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的未來
閱讀的未來
胡 泳
從「敬惜字紙」談起
「讀寫能力」（英文叫做literacy）是傳播史中經常會被討論的一個話題。一個有讀寫能力（literate）的人，顧名思義，就是她必須能讀會寫，或者像人們在語言教學中常說的，要做到聽說讀寫「四會」。讀書寫字這種行為也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識字，在現代的語境下，意味著一個人有溝通能力，或是能夠在一個有文化的社會中理解和交流意見和看法，從而參與到這個社會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會讀書，會寫字，就等於有文化修養；正因如此，文盲（illiteracy）這個詞，在英文里還有「沒有文化，無知」的內涵。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讀寫能力」是這麼定義的：「讀寫能力意味著能夠識別、理解、解釋、創造、交流、計算和使用與不同情形相關的印刷或手寫材料的能力。讀寫能力包含了一個連續性的學習過程，這種學習使得個人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發展自己的知識和潛力，充分參與到一個更廣泛的社會當中。」由此可見，文盲率在現代社會中是被當作社會問題來解決的，解決之道不是別的，正是教育。
因為我們是在很小的時候開始學習閱讀和寫作的，所以我們常常忘記，閱讀和寫作其實需要相當複雜的技巧，需要多年學習和背誦。即使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最高的社會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從未達到過100％。2000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發現文盲率為6.72%，意味著有8500多萬人是文盲。另據統計，至少有2300萬，或者多達7200萬美國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 即不能閱讀招聘啟事，不理解汽車時刻表，不能填寫工作申請表，或者寫出所要寄出信的目的地。即使在有文化的人當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具有最高水平的閱讀和寫作技能。
讀書寫字既然這樣難，毫不奇怪，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之中，文字曾經長期是一種特權。有關這種特權，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中國悠久的「敬惜字紙」的傳統。
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寫到：「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看見掛著『敬惜字紙』的簍子。」在這裡，魯迅說的是一個相沿既久，流傳甚廣的習俗。
著名畫家黃永玉在《太陽下的風景》中，這樣描寫他的家鄉鳳凰古城：
我那個小城，在湘西靠貴州省的山窪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峽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緻的石頭城牆上上下下地繡起一個圈來圈往。圈外頭仍然那麼好看，有一座大橋，橋上層疊著二十四間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著紅紅綠綠的衣服，橋中間是一條有瓦頂棚的小街，賣著奇奇怪怪的東西。橋下游的河流拐了一個灣，有學問的設計師在拐彎的地方使盡了本事，蓋了一座萬壽宮，宮外左側還點綴著一座小白塔。於是，成天就能在橋上欣賞好看的倒影。
黃永玉《太陽下的風景》提到了沱江邊的小白塔。如果你讀過《邊城》，你會記得，沈從文在《邊城》的開頭和結尾都寫到過一座白塔：
《邊城》開頭：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
《邊城》結尾：
可是到了冬天，那個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個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夢裡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年青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來。
