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顧炎武

　　顧炎武（1613.7.15-1682.2.15），初名顧絳，乳名虎頭兒，學名顧繼紳，字忠清，明亡清兵南下，改名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佣（蔣山，即鐘山，南明的象徵），明·南直隸崑山縣亭林湖（今江蘇省崑山縣千燈鎮）人。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出生於江東望族。青年時期參加以抨擊明末弊政為宗旨的復社。清兵南下時一度舉兵抗清。平生學風嚴謹，學識淵博，一生著述頗豐，成就頗廣在地理學、哲學、經學、音韻學、史學、文學諸方面有很深造詣。明末清初著名學者、詩人，唯物主義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文學家。　　幼時過繼給嗣祖顧紹芾，性情耿介，與同鄉歸庄最好。明·天啟六年（1626年）入學，成為縣學生員，取學名曰顧繼紳，開始致力於習學科舉文字。明末家道中落，社會的危機，家境的窘迫，孕發學以救世的思想。14歲取得諸生資格，崇禎二年（1629年）與歸庄共加入復社。二人憤世疾俗，有「歸奇顧怪」之稱。27歲起斷然棄絕科舉帖括之學，遍覽歷代史乘、郡縣誌書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等記載，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　　1644年清兵入關，明亡，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為崑山縣令楊永言推薦，獲授兵部司務之職。次年清軍南下攻下南京，與歸庄、吳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筆從戎，參加了僉都御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義軍。在蘇州一帶抗清，兵敗避居常熟。之後建立的隆武政權，復授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此後10餘年間頻繁往來於太湖沿岸一帶，與歸庄等人以匡複故明為志，後為豪紳所迫。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棄家北游。康熙七年（1668年）在山東濟南為文網羅織，身陷囹圄。出獄以後，更決意不與清廷合作。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儒科，拒不就薦。次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館。此後分別客居山西、陝西，潛心著述不再入都。在北游的20餘年中，遍遊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並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行了萬里路，亦讀了萬卷書。其《日知錄》、《音學五書》等近50種著作均寫成於這一時期。其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誌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建樹了承前啟後之功。承繼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慾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斷然擯棄「性與天道」的空談，力倡「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為學之道，一生為學，實事求是，不立門戶，不分畛域，一歸於經世致用。一生以「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為懷，大聲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在宇宙本源上，沿宋代哲學家張載的主張，提出「盈天地之間者氣也」，「非器則道無所寓」的命題。重申宋人黃震的見解，認為「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面臨著以什麼取代心學的抉擇，選取了經學，提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的主張。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文學成就主要以詩見稱，現存各體詩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顧詩箋注》的《集外詩補》中所收的4首佚詩。其詩堪稱清詩冠冕，此外經史百家、天文地理、國家典制、郡邑掌故等都有研究。哲學觀點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傾向，提倡「引古籌今」、「經世致用」，主張富國利民，強調理論為現實服務。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清初三大儒。其詩沉鬱蒼涼，有強烈的愛國精神。　　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不顧年邁體衰，仍然來往於陝西、山西之間。八月在山西省曲沃縣患重病。延至康熙二十一年元月初九日（1682年2月15日）嘔瀉不止，病卒於曲沃縣，終年69歲。著有《歷代帝王宅京記》（20卷）、《營平二州史事》（1卷）、《昌平山水記》（2卷）、《山東考古錄》（1卷）、《京東考古錄》（1卷）、《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音學五書》、《亭林詩集》、《肇域志》等。

　　顧炎武自題聯

行已有恥；博學為文。——自題述志　　此聯後被顧氏後人作為顧姓宗祠四言通用聯。

鶴從珠樹舞；鳳向玉階飛。——詠物勵志　　顧炎武手跡不易見，崑山縣圖書館藏有其所撰書的這副楹聯，字極秀潤。王蘧常匯注《顧亭林詩集》，乃借之印於卷端。

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自題述志

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新春自題述志　　顧炎武在晚年仍然沒有放棄反清復明的希望，在陝西華陰定居即寓有觀察時變、待機而動的深意。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顧炎武后屆68歲，在這一年的新春作此一副對聯，上聯「二聖」，指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光宗（朱常洛，1585-1620）二帝。此聯可為顧炎武晚年堅持反清復明的心境作一印證。

