之前也為范氏、中行氏效力，這兩家被智伯滅了，你怎麼不去為他們報仇反而為智伯賣命，豫讓回答他：范氏、中行氏以路人待我，故以路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以國士報之。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豫讓這種追求等級社會裡平民的個人尊嚴和社會、他人對自我價值的承認，堪稱中國文化里最寶貴的部分之一，也是一個人類必不可少的品格。

這種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獨立的特性遠遠超越了做為現代人的我們，即便是在上個世紀，特立獨行、不同他人的獨特個性也還是人們眼中的洪水猛獸。

受人之託，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時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即便是後世說著吳儂軟語，被許多文人墨客讚頌的柔情綿綿的江南吳越之地，在春秋戰國時期亦是尚武的一片土地，如伍子胥率領吳國大軍攻破了楚國的首都郢，使楚昭王不得不流亡在外，夫差窮兵黷武，數次北上中原爭霸列國，越王反敗為勝制霸江淮，皆是那個時代中國人流淌在血液中精神魄力的最好證明。

魏晉南北

管寧和華歆同在園中鋤草，突然從土中挖出了一塊金，管寧仍依舊揮動著鋤頭，像看到瓦片石頭一樣沒有區別，華歆高興地拾起金片，然而看到管寧的神色後又扔了它。曾經，他們同坐在同一張席子上讀書，有個穿著禮服的人坐著有圍棚的車剛好從門前經過，管寧還像原來一樣讀書，華歆卻放下書出去觀看。管寧就割斷席子和華歆分開坐，說：「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這便是「管寧割席」的故事，管寧是漢末三國人，千百年來人們一直把管寧作為不慕榮華，不貪金錢的典型加以宣傳，華歆雖然不如管寧那麼不戀錢財，但看到管寧視黃金如糞土後也能扔掉已經到手的黃金，這種道德操守在後來的朝代里已經很難再見到，更不用說今天。

公元405年，陶潛為了養家糊口，出任彭澤縣令，上任之後，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

同樣都是為了養家糊口，五柳先生寧可不要縣令這個好差事也絕不向趨炎附勢的勢力低頭，保全自己高傲的節操和骨氣。

鍾會身出名門，是鍾繇之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氣」，年少得志，十九歲入仕，為秘書郎，三年後又升為尚書郎，二十九歲時就已進封為關內侯。但是嵇康拒絕與其交往。但鍾會對年長其兩歲的嵇康，卻敬佩有加。《世說新語》記載：鍾會撰寫完《四本論》時，想求嵇康一見，可又怕嵇康看不上，情急之中，竟「於戶外遙擲，便回怠走」。顯赫後的鐘會再次造訪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繼續在家門口的大樹下「鍛鐵」，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鍾會覺得無趣，於是悻悻地離開。嵇康在這個時候終於說話，他問鍾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鍾會對此記恨在心。

魏晉的名士都注重精神世界的純凈，無視功名利祿和富貴，內心曠達，形跡放浪，這就反映了整個時代對傳統禮教的挑戰，對腐朽文化的不滿。老莊思想就是最銳利的武器。

經過漢朝四百年的安定生活，魏晉南北朝的人，雖然比起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人那種尚武和熱血要較為遜色，但是不懼權貴，甚至是不戀富貴的風骨猶存，個性鮮明的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下了華麗的篇章。

唐朝

豪邁、大度、包容、自信。這是今天的人看唐朝所產生種種印象。

凡是唐代的事物，無一不博大恢宏，健碩豐盛。唐代洛陽龍門石窟中的大盧舍那佛，氣勢不凡，雍容華貴。韋炯墓壁畫中那肥碩的女子和強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雙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飛揚的駿馬，無不體現出唐人強烈的自信和力量。

雖然唐太宗發明了使天下英雄盡入我轂的辦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州」，逃離權力的控制。

