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天真的書生——1952文藝整風中的夏衍

　　1952年在文藝界進行的文藝整風運動，是建國後文藝界的第一次整風。這次整風，被稱為新中國文藝的一次「基本建設」。而整風的情況，除了從當年的報紙上看到一些參與整風的人的檢討或體會外，因材料所限，無法窺知全貌。在我所收藏的信件和檔案材料中，有整風剛開始時夏衍寫給周揚的一封信。通過這封信，可以使人們對上海市文藝界整風的情況作一些了解。

　　夏衍致周揚的信　　周揚同志：　　劉宗紹同志帶回信稿均收到，上海文藝整風在正常狀態下進行中，初期有些人不免緊張過分，我約陳市長和大家講了一次話後，情緒穩定了，連問題較多的人，這幾天學習中也心情愉快，發言踴躍（如陳鯉庭、孫瑜等），問題在於黨員骨幹沒有整風經驗，必須十分謹慎地掌握才可不出毛病。到昨天的統計，參加整風的人數如下：文協一一二人，美協一○二人，戲改協二二二人，音協一九六人，華東人民劇院等一九○人，上海人民劇院戲專等二二○人，上影一二○人，上聯廠一八四人，共一千三百四十六人，另【零】星無所處者要求參加的甚多，故全數將在一千五百人左右。對於動員大會的反應一般尚好，意見較多的是對黃源的檢討，認為不夠深入。六月一日起，八個支會開大會，黨員幹部帶頭檢討，現在已定者為賀綠汀、柯藍、葉以群、米穀、伊兵等五人，黨員討論時，對葉以群、米穀、伊兵三人問題較多，但基本上可以通過。黨外人士的檢討以「帶動」的原則，不勉強，個別問題較少【疑應為多字】由友會學委會推動。照目前情況，非黨知識人士均要求檢討自己思想，熊佛西、張駿祥、楊村彬……都已在寫文章。這次整風之前，我們曾把計劃提到華東局常委討論，譚震林同志在批准計劃前作了詳細指示，要點是：（一）集中力量搞好幾個問題，即工人階級思想為唯一領導思想的問題，思想方法的問題，如何與工農兵結合的問題等等，對過去歷史問題等等，不追不逼，一律求其自覺自愿。（二）由於各單位業務不同，文化水平、政治覺悟不同，所以不能一般化，不能用一個尺度來要求，注意分寸緩急。（三）強調積極意義，不在追究責任，目的是要搞好會後工作。（四）對文藝批評家要作為重點，特別要糾正過去教條八股罵倒一切的作風。　　除出【去】根據這些指示外，我們還決定了八個單位的不同特點，如美協的「名利觀點」，商業化習氣，【；】音協的西洋崇拜，純技術觀點，【；】文協的宗派主義，電影編導的進步包袱等等。每個單位都找一二最突出的典型進行思想檢討，這樣就容易聯繫各單位實際，如我們嚴厲批評了米穀的唯利是圖的商業化作風，資本主義思想，張樂平即自動要求檢討，並自己說出了解放前以「三毛」稿費兩條金子仍入他族兄商店作為股本的「做老闆」思想等等。　　胡風邀他參加了整風，編了小組，但他和柏山、雪葦談後，認為先打算寫一篇文章，所以我們也同意了。柏山希望他寫一篇思想檢討，他說問題很復什【雜】，一時不能弄清楚，所以先寫一篇學習《延安講話》的心得之類的東西，連【聯】繫到初步對自己思想的批評，我想這樣也很好。同時，我已要雪葦和他談，請他對上海文藝領導工作提批評。　　漢年同志今晚赴京，有四五天耽擱，你對我們這種做法有何意見，請約他一談，對今後工作有何指示，亦可由他轉達。　　甚忙，不詳談了，今後當再做書面報告。　　布禮　　夏衍29/5【5月29日】　　在這封信的首頁的天頭上，夏衍寫道：「孫瑜文章，審閱後盼火速寄下！！」在最後一頁上又寫道：「荃麟同志代候，他的意見甚感，因為我們有一個分工，所以戲改工作等等，我的檢討中不加上了。」　　「又，前托轉交小女沈寧的包裹一個，諒已送出？」　　文藝界整風的大背景　　夏衍的信，是向周揚彙報上海文藝界整風情況的。而文藝界的這次整風，卻又是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相聯繫的。要解讀這封信，首先須向讀者交待清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來龍去脈。　　對於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實行的基本方針。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時期就基本上確立了。新中國成立後，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接近尾聲之時，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也正式啟動。　　思想改造運動發端於北京大學。　　1951年6月1日，馬寅初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在此之前，北京大學根據黨的指示，已經組織教職工進行政治學習。馬寅初在就任校長時的講話中，回顧了重返北大的觀感和組織北大教職員學習政治的經過時，在首先肯定了「北京大學到底是北京大學，學生與大部分教員思想都很有進步」之後他說：「北京大學不是沒有缺點的，自由散漫就是我們的缺點。這和我們的教職員工居所分散也有關係，但這種自由散漫的作風卻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須加以克服。其中最明顯的是職員思想水準和主人翁的自覺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發動職員學習了四十餘天，成效甚好，開學後工作效率提高不少」。這就提出了要在北大進行知識分子的學習運動。