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存在主義大師薩特

記者吳雲

薩特和波伏娃(右一)6月21日,是法國著名文學家、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薩特的百年誕辰。18日,英國《衛報》以一篇題為《左岸思想界井水乾涸》的文章來懷念這位存在主義大師,文章寫道:「這一周,巴黎的遊客會因是去『雙偶』還是去『花神』喝上一杯價格昂貴的咖啡而犯難(這兩家咖啡館都是薩特生前經常光顧之地),而巴黎人則會在薩特百年誕辰之際平添了一絲憂慮:這個國家在薩特之後已經沒有真正的思想家了。」好在,6月21日這一天,學校里又開始討論起薩特的哲學,報刊上滿是他豐富的一生,他的書信和照片又開始展出———人們並沒有忘記這一天,也沒有忘記這位拒領諾貝爾文學獎、與波伏娃建立契約式愛情、同情共產主義的存在主義哲學大師。鍥而不捨的文學家薩特幼年喪父,他的外祖父是位語言教師,在薩特的教育上花費了很多精力,他不俗的文學品位深深地影響了薩特。從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薩特成為一所中學的哲學教員。薩特與其他教員不同,他雖長相奇醜,但談吐幽默,為人自然親切,與學生們打成一片,很快就贏得了學生的信任和熱愛。儘管薩特的外祖父早就警告過他寫作是一個非常不可靠的職業,但薩特還是由衷地熱愛寫作,並在離開大學後急欲成為一名作家。他的前兩本小說《挫敗》和《真理的傳說》均被拒絕出版,薩特的興趣便又轉向了哲學。

