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於中國國民性有何深刻的歷史影響？

國民性,一般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質的概念和體現;二是指國民群體人格的特性.和國民全體的個性化特性相對應而言,「國民性」具有歷史性、民族性和群體性特徵.從結構上看,國民性具有系統性,一般的講,涉及結構的幾個層面,即行為方式、文化和社會心理.　　由「國民性」一說,發展成「國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國近代思想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也是嚴復、梁啟超、胡適等思想家從社會文化、人文意識等層面,對中國「國民性」問題進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國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體現.他們沉痛地思考過關於國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國民思想文化素質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問題,這些無疑都是屬於對「國民性」問題的一種探討,魯迅繼承前人,並從思想意識、文化傳統等維度,對「國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國危亡的現實、前代思想家與國外「國民性」思想的浸潤、個體獨特的生命體驗等因子,促成魯迅「國民性剖析」思想的發展：早期,倡導「立人」,呼喚人格獨立；中期,反思傳統,對國民劣根性展開社會的、文化的批判,療救病態的國民人格；後期,採用階級分析法,剖析不同階層的國民性,以鑄造新的「民族魂」.　　對魯迅來說,「國民性剖析」既是個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傳統的武器與手段.這促使魯迅的「國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銳性.魯迅披露「瞞和騙」、「卑與怯」等國民性的外在表現,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層結構,即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特別注重對其中間層次一一社會心理進行分析,並由此展開反省、剖析與批判.作為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將文學藝術與哲學思想融為一體.「藝術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現實生活的邏輯,提供現實生活發展的趨勢、可能性,那麼這種作品就是富於智慧的,有助於真理的認識.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藝術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達到統一.」　　魯迅正是通過小說、雜文、散文等文學樣式,從思想、文化等層面刻畫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歷史發展軌跡,啟發、引導人們認識自身處境,反思國民性與民族危亡的關聯,以求國民人格與民族精神趨向完善.　　在小說創作中,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是從《狂人日記》開始的,狂人的所見所聞其實都是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記》中,揭露了經書的本質是「吃人」,而「吃人」實質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奴役.「從來如此,便對么?」,「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正是對幾千年的奴隸史的一種質疑,是對「以禮殺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義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為上對傳統奴性群眾的反叛;「狂人」的顛狂,是精神心理上對奴性的顛覆.魯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義和革命價值在於:奴性群眾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擺脫奴性意識.　　小說《阿Q正傳》在批判國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勝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總是擺「先前闊」和以丑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勝利法其本質是把現實的失敗轉化為精神上的虛幻的勝利.這不等同於一般的心理安穩,他用攀附法講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虛構法講述自己過去的輝煌歷史,還有假設法,調包法等等,總之他是想盡一切方法來維護自己的面子與自尊.在阿Q身上確實有著革命的需要,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參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權,要錢,要女人.那時的阿Q未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有權就有一切」的思想還不是很明確,但他朦朧地懂得,參加革命就會有權,有權就八面威風,想殺誰就殺誰,有了權就會有錢,也會有女人.他的「革命夢」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著盲目性,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他這樣的革命還是在封建制度下進行的,對封建等級制度不會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後死了還是弄不出個所以然來.　　從魯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說,如《示眾》、《葯》、《狂人日記》、《孔乙己》、《明天》、《頭髮的故事》、《阿Q正傳》、《祝福》、《長明燈》、《鑄劍》、《理水》、《採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個動作,就是看,只有一種人物關係,就是看別人和被別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後,常常還有一位隱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憫的眼光,憤激地嘲諷看客的麻木和殘酷,從而造成一種反諷的距離.另一類看/被看的對立發生在先驅者和群眾之間,也就是啟蒙者/被啟蒙者之間,進而發展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種象徵.　　「看客」現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無為」思想與「無是非」觀.雖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然而又並非積極追求目標結果的行動之「為」.而是消極、避退、獨善其身的旁觀行為.道家主張的「無為」思想,以及「無是非」的相對主義是非觀,為看客的「看」而不「為」提供了理論基礎.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來源.幾千年的奴役統治,主子階層兇狠殘暴,為奴隸者就會有兩種極端結果:或受到嚴厲打擊與壓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滅自我意識,失去自我人格,受制於主子.前一種選擇要付出血的代價;後一種又過於壓抑窒息.然而,「中國人也並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於反抗』這兩個極端,這時『中庸之道』又發揮了作用」於是,「他們更多地選擇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萬事與己無關的『看客』.」洲魯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國極有影響.他說:「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l例「中國是個最藝術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還要不滿意,嗚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無法用「性善」、「性惡」含括的中性範疇.這行為只是看,並不施行友善或「仁」於被看者;也不將「惡」施於被看者.它不以行動作用於善惡、是非等道德判斷.本質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處的「無」,是意識與道德的缺失,而非人與人之間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與人的隔膜與分裂,是導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狀態的根源.　　魯迅正是通過揭露和批判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敗的病根,為中國文化的轉型尋找出路.而魯迅批判國民性的主要特色,則在於在批判的同時又總是深沉地思考著民族的處境和命運.他本質上是一位思想家,熱切而不懈地關注人,思考人類、人生、人性等普遍性問題.在他那裡,人生探索與哲學思考一致,文學典型塑造與國民的共性反思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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