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民旺：尋求普迄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一項不可能的使命?

　　 摘要：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對構建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大討論缺乏科學哲學的指引，陷入觀點之爭，形不成共識。諸多觀點差異的根本分歧在於國際關係究竟是一門科學還是藝術。自然主義者堅持社會世界的科學研究和社會理論的普遍性。反自然主義者則堅持社會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會理論的特殊性。在創建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爭論中，自然主義者反對國際關係理論特殊性（如「中國學派」）的提法，反自然主義者則反對國際關係理論的普適性。作者認為尋求一種既具有普遍性同時也包含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是可能的。原因在於，理論產生包含理論建構和理論證明兩個過程，理論證明遵循普遍性邏輯，理論建構遵循特殊性邏輯。理論普遍性體現在它遵循共同的證明邏輯，特殊性則體現在理論假說的創造上。由於理論假說提出是創造性過程，使得中國要素的滲入成為可能。中國人對問題的思考，必然帶上中國文化與思維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理論假說，經由驗證而成為理論學說，最終將刻上「中國」印記。基於此，創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是可能的。

　　 導論

　　 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大規模引介到中國。在這一浪潮即將進入尾聲之時，一場關於建設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呼聲又重新響起。儘管這一呼聲可上溯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設有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簡稱「國關理論」）的口號中去。然而，在新知識體系和國際國內大背景下，這場關於「中國學派」的討論無疑既具有學理深度，也更富有現實意義。①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當時學術界的活躍人士無不以各種方式參與這場辯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現今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生態分布結構。雖然這場辯論產生了廣泛影響，但卻沒有形成廣泛共識。最明顯的表現是，對於是否能夠建設「中國學派」意見不一，更別談如何建設的問題了。甚至偏激一點的看法認為，「中國學派」和「中國特色」的提法容易走向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境地，大可不必在這個問題上消耗過多的學術精力和資源。②

　　 這場爭論之所以無果而終，根本問題是沒有澄清討論的基本對象——理論。正如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N.Waltz）在《國際政治理論》開卷中所批評的那樣，國際政治學者隨意地使用「理論」這一術語，經常用其來指代任何並非純粹描述性的成果，而很少用來指稱那些符合科學哲學標準的研究成果。③

　　 本文是對這場爭論的再次回應。作者選擇從邏輯實證主義對理論「發現語境」（contextofdiscovery）與「辯護語境」(contextofjustification)的區分來解決這場討論的根本問題，亦即是否我們能夠建設出國關理論的「中國學派」，進而解決「中國學派」理論的普適性與特殊性（國別性）問題上的困惑。全文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中國學派爭論的核心的哲學問題——社會科學理論到底是普適性的還是特殊性的。換言之，如果中國國關理論是科學理論，那麼就無所謂「中國特色」；如果中國國關理論是人文理論，那麼就無所謂「普適性」。第二部分討論什麼樣的理論才算是科學理論以及科學理論的構成。第三部分討論如何能夠在科學理論的建構中滲透進「中國特色」。最後是研究的總結。

　　 一 社會理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事實上，很多捲入「中國學派」爭論的學者都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是否需要建設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取決於我們追求的理論類型是什麼。如果我們堅持建設科學主義的國關理論，那麼科學理論具有的普遍性就導致沒有必要稱呼它是「中國特色」，因而「創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①

　　 如果建設的是人文主義的國關理論，那麼它的「中國特色」就使其喪失了普遍性，只能是中國學者的自娛自樂。可以看出，國際關係理論應該是科學理論還是人文理論，這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換言之，「理論普世性」命題得以成立的哲學基礎是科學主義，而「理論國別性（特殊性）」命題得以成立的哲學支撐則主要是人文主義。②

　　 正是哲學層面的立場分野，造成了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爭論上的立場差別。更深層的問題則是，國際關係研究究竟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這就涉及社會理論中的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立場。前者主張，社會科學研究必須模仿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的方法，才能取得像自然科學那樣的進步，最終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後者主張，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與自然科學存在本質的差別，因此要採用不同的方法來研究。