正好在此期間，全國18個專業會議在京召開，周恩來在對與會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負責人所作的報告中，強調指出：「因為我們過去的思想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只要我們有些知識，就要受到這些影響。」「這就需要我們每一個人不斷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適合我們今天新中國的需要，適合於人民的利益。」因此，知識分子「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馬寅初聽了這個報告，很受鼓舞，決定響應周恩來的號召，把暑假學習政治的經驗推廣開來，在全校教職員中「發動一次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同時邀請周恩來到北大講演。　　9月初，馬寅初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12位教授，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他們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　　接到馬寅初的信後，周恩來對這樣的建議很贊成。9月3日，周恩來聽取馬寅初介紹北大發起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並就馬提出擬邀請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事交換意見。在接到馬寅初的正式邀請函之後，周恩來立即將邀請函轉給毛澤東，毛澤東對北大此舉十分讚賞，在信上批示：「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周恩來便接受馬寅初之邀，到北大講演，並指示教育部：「以北京大學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學的先生以及同學代表也請來。」周恩來同時責令教育部對北大教師政治學習問題加以研究。經過研究，教育部認為：這種政治學習對於全國高校都很有必要，應當推廣到京津兩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經驗後再推向全國。開展思想改造運動的決策就此形成。9月24日，周恩來召集彭真、胡喬木和文化部負責人齊燕銘、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負責人陽翰笙、清華大學校長兼北京市高等學校黨委第一書記蔣南翔，親自部署了運動的具體步驟。周恩來強調指出：運動要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應從政治學習入手，逐步發展到組織清理，勿求速成。會議議定：一、學校清理中層工作，中學不搞；大學今年只能選擇典型，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以取得經驗。北京以北京大學為重點，各大行政區也可選擇典型進行。二、這次學習的內容，北京大學應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分清敵我界限，明確愛國主義立場，縮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市場，並應著重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保證學校的革命化。　　9月29日，周恩來到北大，向京津地區高校1700多名教師做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周恩來以自己思想改造的親身體驗，闡釋知識分子為什麼需要改造和怎樣改造，明確要求知識分子通過改造逐漸「從民族的立場進一步到人民立場，更進一步到工人階級立場。」「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看待一切問題、處理一切問題」。周恩來說：　　拿我個人來說，參加五四運動以來，已經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斷地進步，不斷地改造……三十年來，我儘管參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時候和某些部門做了一些負責的工作，但也犯過很多錯誤，栽過筋斗，碰過釘子。可是，我從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樂觀主義鼓舞了自己。這個力量是從廣大人民中間得到的。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態度和決心，即犯了錯誤，就檢討，認識錯誤的根源，在行動中改正錯誤。有了犯錯誤的經驗，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　　周恩來的報告洋洋洒洒，長達五個小時。語氣溫婉，用詞謙和，循循善誘，苦口婆心，與會者深受感動。最讓與會者感動的是周恩來以身作則，以大國總理之尊，而公開解剖自己。一位與會者反映：「周總理是革命前輩，為人民立了大功，是黨和國家的領導，尚且如此謙虛，當著我們的面解剖自己，我們還有什麼不能向黨交心的呢？」