…………
這個人也許永遠不會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看見白塔就想起翠翠，想起折一把虎耳草夢中飛上了天，想起什麼時候會不會有人在月夜為你唱三年又六個月的歌……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記祖父所說的事情，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彷彿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作什麼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時，她仰頭望著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極熟習。
沈從文還寫到白塔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里的坍塌，翠翠於此經歷至親的死亡和心理空間的崩陷：
無意中回頭一看，屋後白塔已不見了。一驚非同小可。趕忙向屋後跑去，才知道白塔業已坍倒，大堆磚石極凌亂的攤在那兒，翠翠嚇慌得不知所措，只銳聲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應，就趕回家裡去，到得祖父床邊搖了祖父許久，祖父還不作聲。原來這個老年人在雷雨將息時已死去了。
白塔在《邊城》這部小說里充滿了神秘的象徵意味。塔，原指為安置佛陀舍利等物而以磚石等建造成的建築物。沱江邊的白塔，卻沒有經書、佛陀舍利，沒有定光寶珠，沒有大和尚降妖服魔的傳說，白塔的其中一面題有「敬惜字紙」四個字——原來白塔是焚燒字紙用的。它叫萬名塔，始建於清嘉慶年間，原為古時的「字紙爐」。 雖然邊城的故事發生在離鳳凰幾里遠的茶峒，但誰又能說作者在描寫《邊城》里的那座白塔時，眼前沒有浮現沱江邊這座從小就熟悉的萬名塔。
「字紙爐」，又有稱「惜字亭」、「化字爐」、「聖跡亭」、「敬字亭」、「敬聖亭」、「文筆亭」的，名稱各不相同。除出現在街頭坊里外，各地的書院、文廟或較重要的廟宇中也可見它的蹤跡。它的型式、大小盡各不同，有的高及數丈，有的不及五尺。但不管如何都會題有「敬惜字紙」四個字。
這些專為焚燒字紙而建的亭子，不少都祀有倉頡的神位（傳說中的倉頡，是中國字的創造者，惜字之餘自然要敬聖）。「倉聖」創造中國文字，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倉頡以前，人類記載事情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結繩，發生大事情，就在繩子上打個大結；發生小事情，就在繩子上打個小結，這些結，用來幫助人類的記憶；另一種是畫圖畫，把發生的事，用圖畫記錄下來。但是這兩種方式，都非常不方便，而且容易遺忘。
造字是一件太偉大、太奇妙、太崇高的神聖工作，在初民的社會引起巨大震動。《淮南子·本經訓》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所謂驚天地而泣鬼神者也。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中解釋說：「頡有四目，仰觀天象。因儷烏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知識既可以帶來財富，也可以帶來災禍。人們用這種想像的情景，表達自己對倉頡巨大功績的稱頌、感激與崇拜。
漢字，並非倉頡一人創造，在他之前與同時，已有別人創造的零星的簡單的圖形筆畫，他予以收集、整理、加工、提高，加上自己的創造，集大成為眾多的漢字。《荀子·解蔽》中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創造整理出大批漢字，這是劃時代的創舉。它結束了原始人結繩記事的歷史，將中國文明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倉聖造字，反映了中華民族進化發展史上的一個大轉折，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明之光。
