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是非之我見

抗美援朝是非之我見　　近看網上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爭議又起，現將筆者三年前寫的相關博文介紹給網友。其中觀點不一定正確，歡迎批評指正。　　今年(2011年）十月二十五日是中國抗美援朝60周年紀念日。期間，以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為團長的中國高級軍事代表團前往朝鮮，參加朝鮮政府舉行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60周年慶祝活動。在此前後，中國官方媒體均以60周年紀念日為由頭，高調重彈「中朝兩國人民之間用鮮血凝成的革命戰鬥友誼牢不可破」的老調，從而引起國際輿論和國內民間的強烈反響。抗美援朝的歷史真相隨著更多歷史資料的解密和網路的傳播逐步清晰地呈現在中國平民面前。許多重大的歷史事實表明，朝鮮戰爭的真相與抗美援朝的意義和中國官方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宣傳大相徑庭，中國官方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撒了謊，掩蓋、歪曲甚至抹殺了歷史真相。由此，國際國內輿論中有一種和中國官方針鋒相對的觀點，認為中國當初抗美援朝的決策是完全錯誤的，是非正義性質的，是助紂為虐，養虎為患，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其主要論點如下。　　其一，朝鮮戰爭的爆發是由金日成的軍隊首先越過三八線向南韓進攻挑起的，而不是南韓和美國（聯合國軍隊）侵略北朝鮮引發的。僅就「誰開第一槍」這一點而言，「侵略者」是金日成，國際正義就不在北朝鮮這一邊。　　其二，在入朝作戰志願軍的傷亡數字上，官方統計數字是死亡十五萬人，受傷二十五萬人左右，事實是傷亡遠不止這些人，遠比朝鮮戰場上美韓（包括聯合國）軍隊傷亡得多。至於到底死傷多少志願軍，官方至今沒有公布真實準確的數字。可見，這場戰爭付出如此慘重代價，只是打回了原狀，談何「歷史性的偉大勝利」？完全是得不償失的一大敗筆！　　其三，所謂因抗美援朝結成的中朝兩國「革命戰鬥友誼」牢不可破，完全是中方的自作多情。實際上朝鮮戰爭後中朝兩國齟齬甚多，朝鮮借用中蘇兩國矛盾向中國謀取各種利益甚至領土要求時貪得無厭、得寸進尺且厚顏無恥，並根本不認「革命戰鬥友誼」這個賬，時而「忘恩負義」，甚至和中國反目成仇。比如在中國文革時期砸了在朝鮮的中國志願軍烈士墓，包括毛澤東兒子毛岸英的墓，在教科書中把中國志願軍援朝的事實進行歪曲和抹殺。中國人民在抗美援朝中付出的巨大代價和犧牲的眾多生命，救活的只是一隻白眼狼。　　其四，抗美援朝拯救的北朝鮮政府，實質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集專制和個人獨裁為一體的金家王朝，其血腥的專制統治不僅和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馳，而且使北朝鮮的經濟發展嚴重滯後，幾十年來，北朝鮮人民處於政治壓迫和經濟貧困的水深火熱之中。如今北朝鮮公然挑戰國際條例研製、試驗核武器，使北朝鮮成為威脅亞洲乃至全球核安全的危險因素之一。而如果沒有中國的抗美援朝，則金日成的封建小朝廷早就被美國和南韓的軍隊消滅了，也就不會留下這一遺患。　　面對這樣的觀點，無論就其列舉的事實還是由這些事實得出的結論，似乎都義正詞嚴，無懈可擊。然而，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尤其是國際事件，具有複雜的、多層面的歷史本質，僅用簡單的、直觀的是非觀去評判，是很難全面地、歷史地、深層地加以揭示的。筆者無意否認上述觀點列舉的事實和得出的結論，只想從另外幾個視角分析一下抗美援朝戰爭，或許能為中國官方的宣傳和上述觀點提供一個觀照。　　先說國際正義觀。何為國際正義觀？它的核心價值構成至少有兩個方面，一個，每個國家或民族都有平等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任何國家和民族不得侵犯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另一個，符合人類政治文明方向的國家政體和國家發展。二戰以後，形成了兩大國際陣營，即以蘇聯為首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資本主義陣營，這兩個陣營簽訂條約對原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的勢力範圍進行了瓜分。