　　 反自然主義認為，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的本質差別決定了無法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規律具有一致性，人們更容易發現它的存在，而且它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是普遍有效的，而社會世界裡則難以找到某種一致性，情況常常隨著歷史情境而變化，這就使得發現社會規律變得很難，甚至幾乎不可能。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人具有的自由意志。由於社會科學要解釋的不僅僅是一個接近無限複雜的個體（人），而是許多個這樣的個體，並且每一個個體都找不到一模一樣的副本。奧地利偉大的物理學家沃爾夫岡包利（WolfgangPauli）承認，從這一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比物理學要複雜得多。在物理學中，我們可以假定每個電子都是一樣的，而社會學家卻無法享受這一方便。③

　　 科學規律向我們暗示，無論發生怎樣的情況，某種模式都能加以解釋，並教會我們事物運作的方式。但在社會科學中，甚至微小的細節都能破壞「規律」，並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那麼這些法則是否存在就令人懷疑了。①

　　 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導致了社會的複雜性，也帶來了研究中難以克服的諸多困難。首先，實驗方法的不可能。自然科學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實驗方法，能夠通過人工控制的方式，觀測各種條件下產生的效應。社會世界中既無法進行人工控制的實驗，也無法進行比較觀察，因為任何條件的產生都是唯一的。其次，人所具有的學習和記憶能力，導致社會就像一個有機體，隨時都在創新和變化。真正的重複在社會歷史中必然是不可能的，而這就意味著，人們必須預料到具有內在的新特徵的事物將要產生。②

　　 再次，「預言的自我實現」。在社會科學中，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主體與客體之間極其複雜的互動關係，使得預言甚至於可以造成它所預告的事件的發生。而如果不曾被預告過，那個事件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另一個極端是，對一個迫在眉睫的事件的預告又可以阻止那個事件的發生。③

　　 自然主義者堅持認為，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之間並不存在本質的差別。他們甚至批評到，反自然主義具有「人類中心論」的色彩，將人與身邊的世界故意區分開來。現代科學很多研究都表明，人類和自然界其他生物沒有區別，人也不是獨一無二的，人類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遵循著同樣的自然法則。④

　　 既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整個自然界，它就必然有能力揭示出關於人類世界的全部真理。社會科學只是一門「年輕的」自然科學而已，社會現象的複雜性只是需要隨著更高明技術和手段的產生來進行研究。據此，他們相信，社會科學仍然還在等待著它的約翰尼斯開普勒（JohannsKepler）和艾薩克牛頓（IsaacNewton）的產生。

　　 對於社會規律的存在，自然主義者是肯定的。19世紀中葉的亨利托馬斯巴克爾（HenryThomesBuckle）表達了對探尋社會規律的信心：每一代都有一些事證明是有規律可循、是可以預測的，而這些事在上一代人眼裡卻被認定為是無規律可循、無法預測的。所以不斷進步的文明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越發讓我們相信秩序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說，如果有任何事或某一類事還沒有簡化成某種規律的話，那麼到了現在，我們不應該再宣告說它們無法被簡化成某種秩序，而應該讓我們過去的經驗引導我們去發現這些秩序，並且承認，很有可能我們現在認為無法解釋的事，會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得到合理的解釋。⑤

　　 實證主義先驅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與巴克爾的熱情遙相呼應。孔德強調說：「人類社會的事件一定遵循著科學法則。」隨後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StuartMill）、亞當斯密（AdamSmith），再到卡爾馬克思（KarlMarx）都在尋找人類社會的「法則般」的模式。①

　　 自然主義者同樣堅持，社會世界的預測是可能的，只是相對而言精確度更弱，更需要做的是長期預測和大範圍預測，短期而精確的預測是有很大困難的。正如卡爾雷蒙德波普（KarlRaimundPopper）認為，雖然預言的自我實現是社會科學的特殊之處，但是卻並不意味著社會科學是不可能的，這種效果自身屬於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所謂「俄狄浦斯效果」的規模和強度可以通過社會科學的實驗來加以處理。②

　　 同樣，對於社會世界存在的偶然性，自然主義者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反駁的理由就是，生物學家已經學會了處理「偶然性」問題，進化的精髓在於偶然性。偶然性也並不妨礙生物學家預測的準確性。③