華夏民族一直把倉聖造字引為自豪。如余光中所說：「杏花。春雨。江南。六個方塊字，或許那片土就在那裡面。而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中國也好，變來變去，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因為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太初有字，於是漢族的心靈他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託。」（《聽聽那冷雨》）
正是為了這種回憶和希望，中華大地到處有字紙爐的蹤跡。以台灣為例，台灣客家人至今仍保有濃厚的「敬惜字紙」的傳統舊習，他們稱「字紙爐」為「聖跡亭」。桃園龍潭聖跡亭是現存的此類建築中較具規模而保存較為完善的。
龍潭聖跡亭創建於清光緒元年（1875）。台灣傳承古風的敬字亭現存共有二十多座，但大多數只有簡單的一座爐子而已，不像龍潭聖跡亭是台灣現存敬字亭中規模最大的，包括了建築群和完整的「聖人形」對稱空間的庭園，還有中軸線貫穿「三進」庭園的「朝聖之路」，表現出「小中見大，空靈莊嚴」的中國庭園藝術，是屬於世界級的文字崇祀古迹。自古龍潭便是地道的客家莊，看看這座由客家人所創建的聖跡亭上的對聯題字，更可見客家人特別重視文字、教育的古風：「鳥喙筆鋒光射斗，龍潭墨浪錦成文」；「文章到十分火候，筆墨走百丈銀瀾」；「文章炳於霄漢，筆墨化為雲煙」；「萬丈文光沖北斗，百年聖化炳東瀛」（東瀛指的是台灣）；「自古能知化丙者，於今便是識字人」（丙為火，化丙指焚燒字紙，識丁指識字）；「文運宏開」；「過化存神」（過化存神的意涵頗深：客家人深信，焚燒後的字紙，片片文字升華化蝶，飛至天上向倉頡致意；而精神長存，滋潤人間……）。
聖跡亭每年在秋季舉行祭典。每年倉頡公、文昌帝君生日，或是農曆正月初九「天公生」之日（玉皇大帝的誕辰），舉行倉頡紀念恩典。當天，秀才以上之人著衣冠，童生著新的衣服，讀書人準備牲禮、果品，舉行所謂「祭聖人」的儀式，顯揚並感謝制字先師倉頡的功績。之後再將敬字亭內焚燒字紙後留下的灰燼清出，倒入被稱為「香亭」的木盒子內 ，隨著沿路鼓樂吹奏，由文人抬至溪河邊，行恭走紙灰入海儀式，稱為「行聖跡」或「恭送聖跡」。由此可看出，古人對於字紙、文化的敬惜觀念，是遠超過現代人所能想像的。在儒家倡導的教育體制薰陶下，鴻學大儒與目不識丁的販夫走卒都知敬惜字紙，「敬字亭」就是這種觀念的具體表現。
已故的費孝通先生在世時經常提到「敬惜字紙」。他說童年看到過祖母把每一張有字的紙都要拾起來，聚在爐子里焚燒，並教育他說要「敬惜字紙」。雖然自己也曾經笑老祖母迷信，但當自己長到了老祖母的年紀，才明白「敬惜字紙」的文化意義。「紙上寫了字，就成了一件能為眾人帶來禍福的東西，不應輕視。」
汪曾祺有篇散文《收字紙的老人》：
中國人對於字有一種特殊的崇拜心理，認為字是神聖的。有字的紙是不能隨便拋擲的。褻瀆了字紙，會遭到天譴。因此，家家都有一個字紙簍。這是一個小口、寬肩的扁簍子，竹篾為胎，外糊白紙，正面豎貼著一條二寸來寬的紅紙，寫著四個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紙」。字紙簍都掛在一個尊貴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裡家神菩薩的神案的一側。隔十天半月，字紙簍快滿了，就由收字紙的收去。
根據沈從文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春桃》中，春桃就是個拾字紙的人。電影里春桃不願總在總布衚衕做侍候洋人的差使，便自個兒找了這個以撿拾廢紙為生的事兒來做。在北平的衚衕中叫喊 「爛字紙換洋取燈兒」的春桃在擱下背著的大紙簍以後，後背心衣服上就赫然露出「敬惜字紙」四個字兒。這四個字，很難忘。
民二十四年，印光大師刊行《普勸敬惜字紙及尊敬經書說》，內云：
字為世間至寶，能使凡者聖，愚者智，貧賤者富貴，疾病者康寧。聖賢道脈，得之於千古，身家經營，遺之於子孫，莫不仗字之力。使世無字，則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與禽獸無異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愛惜。
字為世間至寶，非金銀珠玉爵位可比。以金銀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無字，則金銀珠玉爵位，亦無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說不能盡。敬惜書字，福報甚大。