馬寅初則說：周恩來的報告「時間雖長而聽者不覺得疲倦」；「以這種辦法來領導知識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來是最有效的。」著名哲學家金岳霖晚年回憶：「前一時期的領導同志中，對我這一年齡層的知識分子來說，交往最多、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周總理。早在1949年，我們就經常在北京飯店看見他，聽他講話。頭一個印象就是共產黨員也仍然乾乾淨淨、整整齊齊，而談吐又斯斯文文，總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別，又非常之平常。」他接著講到周恩來的這次報告：「聽眾好些都是五十過頭的人，我就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周總理這樣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廣眾中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這是了不起的大事」。　　周恩來的這個報告，用意應該是兩層。一是提醒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這一關人人都要過，躲是躲不過去的，必須認真對待。但同時，思想改造雖然由《武訓傳》批判引出，但思想改造不同於《武訓傳》批判，不會沿用《武訓傳》批判那樣的政治鬥爭模式，所以不必害怕。再一層用意則是提醒各級領導幹部，不要用政治鬥爭的慣用手段來領導思想改造，「士可殺不可辱」，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有著強烈的自尊心，即使知識分子是被教育者、被改造者，也應該對知識分子待之以禮。而在客觀上，周恩來的這個報告確實作用很大。知識界的人心從此基本安定，沒有出現很嚴重的惶恐情緒。運動的實際發展雖然不可避免地要走樣，相對於此前的《武訓傳》批判和此後的政治運動而言，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還是很平穩地進行，可以說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最平和的一次。　　9月29日周恩來報告之後，高校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全面鋪開。教育部為此專門設立「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天津則設立「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天津總分會」。各大學也設立了學習委員會分會。總學習委員會以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兼主任委員，以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曾昭倫兼副主任委員，委員則為京津地區各大學負責人如馬寅初、陳垣、蔣南翔、楊石先、茅以升等，幾乎囊括了中國教育界尤其是京津地區教育界的頭面人物。　　10月23日，毛澤東公開表態。他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進而提出，首先要在知識分子中間進行思想改造。他說，「在我國的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中，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為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我們預祝這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能夠在穩步前進中獲得更大的成就。」　　毛澤東的這段話，等於向所有知識分子發布了動員令。1952年1月，全國政協常委會第34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倡議，發出了《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具體規定了思想改造的學習內容：1、學習理論，即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以求了解中國革命的前途，取得正確的革命的觀點；2、學習政策，即學習《共同綱領》，中央和各大行政區的重要政策文件；3、整風，即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以求糾正違反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錯誤思想和錯誤行為。　　於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隨即超出高校領域，向整個知識界擴展。　　就文藝界而言，建國一年多來的狀況並不令人十分滿意。在批判《武訓傳》前後，文藝界的爭論一直不斷。「之前，曾圍繞『可不可以寫小資產階級』、『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展開爭論；之中，則批評『楊紹萱新編劇《新天河配》、《大名府》的反歷史傾向；之後，即批評『肖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的創作傾向』。