　　 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的根本差別是深刻的。知識（科學）社會學常常將這種差別歸結為某種世界觀（或意識形態）的差別，自然主義中飽含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理性和普遍性的訴求。不論如何，這種差別導致了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目的的理解上的不同。「在自然科學中，認識以理論或者各種規律陳述告終（理論或規律陳述則受經驗的檢驗）；在精神科學（即社會科學）中，理論和描述只是用來作為對所理解的經歷的表現手段」；「自然科學的工作方法，以『構想』，以理論假說和事後的實驗檢驗為特徵；精神科學則以『位置的調換』為目的，即把精神的具體化反過來運用於理解的經歷中」。④

　　 「解釋」和「理解」分別成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目的。

　　 自然主義者堅持社會世界的科學研究和社會理論的普遍性；反自然主義者則堅持社會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會理論的特殊性。因而，在創建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爭論中，不得不面對尷尬的兩難局面。如果堅持國際關係研究的自然主義立場，則反對了理論的國別標籤；如果堅持國際關係研究的反自然主義立場，則反對了理論的普遍性；如果「中國學派」的建設學習「英國學派」的做法，那麼就只能堅持長期的自說自話，興許有朝一日能像「英國學派」那樣得到主流的大致認可；如果「中國學派」的建設學習實證主義的做法，那就淹沒了創建「中國學派」的雄心。是否能夠尋求一種既具有普遍性，同時又包含著中國特色的「中國學派」呢？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在於，理論的創造包含著理論建構和理論證明兩個過程，理論證明遵循著普遍性邏輯，理論建構則遵循特殊性邏輯。在進入這一問題之前，首先要回答的是，科學主義路徑的理論到底是什麼樣的？

　　 二 理論及其構成

　　 討論理論建構與理論證明之前，有必要討論一下什麼樣的理論才符合科學哲學的標準。儘管科學哲學經歷了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再到反實證主義的發展過程，但是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主流依舊堅持廣義上的實證主義標準，因此下文討論的理論是實證主義意義上的科學理論。

　　 理論是什麼呢？波普爾說，理論是我們撒出去抓住「世界」的網，它讓世界合理化，使我們能夠解釋它，並且支配它。①布魯斯拉西特（BruceRussett）、哈維斯塔爾（HarveyStarr）和戴維金塞拉（DavidKinsella）對理論的定義則是：「理論是智識工具，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梳理組織複雜世界的方式，幫助我們觀察現象是怎樣聯繫在一起的。」詹姆斯多爾蒂（JamesE.Dougherty）和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RobertL.Pfaltzgraff，Jr.）則更明確地指出：「理論——任何領域的任何理論——是一種對某些有選擇現象的通則性解釋。」②

　　 簡言之，寬泛意義上界定的理論，指的是一種認知世界的圖式和框架。由於理論的產生，世界才能有序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為我們所理解。換言之，正如拉里勞丹（LarryLauda）所言，理論的作用就是消除歧義，把不規則性變成一致性，並且表明，所發生的事情總是可以用某種方式來理解和預測的。③

　　 一般來說，理論常常包含兩種不同類型：一類是非常具體的相關學說。這些學說可用來做出具體的實驗預測，並對現象給予詳細解釋；另一類則是更一般的、更不易受到檢驗的幾組學說或假設。例如，人們談論的「原子論」、「進化論」等。④

　　 上文所說的理論正是一般性理論，而前者則是具體的實體理論（substantivetheory）。在國際關係中，像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都是一般性理論，而像霸權穩定理論、民主和平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則是分別受以上一般性理論啟發的具體實體理論。一般性理論是一整套世界觀和哲學觀，提供了認知世界和社會的基本圖式，它能夠啟發並指導實體理論的建構，告訴實體理論如何去尋找因果變數。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一般性理論很少直接接受經驗檢驗，也很少存在判決性實驗直接推翻一般性理論。更多的是實體理論接受經驗檢驗。而那些受到一般性理論啟發的實體理論，能否成功地通過經驗檢驗，也常常能夠影響一般性理論的影響力。下文討論的焦點是實體理論。

