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旭彬:岳飛不是「民族英雄」(2)
岳家軍也同樣被當時的主流輿論認為不願意與朝廷合作。紹興七年,張浚曾打算征討偽齊收復中原,因此與四大家軍統帥——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在龜山舉行高級軍事會議。統帥們的態度迥異,「劉光世請守,韓世忠請進兵,張俊曰都督欲戰則戰,欲守則守。惟岳飛獨以為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浚以飛為玩寇,議不協而罷」——誠如日本學者寺地遵所言:「張浚揭大義名分,主張恢復中原,然而不論他如何鼓舞,四大將仍各懷異志,岳飛明白表示反對,劉光世、張俊則消極抵制,都不願與張浚合作。」…[詳細] 河南湯陰岳飛廟,「忠孝」二字是岳飛帝制時代的身後形象。但在生前,高宗及士大夫多指責岳飛「跋扈」。 解散岳家軍,不但是主和派秦檜的意見,也是主戰派張浚、趙鼎等人的意見 了解到上述背景,即不難發現,把岳飛與秦檜之間的矛盾,當成主戰派和主和派之間的矛盾,是對南宋初年歷史的最大誤解。解決包括岳飛和岳家軍在內的「家軍問題」,早在秦檜當政之前就已展開。動第一刀的,正是主戰派宰相張浚。龜山高級軍事會議後,張浚決定拿最為消極避戰的劉光世軍開刀,但劉家軍甫一解散,半數以上的部隊就叛逃到了敵國。這場變故雖然暫時中止了朝廷解散家軍的步伐,但卻無疑更堅定了朝廷軍隊國家化的決心。繼任的另一位主戰派宰相趙鼎,有鑒於直接炒掉家軍領袖的教訓,採取了更為隱蔽的手段——「撫循偏裨」,即獎掖家軍中的偏將,鼓勵他們從家軍中獨立出來,進而使整個家軍解體。但這一手段效果甚微,張俊等家軍統帥有所防備,並提出抗議,使得朝廷「終不能得其柄」;家軍統帥們繼續我行我素,張俊在紹興八年擅自將軍隊從前線撤回皇帝所在的後方,各方震動,幾乎釀成兵變,但「朝廷亦不能詰」;同年,岳飛向高宗要求增兵時,高宗的回答很明確:現在家軍規模過大,已是尾大不掉,與其增兵給大將們,不如另設直屬中央政府的新部隊。 繼趙鼎之後出任宰相的秦檜,終於在紹興十一年成功解散了三大家軍。秦檜賴以取得成功的手段有三:1、借戰事大捷之機,加授各家軍統帥中央最高軍事長官(樞密使、樞密副使)頭銜;2、繼續推行「撫循偏裨」政策;3、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秦檜以獨掌兵權為誘餌賄賂張俊,麻痹張俊戒心的同時,也離間了家軍之間的統一戰線,秦檜後來拒絕兌現承諾,已失兵權的張俊也無可奈何。具體到岳家軍,之所以能夠被和平解散,所依賴的並非岳飛個人的剋制或者深明大義,而在於軍中將校不堪重壓,期待獨立已久,正如南宋人周密所言:家軍中諸將校苦戰多年,許多人已做到按察使這樣的高官,但他們出自行伍,必須父事家軍大將,見家軍大將常不敢抬頭,這種嚴厲的等級關係甚至影響到他們的家庭。其中尤以岳家軍等級紀律最嚴,將校犯錯,大則誅殺,小則撻鞭痛毒。朝廷解散家軍、將其全部統屬御林軍的詔令下達後,「諸校新免所隸事,或許自結知天子,人人便寬喜共命」,將校們既能夠免除家軍統帥的壓迫,更能由家臣升格為天子之臣,喜而從命,是很自然的事情。 張浚和趙鼎,是南宋初年著名的主戰派宰相,自張浚到趙鼎到秦檜,他們任期內最重要的工作,即解散家軍使之國家化。也就是說,岳飛與主和派秦檜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存在於岳飛與主戰派張浚、趙鼎之間。解散岳家軍,在當日實乃眾望所歸之事。即如金人,也承認解散家軍之後,南宋的國防力量整體上了一個台階,再難採取利用家軍嫌隙各個擊破的戰術。岳家軍的資產也很值得一提。高宗曾透露其總資產高達2000萬貫,而據派去處理岳家軍資產的鮑琚的統計,岳家軍的主要財源有三:每年可收160多萬貫錢的14個酒庫;每年可收41萬多貫的博易場等,以及每年可收稻穀18萬石的田產——而在高宗初年,每年財政收入尚不足1000萬貫。高宗末年,年財政收入激增至6400萬貫,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對家軍的接收。不解散家軍,則南宋政權也無法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財政體系。 綜上所述:1、岳家軍的對金戰績頗多誇張,其主戰態度也並非始終如一;2、從南宋的國家利益考慮,岳家軍應該被解散,其解散也是眾望所歸;3、岳飛本人並無主動促成家軍國家化的任何意願,考慮到戰爭是家軍存在的必要前提,岳飛的主戰立場多少與此有關;4、岳飛之死,不是岳飛與秦檜之間矛盾的結果,更不是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矛盾的結果,而是家軍私有化和國有化之間矛盾的結果。…[詳細] 結語:廓清岳飛的歷史本相,應該會有助於修正我們某些簡單粗暴的歷史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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