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錄之五— 合群進化：中醫社團意識的覺醒

鄭洪陸金國轉貼自：南方都市報如果說近代中西醫的論爭在學術上一直處於相持階段的話，但中醫參與論爭的形式則在不斷翻新。從最初陳定泰、朱沛文等匯通醫家的個人研求，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出現結社、集會和創刊辦報，中醫在形式上走向近代化。這種變化，使中醫在抗爭政府衛生行政歧視時有了充分的力量。在論爭和抗爭中走向組織化清末準備實行立憲時，初步開放了結社、集會和辦報，民國成立時，《臨時約法》宣布「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因此近代各種政治與非政治的團體、刊物大量出現。其中，中醫社團與報刊也應運而生。以前，人們多看到醫生同業間的「同行為敵」現象，存在「對於同業隱善揚惡，專以詆毀為能事」的情況，但隨著中醫團體的組織，社會在這方面的印象煥然改觀。中醫社團與刊物的出現，一個直接的刺激因素是與西醫的競爭。傳教士醫師在中國傳播近代醫學，同時將西方醫學界的組織形式帶到了中國。1880年，西醫在中國創辦了《西醫新報》，1886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教會醫學聯合會」，又稱博醫會，1887年創辦《博醫會報》。西醫慣於以團體的方法開展活動，交流學術，發表見解。在19世紀末中西醫問題日益引起社會關注的情況下，若中醫仍無所組織，各自為政，顯然不利於爭取社會的支持。一般認為，近代最早建立的中醫社團是上海李平書發起的醫學會，於1903年9月26日正式成立。李氏在《開辦醫會啟》中稱：「滬上持業皆有會，惟醫獨無。……茲特先設醫學會以集同志討論，然後著醫學報，編醫學教科書，設醫學堂，開養病院，期臻美備。」但該會維持不長。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創辦《醫學報》，次年成立中國醫學會，1907年進行改組，依託《醫學報》成為聯絡各地醫會的組織，蔡小香為學會總理。規定凡有志醫學，不論是否已行醫，均可入會。會員近300人。在廣東，則以1906年成立的醫學求益社為最早。創辦人黎棣初、羅熙如等，稱該社「實欲振興世界醫學，並保存中醫國粹而設」，1906年先設於南海橫江圩，後遷至廣州市仙湖街的羅明恕堂，即羅熙如醫館。宣統元年(1909)初，申請向官府立案成功，於是在廣州舉行正式開幕禮，兩廣總督張人駿還派員到賀。其他重要的早期社團還有1908年成立的紹興醫藥學會，開辦有《紹興醫藥學報》。這些新成立的中醫社團或刊物，幾乎都鮮明地宣示其對中西醫的態度。如醫學會的宗旨是「改良醫學，博採東西國醫理，發明新理新法，取集思廣益之效」，廣州醫學求益社宣稱「實欲振興世界醫學並保全中醫國粹而設」等。而醫學報刊更成為與西醫論戰的陣地，如《醫學報》，在清末組織了「肆詆中醫之腐敗濫觴不在東西醫而在甘為東西醫奴隸之醫說」為題的徵文活動，火藥味甚濃。入民國後，余雲岫發表《靈素商兌》及一系列攻擊中醫的文章時，中醫的《醫界春秋》、《醫學雜誌》、《三三醫報》、《神州醫藥學報》等是與其論戰的主要場所。社團、刊物是政治環境的產物。社團活動不一定與政治有關，但它們作為群體利益的代言者，有時又不可避免捲入政治的漩渦。當民國時期中醫遭遇政治不公平的時候，社團和報刊即發揮其功能，成為維權鬥爭的組織中心。例如1912年，北洋政府出台全國教育系統大綱「漏列」中醫中藥時，揚州中西醫學研究會創始人袁桂生在所辦的《醫學扶輪報》中批評說：「今年教育部所頒之醫學專門學校章程，事前既未採集眾議，更未宣布其政見，貿然自訂之而自頒之。……教育總長對此事當負完全責任。」挑起組織全國中醫界抗爭任務的則是上海神州醫藥總會，其會長余伯陶通函各省徵集意見，聯合全國19個省市中醫界和同仁堂、西鶴年堂等葯業人士，組織了「醫藥救亡請願團」，推舉上海葉晉叔、廣東劉筱雲、北京陳春園等人為代表，進京向教育部、國務院請願。而各地中醫團體亦函電交馳，共同聲援。此事件是中醫合法運用集會、請願等政治手段爭取行業整體利益的開始。