且放白鹿青崖間，需行即騎訪名山。

雖然勢力是人類的本性，但唐人並不是後來的中國人那種可以為了一點人情可以低聲下氣，奴顏媚態的樣子。

唐朝，豪邁自信的朝代，唐朝的遊俠之風十分盛行，李白年輕時脾氣火爆，在一次鬥雞活動中，他大發神威一連手刃了七八個潑皮，他不光是詩仙，更是劍俠。

唐朝民風尚武，講究文武合一，不論是文官還是武將平時騎馬射獵，習武刺擊都是非常普遍，這習武之風在世家大族中更是被看重，唐朝文人們「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他們熱情地嚮往建功立業。李白「十五學劍術」、「一射兩虎穿」;岑參「近來學走馬，不弱并州兒」。他們下馬能飲酒，上馬能殺敵。

上至國君下至布衣，唐朝都絕不是一個柔軟的時代，相反，唐朝的國土擴展到了漢人的最大時期，唐朝的駐軍甚至駐紮到了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甚至是更西的一帶。

唐代文人傲岸不遜，豪飲高歌，笑傲王侯，鬥雞走馬，出塞入關，挾妓交遊……，身上充滿了充沛的活力和無憂無慮的樂觀。他們是青春、自由和歡樂的，唐朝，行走於江湖的俠客十分普遍，不少詩人都以使得一手好劍法為榮，甚至自己本身就是劍客，張藝謀導演的《英雄》便是以李白的著名詩作《俠客行》改編：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

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

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

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

千秋二壯士，煊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宋朝

宋朝，是一個精緻而文雅的朝代，已經褪去了宋朝的豪邁與大度，成為了一個小家碧玉，嚮往假山荷池、亭台樓閣的朝代。

宋朝，從帝王到民間，嚮往的是小富即安，而不再是仗劍走天涯，快意恩仇，建功立業，宋朝的習武之人，不再是聶政、豫讓、專著、荊軻那種以死為目標的人。

我覺得，宋朝時的中國人，雖然比現代的中國人，甚至是明朝的中國人要講情義、忠義、俠義的多，但也和後來的中國人一樣，免不了要受到世俗的干擾，宋人的社會，人情社會也是要複雜的，哪怕是習武之人，也未必都是對誰都講仗義，肯一諾千金，像趙氏孤兒一般視死如歸。

《水滸傳》雖然成書於明朝，裡面的對人情世故的描寫要與明朝的現狀更為接近，但在真實的宋朝，肯定也是有與書中描寫相近甚至相類似的。

晁蓋為報答宋江的恩，還派人送一百塊金條給他，宋江只拿了一塊，雖然可見兩人都是講究情義，但畢竟過程有贈送黃金的事情出現，說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其實早已不像春秋戰國的人那麼純潔了。

宋朝，在文學藝術上最為成功的便是宋詞，宋詞，宋朝的名片和象徵。宋詞不如唐詩那麼嚴謹格律和大度，反而流露出小家碧玉的細膩風雅，宋朝的詞，很少描寫到武人和邊疆戰事，宋詞多是描寫個人的情緒。

如「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宋朝發達的文明讓人習慣了溫柔鄉，於是宋朝人的文學作品中多寫的個人，充滿對自己人生感悟和經歷。

同樣的風格體現在工藝品上，小山富士夫說：「唐瓷華貴，宋瓷純凈，明清瓷器精細俗艷。」宋瓷或為純白、漆黑，或為清澈無垢的青白，或為幽玄深邃的粉青。與大氣粗朴的唐瓷相比，它簡潔清秀，反映出宋人細膩內向的心理性格。

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勛，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

終宋一世三百年，也未能打破邊疆的制約收復北方，則是宋人性格的最大體現。

明朝

大明太祖朱元璋以其雄才大略和鐵腕手段一手開創了大明帝國，驅逐了尚還強大的蒙古元朝，大軍四齣，掃蕩了中華各地，明軍的強大迅速擊潰各處任未統一的地區，建立了一個國土廣闊的大明，同時，明軍多次深入蒙古草原，猛擊已經退敗的蒙古人，狠狠的展現了漢人的雄武風姿，這是自大唐衰落以來五百年不曾有過的壯舉。