　　顧炎武撰題聯

衛生之善道；救死之良方。——題明末清初傅山著綜合性臨床著作《大小諸症方論》（作序聯）　　傅山著《大小諸症方論》以「方」為綱，其中「小兒科方論」介紹小兒常見病24種用方37條，「雜症方論」介紹內、外、兒、婦、眼科病174症用方264條。

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頌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集句題浙江省杭州西湖敷文書院　　此聯大體意思就是規範著為人之道，為學之道。上聯集自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六·滕文公章句下·第四章》孟子言：「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而《論語·學而》里記載：「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悌）。」又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上聯大體意思是說為人之道，在家聽父母的，在外聽兄長的，按照聖人的規矩來做事，認真規勸引導後人。下聯集自戰國《孟子·萬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為位族，又尚論古之人。」這裡的「尚論」，意思大體就是遵循著先聖哲人來論。全聯整體意思就是讀聖人的經典文章，結交品德高尚的人，從中繼承先人名哲的思想精華。

　　悼挽顧炎武聯

鶴從珠樹舞；鳳向玉階飛。——清末女民主革命家秋瑾摘顧炎武自題聯挽顧炎武

　　紀念、題詠、嵌典（涉）顧炎武聯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世傳顧炎武述志名言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常被認為是顧炎武的述志名言，其實這句名言並非出自顧炎武本人，而是後人對顧炎武所著的《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論斷的一種概括。這段話講了三層意思：第一，「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亡國」是指「易姓改號」，亦即改朝換代或政權交替；「亡天下」則是指「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這樣一種人淪若禽獸的慘無人道的狀態，亦即人性之喪失或人類的毀滅。第二，「保天下」與「保國」的聯繫：「國」以「天下」為本，「保國」必須首先「保天下」，故曰「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第三，「保國」與「保天下」的區別：「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說明「國」的主體是「君臣」、「達而在上位者」；「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說明「天下」的主體是「人」，包括「達而在上位者」和「窮而在下位者」。顧炎武對「國」與「天下」的分辨，實質上是試圖把政治與倫理區別開來。他認為，「保國」、「治國」這一類的政治活動，只是政客（「肉食者」）們的事，而與普通老百姓（「賤夫」）無關。這個思想從其個人經歷來看，實際上是他在抗清失敗、復國無望的情況下所產生的一種退隱思想；但從其作為一個政治思想家來說，他認為「賤夫」無須關心政治，卻是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注重世俗生活乃至於不關心政治的社會心態的，有其歷史進步意義。另一方面，他認為，「保天下」、「治人」這一類的倫理活動，卻又是同每個人都有關係的，甚至「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近代有人把顧炎武的這個思想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是出於當時中國救亡圖存的現實政治需要，並在歷史上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而且至今這個口號仍具有激勵人們的愛國精神的積極的現實意義。但是，若以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政治性口號是顧炎武本人提出的，那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顧炎武所謂「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本質上只是表達了一種倫理學觀點，而並不具有政治學意義。有人認為，這段話是「說明天下是民眾的天下，民眾是『天下』政治的主體」，這實在是一種誤解。顧炎武的本意恰恰是要把「國」與「天下」、政治與倫理區分開來，強調「賤夫」無須過問「國」事，但應當關心「天下」事，承擔起「保天下」的責任，以防「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這種人倫喪失的局面的出現。

