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戈輝專訪莫言】文學就像頭髮

本周最熱門的新聞恐怕莫過於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在獲獎消息公布之前，我們就追蹤聯絡他，當時莫言的回復是「正在山東高密老家埋頭創作長篇，不想考慮這件事」。由於這十年間我們一直關注莫言，並且在2001年和2010年兩次把他請到節目里做深度訪談，所以對於他如此反應我實在一點也不意外，而且深深地理解和尊重。

在媒體圍繞「莫言獲諾獎」的大Party中，倒是獲獎者本人的一句話在我看來最為中肯：希望獲獎帶來的不是「莫言熱」，而是「文學熱」。這讓我想起2001年的那次採訪。我問他「日漸式微的文學對於這個時代到底有什麼意義」，莫言說：「的確，文學不是糧食棉花，沒吃沒穿我們這個社會就亂套了。文學就像頭髮。很多人即使是大禿瓢也能健康地活著，只是個美觀問題。不過你看那挖出的上千年的古墓，連骨頭都成泥土了，唯一存下來的是頭髮……」

內心深處是一個軟弱的人

許戈輝：我想聽聽莫言自己對自己的評價，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怎樣的？

莫言：很多人在批評中國作家有諾貝爾焦慮症，對我這種批評就更多了。好像中國作家一個個都是，被這個諾貝爾獎搞得坐立不安，天天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今天去獻媚，明天去示好，這怎麼可能呢？所以我不願意談這個話題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很令人不愉快，再一個就是內心深處的軟弱，使我千方百計地避開一切的這種爭論。

許戈輝：這內心深處的軟弱是什麼呢？

莫言：就是怕讓別人不高興，我實際是很沒出息的一個人。我每次坐飛機回來，我女兒的房子離機場很近，有時我明明應該到她那邊去我都不去，而是回到我在市中心的這個房子，就是因為我怕計程車司機會嫌路途短不高興，排了半天隊拉這麼一個掙不了多少錢的短活兒，就會甩臉子給我看，我這一路就很痛苦。所以我有兩次必須去我女兒家的時候，我就預先準備好一盒中華煙，上車以後我把中華煙先給他，說師傅先給你一盒煙抽，真中華，絕對不是假的，然後我再跟他說去哪裡，很對不起，特別近。司機當然很高興，他一算，一盒中華煙六十塊錢，他沒賠，所以一路跟我有說有笑，我就是這麼一個很沒出息的人。

許戈輝：那如果像您所說的您是一個軟弱的人，總怕讓別人不高興，那又怎麼會有勇氣寫出社會最殘酷的現實呈現給讀者呢？

莫言：這就恰好就是一個反差了，越是這樣的在現實生活中懦弱、無用的人，越是在文學作品裡面表現得特有本事。文學作品就是把生活當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裡面做到了。有人也說過為什麼寫作，說是寫作的時候，可以把對心愛的女人想說、不敢說的話，在小說里寫出來，把對想罵的人不敢罵的話，在小說里罵出來。

飢餓和孤獨是童年的兩個重要主題

許戈輝：我從您逐步跨入文壇的這個軌跡可以看出來，您最初寫作是為了離開貧瘠的土地，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後來你真正地開始寫作了，恰恰是在農村的生活給了你最豐富的創作源泉，你的作品為什麼會那麼關注農村？

莫言：當然我剛開始寫作時也沒有意識到，我童年、少年時期的農村經驗會成為我創作的源泉。在八十年代初期這種創作，實際上還是有很多的清規戒律，更可怕的禁錮是你自己內心對自己的禁錮，就是你根本沒有找到你應該寫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天天為找素材發愁，不知道寫什麼，我就經常翻報紙，聽廣播，不斷地從外邊接收信息，主動地下去體驗生活，我的小說創作走向正軌，就是在軍藝創作了《透明的紅蘿蔔》以後。《透明的紅蘿蔔》完成後，我就發現，原來我童年時期的生活竟然可以寫成讓大家認為很好的作品，一下子就好像拔掉了河流上的閘門，河水滾滾傾瀉出來。