明朝的初年的王朝性格，亦和他的創建者朱元璋一樣，洪武！

若無開山裂地的大魄力和強硬手腕，怎可能如風雷一般掃蕩中華大地，再造漢唐盛世，重新鑄就了唐末以來漢人從未有過的大帝國，一掃宋朝時期漢人與胡人分類中國的歷史。

明朝是中國通俗小說的繁榮期，至今中國最著名最優秀的一批古典小說名著中都以明朝出版的為最，而明朝大量的通俗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狀況與人心世道。

從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再到施耐庵的《水滸》，吳承恩的《西遊記》，以及馮夢龍的《醒世恆言》《喻世明言》，都可以看到明朝社會人們的真實精神面貌，明朝時期，中國人的性格其實和今天已經相差無幾了，人情世故，世事冷暖在明朝留下的記載中顯露無疑，今天流傳各種描寫人情與事故的成語、句子大都來自明朝。

明朝時期的中國人，是沒有唐朝的豪氣干雲的，更沒有宋朝人的理想冷靜思考，更不用說春秋戰國時期的霸氣威武了，否則今天的中國怎麼會是這樣？

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意外地發現，中國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不僅如此，他還驚訝於這個帝國里最聰明的人看起來都像女人：「無論是他們的外貌氣質，還是他們內心的情感流露，他們看起來全像是溫柔的女子。要是你對他們尊敬禮讓，他們便會比你更加謙和。」

居留中國的幾十年里，利瑪竇也看過上流社會的人打架，不過其情景卻讓他啞然失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他們很少殘殺，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種爭鬥的方式。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沒有什麼真正的男子陽剛之氣，主要是，他們大多數人連小刀之類的兵器都沒有」，「這些男人們不惜每天花費兩個小時來梳理他們的長長的頭髮，考究地整理他們的服飾，他們就這樣悠閑自得地打發著美好的時光」。

春秋戰國時期的俠客們，個個都胸中一股血性與義氣，視死如歸，今天流傳的春秋戰國時代的俠客們個個都是以死為結局可歌可泣的事迹，而到了明代，尤其人情世故的練達，俠客們不再以輕言生死，更不會輕易赴湯蹈火，而是處處留一線餘地，遇事則言小心，惜命如金。《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而明清小說中的俠客，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清朝

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中有這麼一段情節：范進知道自己中了舉以後，竟然當場得了失心瘋，瘋瘋癲癲的醜態百出，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才得好?」連他的老丈人都詫異：「難道這等沒福？」還說自己女婿如今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打不得。待打了范進之後還要上前告饒，稱他為：「賢婿老爺。」

連鄰居都上前說這打了范進的手至少要洗下半盆豬油來。

如此低俗、令人反胃的醜態，儘是清代社會勢利刻薄人情冷淡的體現。此時的中國，已經完全找不到春秋戰國時代那種熱血、俠義、尚武、不戀權勢與財富的個性，更沒有晉代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風骨。

孔子周遊列國，不留戀高官厚祿，也不懼任何權威，只為推崇自己的理想，孟子也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這就是春秋時代中國人的風骨。

即便是到了遠不如秦漢霸氣，隋唐豪氣的宋朝，大臣也是有和皇帝叫板的，絕不會如清代大臣像條狗一樣。

而到了清代呢？多磕頭，少說話成了官場上的一條潛規則，奴性入骨的清朝大臣跪受皇帝的旨意已經是家常便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無思想、無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什麼操守、尊嚴、人格，對他們來說都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是什麼讓中國人墮落至此？

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隨後頒布了剃髮易服令，在隨後的一百多年裡，受滿洲清朝高壓殘酷統治下的中國人，其性格已經逐漸變得扭曲、病態、甚至已經喪失了文明人的特徵。