字紙既如此珍貴，故平時不能褻瀆字紙，不可將字紙隨地丟棄踐踏，不能揩拭污穢，不在經籍書典上隨筆塗墨，平時也不能拿來墊坐等，其它如置書於坐椅，或以書作枕頭，或大怒而擲書於地，或抽解而猶看詩書，或「不但大小便後概不洗手，即夜與婦宿，晨起讀書，亦不洗手」等等行為皆是褻瀆之舉，皆宜戒之。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裡，教育不普及，廣大人民對那些少如鳳毛麟角能識文斷字的讀書人衷心敬重，而對文字則更是無限敬仰得近乎神化了。據《燕京舊俗志》載：「污踐字紙，即系污衊孔聖，罪惡極重，倘敢不惜字紙，幾乎與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清朝時，社會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條聖律而流傳，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徵驗錄》、《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過律》等文本。《惜字徵驗錄》中有許多如乞兒拾字紙轉世富貴，窮書生惜字科甲連綿，乃至瞽者轉明，愚者轉智等等的感應事實，不勝枚舉。
清代山東的戲曲家曾衍東曾畫一幅「敬惜字紙」的條屏，上方題詩云：「惜字當從敬字生，敬心不篤惜難成；可知因敬方成惜，豈是尋常愛惜情。」古人對於文字紙張的愛惜程度，是現代人所無法理解的。我們這樣的人也許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們的人類學家知道，對於一個只有口頭語言的民族，文字會顯得多麼奇特而富有魔力。
第一場偉大的傳播革命
百歲老人周有光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中說：「語言使人類別於禽獸，文字使文明別於野蠻，教育使先進別於落後。」
語言與人類相伴而生——在幾百萬年前就有了語言。作為人，除了少數殘疾者，沒有不會使用和理解語言的。通過語言，我們可以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表達出來。
《聖經·約翰福音》開頭即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裡的「道」，英文是「word」，就是「言」， 天主教聖經譯為「聖言」。其實，在讚頌聖言的時候，《聖經》也在禮讚書寫。這是因為，將語言用象徵的寫印方式記錄下來的能力並不像說話那樣出於遺傳，寫作是一種技術，一種人類的發明物。
周有光說：「語言可能開始於300萬年前的早期『直立人』，成熟於30萬年前的早期『智人』。文字萌芽於一萬年前『農業化』（畜牧和耕種）開始之後，世界許多地方遺留下來新石器時期的刻符和岩畫。文字成熟於5500年前農業和手工業的初步上升時期，最早的文化搖籃（兩河流域和埃及）這時候有了能夠按照語詞次序書寫語言的文字。」
這兩種代表人類早期文化的重要文字，在公元初期先後消亡了。在公元前 1500年的時候，世界上最早的字母出現在迦南的閃米特人中。《舊約全書》就是用這種字母表的一個版本書寫的。它是世界上所有字母的祖先。腓尼基人把閃米特字母傳到希臘，遇到了使用上的困難，因為希臘人說話富於母音，而腓尼基字母缺乏母音字母。聰明的希臘人在公元前9世紀補充了母音字母。從此，拼音技術就發展成熟了。（公元前1300年以前，中國黃河流域的殷商帝國創造了甲骨文，這是漢字的祖先。）
距離希臘字母發明沒有多久，世界見證了一種新鮮事物：讀寫能力開始在一些群體當中得到普及。古典學者埃里克·A. 哈夫洛克認為，希臘字母的簡易性對希臘書寫文化的大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哈夫洛克的學說首次出現在他發表於1963年的《柏拉圖導言》中，後來在《古代希臘關於公正的概念》一書和論文專輯《希臘的書寫變革及其文化成果》中得到進一步闡揚，最後在《繆斯學會書寫》一書中獲得簡明扼要的總結。哈夫洛克在其有生之年從未轉變其基本立場，他一直秉持著這樣的主張：字母書寫對古代希臘啟蒙有著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書寫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論見，是古代希臘字母書寫（而且唯有這種書寫）的發明方使讀寫能力的廣泛普及成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類意識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現了轉型。字母書寫能夠使思維超越荷馬所代表的「口頭心智」的局限性，形成邏輯、哲學和科學，柏拉圖即是這種轉型的第一個偉大的、典型的產物。