　　 建構理論的基礎是經驗現象（事實），經驗現象所呈現的規律性呼喚理論能對此提供某種解釋。為此，理論家需要提出嘗試性的假說對此進行解釋，通過將那些令人困惑的現象看作是隱藏在它們後面和下面的實體和過程的表現。這些實體和過程同時被假定為受特有理論定律或理論原理所支配。藉助這些理論定律和理論原理，人們可以解釋先前已經發現的經驗一致性。①

　　 與此同時，理論家還需要從假說中推導出一些適當的檢驗蘊涵，並用觀察和實驗檢查這些蘊涵。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嚴格遵循了這一模式。它所要研究的經驗現象是：（1）國際體系中反覆出現的行為模式（均勢）；（2）不同國家行為體的相似行為。因此，華爾茲強調結構現實主義不研究以下三個問題：（1）具體的事件（如一戰）；（2）某個國家的外交政策；（3）相同條件下國家的不同行為（因為這需要訴諸國內政治理論，而不是國際政治理論）。結構現實主義解釋均勢反覆出現的規律，所依賴的理論實體是「體系結構」，過程是「競爭」與「社會化」。結構與過程隱藏在均勢現象之後，能夠操縱著這一現象的反覆出現。之所以能夠如此，還有賴於三個理論定律或理論原理：（1）國家是理性行為體；（2）國家的目標是生存；（3）結構現實主義還從理論中推導出一些檢驗蘊涵，如不同結構如何影響經濟相互依賴、國際治理等。

　　 通常而言，理論的建構過程包括了四個部分（：1）問題的提出；（2）提出假說；（3）從假說中得出推論；（4）驗證推論。

　　 第一，問題的提出。勞丹說，科學本質上就是解決問題的活動。②科學進步就是把反常問題和未解決的問題轉變為已解決的問題。對於科學理論而言，所要解決的問題有兩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是經驗問題，指的是使我們感到奇異的事情或者需要解釋的事情。而所有的經驗問題都是在一個確定的探究背景內出現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由這個背景所限定。③

　　 例如，近年來國際關係學界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什麼蘇聯解體至今已二十餘年卻沒有形成對美國明顯的制衡？之所以會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國際政治體系必然要回歸到一種權力均衡狀態，這是國際政治中的規律。而冷戰後國際政治的發展，明顯背離了這一理論的預期。因此，它構成了一個需要在理論上進行解釋的問題。①

　　 第二類是理論問題。換言之，亦即已有理論內部的邏輯衝突引發的問題。例如，按照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運動」理論，重的物體下落得快，輕的物體下落得慢。伽利略（GalileoGalilei）則據此做了一個思想實驗：假設將一個重物（鐵球）和一個輕物（紙團）同時下落，那麼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論，重物肯定比輕物下落得快。如果將二者綁在一塊，那麼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一方面，綁在一起的兩個物體構成了一個新的更重的物體，因此它的速度應該比鐵球還快；另一方面，兩個不同下落速度的物體捆綁在一塊，快的物體必然被慢的物體拖住，這樣綁在一起的物體只能達到一個平衡速度，這個速度比鐵球的速度更慢，但是比紙團的速度更快。那麼究竟是哪個速度更快呢？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是無法解答的。換言之，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中存在著內在的矛盾。事實是，下落速度跟重量沒有關係。②

　　 第二，假說的提出。假說是通往科學理論的必要環節。它是試探性地對問題做出的解釋，同時也做出試探性的預測。假說的基本特點是：（1）具有一定的科學依據，建立在已有的科學規律和實驗事實的基礎上，並且經歷了一定科學論證，不會輕易被論及同樣問題的其他假說所反駁；（2）具有推測和假定的性質，有待進一步實驗檢驗和理論論證。③

　　 正如胡適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一樣，假說的提出需要大膽的想像和創造性直覺。雖然知識背景與經驗對於提出假說很有影響，但是一種突如其來的靈感和直覺也常常能夠帶來創新性的假說。提出假說並沒有完成任務，理論家在提出假說之後，需要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這些假說，不僅要從中演繹出同類的事實，更重要的是還應該演繹出不同類的事實，以便對這些新事實做出科學的預見和解釋，並通過觀察和實驗檢驗這些預見，以確證這些假說。④