1793年來中國造訪的英國外交團長馬噶爾尼，徹底打破了萊布尼茨、伏爾泰此前對中國的想像。英國人注意到，在暴力統治下，中國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們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英國人要停船救人，中國船員根本不理睬選擇繼續航行。英國人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等地方看到的中國人，活潑自然，聰明有創造力，而在自己國土上的中國人，是膽小、冷漠、麻木和殘酷的。他們的記錄說：「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英國使團成員在他們的報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詳細描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幾段文字-- 馬嘎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廣為人知：「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中國）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當英軍踏上異國土地時，本以為會落入仇恨者的海洋，可令他們驚訝的是，軍艦所到之處，立刻被小販們包圍，甚至在激戰時也是如此。一個英國上尉回憶說：「這是一個多麼神奇的國度啊……他們在一個地方跟你做買賣，但在另一個地方，你會與他們作戰，殺死他們，毀滅他們！」

只要給錢，天朝子民就會告訴你哪口井被下毒，該怎麼迂迴到清軍的背後。英軍所到之處，從不缺新鮮的食物和水，面對複雜的廣州水路，中國船夫爭相為英軍提供服務，就像今天火車站外糾纏不休、令人生厭的計程車司機們。「揚威將軍」奕經密謀對英軍發動偷襲，可當天晚上，一個未成年的中國孩子便冒著被砍頭的風險，將消息傳遞給了英軍。

英軍佔領寧波後，充當間諜的德國傳教士郭士立被任命為「知府」，郭士立培養了一支由中國人組成的間諜隊伍，其中一人發誓說，只要資助他去北京參加科考的費用，他就願「效犬馬之勞」。

連英國軍官們都不太相信會出現這樣的場面，當他們向清軍發起攻擊時，當地農民「神情麻木地端著飯碗，吃著米飯……儘管他們看到外國人正在和自己的同胞打仗，而且以他們所處的位置，他們自己也身處隨時會被槍炮打死的危險中」。

1911年駐紮在朝鮮春川時期的石原莞爾在聽到了辛亥革命勝利的消息後，激動的帶領部下跑到一個山頭上一起鳴槍高呼「支那革命萬歲」。那時的石原莞爾認為中國和日本同為黃種人，應該同仇敵愾，只要中日聯手，便可有效抵制西方勢力對東方的威脅。然而，這種想法卻在他來中國後逐漸冷卻消亡。

1920年4月，石原莞爾被派到駐漢口的華中派遣隊司令部，上司是板垣征四郎少佐。石原莞爾逗留了一年多時間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他親眼目睹惡勢力和警察對普通民眾的盤剝。於是這樣評價當時的中國：「這個國家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而中國的所謂愛國學生是世界上最亂的，就是他們起鬨鬧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線，然後他們轉身就走了。總而一句話就是說，中國是一個政治失敗的民族。若外國入侵，民眾不會支持政府。」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來中國前他有一個想像，中國人應該都像諸葛亮、李白、杜甫、辛棄疾、蘇軾、文天祥那樣，個個光明偉岸、個性分明，講氣節、懂禮貌。但到中國後，芥川龍之介發現他看到的中國人卻像《金瓶梅》中描寫的西門慶、陳敬濟，用他的原話來說「換言之，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個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裡撒尿，現實中國和他在書里讀到的中國相去甚遠。

民國之初，民眾對剪辮抵觸情緒極重。馮玉祥部下士兵拒絕剪辮，於是他親自提槍監視剪辮。士兵們嚎淘大哭剪掉了辮子。未過多久，馮玉祥招兵買馬，最關鍵的條件是：剪了辮子的，一概不要。原來他發現，只有拒絕剪辮之人，才是奴性入骨，唯命是從的人，才是最適合於打造暴力機器，這種人，天生便以服從上級命令為榮，甚至在接受統治者命令和奴役之時感激涕零，認為這是無比光榮而又幸福的事，他們在上戰場打仗之時非常拚命而勇敢，然而這並不是他們多麼尚武和不怕死，而是為了效忠於奴役他們的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