茅盾、陳白塵、何其芳、阿壠、陳涌、邵荃麟、艾青、光未然（張光年）等，都寫了文章。這些討論和爭鳴，大體還是學術方式。喜歡讀報刊的毛澤東，不會不有所聞，但沒有發表意見。文藝界的領導卻不會不意識到，這一系列的爭論，特別是《武訓傳》問題的出現，確實反映了文藝界的思想狀況有些混亂，急需採取有效的方式給予解決。」　　因為文藝界領導人有這樣的心態，在教育界進行思想改造運動引向整個知識界的過程中，文藝界自然要有先行一步的表示。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屢試不爽的方法－－文藝整風，況且，這也是稍後中央宣傳部規定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第三個內容。　　1951年11月17日，全國文聯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決定首先在北京文藝界組織整風學習。　　11月24日，北京文藝界舉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這次大會決定了文藝界整風的學習方法。文藝界頭面人物幾乎全部與會，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周揚做了動員報告。全國文聯還決定成立「北京文藝界學習委員會」，由丁玲任主任委員，沈雁冰、周揚等20人為委員。各文藝機關、團體、學校也成立了「學習領導小組」。　　毛澤東密切關注文藝界整風。11月26日，他在為中共中央轉發中宣部關於文藝幹部整風學習的報告所寫的批語中指出：「請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區黨委自己和當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負責同志都注意研究這個報告，仿照北京的辦法在當地文學藝術界開展一個有準備的有目的的整風學習運動，發動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文藝幹部中的錯誤思想，發揚正確思想，整頓文藝工作，使文藝工作向著健全的方向發展。」　　此後，文藝界整風隨即由北京擴展到全國。　　此時，夏衍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按照全國文聯的決定以及中共中央轉發的中宣部的報告，上海也必須成立相應的整風領導機構。這樣，1952年5月，上海成立了「華東文藝界學習委員會」，夏衍擔任了這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夏衍致周揚的這封信，就是在整風初期寫下的。　　文藝整風中的周揚與夏衍的處境　　建國後，周揚擔任了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併兼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稍後，又任中宣部副部長。丁玲擔任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並擔任全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主編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揚的中宣部文藝處處長。　　在建國最初的幾年，雖然名義上說是周揚挂帥文藝界，但周揚在文藝界的地位，顯然並沒有像後來那樣穩固。其中的原因，除了建國伊始各方面的機構還有待健全和各部門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理順的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任毛澤東秘書並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胡喬木，對文藝工作抓得很緊。文藝界的很多工作，事實上是在胡喬木主持下進行的。　　胡喬木與丁玲的關係一直很好，無論在延安還是在河北，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就是在胡喬木直接推薦下出版的。對此，丁玲對胡喬木一直是有好感的。1948年前後，丁玲在河北時，周揚願意讓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徵求胡喬木的意見時，胡喬木卻明確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還是創作」。而在他主抓文藝界工作時，卻任命丁玲為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丁玲放棄了創作，與胡喬木的配合很好。當年文藝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間的微妙關係。　　1951年，文藝界進行整風，當時的領導人有胡喬木、周揚和任文藝處處長的丁玲。但是，卻由丁玲擔任「北京文藝界整風委員會主任」，周揚僅擔任副主任。因此，據張光年回憶，「在文藝整風期間，喬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藝界整風，使周揚處於無所作為的局面。」　　