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張藝謀，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他那個「國師」的綽號。 之所以被叫做「國師」，一是因為他經常執導那些代表國家臉面的大型賽會開幕式，比如08年北京會，比如今年的G20峰會。二則是因為張藝謀作品的風格一向有些主旋律色彩，不怎麼劍走偏鋒，更不怎麼會觸到禁忌。
國內院線也一向都對張藝謀的電影大力扶持，和奶奶不疼爺爺不愛的賈樟柯相比，張藝謀的電影，在院線的排片量從來都不會少。可以說，張藝謀在廣電眼中，是絕對的好同志，是根正苗紅的自己人。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國師」級的主流大導演，也曾經拍過一部禁片。「禁」從來都是以個奇妙的字眼，什麼東西被禁忌，我們越會想要去觸碰。
而那些被封的電影就像是伊甸園中的禁果，儘管被官方明令禁止上映，卻總會被人們提及。儘管它們可能永遠都不會出現在大屏幕上，但它們的魅力卻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消減，每時每刻，都會有影迷在私下裡偷偷地看著這些禁片。 除了禁忌這一誘惑外，事實上在這些禁片里的確有不少佳作。雖然禁片不一定等於好片，但禁片里的優秀作品也確實要比院線電影多上不少。張藝謀拍過的這部禁片，就是國產禁片中，數一數二的好片。 可能很多朋友已經猜到我要說的是哪部電影了，沒錯，就是1994年張藝謀執導，葛優和鞏俐主演，改編自余華同名小說的影片： 《活著》
豆瓣9.0，好於 98% 劇情片 ，好於 98% 家庭片。這個評分是什麼概念，不需要我進行過多的解釋。其實，光是這個主創陣容，就是「不針對誰」的頂尖水平。張藝謀、余華、蘆葦、葛優、鞏俐……這幾乎是九十年代中國大陸電影界能湊出來的最豪華陣容。
九十年代最大牌的導演（直到現在應該也是最大牌），第五代導演中數一數二的領軍人物張藝謀的導演作品。九十年代最受讀者喜愛的作家之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開拓者余華的原著。《霸王別姬》的編劇，中國電影劇作家中的傳奇人物蘆葦的劇本。 更不必說葛優和鞏俐，這二位如今的江湖地位早已無法撼動，而這個無法撼動，是從90年代就延續到現在的。如果說憑藉《七月與安生》一鳴驚人的曾國祥是現在最有出息的星二代，那葛優毫無疑問就是那個年代最爭氣的星二代。
葛優的父親，是老一代表演藝術家葛存壯。作為老藝術家的兒子，葛優沒有像李天一那樣胡作非為，而是延續了優良傳統，在年紀輕輕的時候，就成為了一個出色的演員。以葛優的顏值，他能有現在的地位，那靠的可完全是滿滿的才華。 在拍《活著》的時候，37歲的葛優剛剛拿到金雞影帝，而憑藉在《活著》中令人稱道的表演，他一舉奪得戛納電影節影帝，成為了首位華人戛納影帝，這個成就空前，雖不是絕後，但後面也只有一個梁朝偉。
戛納影帝的分量，和奧斯卡相比也毫不遜色，比國內三大獎（金雞、金馬、金像）還要重上一些。按理說葛優的咖位已經夠大了，可女主鞏俐，在當時比起他還要牛逼閃閃幾分。 葛優是拍完《活著》拿到的戛納影帝，而鞏俐早在1987年就主演《紅高粱》在國際影壇名聲大噪，又在1992年憑藉《秋菊打官司》拿到了威尼斯電影節的影后。
名副其實的中國一姐，正兒八經的國際巨星。《活著》就是這麼一幫人在一起鼓搗出的電影，您說，能不牛逼嗎？ 翻開豆瓣的短評，蟲哥看到的是滿滿的膝蓋。有人說：「個人認為是張藝謀最好的電影。」還有人說：「那一年國外有《肖申克的救贖》《阿甘正傳》《這個殺手不太冷》《低俗小說》《燃情歲月》《獅子王》等，中國則有《活著》《東邪西毒》。」
的確，1994年是屬於電影的一年，似乎在那一年，上帝成了一個影迷，他想看電影了，於是有了《肖申克的救贖》，有了《阿甘正傳》，有了《活著》。 而儘管1994年經典頻出，大片雲集，《活著》的光彩也絲毫不會被遮蔽。這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電影。
故事裡的事，說是也是，說不是也是。藝術高於生活，卻源於生活，而《活著》講的，就是過往歲月里人們苦難的生活。 主人公福貴，在舊社會是一個地主家的少爺。吃喝嫖賭，弔兒郎當，賭錢輸光了家底，是個徹頭徹尾的loser。從福貴把家裡的房子敗完之後，他就開始經歷人生中的種種苦難。 戰爭中，他被拉了壯丁，親眼目睹了戰場上人們生命的脆弱，在炮火中他得到了感悟：好好活著最重要。
眼看著九死一生，終於回到了家，母親卻已經病逝，女兒也生病發燒再也說不了話。日子一天天的過，每有好轉的跡象，老天爺就會降下厄運和福貴開玩笑。 兒子有慶聰明可愛，卻被當上區長的好友春生不慎開車撞死。鳳霞認識了忠厚老實的二喜，卻在生孩子時難產而死。命運一次次地捉弄著福貴，福貴過得無比艱難，卻終究還是活著。 「活著」，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生命的意義其實都是我們後來所賦予，當一切外在意義都被剝離，我們的人生中剩下的也就是「生存」二字。
在無情的命運擺布下，福貴這樣的普通人舉步維艱，漸漸變得麻木，變得習以為常，而過往幾十年，過去的一百年中，無數個黃色的面孔就是這樣像福貴一樣逆來順受，笑對一切，他們沒有選擇的權利，是時代選擇了他們，歷史一定記不住他們的名字，卻正是他們組成了歷史。 無奈和辛酸背後，滿滿的都是沉思。蟲哥毫不誇張地說，《活著》是我看過對中國建國後五六十年代人民生活以及社會現實表現得最真實的一部電影。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真實，《活著》成了張藝謀人生中唯一一部禁片，沒能在大陸公映。有的事情，有的真相，總會被人知道，只有正視自己的歷史，才能完成真正有價值的反思。 事實上，張藝謀改編電影時，已經為了過審委曲求全了太多。在原版小說結尾里，家珍病死在了三年自然災害里，女婿二喜在工地上出了事故，小外孫也因為吃了太多豆子而死。
孤零零的福貴和一頭牛一起生活著，晚景無限凄涼。而電影版中，張藝謀給福貴留下了家珍，留下了二喜，留下了外孫，雖然依然算不上什麼喜劇，卻也已經溫暖了不少。
但就是做出了多出類似這樣的改動，這部《活著》依然沒能過審。那些關於大躍進和文革的描述，是那樣的真實和生動，而台詞中露出的諷刺，又是那樣辛辣而直白。
有的東西確實改不了了，再去改，《活著》就不會是《活著》，而張藝謀，也就成為不了張藝謀。那什麼是應該被改的呢？又是為什麼我們總是能在「禁片」中發現好片呢？
余華在《活著》被禁時說：「還記得當時張藝謀時常說原作里的什麼細節要改動，審查才能通過。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樣，心想他如此了解審查制度，對他十分欽佩。可是張藝謀拍攝完成電影后審查還是沒有通過。我不再欽佩張藝謀，我欽佩審查制度。」 蟲哥暗暗地想，這種「欽佩」，我們 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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