哈夫洛克還認為，大概就在柏拉圖出生的那個年代，甚或稍早一點，古代希臘文化就已經出現了「大分野」。這種「大分野」表現為口承社會與書寫社會相隔離，口承社會主要依賴於韻律的、復誦（敘述）的文學來滿足其文化知識的需求；而後來的書寫社會則依賴於散文，並將散文視為傳達嚴肅反思、研究和記錄的載體；柏拉圖的散文是開始放棄口頭規則的一個重要表徵，由此思維方式出現了決定的轉折。後來，印刷術的發明，書寫一方面成為擴大哲學、科學反思的一種工具，另一方面促進了歐洲社會的民主化進程，並對其他社會產生了日益增長的影響。
哈夫洛克認為，柏拉圖的書，應該放進希臘文化的轉折時期去讀；那時的希臘正在從一個垂死的口頭世界轉向新生的書面世界。柏拉圖生活在這場書寫革命的關鍵階段，他在對話錄中講了一個有關埃及神祗Theuth的故事，這個神祗也叫Thoth（透特）。
在埃及神話中，透特是最有智慧的神。他多才多藝，有時以聖?（古埃及人心目中的聖鳥）的面目出現，有時又化作一隻狒狒。他也是在天際划過的月亮。最初，透特是司創造的神，後來變成教化人民的神，他教給埃及人文明與宗教禮儀、書寫、醫藥、音樂以及魔術。他被稱作「一個計算天地星辰之神」（One who Made Cal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Heavens, the Stars and the Earth），「時間與季節的計算者」（Reckoner of Times and of Seasons），「衡量天而籌劃地」（Measured out the Heavens and Planned the Earth），「均衡之神」（God of the Equilibrium），「所有知識作品的作者」（Author of Every Work on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Both Human and Divine），懂得「隱藏在天穹之下的一切事物」。
在《斐德羅》篇中，柏拉圖寫道：「透特最先發明了數字和算術，幾何學和天文學，還有賭博和國際跳棋。但他最特別和最重要的發明是書寫。」藉助於柏拉圖的筆，蘇格拉底為我們講述了神奇的一幕：透特來到埃及國王塔慕斯面前，「展示了他的技藝，並宣稱所有的技藝都應該被傳予埃及人」。換句話說，透特像電子展會上的一個參展商，試圖向國王兜售他的發明……「吾王，書寫將使埃及人變得更聰明，並且改善他們的記憶：我的發明既是記憶、也是智慧的良方」——好一個有說服力的賣點營銷。
可以說，很少有人像柏拉圖那樣因書寫所致的世人心智的變化而獲益。書寫將他從對以往神話和諺語的鸚鵡學舌般的記誦和傳承中解放出來，得以創造那些充滿了新觀念的新「對話」——這些觀念是高度抽象的，離開了書寫根本沒有可能形成。正是因為這些對話被寫下來了，它們才會流傳2400年之久。
即便如此，柏拉圖對書寫並不領情。根據蘇格拉底的講述，對透特的各項發明的裁定權屬於國王塔慕斯，日神的代表。當透特大肆宣講書寫的好處時，塔慕斯卻不為所動。他對書寫提出了兩條批評意見：「這樣的發明會給那些學會它的人的靈魂造成遺忘，」國王首先說，「他們不再需要鍛煉他們的記憶，因為他們會依賴於書寫」。第二種批評是，因為書寫的文字「免除了教師的傳授」，所以只會帶來一種「智慧的表象」，既非「真理」、也非「真正的判斷」。
蘇格拉底——也就是柏拉圖——以一種讚賞的口吻講了國王的批評。柏拉圖沒有見到我們給書寫所賦予的榮光。他同意國王有關書寫是一種退步的看法。作為第一場偉大的傳播革命的辯護者，透特失敗了。
從此以後，許多人把蘇格拉底在《斐德羅篇》末尾對文字的批評，當作是一種預言，將其寓意泛化，把它視為對新媒介的擔憂，包括對新近傳播形式變化的擔心。比如，翁（Walter J. Wong）就說，蘇格拉底對文字的抱怨——削弱記憶力，缺乏互動，任意撒播，脫離說話人和聽話人的靈魂——和21世紀初人們對網路的擔心、20世紀中葉以後人們對電視的擔心、15世紀末人們對印刷術的擔心，都不無相似之處。
有意思的是，當初柏拉圖擔心書寫，而後來的聖賢卻覺得書寫需要捍衛，他們擔心的是另外的新的東西。摩西有名的十誡當中，第二誡就是：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象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埃及記》第20章第4節）
這一誡的重要性僅次於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為什麼上帝要做這樣的規定？我們可以冒險作一猜測：那些已經習慣於用圖畫、雕塑或其他具體形象表達思想的人，會發現他們無法像原來一樣去膜拜一個抽象的神。猶太人的上帝存在於文字中，或者通過文字而存在，這需要人們進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運用圖像是褻瀆神祗的表現。」（《娛樂致死》頁11）