　　 按照卡爾亨普爾（CarlG.Hempel）的觀點，任何科學理論都是大膽的猜測。他說：「由於科學的理論僅是嘗試性或猜測性的假說，因此任何理論，不管它曾獲得何等成功，也不管它曾經受何等嚴格的檢驗，它們都可以被推翻。」⑤

　　 第三，從假說中得出推論。發明假說之後，需要將它進行經驗檢驗。除了看看這假說是否能夠解釋先前收集的經驗事實，更重要的是從假說中引申出新的檢驗蘊涵，並用適當的觀察或實驗檢驗它們。如果一個陳述或一組陳述至少在原則上是不可檢驗的，換句話說，如果它根本沒有檢驗蘊涵，那麼，它就不能有意義地作為一個科學假說或科學理論被提出或接受，因為沒有任何經驗性發現能夠與它符合或抵觸。在這種情況下，它與任何經驗現象都沒有關聯，或者像我們將要說的那樣，它缺少經驗意義。①

　　 當設計一個假說來解釋某些已觀察到的現象時，當然要這樣地建構它：使它蘊涵著那些現象的發生，因此，被解釋的事實就組成假說的確證證據。如果一個假說又有「新」的證據（假說提出時還不知道或未被考慮到的事實）確證就最好了。自然科學中許多假說和理論確實得到這樣的新現象的支持，從而使它們的確證大為加強。②

　　 第四，驗證推論。通常檢驗推論要遵照這一模式：給定檢驗條件，觀察結果的產生。通常形式是：如果條件C得到滿足，那麼E類事件（情況）就會發生。實驗檢驗方法則是通過保持相關因素恆定不變，只改變其中一個因素，來觀測結果是否發生變化。推論的驗證遵循著嚴格的邏輯，它是一套標準化的操作程序和結果。例如，漢斯摩根索的理論指出：所有國家隨著權力變大，國家利益的追求也會隨之增大。要驗證這一假說，我們可以推導出這一推論：如果這一假說是真的，那麼中國的權力增大也會伴隨著利益追求的擴大。經驗證據表明，中國權力增大並沒有利益擴大。那麼根據邏輯，這一假說就不是真的。反之，經驗證據表明，中國權力增大確實也伴隨著利益追求的擴大，但是按照邏輯這一經驗結果卻無法證明摩根索的理論是成立的。③

　　 當然，這一例子過於簡化。事實上，很多研究都有很多輔助性假說，這就使得檢驗假說更加困難。簡言之，理論是對經驗現象和理論問題的解釋，它遵循問題——假說——推論——驗證的四個過程。海王星的發現就是這一假說-演繹模型的典型例子：1781年3月3日，英國著名天文學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爾（FriedrichWilhelmHerschel）發現天王星以後，世界上一些天文學家根據牛頓引力理論計算天王星軌道時，發現計算的結果總與實際觀測位置不符合。這就引起人們思索：是牛頓理論有問題，還是另外有一個天體引力施加在天王星上？1845年，一位年僅26歲的英國劍橋大學青年教師亞當斯（Adams），通過計算研究認為在天王星軌道外還有一顆大行星，正是這顆未知的大行星的引力，才使理論計算和實際觀測的位置不符合，並且他計算預報了這顆未知大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然而，他的預報沒有引起有關天文學家的重視。同樣，1845年夏季，法國天文工作者勒威耶（UrbainLeVerrier），也獨立地通過計算預報了天王星軌道外這顆未知大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

　　 德國柏林天文台台長伽勒（GalleJohannGottfried）根據勒威耶的預報位置，於1846年9月23日果然發現了這顆大行星。其發現位置與勒威耶預報的位置僅差52分，與亞當斯預報的位置僅差兩度27分。因此，科學家們都認為，海王星的發現首先是這兩位青年人的功績，當然也肯定了伽勒的觀測成果。海王星的發現是牛頓奠定的天體力學的輝煌成果，是理論指導實踐的典範。①