當時在作協工作的張僖，也有同樣的看法：　　那時，周揚雖然是文化部的黨組書記，但不大過問作協的事情，胡喬木管作協。馮雪峰是作協黨組書記，嚴文井任秘書長，還有邵荃麟。周揚當時擔任文化部的副部長，主要精力在文化部。所以，當時我跟周揚接觸不多。　　張光年回憶中的另一個細節，也可以說明當時周揚的處境。文藝整風時，張光年受到了批評，並被要求寫出檢討，他去找周揚，希望得到理解：　　在大會檢討之前，先是在東總布衚衕的文聯黨組擴大會批評我，批得很厲害，我就想到周揚那裡去訴苦。他卻對我講：「你知道丁玲怎麼批評我嗎？批評我重才不重德。」這裡「德」指的無產階級立場。我問他怎麼看。他回答說：「我看還有些道理。」我一聽，十分生氣，起身扭頭就走。　　周揚對張光年的「訴苦」無動於衷，並將丁玲對自己的批評坦言相告，實際上是以隱晦的口氣，表達了自己「處於無所作為的局面」。　　大概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對周揚在文藝界的工作也不甚滿意。張光年回憶說：　　毛主席批評他很厲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來後情緒惡劣。我問他，他多的沒說，只是感慨地對我說：「批評我政治上不開展。」我很不理解。　　周揚挨了批評後，1952年秋，便到湖南常德參加土改。這一年籌備第二次文代會，開始的工作就由胡喬木來主持。張光年的回憶里說，毛澤東對周揚的批評是1953年初，這個時間恐怕有誤。周揚是在1952年秋參加土改的，周揚被毛澤東批評，顯然應在此前。　　周揚參加土改後，文藝界整風的工作完全由胡喬木來領導，而丁玲直接來負責文協的工作了。　　而上海的夏衍，處境比周揚也好不了多少。　　1949年5月28日，陳毅從趙祖康代市長手裡接過了舊市政府的印信，上海市軍管會的接管工作從此全面展開。　　在四大接管系統中，文教接管委員會的工作雖然相對於軍事、政務、財經來說，不是那麼引人注目，但是，這並不是說文管會的工作就不重要，相反，當時的上海是各類知識分子聚集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周恩來對此有一個估計：上海文教方面的人才，佔了全國的半壁江山。正因為如此，陳毅給予了高度的重視，自己擔任了上海文管會的主任，副主任則由韋愨、夏衍、范長江、錢俊瑞擔任。但是，范、錢二人此時尚在北京而未到任，而韋愨是黨外人士，許多事情不便插手，而陳毅又日理萬機難以顧及，所以，接管的重擔就落在了夏衍身上了。夏衍後來回憶說：　　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到同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幾個月，可以說在我的一生中，是任務最重，工作最忙的時期，除文管會副主任之外，我還當了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上海市文化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我又當了常務委員，分管文教工作，每天從凌晨到深夜，大會小會，會見文化藝術界人士，個別談話和對新接管的文化單位安排工作，作了市委的宣傳部長，還要經常到區委和群眾團體作時事報告。　　建國以後，夏衍在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的工作，卻並不十分順利。夏衍一直在國統區搞統戰工作，為人隨和，加之身為作家，按理說，他對文藝作品的思想傾向、題材選擇應該是有發言權的。但是，在除舊布新的伊始，觀念的變化所導致的主流意識難免有矯枉過正之處，而夏衍實在難以適應。尤其在文藝問題上，他幾乎一進上海就招致了批評。　　在前面提到的關於圍繞「可不可以寫小資產階級」的論戰中，夏衍就遭到了點名的批評。　　上海的是文藝界人才薈萃之地，自然也有所謂諸多的小資產階級作家。解放了，要求他們放棄早已寫慣了題材而去寫工農兵，自然是不現實的。所以，當這場爭論正酣的時候，上海的作家自然希望聽聽夏衍的意見。夏衍對此很不以為然，他明確表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什麼不可以寫？當然可以寫。他還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根據，進一步解釋說：毛主席在講話中明確說道，文藝要為四種人服務，而這第四種人就是「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和我們合作的」。　　因為有這樣的認識，所以夏衍對這場爭論不置一詞，而是積極去組織文藝作品。他對上海兩家私營電影廠「崑崙」和「文華」採取扶植態度，鼓勵他們拍齣電影：電影題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娛樂性的當然也可以，連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壞作用的「白開水」也可以。　　在夏衍的鼓勵下，「文華」將《人民文學》發表的小說《關連長》拍成電影，而「崑崙」則將肖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拍成電影。雖然公映以後群眾反響很好，但是，北京的文藝界卻傳來了批評的聲音。