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放虎歸山——袁世凱歸隱

　　由於攝政王是光緒帝的親弟弟，他或許聽信了1898年袁世凱告密的政治傳言，或許自己的無能使他頓生忌妒之心，總而言之，他掌握政權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將「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袁世凱開缺回籍。

　　攝政王確實不是一個心胸開闊的成熟政治家，當然也不是一個老辣的權謀者，作為光緒帝的親弟弟，他或許真的相信康有為製造和反覆宣傳的一個故事，以為1898年秋天中國政治的急速變化或許就是袁世凱的叛變，是袁世凱出賣了光緒帝。這個說法當然沒有足夠的材料支持，不過攝政王載灃在接管權力之後確實將袁世凱視為政治上的最大危險，想著法的準備整治袁世凱，甚至一度產生過要致袁世凱於死地的想法。只是攝政王載灃缺少決斷，多了一點點婦人之心，結果放虎歸山，養癰為患，咎由自取。

　　作為清廷政治的新核心，攝政王載灃在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多年關照和栽培下，不至於幼稚到相信康有為的造謠和宣傳，他當然清楚1898年中國政治轉折的關鍵點，知道袁世凱是有密可告但其並沒有告，其在康有為這些改良派和清政府方面都是道德無缺，假如袁世凱當年真的像康有為所指責的那樣不堪，那麼就很難理解其在這之後的升遷和不斷被重用。

　　問題在於，康有為在外面的宣傳使社會上對攝政王載灃掌控清廷政治權力後的政治走向有諸多猜測，輿論上一般相信攝政王載灃一定會為他的哥哥光緒帝報仇雪恥，整治袁世凱。其實這只是外界的揣測，並不代表歷史的真實。

　　攝政王載灃與袁世凱之間確實有矛盾，只是這個矛盾並不那麼幼稚和簡單。按照一般規律，新主人上台後總是要從平反冤假錯案開始，大赦天下，提升心腹，收拾人心，重振王朝新氣象。這是中國歷代王朝政治政隨人亡的一般規律。在比較平和的情形下，攝政王載灃掌控權力後，正確的選擇應該是盡量向流亡在國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開放政權，像民國初年新政府所做的那樣，因為不管康有為在1898年做了多少對不起太皇太后和光緒帝的事情，其在國外流亡的這些年畢竟始終以保皇為號召，畢竟沒有與革命黨聯手對付清政府。現在慈禧太后不在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回國參政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論上出現了，如果攝政王此時順應潮流，從這些方面入手，相信在民族和解、民主重建、民生提升這幾個方面一定能夠在先前君主立憲改革的基礎上再出發，宣統元年的情形一定是另外一個樣子。

　　然而攝政王沒有按照這種歷史慣例和常規進行，他在太皇太后去世後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拿太皇太后當年的寵臣重臣袁世凱開刀，結果適得其反，人心丟失了一大半。

　　攝政王之所以拿袁世凱開刀，當然不是他認為袁世凱有負於他的哥哥光緒帝，那些民間傳言和演繹並沒有紮實的根據。攝政王之所以拿袁世凱開刀，主要的還是袁世凱在政治上的坐大，功高震主，已經嚴重影響了清政府的政治安全，是清廷內部少壯派無論如何都不能繼續無視和容忍的。

　　袁世凱炙手可熱，天下無敵，在強權人物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掌控下，當然沒有問題。因為只要主子有本事有權謀，再能幹的奴才只能是奴才，無論如何不會變為主子。有本事的奴才會得到主子的青睞，這種青睞不過是讓奴才多管些事多出些力，絲毫不意味著主子準備把這個家交給這個奴才。奴才就是奴才，主子隨時可以將這個能幹的奴才功夫廢除，因為只要抽掉這個奴才的活動平台，再有本事的奴才也沒有辦法。所以袁世凱在慈禧太后、光緒帝的時代，無論擁有多大權力，都是在給大清國辦事，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從來沒有感到袁世凱對他們會有什麼威脅。