　　 三 尋求普遍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

　　 上文對科學理論及其構成進行了討論。這是中國學派討論的核心所在，也是討論的前提：必須明確大家到底在爭論什麼。明確這一點之後，我們將討論如何尋求普遍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筆者的核心觀點是，在理論的建構過程中，提出假說階段是發展中國學派的可能性存在的地方。最根本的原因是，假說的提出遵從的並非普遍性邏輯。為了避免混淆，需要說明的是：假說和理論猶如一對伴侶，理論的形成必定以假說為先導，有假說的成功才能產生科學理論。假說同理論的區別在於二者被實驗確證的程度，而不在於它們的結構與功能。假說是科學理論發展的基本形式之一。假說是較低程度確證度的理論，而理論是較高確證度的假說……一言以蔽之，假說與理論沒有嚴格的區別，只有可確證程度的差別。②

　　 邏輯實證主義者漢斯賴欣巴哈（HansReichenbach）在「發現語境」（contextofdiscovery）和「辯護語境」（contextofjustification）之間做出了區分。「發現語境」包括所有產生科學理論的「外在」（心理的、社會的、政治的、歷史的等）要素，「辯護語境」則只關係到建立在公正觀察基礎之上的理性計算（rationalcalculation）。科學發現是一回事，對科學理論的證明則是另一回事。在這兩種語境之間做出區分推進了如下觀點，即：無論科學理論是如何被發現的，它們都只允許被可獲得的證據的準確推理所證明或反駁。在理想狀態下，這種推理指的是遵循演繹邏輯的規則。③

　　 正因為如此，假說的發現是一種主觀的、心理的過程，不受精確規則的支配，而假說的證明則是一個客觀的邏輯問題。④

　　 邏輯實證主義者普遍接受兩種語境的區分。正如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亨普爾所說，科學家在努力尋求他的問題的解答時，可以自由發揮他的想像，而他的創造性思想的進程甚至可能受到科學上有疑問的想法的影響。例如，開普勒研究行星運動是由他對數的神秘學說和證明天體音樂的愛好的興趣引起的。然而，科學的客觀性是由這樣的原理維護著，即雖然在科學中假設和理論可以是自由地發明和提出的，但只有當它們通過批判性的審查（這種審查尤其包括用細緻的觀察或實驗核查適當的檢驗蘊涵）時，它們才能被接受進入科學認識的主要部分中。①

　　 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也指出，科學家的工作是提出和檢驗理論。在最初階段，設想或創立一個理論。波普爾認為，既不要求邏輯的分析，也不接受邏輯的分析。一個人如何產生一個新的思想，這個問題對於經驗的心理學來說，是很重要的。但是對於科學知識的邏輯分析來說，是無關的。科學知識的邏輯分析與事實的問題無關，而只與正當或正確的問題有關。它的問題是：一個陳述能被證明為正當的嗎？假如能夠，則如何證明？它是可檢驗的嗎？這個陳述在邏輯上是否依賴於某些別的陳述？或者與它們相矛盾？②

　　 每一個科學發現都包含「非理性的因素」，或者是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意義上的「創造性直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Einstein）也說過類似的話：「探索高度普遍性的定律……從這些定律出發，用純粹的演繹就能從這些定律獲得世界的圖景。達到這些……定律並沒有邏輯的通路，只有通過基於對經驗對象的智力愛好的直覺，才能達到這些定律」。③

　　 顯然，邏輯實證主義的大師都接受了這一划分。而且他們還鼓勵在假說提出的階段能夠進行富有創新的大膽猜想，認為從資料過渡到理論需要有創造性的想像。科學假說和理論不是從觀察事實引申出來的，而是為了說明觀察事實而發明出來的。它們是對正在研究的現象之間可獲得的各種聯繫的猜測，是對可能是這些現象出現基礎的一致性和模式的猜測。這類「巧妙的猜測」需要巨大的獨創性，尤其如果它們與科學思想的通常程式偏離很遠的話，就更是如此。④

　　 國際關係理論大師肯尼思華爾茲顯然接受了這一觀點。他說到，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呢？最好的、也是最簡短的回答就是理論是被創造性地創立起來的。……最漫長而痛苦的不斷探索與錯誤並不能導致理論的創立，除非在某一時刻智慧的靈光閃現，一個富有創造性的觀點在腦海中浮現。你無法說明靈感從何而來，觀點又是如何誕生的，但你知道它們是與什麼有關的。⑤