有人批評《關連長》宣揚的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而丁玲的一篇文章《作為一種傾向來看》不但「槍斃」了《我們夫婦之間》，甚至也差不多「消滅」了作者肖也牧。　　在《文藝報》上對這些作品提出粗暴批評的批評家，自然也不會放過上海的夏衍。批評的文章中說，夏衍在上海不提電影為工農兵服務，卻「提倡」什麼「白開水」。因為批評是粗暴的，所以也就上綱上線了：上海文藝界領導「右傾」，「小資產階級思想泛濫」。　　即使以今天的輿論標準來看，對夏衍這樣一位中央局和上海市的領導人，在報紙上公開點名批評，也是需要組織批准的，但是，當年主編《文藝報》的丁玲卻無所顧忌。這種勇氣至今令我輩欽佩－－當然，如果這種批評有道理而又不是帶有個人情緒的話。　　可惜，這種批評的背後，確實掩藏著另外一種東西。　　文藝界的分歧背後，往往有著更複雜的或重要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又與政治上的某重大背景相關聯，即與左右之類的問題以及人事的恩怨問題相關聯。《文藝報》對夏衍的批評，自然也有這種因素在起作用。　　周揚與夏衍的關係，人所共知的是，他們從20世紀30年代被譽為「四條漢子」時就捆綁在一起，此後儘管一個去延安，一個留在國統區，多年未見面，但兩人那份情意卻並未被歲月的阻隔而淡漠。新中國建立，兩人又一南一北地執掌文藝界大旗。身為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也並未被丁玲等人放在眼裡。　　雖然胡喬木很倚重丁玲，但以丁玲在文藝界的威望，要想領導文藝整風這場運動顯然力不從心。在周揚走後不久，丁玲就感覺到了這一點，並因為委屈而忍不住在「茅盾面前大罵周揚」一通：　　1951年的文藝整風，周揚同志參加土改去了，主要是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負責的工作。當時文藝處只有我、默涵、嚴文井三人。我個人缺少工作經驗，那時，又兼負責「文學研究所」、《文藝報》的具體工作，《人民文學》也改由我去主編，我曾請求喬木同志只管文藝處，其餘工作另找人。喬木同志答應找著人了再說。因此，那時我的擔子很重。工作複雜，感到難於應付，正處於焦頭爛額之時，一天文協開會，會前舒群同志臨時打電話說他不能主持會，因為周揚同志只要他做文聯秘書長，不是文協的秘書長，要我另外找人主持。我當時覺得舒群太不講理，文協秘書長原就是他，而且早說定了的，文聯文協秘書長都是他。他明知我的工作有困難，卻來臨時作難。我激動得很厲害，立刻放下電話，我到文協擬和舒群面談，一上樓看見茅盾同志已在沙可夫同志屋子裡，我壓制著自己的激動，和茅盾同志招呼，這時舒群走來又向我說，你另外找人，我不是文協秘書長，會議主席我不能做。我的氣又上來了，我就說他（說些什麼我都忘了），他冷靜地看著我，仍舊堅持說不做，我一時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大哭起來，便說了：「都是周揚，他現在土改去了，什麼也不管，叫我來揩乾屁股。」我說過後立刻意識到犯了錯誤，於是趕緊擦乾了眼淚，自己下樓去主持會議。會後我很難受，寫了一個檢討連夜送給喬木同志。喬木同志回信也說我不對，但認識是錯誤就算了。　　雖然丁玲說是「一時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而罵周揚，但是，這一事件表明，在潛意識裡，丁玲對周揚並沒有應有的尊重的概念。丁玲所講述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周揚同志決定《文藝報》上印上編委、主編名字，我在《文藝報》編輯部室內告訴了陳企霞、肖殷，說他們二人是副主編，陳企霞當時說，「主編就主編，有什麼副的，正的。」我沒有立刻批評他，覺得在一些年輕的同志們面前說他不好，同時也因為我想我是正的，也不好批評他。可是後來印出來了三個主編，我即向周揚同志彙報，問他怎麼辦，並且說三個人都負責也好，他們實際工作比我做得多。周揚沒有批評我，也沒有說這事做錯了。他有過一點點不愉快的沉默，但隨即同意了。　　這一件事，在1955年「丁陳反黨集團」冤案時，成為丁玲拒絕黨的領導的一條罪狀。現在看來，這樣的上綱上線確實帶有當時的特點。但是，毋庸諱言的是，丁玲對此事的做法，顯然是「先斬後奏」的辦法。三個主編已經印出來了，周揚即使「有過一點點不愉快的沉默」，除了同意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這兩個事例，前一件是發生在文藝整風期間，而後一件則在整風之前。這兩件都為張光年那句周揚處於「無所作為」的地步作了很好的註解。周揚如此，夏衍的命運能好到何處？－－何況夏衍本身也有辮子抓在人手裡：文藝作品怎能不時時處處考慮政治因素呢？　　當然，《文藝報》對夏衍的批評，雖然引起了他的不快，但是，陳毅卻支持他。在一次市委常委會上，陳毅公開表示：上海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一切措施都是經過常委會批准討論，所以北京《文藝報》指名批判夏衍右傾是不對的。在北京的周恩來也表示同意陳毅的意見。　　有陳毅和周恩來的支持，夏衍那點不快也就煙消雲散了。　　但是，在隨後而來的批判《武訓傳》的運動中，夏衍卻不得不作出檢討。　　其實，《武訓傳》雖然是上海拍的，但夏衍在拍攝之前就明確表態，「武訓不足訓」，因而並不贊成拍攝計劃立項。後來，片子公映了，又受到了批判，按理，夏衍可以不負責任，甚至還可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確。