他勤奮地工作著,常常是上午讀胡塞爾的哲學著作,晚上著手寫小說。1936年,他將一部名為《憂鬱症》的哲理小說交給了著名出版商伽利瑪。小說以主人公羅根丁的日記形式寫成,這位30歲的知識分子一方面飽受周期性發作的噁心的折磨,這使他真切地意識到物質世界獨立的實在性,一方面又對自身生活的偶然性和虛無意義深感苦惱。但這本書再次被拒絕出版。自信的薩特震怒了。萬幸的是,在兩個朋友的引見下,薩特見到了伽利瑪,後者表示他唯一反對的是書名,並建議將書名改為《噁心》。1938年,《噁心》出版了,它被認為是薩特所有小說中哲學內涵最為豐富的一本。雖然薩特仍在一所中學教書,但他的作品越來越多,並廣為流傳,他已被公認為法國文學界的新星,終於成就了他成為一名作家的夢想。薩特一生還寫了許多劇本,其中《蒼蠅》是二戰期間通過古代神話傳說傳遞抵抗的信息,而他撰寫並參與演出的《死無葬身之地》更是風靡一時。存在主義哲學家據薩特終生的情侶波伏娃回憶,1933年,薩特28歲時,研究存在主義現象學的雷蒙·阿隆對薩特說:「小兄弟,你如果是一個現象學家的話,就可以對一杯雞尾酒大做文章,從中弄出一些哲學來。」薩特聞言激動得臉色蒼白,因為「依據自己對事物的接觸與感覺來認識事物並從中弄出哲學來」正是薩特夢寐以求的目的,他決定步阿隆的後塵,赴柏林專攻存在主義,從此開闢了他的哲學之路。二戰爆發後,薩特應徵入伍,但在35歲生日那天早上,他被德國士兵俘虜了。從被關押期間,他便開始了構思與寫作。9個月後,他獲得了釋放,回到被納粹佔領的巴黎,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部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在這部書中,薩特闡述了「人的存在是自由的」這一命題。無限的自由、無限的責任和虛假信念的徒勞是薩特後期著作最為重要的三個論點。他的另一著作《辯證理性批判》則以人學辯證法為結構框架,以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方面的內容構築出一門新的學科———人學,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薩特的哲學著作雖然充滿了術語,但他的思想可以變成價值觀應用於日常生活,應用到每一個普通人身上。而且他的哲學思想廣泛地蘊含在他的小說、戲劇以及傳記作品中,這使得他的學說更加深入人心,也為他贏得了能夠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大師比肩的地位。積極的政治活動家上世紀50年代初,薩特成為法共的堅定支持者。1952年,國家議會中的共產黨領袖雅克·杜克洛被捕以及共產黨人罷工失敗,使得薩特異常憤怒。他曾說道:「到底有多少大糞能填塞到資產階級的心臟里」,「反共分子就是下賤的豬,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出路」;1956年,蘇聯派軍隊開進匈牙利,薩特激烈抨擊蘇聯的行徑,他認為當時的共產主義扭曲了馬克思主義,應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重新解讀;1958年,法國奪取了阿爾及利亞的控制權。1960年,薩特與其他120位持不同政見者簽署了一項宣言,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宣誓不服從國內政府的專制。他公開挑戰政府並沒有遭到警察逮捕,因為戴高樂說過「我們是不會逮捕伏爾泰的」,但卻遭到右翼的威脅。曾有6000多名老兵遊行時呼喊著「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和「槍斃薩特」的口號,更有人在1962年向薩特的住處扔了一顆炸彈,將薩特與母親住了16年的公寓炸毀;1966年,薩特還參加了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髮起的「國際戰犯法庭」,在輿論上抗議美國對越南的戰爭罪行。最讓薩特名聲大噪的是他拒領諾貝爾文學獎一事。1964年,薩特憑自傳體小說《詞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當天,薩特在餐館擬寫了一份拒授聲明,由他的朋友在瑞典駐法國使館宣讀。他說他一貫拒絕官方的榮譽,但他並不諱言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中,他更同情社會主義陣營,他認為諾貝爾文學獎存在著明顯的政治傾向性。薩特對政治活動的熱愛不帶任何功利色彩,而是出自內心正義的召喚以及對弱者和大眾的同情。就在1980年薩特逝世之前,他還到愛麗舍宮去見總統,為無家可歸的越南船民的居留權而奔走。這也是為何他死後有五六萬市民自發為他送葬的原因。特立獨行的人薩特是一個寫作非常勤奮的人,他從來不放鬆自己,工作時總是坐在硬椅子上,從不坐有扶手的安樂椅,也從不躺著看書。為了提高寫作速度,他還大量服用興奮劑。但他又不是一個書獃子,他的工作速度驚人,他總能找出時間旅行或度假,享受喝咖啡的樂趣並不停地演繹風流韻事。薩特身材矮小,4歲時的感冒使他右眼幾近失明,肌肉的協調能力也喪失,後來他的臉上長了許多麻子,薩特把自己描繪成「癩蛤蟆」。他有意識地鍛煉肌肉,學習拳擊,培養富有魅力的人格。由於擁有一副好嗓音、不俗的談吐以及豐富的學識和幽默感,他總能博取漂亮女人的青睞。讓薩特更加出名的是他和另一位存在主義哲學家波伏娃的關係,他們是終生的伴侶和情人,但卻不受婚姻的束縛,他們達成默契,那就是不拒絕「偶然愛情」,還彼此開誠布公地分享這些愛情經歷。薩特天生樂善好施,他似乎對於金錢沒有概念也沒有要求。戰後他收入頗豐,按說應屬於富人階層,但他住小公寓,沒有別墅和汽車,他將收入的六分之五都給了需要錢的人,他對金錢以及世俗的榮譽均是一種超然的態度。薩特生前,人們稱頌他卓越的才華與富有正義感的人格,但也一直有人抨擊他的政治信仰,並在他的生活作風上大做文章。如今,法國人紀念薩特,更多的是對逝去時光的一種留戀和嚮往。在一篇紀念薩特的文章中一位受訪者說道:「我懷念薩特生活的那個時代,當時的法國只有兩張面孔,那就是戴高樂和薩特。」如今在巴黎,上了年紀的人都不無感慨地懷念著當時那個人文薈萃的左岸,懷念著咖啡館裡咖啡飄香,煙霧升騰,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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