許戈輝：您這麼強調您的童年經驗，您的童年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莫言：我是生長在一個很大的家庭里，但從小因為長得丑，又特別饞、懶，爺爺、奶奶、叔叔、嬸嬸都不喜歡我，沒人理我，我是悄悄長大的。當時整個中國都很貧困，尤其在我們山東這個比較左的地方，六十年代初期的時候更加貧困，我的童年記憶里，始終繚繞著兩個問題，一個就是飢餓，第二個就是孤獨。我當時整天低著頭到處尋覓，就想找一點吃的東西，樹上的葉子、地下的蚯蚓、草里的螞蚱、榆樹的葉子都吃，所有榆樹的皮也都被我們扒光了。還有一個就是孤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我家裡面成份不太好，所以我讀了五年書就輟學了，輟學回家以後就每天牽著一頭生產隊的牛和一隻自己家的羊去放，每天天一亮，就跟牛羊到草地上去。我們那個地方是三縣交界，土地很遼闊，周圍幾十里沒有村莊，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每天就只能跟一頭牛和一隻羊對話。那段日子培養了我跟大自然的一種特別密切的感情，我覺得我可以和動植物對話，我經常躺在草地上，跟天上的鳥對話，鳥不理我，我就睡著了，過一會兒可能牛會把我頂醒，因為它已經吃飽了，我一看它的肚子鼓鼓的，就一塊兒回家去了。飢餓和孤獨，是我小時候的兩個很重要的主題，後來也變成了我創作的兩個很重要的主題。

《蛙》是對自己過去的一個懺悔

許戈輝：您說過自己寫作有幾個階段，在最開始的時候，是把好人當壞人寫，後來是把壞人當好人寫，然後到現在是把自己當個罪人寫，怎麼理解？

莫言：我覺得如果一個作家不能進行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話，那麼他肯定不是一個寬容的作家。因此我覺得我們現在不要把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歸罪於外界。當歷史上有一場巨大的災難發生的時候，實際上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都負有責任，很多人實際上是被裹挾進去，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違心地做了一些自己不願意做的事。

許戈輝：您的作品非常擅長描寫女性，無論是《紅高粱》中美麗而野性的「我奶奶」戴鳳蓮，還是《檀香刑》中風流俏麗的「狗肉西施」孫眉娘，或者是《豐乳肥臀》裡面，「像鋼鐵一樣堅強」的上官魯氏，這些作品大多是對女人的歌頌和讚美。到了2010年的長篇《蛙》，我們卻看到了一個在道德和規則之間徘徊，在「送子娘娘」和「殺人惡魔」之間掙扎的鄉村婦科女醫生的形象，女性形象塑造的改變是不是也反映了您剛提到的創作心態的一個改變？

莫言：《蛙》這部作品涉及到計劃生育政策，我們不能把這個完全歸罪於像小說中姑姑那樣堅決執行政策的鄉村女醫生，也不能一下子就把整個的罪歸到制定了這個政策的國家，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包括我本人也有責任。如果不是計劃生育的話，我起碼也是兩個、甚至三個孩子的父親，當年我妻子懷上二胎的時候我已經在部隊提幹了，我自己有野心，還想繼續往上提升，不想因為生二胎影響前途。另外，生二胎的處罰是非常嚴厲的。我有一個戰友他本來是個連級幹部，因為超生就一擼到底，變成士兵，複員回家種地了。為了離開農村我費了多大的周折，好不容易混進了革命隊伍，而且當了兵的人有成千上萬，能提拔成軍官的人少之又少，所以當時就很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軍官頭銜。如果生了二胎的話，這一切都沒了，連級幹部都能一下子降到戰士，我當時才只是個排級，就沒的降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如果不是因為我個人的這種私心的考慮，那我妻子肯定是要生二胎、生三胎的。我當時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為了執行國家政策，告訴我妻子我們必須把孩子做掉，所以我覺得這永遠是我內心深處很痛的一個地方。

鳳凰衛視中文台《名人面對面》：

莫言專訪： 10月14日（周日）20:30首播 10月15日（周一）13:25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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