　　攝政王與袁世凱之間的怨恨，主要還是因為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漢族高官尤其是軍事高官的崛起，不僅損害了滿洲貴族集團的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確實也要威脅到攝政王的政治統治。因為在慈禧太后的默許、縱容和支持下，清廷在過去幾年的政治改革中，確實準備走上行政中立的政治道路，確實準備像東西方立憲各國一樣，最大限度地消弭人們生而不平等的出身問題，所有的人享有生而平等的政治權利，除了君主之外的政治職位對所有人開放，不再以出身決定一個人的升遷罷黜。清廷的這個政治選擇當然有孫中山革命黨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壓力，但從本質上說也表明清廷和滿洲貴族中大多數人開始覺悟。行政中立的原則既沒有表明漢族人的優越，也沒有再規定滿洲貴族的政治優先權，但是毫無疑問的是，由於滿洲貴族在政治架構中永遠只能是一個非常小的比例，因為永遠只是一個非常小的團體。所以這個政策在表面上並不是要損害滿洲貴族的利益，但在客觀效果上肯定對滿洲貴族不利。這也是後來之所以出現一個令人奇怪的「皇族內閣」的根本原因。

　　清廷的行政改革在客觀上符合漢族官僚的利益，然而實在說來，在慈禧太后、光緒帝主導的新政和預備立憲政治改革過程中，漢族高官尤其是袁世凱大概還沒有為漢族人謀私利的主動意識。這大概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漢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一直在海外鼓吹種族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分野在當時的國內政治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袁世凱等漢族高官既然已經獲得了政治上的一定發言權，他們是無論如何不會有意識地將自己與孫中山的革命黨聯繫在一起，至少不願讓自己的政治作為成為滿洲貴族保守派攻擊的把柄。二是漢族官僚不論高中低哪一個層面，都佔有絕對的多數，既然已經佔據絕對的多數，他們更沒有必要在這方面挑起滿洲貴族集團中保守派的怨恨。基於這兩個原因，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漢族高官無論在當年的政治改革中怎樣竭力爭奪，竭力地出風頭，搶鏡頭，他們都沒有引起清廷最高政治層的反感，慈禧太后、光緒帝很坦然很欣賞地看著袁世凱等漢族高官拚命工作，相信他們絕不是為漢族人的私利而工作，而是為大清國的久遠利益。

　　慈禧太后、光緒帝的判斷是對的，但是滿洲貴族中的保守勢力特別是那些少壯派，他們眼見原本自己可以不勞而獲可以不才而得的位置權力都被這些能幹的漢人搶走之後，其心中的醋意真的是難以言說。於是他們與漢族高官與袁世凱的鉤心鬥角相互傾軋終於從潛流公開化。這就從事實上驗證了孫中山在海外所宣傳的滿漢衝突。

　　1906年9月，袁世凱奉命進京參與中央官制改革的討論，在他的授意下，編纂官制局提調孫寶琦、楊士琦等人認為中央官制改革的關鍵是行政中立的原則，在那時尚沒有黨派衝突的前提下，他們認為影響行政中立的關鍵在於官僚身份的認定及出身，他們建議取消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將來的責任內閣主要的是對議會負責。這樣就可以保證行政中立，但顯然削弱了朝廷對行政的控制，當然也削弱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對政府的控制，因而也就激起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普遍反對。

　　除此外，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的少壯派對袁世凱等人攬權深感不滿或者說不安，他們想著法要求清政府通過改革的方式去剝奪漢人高官對權力的佔有，他們不再像慈禧太后、恭親王奕等當年對漢族出身的高官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那樣信任和仰賴，反而接受孫中山的宣傳，以為滿漢之間處於利益衝突之中。他們要求限制官吏的兼差，這在客觀效果上當然是要打擊袁世凱這樣能幹的漢族官僚。所以到了1906年底，原本熱情推動政治改革的袁世凱反而成為「被改革」的對象，於是他自覺請求清政府免去他的所有兼差，並主動交出北洋軍隊的統帥權，支持設立陸軍部。似乎期待以此換取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的信任。

　　袁世凱的退讓並沒有換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的信任，他和少壯派之間的較量角逐和暗中較勁越演越烈。當然，袁世凱大致處於被動狀態，少壯派則採取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他們暗中煽動言官、御史捕風捉影、栽贓誣陷、交章彈劾袁世凱權重勢高，貪私誤國，甚至惡意預言袁世凱遲早要像歷史上的曹操、劉裕那樣，篡位奪權。僅1907年，據說舉報袁世凱的信件就有五六封之多。