然而，最終柏拉圖和摩西都無法想像的是，人們不僅運用圖像，而且痴迷於移動的圖像；「脫離說話人和聽話人的靈魂」的新媒介不僅超越了口承傳統，更發展成威脅著書寫文化的龐然大物，一步步把人變成媒介化社會的產物。
形象崛起，文字隕落
「你將要開始閱讀，」小說家卡爾維諾寫道。
最好是關上門；隔壁的房間里電視總是開著。立刻告訴別人：「不，我不要看電視！」大聲點喊——否則他們根本聽不見你在說什麼——「我在讀書！我不想被打擾！」也許，即使你這麼大聲嚷嚷，他們也聽不見，那麼，你就咆哮起來吧：「我要開始念書了……！」
在20世紀下半葉的某個時點上，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形象相較文字佔了上風。
形象出現在我們的卧室和起居室里，我們的孩子擅長操作遙控器和操縱桿，而他們的語言能力在下降。幾乎每個夜晚，在幾乎世界上的每一個城鎮，一個閑逛的人都會看到藍色的光從大多數人家的房間中透出來，街頭不再有聚堆閑聊的人群，就連閑逛者都那麼少。
當美國四到六歲的孩子們被問到他們是更喜歡電視還是爸爸時，54％的孩子回答是電視。（Gomery, Douglas. 「As the dial turns,」Wilson Quarterly, Autumn 1993）平均起來，一個美國家庭中，開著電視的時間一天高達8小時，它搶奪的時間來自工作、學習還有睡覺。不錯，最近電視開始似乎變得像是昨天的發明，數字化傳播吸引走了大批的技術迷們。然而，根據一項國際調查，世界上有30億人平均每天花兩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看電視，電視仍然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媒體（Kubey, Robert,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How Viewing Shapes Everyday Experience. Hillsdale, N. J., 1990, xi）。
而且，隨著技術的發展，絕不意味著我們一直都只會有高技術人士嗤之以鼻的「笨金屬盒」在沙發的對面閃爍——對這種盒子，我們除了換換頻道和調調聲音啥也做不了。移動形象毫無疑問會發現新的、更靈活的、更巧妙的方式呈現自身。如果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人們的喜好能夠說明一些什麼的話，那就是，無論新的媒介服務以怎樣的表現形式進入我們的家庭，可以預期，我們瀏覽的主要內容不會是文字，也不會是靜止的圖片，而一定是移動的形象。
電視是人們投入主要關注和批評的移動形象樣式，它征服了整個世界。然而，我認為，電視只是一場巨大運動的一個階段。用新的方式觀看的新型移動形象很可能將這場運動帶至頂峰。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辭彙來涵括將要到來的新階段，恰如業界把計算機和電視的結合稱為「融合」。「視頻」或許是一個合適的辭彙。當我談到視頻革命的時候，我的意思是指作為內容的視頻，而不是指任何一種特定尺寸的屏幕或盒子的種類。我的意思是，無論通過何種改進了的方式，我們將會繼續緊盯著那些神奇的移動形象，並從中獲得越來越多的娛樂、信息、藝術和思想。
閱讀現在從它曾經獨霸的無數場景中退出：餐桌上，公共汽車和火車上，卧室的床上，沙發上，甚至在一些教室里。當「電視總在隔壁那間房裡開著」的時候，最終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停止了咆哮，放下我們正在閱讀的東西，去到那間房中。結果是，印出來的文字的重要性顯著地降低了。
有關印刷品衰落的故事很多，很驚人。「當我在華盛頓出席社交場合時，」歷史學家、美國國會圖書館前館長丹尼爾·布爾斯廷說，「我非常小心翼翼地不去問餐桌上的鄰位最近在看什麼書，以免受窘。相反我會問：『我想你現在沒有多少時間看書吧？』」小說家們看到同樣的狀況，知名作者菲利普·羅斯甚至說得還要悲觀：「對書的需求如高台跳水，一代嚴肅讀者消失了。」
人們常常談到的印刷物的衰落並不能完全從數據上看出來。美國1998年出的書與1948年相比，多了18倍。書店增加的速度僅次於快餐店。有關書籍的死亡報告似乎有些誇大。然而問題是，這些出版的書是否有人讀？在很多情況下，不論多好的書，都沒有人有耐心從頭到尾地讀完。蓋洛普調查發現，在1990年，相較於1975年，有多得多的人說他們正在讀某本專著或者小說，但與此同時，承認在過去一周內讀完一本書的人卻要少得多。