整頓乾坤將相；歸休林壑漁樵。——明探花、書畫家張瑞圖題江蘇省崑山縣千燈鎮顧氏南宅貽安堂（正廳楹）　　崑山縣千燈鎮東靠上海，西接蘇州，北依吳淞江，南臨澱山湖，它以原汁原味的水鄉風貌和千年積澱的文化底蘊被江蘇省列為歷史文化名鎮，並於2005年入選中國的魅力名鎮。千燈2500多年的歷史孕育了燦爛的文化，有以顧炎武為代表的先賢文化、以崑曲為代表的戲曲文化、以延福古剎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少卿山遺址為代表的良渚文化和江南水鄉農耕文化，它們交相輝映。在老街的最南端，南大橋與蔣涇橋之間有一處古樸典雅的宅地，是顧炎武誕生地——顧氏南宅「貽安堂」。這裡集崑山景點之優美，聚地方園林之精華。大門上方著名學者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手書的匾額「顧炎武故居」金光閃耀。貽安堂正廳貽安堂6根楠木柱，經數百年滄桑完好無損。梁檁木雕雲頭，繁複精細。廳堂內翹頭案、天然幾、官帽椅等傢具原樣配置，典型的明代風格，正廳懸掛著白底黑字匾額「貽安堂」。堂內明代萬曆年間探花、書畫家張瑞圖的撰書的這副行書楹聯。紅底黑字，瀟洒奔放，又很耐人尋味。還有清代朱彝尊、歸昌世、傅山、歸庄等名家作品，高雅別緻，掛置齊整，從一個側面客觀地評價了先生的歷史地位。顧氏南宅後面是佔地30畝的江南私家園林——顧園，以顧炎武的主要事迹和思想為主題而建，顯現了顧炎武所走過的輝煌一生。園內曲水環繞、亭台錯落、小橋曲徑，黛瓦粉牆，花木扶疏，虛實相映，是陽春詠梅、炎夏觀荷，金秋賞桂、寒冬覽翠的絕佳去處。亭林祠堂內顧炎武生平事迹、傳世名著均陳列於此。祠堂後松柏櫸榆，虯曲蒼翠。

精神到處文筆老；學問深時意氣平。——清·狀元石韞玉題江蘇省崑山縣千燈鎮顧氏南宅貽安堂（抱柱楹）　　顧氏南宅貽安堂現存五進，明清建築雕樑畫棟，其中包括顧炎武起居生活區、顧炎武祠堂、顧炎武墓和顧園等遺址，而顧炎武墓地和顧園相連，形成墓、祠、廳一體的園林布局。這在千燈由大戶名宅構成的古建築群中最值得稱道，堪稱千燈諸景之首。和大多數明清深宅大院一樣，先生的南宅也有「儀門頭」，雖然它們都用方磚砌就，但門頭上鐫刻著不同的浮雕圖案，或展示當時主人的顯赫家世，或蘊含主人對後代的厚望，當然顧宅也不例外。故居有前後兩個儀門，前儀門上鐫刻著「亭林世澤」。「世澤」，指先祖給後代子孫的影響。此四字表達了先生的人格和學問深深地影響著顧氏後人。後儀門上則鐫刻著「芝蘭玉樹」，提示了當時主人期望顧氏後代子孫都成為才質優美的子弟，並世代相傳。門內天井粉牆蠡窗，麻石地坪，綠樹亭立，幽靜雅緻。茶廳是清代乾隆年間的風格，正中有當時崑山知縣繆綸所書的匾額「道崇禮范」，紅底金字，道出了後人對顧炎武的崇敬。堂柱上清代狀元石韞玉書題的這副抱柱對聯，顯然是對顧炎武道德文章的寫照。廳堂內的傢具陳設，包括高足花幾、翅頭案和透雕拐子龍扶手椅等，無不顯現當時民居的特徵。石韞玉手書抱柱楹聯分立兩旁，奪人眼目。其中的「慈母閣」、「三徐居」、「頌橘軒」、「思宜園」等諸多景點，將顧炎武的家世、一生中的親情、友情，奔走大江南北、揮筆寫巨著等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現在面前，無不讓人感受到顧炎武是一位人格高尚的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愛國詩人。