　　清流們的攻擊當然沒有影響慈禧太后對袁世凱的信任，慈禧太后、光緒帝和此時主持朝政的慶親王奕劻當然知道袁世凱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們對袁世凱的信任不僅沒有因為滿洲貴族少壯派和清流們的攻擊而稍減，反而愈加信任袁世凱。1907年9月，清廷調任袁世凱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與剛剛調任來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及慶親王奕劻一起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務，成為慈禧太后和中央政府最信任也最離不開的重要人物，即便在為光緒帝選擇皇位繼承人以及選擇攝政王載灃這樣重大問題上，慈禧太后也曾認真聽取袁世凱的意見，這是滿洲貴族統治集團過去所不曾有過的。

　　慈禧太后對袁世凱的信任並不懷疑，袁世凱對清廷對皇上對慈禧太后的忠誠也是真誠的，只是慈禧太后和皇上的突然去世，反而使太皇太后的這種信任成為袁世凱的政治包袱和壓力。

　　本來，在慈禧太后向袁世凱徵詢皇位繼承人問題時，袁世凱竭力認同由三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支持載灃為攝政王為監國，他這樣做的目的可能會有多方面的考量，但毫無疑問的是，袁世凱期望自己的真誠擁戴能夠化解他與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的矛盾，大家能夠攜起手來幫助攝政王載灃領導國家渡過這段最困難的時期。

　　然而遺憾的是，袁世凱的擁戴並沒有換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的理解和和解，這些少壯派集中在攝政王周圍，不斷向攝政王施加壓力，要求處死袁世凱，以防止袁世凱利用手中曾經擁有的軍權發動政變，篡奪大清王朝的統治權。

　　國家剛剛遭受慈禧太后、光緒帝兩位主要領導人大喪這樣重大打擊，如果立即就對慈禧太后十分信任的大臣下手，決非國家之福，弄不好就會社稷動蕩，甚者引起內亂。因為不僅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外面虎視眈眈，在尋找一切機會，即便是袁世凱曾經統帥的北洋新軍，也決非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的少壯派說拿來就能拿來，即便拿來，也不一定就聽你的，甚至可以起來推翻你。

　　果不其然，當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軍人密謀收拾袁世凱的時候，袁世凱在北洋系的政治盟友和追隨者就在保定府發動了一場小小的兵權，弄點顏色給攝政王和那些少壯派看看，結果攝政王就沒有完全答應少壯派的要求，而是於1909年1月2日將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病了事，誰知道這不僅使袁世凱對這些不中用的滿洲少壯派瞧不起，而且可能連帶著對攝政王的大清王朝產生了不信任不堪輔助的政治心理，袁世凱大約從此時開始與滿洲貴族統治集團離心離德，攝政王用自己的手為大清王朝製造了最強有力的敵人。

　　袁世凱開缺回籍的原因當然不是那麼簡單，可能還有許多人們至今並不明白的背景與原因，甚至是當時國際大環境的產物，是列強在遠東競爭的必然結果。

　　我們知道，袁世凱是慈禧太后在生命最後歲月最為信賴的重臣，他與漢大臣張之洞分享著中央政府日常運作的權力，張的主要職責在內政，而袁世凱以外務部尚書的身份主管著大清帝國的外交事務，與外務部管部大臣慶親王奕劻密切合作。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特別是《馬關條約》之後的大發展，列強在中國的投資越來越大，在中國經濟生活中所佔的份額也越來越突出，中外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密切，中國的內政越來越多地受制於外交，外交博弈成為清政府當年最重要的一門功課。這也是袁世凱在政治上地位凸顯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列強的視角看，英國在甲午戰爭之前原本與中國關係最為友好，兩國的貿易往來文化往來也是列強中最為突出的一家，然而在甲午戰爭中，英國先是借給了中國高升號運兵船，中國可能有拉英國人下水的意思。然而當高升號出事之後，英國人不僅不願與日本人翻臉，反而越來越傾向於日本，中英關係漸行漸遠。英國與日本在1902年締結同盟條約，這也是日本稍後敢於與俄國發生正面衝突的背景。