在一個專業上的成功依賴於對大量隱秘性知識的了解的社會裡，書常常是賣來查詢而非閱讀的。幾乎有四分之一買書的花費集中在商業、法律、醫學、技術或宗教書籍上。另外佔據巨大數量的是學校的教科書。圖書銷售商的生意依賴於人們買書，但不依賴於人們讀書。這對他們而言真是幸事，但對嚴肅讀者來說是不是，就不得而知了。
也許最嚇人的有關圖書的數據是，根據蓋洛普調查，承認自己在過去的一年中未讀過任何書的美國人，從1978年到1990年翻了一番，由8％增加到16％。「我的生活中無法離開書，」托馬斯·傑斐遜有一次對約翰·亞當斯承認說。顯然，越來越多的人離開了書，也可以生活得很好。閱讀曾經是特權和地位的象徵，是追求快樂的手段，如今，對多數人而言，讀書僅僅是為了即時的快感和實用，如果他們還在讀書的話。
雜誌似乎更適合電視時代，因為它們比起書來消耗更少的時間，而且其中有很多的圖片。然而，因為雜誌的種類如此繁多，要想證明或是否認雜誌的衰落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有關人們閱讀雜誌的時間是多了還是少了的最好指標，是比如像馬里蘭大學的約翰·羅賓遜所編製的「時間使用研究」（time-use studies）。研究顯示，在典型的一天，閱讀雜誌的人群的比例從1946年的38％下降到1985年的28％。（「About time: Thanks for Reading This,」 American Demographics, May 1990)。
有關報紙讀者的數據要清楚和灰暗得多。同一項研究顯示，「前一天閱讀過報紙」的人群從1946年的85％下降到1965年的73％再到1985年的55％。而且這種下降是同美國人受到的正式教育的迅猛提高同步發生的。如果教育仍然能夠刺激閱讀的慾望，那麼所有有關閱讀的數據都應該向上走。而實情卻並非如此，說明了教育系統的質量，以及接受教育的學生的興趣所在。
閱讀遭遇的困難並不難於解釋。100年以前，當沒有馬戲團或戲班子來村鎮上的時候，那些尋找娛樂的人們只有有限的選擇：吃飯，喝酒，閑逛，生殖，唱歌跳舞，閑聊，閱讀。那些尋求信息的人只有後兩種選擇。我們祖先當中的許多人沒有閱讀能力，但那些能夠閱讀的人依賴它，就像傑斐遜一樣，他與書相分離的那種絕望感是今天的我們難以想像的。
印刷的文字，在那個年代，具有一種神奇的承載力量。「沒有一艘戰艦會像一本書，帶領我們前往遙遠的大陸，」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寫道。現在，這樣的旅程不只一條，有很多種辦法可以讓我們看到超越自身直接體驗的事物。從另一個角度看，形象在取代文字成為精神負載的核心手段。人們已經無法像從前那樣思考了，因為他們的思維當中現在充滿了移動的形象。法國研究閱讀史的專家羅傑·卡蒂埃認為，書寫的抵抗力出乎意料地頑強。也許他說得對。然而，口傳敘事的抵抗力也很頑強，但還是將自己的文化重要性轉移了大半給書寫和印刷物。
形象的崛起，像當年文字的崛起那樣，引來很多憂心忡忡的批評。也許人們不得不承認正在發生的這又一場傳播革命，但他們的承認卻不無懊惱。這不是個輕鬆的話題。我們談論的不僅是當下（這已經夠難認清的了），還有未來。我們會漂向何方？我們希望漂向何方？這些都是很嚴峻的問題。在如此重要的問題上，我們需要的，可不只是悲嘆、懊悔、憤怒，還有痴想。
帕特里克·亨利說：「除了以史為鑒，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判斷未來的方法。」視頻革命所帶來的波動與當年文字革命的動蕩程度將可以相提並論。兩相比較，新技術所展現的舞台並無太多的不同之處，其所引發的變革的深刻性也類似。甚至就連其中的焦慮與憤怒都很接近。
其實，在上一場偉大的傳播革命中，透特是對的，而蘇格拉底卻是錯的。書寫的確是智慧的良方。書寫引發的傳播革命使得埃及人、巴比倫人、希伯來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智性發展成為可能；它創造了希臘和羅馬的文化豐功，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化偉業。
現在，我們身處另一場偉大的傳播革命的早期階段，文字的輝煌將會被移動形象所掩蓋，雖然充分開掘移動形象的潛力的技術還有待成形，但這種潛力的巨大是勿庸置疑的。比起在白紙上印出的黑字來，移動形象更能夠調動我們的感官。在一個視頻當中我們能看到很多的東西，更不用說聽到了。移動形象可以切入，切出，疊加，變調或是乾脆改變視角，以此牢固地抓住觀眾的注意力；還可以在視頻中加入電腦圖形和文字。
觀看成為一項更為複雜的活動，我們可以從不只一個視角來觀看。視頻由此可以帶給我們嶄新的精神景象，引我們抵達新的哲學之地，就像舊日的文字書寫一樣。這將是閱讀的未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