　　 正因為理論假說的提出並非嚴格的邏輯，是非理性的過程，因此使得中國要素的滲入成為可能。任何中國人對問題的思考，必然要帶上中國文化與思維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相關理論假說，經由驗證而成為理論學說，最終將刻上「中國」印記。如此，「中國學派」才能完成它的建構。對於理論發現的語境，人們常常談到的是靈感和想像，還有一種方式是構建理論假說中常常運用的重要方式——隱喻——而這一方式無疑與不同文化生活的體驗息息相關。所謂「隱喻」就是把一個領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個領域，或者說是從一個認知域（來源域）投射到另一個認知域（目標域）。①

　　 隱喻是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是人類認識事物、建立概念系統的一條捷徑，是一種概念化的方式，是人類賴以形成、組織和表達概念的手段。②

　　 隱喻的本質特徵是：它基於相似性或者類似性，在不同的經驗世界和觀念世界之間建立對照關係或對應關係。簡單說，隱喻就是我們用一種熟知的對象或者境況的詞語隱喻地去談另一個不熟知的東西的圖像，為的是力圖把握它和理解它。③

　　 人們的隱喻思維及其概念體系來自於生活經驗，總是用熟悉的物體結構概念去對應陌生的、主要是非物質結構的抽象概念，從而形成一種有效的認知手段，這種手段始終伴隨著人們認知世界的過程；這樣一種認知策略和概念模式，反映在語言符號序列中就是作為修辭手段隱喻的使用。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國際關係學者都在大量使用一系列隱喻作為構建世界政治理論的手段。④

　　 國際關係在某些情況下，依靠隱喻簡化並清楚闡明研究目標，這幾乎是研究者本能的趨向。新隱喻能產生新理論，鼓勵對複雜問題進行創造性思考。而有意這樣使用的隱喻，也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能夠用經驗證據加以評估、評價的分析模板。⑤

　　 以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為例，他一再聲稱國際社會就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國家則相當於市場中的企業。企業以利潤為目標，各個獨立企業的逐利行為造就了一個市場結構（例如寡頭壟斷），同時市場結構也制約了企業的選擇。

　　 隱喻是我們思考如何建構理論時重要的路徑之一。同時，在理論的構建中如果恰當地使用好的隱喻，就常常使理論本身更具有說服力。正如羅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在闡述「雙層博弈」（Two-LevelGame）理論時就明確說，雙層博弈只是國內－國際互動的一種隱喻，雖然這種隱喻本身不是理論。他非常贊同馬克斯布萊克（MaxBlack）的觀點：「每個科學都必須首先從隱喻開始，最終以數理（algebra）模型來呈現。沒有隱喻，就不可能有任何以數理模型來表示的理論」。①

　　 換言之，隱喻的思維方式是創造理論的重要方式，而不同文化下的人具有的隱喻思維是不同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顯然與西方不一樣，這種差別必然在理論構建中落下烙印，這是「中國學派」成為可能的根本原因。而「中國學派」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因為它依賴的是理論證明的普遍性。

　　 四 結語

　　 本文對構建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這一問題做出了新的回應。這場爭論儘管聲勢浩大，但是最終卻沒有形成共識。原因可以歸結在三個方面：首先，我們沒有思考需要的國關理論是哪種理論？人文理論還是科學理論？如果尋求人文理論則犧牲了理論的普遍性，如果尋求科學理論則沒有必要談「中國」特色。

　　 其次，如果尋求的是科學理論，那麼它是什麼樣子的？爭論中缺乏對科學理論的明確定義和理解。最後，如果尋求的是科學理論，如何才能夠實現「中國」特色的存在？本文對這三個問題依次進行了回答。結論是，即便尋求的是科學理論，「中國學派」也依舊是可能的。本文不足在於，沒有進一步討論如何在假說提出這個階段融入中國思維。②一方面既是作者對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這仍舊是一個更富有挑戰性的開放研究，期待更多研究者的參與並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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