這兩個敵對的陣營以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為分野，使二戰結束不久的國際形勢重新充滿了火藥味。那麼，在面對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價值取向上，兩個陣營的對立究竟表現在什麼問題上呢？表現在根本的社會制度上。在社會主義陣營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已成為萬惡之源，人類的最後解放有賴於無產階級的解放，而只有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並向共產主義過渡，才能實現這種解放。而在「資本主義陣營」看來，他們維護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人民得到民主和自由的根本保障，以保障全體公民基本民主權利和自由的憲政民主、共和政體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現在看來，後者的價值取向基本正確，前者近一個世紀的政治實踐表明，它們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是一種現代專制政體，和人類政治文明背道而馳。但問題是，根本不能用這種簡單的是非觀和價值評判套用到這兩個國際陣營的對峙上。比如，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如果用武力攻打併消滅資本主義陣營，固然會把人類歷史拉向倒退，但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如果倒過來就能把人類歷史推向前進。第一，這兩個陣營中無論哪一個國家，在處理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和處理和敵對陣營的國際關係時，它的最終底線和底牌所依據的絕不是意識形態的價值觀，而是本國的國家利益。第二，當代國際社會中，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由專制向現代民主的過渡，是由其內在的歷史動因最終促成，而不能由其他國家「越俎代庖」。如果我們弄清了這些基本問題，就會大致看出朝鮮戰爭前後國際形勢的基本走向。　　第一，二戰結束形成的兩個國際陣營，彼此都感受到對方對自己構成了巨大的威脅，而在意識形態上都有消滅對方以求所謂世界發展人類解放的主觀願望。但實質上任何一方作出武力攻擊對方的戰爭行為都無國際正義可言，因為這樣的戰爭的最後歸宿無非是諸多國家對自身國家利益和其國際勢力範圍的攫取；　　第二，二戰以後，無論對兩個國際陣營還是對全球各國人民來說，其最大的、共同的利益就是世界和平，以休養生息，發展經濟，醫療二戰留下的戰爭創傷。因此，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對人類將是一個巨大的、萬劫不復的災難。然而，三戰的威脅卻嚴重存在，這種威脅直接來源於兩個國際陣營的敵對和摩擦，來源於這兩個陣營都擔心對方消滅自己的恐懼；　　第三，二戰後兩個國際陣營對原軸心國勢力範圍的瓜分，是遵循「利益均等」的原則進行的，這也是雙方保持和平狀態的惟一天平。而當時世界和平的取得和維持、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避免，只能屈從於這架天平。在這架「利益均等、勢均力敵」的天平上，任何一方奪取對方砝碼加在自己這一邊的武力行為，都有可能引發世界大戰，葬送世界和平。毫無疑問，二戰後的朝鮮一分為二，互為兩個國際陣營的砝碼。因此，當北朝鮮進攻南朝鮮、美國眼看就要丟掉手中的這個砝碼時的激烈反應，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韓的武力反擊過了頭，當其軍隊攻佔平壤、打到鴨綠江邊、快要消滅北朝鮮政府時，就等於奪回了自己的砝碼、又搶到了對方的一隻砝碼，天平反向傾斜，世界大戰隨時可能爆發。　　第四，面對即將「雞飛蛋打」、反過來丟掉一隻砝碼的結局，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反應是如何呢？斯大林出乎意料，居然主張放棄北朝鮮、讓金日成到中國東北組織流亡政府，從而又一次暴露出這個獨裁者極端自私、怯懦的醜惡嘴臉。當初，他不是在希特勒開始大舉進攻東歐並暴露出霸佔世界的勃勃野心時還向希特勒暗送秋波，置東歐人民而不顧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嗎？