清詩不敢私囊篋；明月倘肯留庭隅。——清·戊戌維新運動領袖梁啟超題江蘇省崑山縣千燈鎮顧氏南宅轎廳　　顧炎武的曾祖父做過明朝的兵部右侍郎，當時有半條街都歸屬於顧家，顧炎武的妹妹顧氏，把自己的三個兒子培養成一個狀元兩個探花，所以顧氏南宅有「顧半街」之說。顧氏南宅過了門廳，第二進是以紀念顧炎武為主要內容的轎廳，又名清廳，上面匾額書「道崇禮范」四個大字，下面懸掛著兩副名人對聯（另見下林則徐聯），都對顧炎武的氣節表達了由衷的敬意。當年清兵南下攻破崑山時，顧炎武的母親王氏絕食而死，臨終囑咐兒子不要做異族臣子。顧炎武誓死不做清朝的官，以「博學於文，行已有恥」作為座右銘，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已任，在從事幾次反清復明的活動失敗之後，專心研習經世致用之學，積30年寫成《日知錄》30卷，另有《天下郡國利病書》等著述近20種，被稱為清初最有根底的學者，世稱「亭林先生」。處亂世而無頹唐之念，歷磨難而不喪報國之志，顧炎武被列為中國七十二賢人之一。

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猶自望河清。——當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胡適集顧炎武詩句自題70歲壽誕

禮為德基，義垂政矩；道崇家范，才蔚國華。——清首任封疆大使、兩江總督林則徐題江蘇省崑山縣千燈鎮顧氏南宅轎廳

慟哭西台，當年航海君臣，知己猶余瞿相國；羈棲南嶽，此後名山著作，同心惟有顧亭林。——清·著名書畫家洪亮吉題湖南省衡陽湘西草堂（王船山祠）　　南明之末，清朝開基之初，將黃南雷（宗羲）、顧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三人並稱為三大儒。

後太沖炎武且二百餘年，驅韃復華，竊比遺老；與曲園仲容兼師友風義，甄微廣學，自成一家。——1936年7月18日巴黎華法教育會會長蔡元培挽章太炎（炳麟）　　上聯「太沖、炎武」，即指黃太沖、顧炎武。章太炎原名炳麟，因敬慕黃顧兩人，遂取兩人名字為己名。下聯「曲園」，即指俞曲園，「仲容」，即指孫詒讓。