但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甚至周揚也都保不了他。夏衍又一次遭到了粗暴的批評。　　夏衍的檢討，是周揚敦促他寫的。那時，夏衍剛剛出訪回國：　　就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在埋頭寫「出訪總結」，周揚打來電話，要我到他家裡去，有事面談。見面之後，既沒有寒暄，也不問我訪蘇情況。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批《武訓傳》的事，知道了吧？……你趕快回上海，寫一篇關於《武訓傳》問題的檢討。對此，我很意外，我說拍《武訓傳》這件事，與我無關。……我有點感情衝動，而周揚卻非常平靜。他說：你要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毛主席親筆改過兩次，有大段文章也是他寫的。……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藝界的領導。　　夏衍回到上海後，在文藝界作了檢討，並把發言整理成《〈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一文，寄給了周揚，周揚即送毛澤東看，毛澤東又親筆待改並加寫了一段話，還對周揚說：檢討了就好，讓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夏衍的這篇文章發表在8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　　細讀夏衍的文章，實際上落腳在「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這一點上。這自然是圍繞此前《文藝報》對他的批評而展開的。從這個角度看，周揚讓夏衍檢討，雖含有「你是上海文藝界的領導」的因素，但是，重要的一點多半是讓夏衍就《文藝報》的批評作檢討，否則，夏衍以前在上海的那些言論，這次又會被拿出來批判一番。　　文藝界宗派對立情緒的存在，在解放前即是不爭的事實，解放後的這一兩年，不但沒有消弭，反而有擴大的趨勢。周揚自然明白這一點。他讓夏衍這樣檢討也算是煞費苦心了。　　《武訓傳》事件後，夏衍被免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調中共中央華東局任宣傳部副部長。　　夏衍是書生作吏，但所經歷的「背時」，也不得不長點經驗。所以，在隨後而來的這次文藝界整風，夏衍當然謹小慎微了。他給周揚的信中，事無巨細，詳細彙報，甚至連參加的人數也一清二楚，絲毫不含糊。　　夏衍在上海的具體做法　　1952年5月開展的文藝整風，夏衍擔任的雖是副主任，但卻是實際的負責人。整風如何搞，不但對於「問題在於黨員骨幹沒有整風經驗」－－像夏衍在信中所說的，對長期在國統區生活的夏衍來說，更是個新的問題。所以，夏衍在給周揚的信中才說出了這樣一條原則：「必須十分謹慎地掌握才可不出毛病。」　　按照這一原則，夏衍先與陳毅交換意見和看法，並請他「和大家講了一次話後」，又將整風的方案提交華東局來討論，得到了譚震林的指示。陳毅的講話內容是什麼，限於材料，我們難知其詳，但從夏衍信中所提到的譚震林的「詳細指示」來看，華東局的做法確實是「十分謹慎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夏衍本著這一原則，「十分謹慎」地開始了上海文藝界的整風運動。夏衍強調：一定要「和風細雨，與人為善」，絕對不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現今，在我所看到的回憶夏衍的文章中，很多文藝界人士，對夏衍在整風中「謹慎」的領導作風，給予了高度的讚揚。曾在他領導下工作的歐陽文彬回憶說：　　在我印象中，上海文藝界、新聞界的情況，夏衍心裡都有一本賬。那麼多人，那麼多事，他能記得清清楚楚。真不知他腦子裡怎麼裝得下那麼多東西。他說，有些是自己經歷，有的是地下黨提供的，關鍵在於認真理解和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尊重知識，愛惜人才，只要真心誠意這樣做，自然就會記住。事實確是如此。在學習運動中，聯絡員每次回辦公室彙報，他都認真地聽，及時了解運動的進程和情況，隨時幫我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那兩次學習運動進展健康順利，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偏差，是和夏衍的領導分不開的。　　這裡，歐陽文彬講得是兩次運動，即文藝界整風和稍後的上海新聞界思想改造。在這兩次運動中，歐陽文彬都擔任了聯絡員的職務。　　就文藝界整風來說，夏衍強調先摸底，他對擔任聯絡員的同志說，上海文藝界情況複雜，如果不先摸底，很容易傷人。為了幫助聯絡員了解各自聯繫單位的情況，他不厭其煩地找每一個聯絡員談話，向他們交待每一個單位需要注意的情況和人物。歐陽文彬是上海戲劇學院的聯繫人，夏衍找他談話時說，在上海戲劇學院，有兩個人應當注意，一個是趙銘彝，一個是朱端鈞。趙銘彝是左翼劇聯最早的領導人之一，在革命活動中曾遭到逮捕，但他與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沒有出賣組織和同志，對革命是有功的；朱端鈞是唯美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在話劇導演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夏衍強調說，凡是對革命有過幫助的人，哪怕他只不過同情革命，做了一點小事，我們都不應該忘記。