這一次他之所以如此大度地打算放棄北朝鮮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蘇聯國內正在經濟恢復時期，斯大林不想再投入人力財才捲入這場戰爭；其二，美國在東亞的勢力有中國這個大障擋著，丟掉北朝鮮這個小砝碼，對蘇聯利益影響不大，儘管中國將面臨「唇亡齒寒」的威脅，那是中國的事，就讓中國擔著。當然，斯大林並非只主張犧牲別國利益以妥協換取和平的善輩，這隻北極狼對在東亞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的勃勃野心從來沒有泯滅過，只是出於蘇聯國家利益的考慮，兩害相權取其輕罷了。請看，1951年1月13日，即中國軍隊取得第三次戰役的勝利以後，聯大政治委員會討論並通過了「朝鮮問題三人委員會」在十三國提案基礎上提出的關於解決朝鮮問題基本原則的「補充報告」。該報告建議，立即實現停火；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恢復和平；外國部隊分階段撤出，並安排朝鮮人民進行選舉；為統一和管理朝鮮做出安排；停火之後召開一次由英、美、蘇和共產黨中國參加的會議，以解決遠東的問題，其中包括台灣的地位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對中國而言，這是一個恢復雙方邊界談判、實現和平、並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好機會。然而，斯大林看中國軍隊在朝鮮節節勝利，拿下漢城，大有席捲整個南朝鮮之勢，便一反初衷，想借中國軍隊之手擴張其東亞勢力，斷然拒絕聯合國的議案，讓中朝軍隊繼續打下去，結果被人家打了回來，中國志願軍遭受重大傷亡，只得停戰談判恢復了三八線。　　第五，中國的反應如何呢？中共核心層有不同的聲音。因為比之蘇聯，中國二戰後又多了一場三年多內戰，國內經濟千瘡百孔，人力物力耗費將盡，生產民生極其維艱，更需休養生息，為北朝鮮政府打這一場戰爭，委實力所難支，得不償失。迫於眼前利益的考慮，毛澤東也不得不同意政治局中的主流意見——不出兵。然而，就在周恩來赴蘇聯向斯大林轉達中國的這個決定的時刻，毛澤東突然改變了主意：出兵。毛澤東為什麼出爾反爾？其實，毛澤東突然間有了更深的考慮。其一，建國前後，加盟蘇聯陣營的國策已定，使中國面臨美國遠東勢力的包圍和威脅，而北朝鮮政府是毛澤東一手扶植起來的，它不僅是蘇聯陣營在遠東的一隻砝碼，更是中國在東亞對抗美國勢力的惟一屏障；其二，更重要的因素是朝鮮戰爭後不久，美國第七艦隊就開進了台灣海峽，解放台灣幾成泡影，這樣，如果台灣不能成為新中國對抗美國東亞勢力的前沿陣地，它必然反向成為美國對付中國的一個重要棋子，蔣介石自告奮勇提出出兵支援南朝鮮的態度已經表明了這一點。如此一來，新中國在東部和東南部沿海將「裸身」面對美國勢力的威脅，從兩個陣營長期對壘和未來數十年外交利益的角度來看，這無論如何是一個心腹大患；其三，其時蔣介石藉助美國勢力反攻大陸之心並沒泯滅，雖說台灣海峽同樣是蔣實施反攻的天然屏障、美國第七艦隊不見得敢公然支持蔣的反攻，但如果放棄北朝鮮，南朝鮮及其美國為蔣借道從陸地上反攻大陸，則是有可能的，因為蔣介石的確組織了幾萬軍隊準備開赴朝鮮支援「韓戰」，如果得以實施，南朝鮮很可能會賣給蔣介石這個人情。而台灣和大陸如果在五六十年代再發生戰端，則兩敗俱傷，且引起國際動蕩，對兩岸人民都沒有好處，亞洲和平也難以保障。　　可見，如果從當時新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考慮，毛澤東出兵的決定無疑有其正確因素，而「新中國」雖然是專制政體，但其在複雜國際環境中產生的國家利益卻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中國人民的利益在當時的歷史坐標上達到了一個契合點。就是說，儘管仍越不過專制政體這個坎，但政治的統一、和平的實現、人民的休養生息、民族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向工業化現代化的推進，則是當時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從國際和平的角度看，抗美援朝戰爭恢復了三八線，歸還了各自的砝碼，也就恢復兩個陣營「利益均等、勢均力敵」的平衡，這是「冷戰」得以持續幾十年的重要歷史因素。在冷戰中，儘管兩個陣營的國家和世界人民付出了怎樣的代價，但冷戰沒有轉化為世界範圍的「熱戰」，則是世界人民之大幸也。因此，說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換回了幾十年的和平，並非全是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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