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國學視域

06-12

作者：郭萬金，山西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摘自：《文學評論》2007年第2期

廣義的古代文學研究或可追溯到《詩》、《書》時代的言志美刺，但文學本身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始終不曾有堪與經、史抗衡的地位，「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余皆雜學也」，「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文學已是被邊緣化的「雜學」，文學研究更是遠離中心的邊際之學了，儘管文史不分的學術傳統使得滲入注經詮史之學統的文學研究為自己在傳統學術中贏得了一席之地，然而終究是經、史之附庸，研究方式亦不過「注」、「詮」兩途，就研究的對象和方法而言，傳統的文學研究是談不上獨立品性的。儘管它在兩千年的歷史積澱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思考方式並構建了一些不成系統的理論，但這些都不能使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古代文學研究雖然有著漫長的傳統，但是現代意義上的系統研究卻是在20世紀才開始的，而使其成為獨立的現代學科的直接誘因則是引入西學規範的國學研究。

獨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接受了現代學科的洗禮，從名詞概念、理論構架、話語體系各個層面開始了其知識形態的專業化和學科結構的制度化。百年的現代化歷程雖然幾經曲折，今天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已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學科規模和研究範式，「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化也已有了百年的歷史，恰值「論升降」的反思時刻，「每一種學術文化思想主潮，通常都規劃和體現一個時代社會歷史運行的歷程與走向。」科技的發展超越了時空的限制，「把世界社會聯結成一個巨大的聯合體的運輸和通訊革命，意味著古老的地區性文化的解體，意味著整個世界上藝術、音樂和文學傳統匯成一種新的世界性兼容並蓄的內容。」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走向；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二者的天然親近更預示了學術全球化的必然，對有共同研究平台的自然學科來說，學術全球化帶來的資源共享、便捷迅速等為其向縱深發展創造了極佳的契機;與傳統關係密切的人文社會科學則不同，基於不同民族特色的研究必然要求在世界性中保持民族的傳統特色，就此而言，學術全球化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重提國學，正是中國當代學者積極應對的思路體現，國學立足傳統、面向現代的雙向特性和珍視民族，貫穿歷史的寬廣視域構建了一個以民族精神為核心而無邊限的動態系，成為了對全球化的最好應接。以傳統文學為對象的古代文學研究自然也面臨著全球化的挑戰，由於現代學科幾乎完全是構建在舶來的框架與體系上的，而這舶來的框架與體系並沒有很好融匯中國文化精神，它只是作為一種法則遊離於核心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指導與規範的功能，單單依賴這樣的體系與框架是無法在學術全球化中獲得獨立品性的，新國學興起前的「人文精神討論」、「失語症」、「文化熱」等即是在挑戰下渴求生存的焦灼呼聲。古代文學研究如果想在學術全球化中獲得獨立的品格，它必須進入國學這個不封閉的核心動態系，必須在研究中引入國學視域。

首先是對傳統的珍視與同情。這當然不是關於傳統價值的老生常談，以傳統為對象的研究者，大多有「敝帚自珍」的偏愛，但現代學科的科學理性卻要求在研究中剔除一切感情因素，客觀冷靜的分析評價，在西方的理性傳統中，批判精神被視為最基本的因素，於是「批判的繼承」成為對待傳統的科學態度的代名詞，然而，其背後已隱藏了預先否定的因子，拿來之前已有了排斥的潛意識，缺乏信仰與尊敬的「繼承」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自然傳承，從而造成了民族文化傳統在一定程度上的斷裂，進而導致了對傳統的漠視與「絕情」。古代文學自不能免，科學與理性精神的輸入，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20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機械形態，將文學中活潑潑的生命存在，消失在研究者的分析、歸納、條理、認知之中。」文學是鮮活的生命存在，文學遺產並不是故紙堆中的古老文字，甲金隸篆中蘊含的性情、思想、精神才是最具價值的核心部分。

「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陳寅恪先生此論雖是就研治中國古代哲學史而言，然於古代文學研究同樣有極為深刻的指導意義。「了解之同情」是在對古人所處之環境和背景完全理解下的生命對話，科學的切入並不能比思想的悟入更為有效、深刻，而此種同情正是批評之前的必須態度，冷靜的科學終不能與生命的文學毫無隔閡，要消除此種隔閡，「了解之同情」則為一必由途徑，而科學冷靜應當是「真了解」之後的方法。