以社團和刊物作為改良陣地如果說，與西醫論爭、為中醫辯護促使中醫形成群體性職業認同的外力的話，而近代化的社團和刊物的另一功用，則是改變中醫界內部的交流，使傳統醫學從「各承家技」向「合群進化」的組織化和近代化方向發展。結社辦刊是現代常見的學術交流與研討，但中國以前素無此種傳統。中醫上千年來走的是師徒授受或家庭傳承的路子，以前要想獲得他人的經驗，除非拜入其門下——— 清代就有葉天士不惜隱姓埋名，連拜17位老師的傳奇。晚清以來，西風漸吹，觀念有所改變。中國醫學會下的浦東醫會簡章說：「醫道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學問。惟範圍極廣，非合群無以資研究，非集思無以廣見聞。」廣州醫學求益社的《聯課小引》也說：「我輩或閉戶著書，或懸壺拯疾，顧不可集眾思、廣眾益，以預儲實學歟？！夫玉雖畸異，非攻錯不發寶光，木雖輪，非斧削不成偉器。凡我同人，宜互相砥礪。」清末醫學團體學術交流的主要的方式是「課藝」。所謂課藝是指習作，當時讀書人準備科舉考試時經常聚在一起，定題寫作，互較高下，稱為聯課。廣州醫學求益社就主要採取這一形式。該社定期集會，每會均出題三道，並規定第一、二題以《神農本草》、《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五書為限，第三題自由命題。每次社員的習作，由指定的評論人閱卷同，並公布評比結果。廣州醫學求益社自1906年創建至1912年12月，其舉行過58次此種聯課活動。1913年醫學求益社續辦，第63會有一題目為「中醫以內腎主藏精，西醫言另有精道；西醫兼以內腎為出溺之道，中醫專以膀胱為出溺之道。請詳言宗旨異同論。」會員李致和的文章較為客觀中肯，評點者羅熙如揮筆贊曰：「中西會通，抑揚盡致，崇議宏論，難在心平氣和。魯仲連善於排難解紛，不意醫界中亦有此人物！」從這種評價可以看出社團追求客觀、平和的學術取向。其他各地的團體也常有課藝，像《醫學報》、《紹興醫藥學報》等都經常刊登會員的聯課情況。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成立於1924年，是我國最早興辦的中醫藥專門學校，其成立得力於廣州和香港葯業行商捐資支持。1925年，該校教師盧朋著為學生會刊物《廣東醫藥雜誌》作發刊詞時說，古代醫家各有發明，著有專書，而「未嘗有雜誌肆乎其間」，與著作的「專則純，純則精」不同，雜誌的特點是「雜」，「雜則多，多則博，博則泛收各家之說，足以集思廣益而無窮，此醫藥雜誌之所由作也」。這很好地點出了雜誌的特點。雜誌文章與專著相比，不一定深思熟慮，有利於較快地傳播信息。例如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創辦之初，尚無教材，學校老師一邊授課一邊撰寫，該校的《中醫雜誌》與《廣東醫藥雜誌》就不時將老師草擬的目錄大綱先行刊登，以便師生有所了解。雜誌文章體裁靈活，又有利於教師隨時整理經驗，像該校教師在診所的一些治驗醫案，可以間斷地在雜誌上隨時刊登，這些名家診務繁忙，後來都沒有時間撰寫系統的專著，全憑雜誌的斷章零篇記載了部分醫療經驗。從近代中醫雜誌的總體發文情況可以看出，其實傳統醫學以前少有交流，不見得是出於保守，往往只是缺乏相應的組織與聯絡渠道。當近代中醫團體組織學術活動和創辦刊物時，眾多名醫都積极參与，而不是秘守家技不肯示人。中醫雜誌給中醫帶來的影響和改變是巨大的，不僅促進了中醫的學術交流和繼承，亦促進了中醫的現代革新。風雨滄桑，今天我們依然能從廣州中醫藥大學主辦的《新中醫》感受到那一代中醫學人自強不息的精神和知行合一的風骨。一個中醫學生社團樣本更明顯地體現民國中醫個人和團體權利覺醒的，恐怕是五四運動後的青年中醫學生群體。我們不妨看看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的學生們，與現今大學的學生一樣，該校招收的青年普遍年齡在18歲以上。與今天一樣，一間學校里最重要的學生社團是學生會。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學生會成立於1925年，其設置一如正式社團，有主席和副主席，下面設有庶務、交際、文書、理財以及出版各部。