舊社會有不少具有正義感和愛國心的知識分子，我們不能挫傷他們。他向歐陽文彬引用了一句陳毅常愛說的話：「這樣人家才會講我們有良心。」　　歐陽文彬所講述的這種情況，在夏衍給周揚的信中也有所體現。他在信中提到了胡風。在解放以前對胡風的兩次批判後，延至建國，胡風的處境一直不如意，而且，此時在北京，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大規模的批判已在醞釀之中，零星的批判已見諸報端。即使如此，夏衍還是「請他對上海文藝領導工作提批評」，並對他參加整風表示歡迎。　　當然，一場運動的進行，難免會出現偏差，即以上海來說，在這次文藝整風中，就有一名作家和一名演員因對此不理解而導致精神失常了。當聯絡員向夏衍彙報這一情況時，整風辦公室里有的同志懷疑他們是為了逃避運動而裝病的。但是夏衍並不這樣看。《夏衍傳》寫道：　　這個時候，「凡事左三分」已經成了黨內不少同志的通病。夏衍對此的態度卻不同，他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嘛。如果他們真的有病我們不相信，就會採取粗暴的態度對待他們，非但於事無補，還會導致病情加重。」　　有人不服氣：「假如他們真的裝病呢？」　　夏衍豁達地笑了笑，解釋說：「這位作家參加過延安整風，當時有些過頭的做法，他可能被整怕了，現在可能有點條件反射。而那位演員過去傾向進步，拍過不少好片子，但生活上受過刺激，有發病的可能。」他最後語重心長地說，「就算他們沒病裝病，裝得了一時，裝不了一世，以後有的是受教育的機會，主動權掌握在我們手裡，何必性急？」　　夏衍的這種高尚的人格風範，不但保證了文藝整風運動「和風細雨」地進行，而且自然會在他的部下心中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同全國一樣，上海的文藝整風的成果，也要通過報紙來反映。所謂報紙的反映，自然是參加整風的文藝界的知名的人士在報紙上作檢討、談體會。在此期間，上海的《解放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了一系列這樣的文章：有歐陽予倩的《學習增加了我的勇氣和信心》，於伶的《檢查錯誤，改造思想，為毛主席文藝方向在電影藝術中的徹底勝利而奮鬥》，鄭君里的《我必須痛切地改造自己》，賀綠汀的《檢查我在工作上和創作上的錯誤》，葉以群的《堅決地改正錯誤，改進工作，執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大公報》有豐子愷的《檢查我的思想》，唐弢的《從編輯工作中檢討我的錯誤》，熊佛西的《糾正錯誤，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文藝方針》。等等。　　夏衍自己也要表態。1952年5月21日的《解放日報》發表了他寫的《糾正錯誤，改進領導，堅決貫徹毛主席文藝方針》一文。大約夏衍把這篇文章事先寄給周揚了，周揚認為，夏衍在文章中還應該對戲劇改革的工作做一些檢討，夏衍對此持有異議。所以，夏衍在這封信寫完後，又加上了「因為我們有一個分工，所以戲改工作等等，我的檢討中不加上了」的話。　　伴隨著這樣的言過其實的檢討、體會，上海的文藝界整風落下了帷幕。　　這裡，還需要提及的是，在整風中「十分謹慎」的夏衍，因為別出心裁地搞了一次測驗，還是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責。　　1952年夏，在整風運動進行之中，夏衍在預先打過招呼後，在宣傳部舉行了一次處科級文藝幹部的文化考試。考題是非常簡單的常識之類的東西，諸如《共同綱領》、上海市人民代表會議、七屆二中全會、印度的首都和太陽系的九大行星，魯迅、郭沫若、茅盾的名著等等。　　為什麼要進行這樣一種考試，夏衍在回憶中說，是想改變上海的文化機關幹部的一些弱點。解放初，上海的幹部文化素質偏低，「在當時的上海，不論是老區的或地下黨的幹部，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就是知識面太窄，而又缺乏自知之明。」到了1952年，甚至在華東局宣傳部工作的一些幹部，還不知道上海有過租界，不知道「左聯」、「社聯」這些黨所領導的進步文化團體。夏衍認為，只有在黨的文化機關里培養一種熱愛學習的良好風氣，才能改變這樣的幹部的孤陋寡聞的弱點。這次考試，目的即在於此。　　雖然考題很簡單，夏衍考慮得還是很細緻。為了給參加考試的人留點「面子」，夏衍規定試卷上一律不署名，考試結果也不公開公布。　　即使如此，在整風中還是有人對夏衍這一做法提出了指責，認為夏衍這樣做，是「長知識分子的志氣，滅工農幹部的威風」。這種指責，當然是言過其實的。陳毅老總知道這件事後，就很支持夏衍，他甚至認為，如果讓他來主持這次考試，答卷上就要署名，而且考試結果要公開發表，要丟一下他們的臉。　　面對指責，一向寬厚豁達的夏衍心裡並不服氣，但還是承認了自己「做法上有錯誤」。　　這當然是上海文藝界整風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但是，透過這個小插曲，可以看到，書生氣的夏衍確是過於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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