　　在歐洲，英國是德國的宿敵，中英關係的疏遠導致了中德關係的親近，特別是在《馬關條約》談判過程中，德國人拉著俄國人、法國人，多多少少為中國說了一些好話，幫過中國一些忙，尤其是三國干涉還遼，不管怎麼說還是很讓中國人感激。

　　日俄戰爭的結果使英日同盟在遠東佔盡了上風，遠東的戰略格局因英日同盟而被打破。英日同盟對遠東的壟斷當然不符合後起大國德國和美國的利益，所以為了抵制英日同盟，德國人於1906年動議組建中美德三國同盟。

　　德國人三國同盟的建議引起清廷高度重視和興趣，只是清廷考慮到英國和日本對這個三國同盟可能產生的激烈反彈，因而遲遲不敢答應德國人的建議。

　　中國的自我孤立鼓勵了英國和日本，幾經折騰，日本竟然與俄國握手言歡，稍後甚至出現了英、法、日、俄四國同盟的雛形，他們聯合統治著遠東，使德國還有美國都感到格外失落，於是德國人再度推動中美德同盟，美國人對此也變得非常積極。

　　對於德美兩國的建議，此時主持中國外交事務的袁世凱高度認同，認為這是中國走出外交困境的一個重要機會，中國如果能夠與德國、美國結盟，一定能夠在亞洲遏制日本，甚至牽制俄國、英國和法國。基於這一系列判斷，清廷批准了袁世凱的方案，於1908年秋派遣唐紹儀出訪美國，推動中美德三國同盟的建立。

　　為了防止不必要的干擾，中國對三國同盟的消息嚴格保密，然而日本和英國的諜報網委實強大，日本人和英國人還是在唐紹儀出訪前就獲悉了中國政府的計劃。日本人當然不希望中國與美國、德國結盟，所以日本一方面加快與美國的秘密談判，以重大讓步阻止美國與中國結盟。1908年11月30日，日美兩國換文，宣布維持中國獨立，保全中國領土，機會均等，維持現狀。日本以重大讓步換取美國默認日本對東三省享有的特殊權利，阻止了中美結盟；另一方面略施小計將唐紹儀的代表團拖在日本動彈不得。日本人下決心破壞袁世凱的布局，下決心要用美國人的力量清除對日本最具威脅的袁世凱。

　　待唐紹儀率領的代表團於12月1日抵達美國時，所有情形都發生了變化。一來美日達成了新的協議，美國人似乎都日本更感興趣；二來中國政治局面發生大變化，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相繼去世，美國人弄不清這件事的真相，雖然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一直宣揚的那些故事略有懷疑，但畢竟無法證實，他們擔心與袁世凱走得太近可能會帶來被動，畢竟攝政王載灃是已故光緒帝的親弟弟，如果攝政王真的像康有為所說的那樣要為兄長報仇，那麼美國就很可能在遠東的角逐中再度被動。基於自認為比較審慎的考慮，美國政府當然不願對唐紹儀過分熱情，中美德同盟因此迅速降溫。

　　唐紹儀的外交失敗當然是日本人的陰謀，日本人的目的當然也是要收拾如日中天的袁世凱，擔心袁世凱將中美德三國結成一個緊密同盟，吃虧的肯定是日本。因為袁世凱之所以急於與美國和德國達成同盟，主要的目的就是抵制日本對東北的蠶食與控制。現在，唐紹儀的外交失敗了，在東北對日本的抵制也就無從談起了，清政府內部的親日派再度抬頭，他們期望以和平的手段阻止日本向中國的滲透，所以袁世凱的命運也就由此註定了，他不下台怎麼可能呢？[1]

　　攝政王載灃沒有按照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強硬的少壯派的要求處死袁世凱，使清廷避免了一場政治危機，但是由於將袁世凱放虎歸山，實際上也為自己製造了敵人，為後續政治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1] 袁世凱罷官肯定有不同尋常的國際因素，這一點我們過去的研究是不夠的。過去的研究太過看重攝政王的復仇，現在看來這大概是一個假問題。關於國際背景的研究可以參見美國學者李約翰的《清帝遜位與列強》（孫瑞芹、陳澤憲譯），2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