學生會之設立，「一是聯絡學生之感情，交換其智識，庶於修業之餘，符切磋琢磨之旨；一是集眾人之思想，襄學校之不足，俾收集思廣益之功」。1926年學生會創辦了雜誌，其宗旨是：「研究國際性的醫藥學，不分畛域門戶，中西新舊學說，倘是有科學真理的價值，都一律歡迎，發表研究。」作為學生組織，學生會代表學生與學校交涉課程等事務。在近代環境下投身於中醫學校的青年，大多數是家庭與中醫藥業有關係，或思想上對中醫藥有一定認識的青年。但他們完全是以發展的眼光來學習中醫的。學生會刊物《廣東醫藥雜誌》的「發刊詞」說：「蓋吾校學生之志，固欲溝通中西成一健全之學識，非棄中而從西，實取西而補中。」當時，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提出的辦學宗旨是「習中醫以存中藥，由中醫而通西醫」，但是早期西醫課程並不多。渴望系統掌握中西醫學的學生通過學生會正式向學校提出應增加西醫病理、診斷、療治等一系列課程，而校方回答說，作為中醫學校，西醫課程不必太多，「使漫無限制，各科俱備，則與西醫學校將何區別？」甚至說：「倘欲習西法者，則省中西醫學校甚多，不必舍彼而就此也。」這種態度遭到學生會激烈反駁，指出：「我們學生所要求的，統統都是前期醫學的基礎所應學的，或為中醫所無的，何可說為漫無限制呢？」除了課程之爭外，學生們還提出男女平等，希望學校兼收女生。當學校拒絕時，學生們在學生會刊物上批評說：「現在男女同學一事，早已不成問題了，廣州市所公私之學校，都已盡行開放。」在與學校的爭議中，學生們有著清醒的權利意識。他們認為：「如果他們(指學生)所在的地方———學校，覺得有未滿足之處，當然有提議改良或增減的權利。」當時執筆在《廣東醫藥雜誌》上辨駁校方的學生取筆名為「落紅」，寓「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之意，又體現著一種主人翁的態度。在他們的爭取下，後來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的課程有所調整，生理、解剖、衛生、病理、西法診斷、西藥概要、國文、日文等西醫及其它課程均逐步開設，順應了時代的發展。對內如此，對外，學生會也以獨立的面貌出現。在1929年反對教育部不準中醫辦學，要將中醫學校改為傳習所的鬥爭中，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學生會發表宣言反駁教育部說：「查中醫學校之學習資格，從前固未有規定，然此正屬教育部行政範圍，自可制定頒發，通令全國各中醫學校，明令執行。……今乃不將制度審定頒發，而遽謂其不能列入學校系統遂擯諸學制之外，何以昭示公道於社會，而平學子之心耶？」學生會甚至直接致電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蔣主席鈞鑒：此次教部通令將中醫學校改為傳習年，摧殘國粹，揚西抑中，不平孰甚。懇請令行該部收回成命，以慰群情。」「上醫醫國，下覺覺民」是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的校訓，也是那個時代廣東中醫界同仁的精神縮影。作為中醫藥救亡圖存的策源地，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通過結社辦刊等形式在挽救中醫、振興中醫藥事業的歷史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鋒作用，也為廣州中醫藥大學奠定了雄厚的學術傳統和基礎。總之，近代中醫的結社辦刊，對內有利於交流與提高學術，以及集結力量應對西醫的挑戰；而對外，則意味著更經常以組織化的形象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也越來越懂得遵循近代政治的渠道來爭取和維護行業的利益。這在1929年前後的維護中醫鬥爭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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