其次是歷史意識的引入，從某種程度看，歷史意識正是同情態度的有效制衡。陳寅恪先生在倡言「了解之同情」即已指出其「易流於穿鑿傅會之惡習，即研究者在有限的材料中聯貫綜合，常以自身所處之時代、環境、學說解釋古人意志。然而，現代學科的科學理性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瓦解了傳統觀念和價值體系的權威，同時也顛覆了舊式研究原本就不成系統的範式。研究者一面享受著解禁後的思維自由，一面卻不得不擔當起重建一個新範式的使命，從最具科學色彩的西方理論以及自然科學領域中吸收，借鑒自然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我們當然不能否認研究者在嘗試中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一思路所造成的歷史意識流失，研究者們似乎忘卻了陳寅恪先生的告誡，用一己的視野在傳統上構建了一大批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的系統理論——我們不能否認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在為中國古代文學構建自己體系而努力嘗試，而在此背後所隱藏的正是對傳統的珍視態度——渴望中國的傳統文學能夠擁有與世界對話的話語權。缺乏歷史意識的同情與珍視最易造成對傳統的誤讀，在借鑒的系統下，被誤讀的傳統要想與現代和世界平等對話實非易事。

歷史意識是一種語境還原，要求我們的研究首先要回到文本的原初時代與作者的心理世界，才能獲得一個可以平等對話的共同語境，研究者的思想可以在對話中自由的展示，但不能超越歷史而直接進入文本與作者，否則的話，我們所看到只是一個當代人的獨自演講，而非超越時空的生命對話。「創作心理與經驗世界的矛盾、作品形式建構與審美形態特點的關係等等在某些新方法的觀照下與今人、洋人竟無二致，在他們與古人潛入同一個心靈世界同呼吸共感覺的幻象中時時會發現某種『主義』特異功能的靈妙效應。古典文學研究中嚴格意義的歷史分析和客觀性要求在一派主觀審美經驗的五色光暈中悄然失蹤了。」當歷史意識缺席時，「了解的同情」變成了武斷的了解，強行將古人拉入自己的系統，造成對話的中斷，古人的聲音被屏於門外。

最後是綜合思維的引入，現代學科的分門別類給文學以獨立的契機，以專業化與制度化為標誌的學科機制解構了文史混一的傳統，文史哲從此分家。文學被分為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文藝學、外國文學等子學科，古代文學又被切割為先秦、兩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各個方向，在各個方向中又按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文學體裁進行了更為細緻的切割。細密的分科明確了研究的範圍，研究者專力一科，多有創穫，亦可成一家之言。然而，錢穆先生卻對這樣的專家培養頗有微詞，「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通雖寬卻易流於淺，專雖深卻易困於窄，通、專之辯一直是中國治學之道的思辨主題，而兼顧通專，博精結合亦在思辨中成為共認的治學途徑。但當現代學術「為學問而學問」的獨立品性與分工合作的科學法消解了傳統學術溝通天人、通究古今的學術使命感後，現代化的專家取代了傳統的通儒，更重要的是，現代學科中的明確指向、嚴格限定、獨立系統、實踐方法等特性使得研治者可以迅速地進行模仿操作，古代文學研究亦不能免，時代背景、人物分析、藝術特色、社會意義等模式的疊加便能迅速地完成一道研究快餐，狹隘的學科觀念造成了歷史意識的流失與學術氣度的缺乏，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成為當今相當一部分研究者的通病，綜合思維的通人意識成為我們當下研究必須引入的良藥，章學誠言「道欲通方，業須專一」，則缺乏「道通」的「業專」會越專越窄，最終走向絕境。

立足傳統、面向現代的國學可以彌補傳統文化與現代學科間的裂痕，使得在學術全球化的背景下，與傳統關係密切的人文學科在進入現代學術的語境時能更好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引入國學視域的古代文學研究在國學中獲得了經得起不斷追問的學術意義，古代文學研究的終極關懷由於得到了民族和歷史的認同而更為深刻。

來源：社科智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