　　附錄一：【顧炎武生母姜鳳岐臨終遺聯】

　　〖名門望族〗　　顧炎武曾祖父顧章志，明·嘉靖癸丑（1553年）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這以後家道中落，祖父顧紹芳，萬曆了丑（1577年）科進士，官卻只做到從六品的左贊善，到了他的父親顧同應（字賓瑤），就僅僅是個未曾入佳的國子監萌生了。顧炎武的叔祖顧紹芾（字德甫，號蠡源）之子顧同古未娶而豐，其聘妻王氏矢志守節，因此，顧炎武1歲之後，生母姜鳳岐去世，就過繼給已去世的堂叔顧同古為嗣，由王氏撫育。顧炎武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嗣母王氏是太學生之女，知書識字，而且意志堅強、深明大義，作為一個居孀的婦女，她別居一室，「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尤其喜歡讀「《史記》、《通鑒》及本朝政紀諸書」（《先妣王碩人行狀》）。顧炎武6歲，王氏就教他讀《大學》，9歲又讀《周易》。萬曆四十七年（1617年），顧炎武人塾學習，而家中對他的教育仍然抓得很緊。顧炎武的嗣祖顧紹芾雖然只是個從來沒有當過官的國子監生員，但卻關心國家大事，熟悉朝章典故，而且性格「豪邁不群」（顧炎武《三朝紀事闕文序》），「負氣伉爽，不肯少河流俗」（陳濟生《啟禎詩選．太學顧先生紹芾》），與天啟時期政壇人物常相往來，對當時朝政腐敗的情況十分了解。有一天，他指著庭院中的草對顧炎武說：「爾他日得食此，幸矣！」（《紀事闕文序》）於是要顧炎武認真學習「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這時顧炎武年方10歲。第二年，顧紹芾又令顧炎武閱讀《資治通鑒》。當時的人多不讀《通鑒》，而代之以朱熹編纂的《通鑒綱目》，顧紹芾對這種狀況十分不滿，他說：「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鑒》，必不如《通鑒》也」。（顧炎武《鈔書自序》）在嗣祖的督促和用心教授下，到14歲顧炎武已將《資治通鑒》全部讀畢。功課之餘，王氏還經常給他講述劉基、方孝孺、于謙等明朝歷史上傑出人物的故事，以激勵顧炎武學習前輩先賢。顧炎武少年時代受到的這些教育，對他以後的學術成就和立身處世無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學問無窮，曾三顏四；光陰有限，禹寸陶分。——顧炎武生母姜鳳岐臨終遺聯勉子　　明末，顧炎武之父顧同應秀才與當地有名的才女姜鳳岐結為夫妻，兩人琴瑟和鳴，詩詞唱賦，過著舉案齊眉的美滿日子。幾年後，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姜鳳岐生下了一個男孩兒。因為孩子虎頭虎腦，便取名虎頭兒。天有不測風雲，到虎頭兒長到1歲多的時候，姜鳳岐年紀輕輕的就患上了血癆症，並且病情越來越嚴重，多方醫治都無效，後來竟咯血不止。姜鳳岐知道自己已將不久人世了，對於死，姜鳳岐心靜如水，毫不畏懼，最難以割捨的是她才牙牙學語的孩子。姜鳳岐多麼希望通過親手栽培，便這個孩子成為修身齊家治國的平天下的棟樑之材。然而這一切都不可能了。怎樣才能讓孩子知道母親這種心情呢，姜鳳岐眼含熱淚給孩子寫下了這一副遺聯。遺聯希望孩子長大之後，能懂得學海無涯的道理，要做學問就必須像曾參和顏淵那樣每天都向別人請教好幾次；懂得抓緊時間勤奮學習，就必須像大禹和皋陶那樣珍惜一寸一分的光陰。

撒手又何悲，數年病痛交加，縱夫留我生亦苦；財軀何足惜，千里翁姑未殯，因我累君死也羞。——顧炎武生母姜鳳岐臨終遺聯丈夫顧同應　　姜鳳岐給兒子顧炎武寫完了遺聯，又想起了與自己相濡以沫的丈夫顧同應。這幾年來，家境雖然清貧，但是丈夫從來不氣餒。丈夫本來是個勤奮苦讀的學子，只因經濟拮据，只考到秀才就棄學經起商來，平日捨不得吃，捨不得穿，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積攢起來，為了以後供孩子讀書之用。想到這裡，姜鳳岐又為丈夫寫下了這一副情真意切的遺聯。遺聯聲聲淚，字字血。上聯是對丈夫的勸慰：像我這種疾病不斷的人，即使活在世上也是痛苦的，既然生不如死，還是讓我死去以求解脫吧。下聯則充滿了自責之意：我死後沒有什麼可惜的，可是我還沒有盡到孝敬公婆的責任。我死了，孝敬兩位老人的擔子就落到了丈夫一人身上，因此，我死也感到羞愧。

我別良人去矣，大丈夫豈能無妻？倘他年重對婚姻，莫向生妻談死婦；兒隨嚴父卧哉，小童子終當有母，待異日再承慈訓，須知繼母即親娘。——顧炎武生母姜鳳岐臨終遺聯顧炎武未來繼母　　姜鳳岐給丈夫顧同應寫完遺聯後，又想到在自己死後，丈夫即是個秀才，又會經商，肯定會有媒妁前來為他提親。如果丈夫續了弦，她舍不下的是虎頭兒便有了後娘。有道是「最毒莫過蠍子針，最狠不過後娘心」，虎頭兒能遇上一位善待他的後娘吧？姜鳳岐想到這裡，潸然淚下，五內俱焚！她想來想去，決定給出虎頭兒的未來後娘也寫一副遺聯，勸勉這位後娘一定要好好撫養這個從小就失去了親娘的孩子。這聯該怎麼寫呢？姜鳳岐可算是煞費苦心。其一，自己現在還不知道這位後娘是誰，就貿然給人家寫遺聯，合適嗎？其二，自己將是「死婦」，後嫁過來的女子則是「生妻」，「死婦」給「生妻」寫遺聯，肯定名不正言不順。姜鳳岐真不愧是「才女」，她用心良苦，打算寫一聯，表面上是寫給丈夫和兒子，其實是寫給那位未來的後娘的。於是鋪開宣紙，飽蘸濃墨，寫下了這一副感人肺腑的遺聯。姜鳳岐寫完這副遺聯，猛咳不止，吐血身亡。後來，顧同應秀才續弦趙氏。趙氏見了姜鳳岐的這副遺聯，看到其中「莫向生妻談死婦」之句，就覺得丈夫的前妻通情達理，品格高尚。待看到下聯的「須知繼母即親娘」之句時，已是熱淚盈眶！趙氏的淚水滴滴濺在了這副用宣紙寫成的遺聯上，淚水淡化了紙上的墨跡，斑斑駁駁，宛如一朵朵盛開的梅花。在以後的日子，趙氏善待虎頭兒勝過親生兒子，在趙氏和顧同應的的培育下，顧炎武長大後果然成了大學者，成為一代大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

　　附錄二：【顧炎武軼事、趣聞】

　　〖學術成就〗　　顧炎武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繼承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傳統，批判宋、明唯心主義理學，提出了「經學即理學」的著名命題。顧炎武的法律思想也同當時進步的社會思潮相呼應，具有反對專制主義的色彩。他針對明末士大夫空疏不學的惡劣學風，提倡讀書、務實，經世致用，把學術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聯繫起來。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　　顧炎武處於明末清初社會動蕩的歷史條件下，察覺到封建統治已瀕臨「法不變不可以救今」的危機階段，因此，反對泥古不變，頑固守舊，指出前人所立之法不可能預測事勢的發展而早為「變通之地」，後人如「拘於舊章」，「姑守其不變之名」，必將形成「大弊」。為了適應「不得不變之勢」，提出一系列社會改革方案，如改革賦稅，限制地租，實行均田、墾田；改革君主獨治，代之以官僚的眾治；取消八股取士制度，實行郡縣推薦等等。雖然也以「法古用夏」相號召，但意在援古措今，為現實改革服務。　　顧炎武法律思想中的民主性精華，是對封建專制主義法制的抨擊。認為「法制禁令」為「王者之所不廢」，但反對以嚴法繁刑統治百姓，指出專制主義法制的主要弊病在於「法令日繁，治具日密」。他說：「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例舉秦始皇以繁法治民而「奸偽萌起……至於不振」的歷史為例，說明「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所說的「眾治」，並非「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而是擴大公卿郡縣守令的職權，藉以平衡君權，限制君權的濫用。　　顧炎武從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法制的立場出發，認為一切聽之於法，就會出現「廢人而用法」的現象，從而限制了人們才智的發揮，使「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雖豪傑之士也將歸於庸懦。所以「法令者，敗壞人才之具」；不僅如此，繁複的法令，只是便於吏胥巧詐之徒「以法為市」，恃訟繁刑苛，勒索民財，挾掣官府，成為民間的虎狼，因此「法愈繁而弊愈多」，「法禁之多，乃所以為趣亡之具」。為了整飭吏治，主張嚴懲貪官污吏，不以縱舍有罪為仁政；建議廢除吏胥「操其兩可之權」的「用例破法」、「因例立法」的傳統。　　顧炎武鑒於「徒法無用」，強調只有「正人心，厚風俗」，才是治亂的關鍵，國家的根本。說西漢文景之治，是以孝悌導民，「移風易俗，黎民醇厚」的結果。不從根本入手,徒以法為禁,必然使「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因而是愚閣之君之所為。為了改變風俗，發揮封建綱紀的教化作用，顧炎武提倡「清議」，「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顧炎武也反對「以錢贖罪」、「以谷補官」的制度，認為它只有利於富有者，起了傷風敗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