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鑒賞]美國的「中國城」──唐人街隨筆

美國的「中國城」──唐人街隨筆　　李歐梵　　記得十幾年前家住新竹的時候，往往每月必會到台北去「朝聖」一次。星期天一早搭車去，看一兩場外國電影，吃一兩頓小館子，在書店逛逛或買幾本書，然後晚上再乘車回來，這一個禮拜的生活，無形中就充實了不少。到了美國以後，住在距紐約不遠的一個小鎮上，紐約的「唐人街」卻成了我每月朝聖的新「麥加」。每一個月中，我總要抽空去一兩次，總在周六或周日，也是一早搭車去，看一兩場中國電影，吃一兩頓中國館子，到中國書店裡逛逛或買幾本書，也會覺得生活充實了不少。　　唐人街在我生活的邊緣，然而也往往會成為我心靈中的重鎮。去國已久的中國人，常常會不約而同地到唐人街買東西、吃館子，外國人每逢禮拜天上教堂，中國人則上唐人街。唐人街是老華僑的溫床、新華僑的聚會所，也是美國人眼裡的小中國。也許我們應該把唐人街的英文原名直譯過來，乾脆稱它為「中國城」（Chinatown），可能更恰當一點。　　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城」有兩個，一在舊金山，一在紐約，每一個「城」里都不只一條街。以前我很喜歡舊金山的中國城，因為它比較乾淨、漂亮，最近我卻愛上了紐約的中國城，因為它更有「中國」味，往往使我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親切感。從紐約地下車道的出口走出來，首先呈現在眼中的中國城是一片零亂：鮮紅色的電話亭，五花八門的店鋪招牌，歪歪斜斜的中國字，街道旁邊的小販，擁擠的行人，還有那一家門面已舊的黃色電影院──外國「美女」的裸體照片，配上不倫不類的中文譯名。一個初到紐約的遊客，一定會覺得這是一種「半下流社會」。我初到紐約的時候，朋友帶我去逛唐人街，我總覺得不舒服，看到那些年老的華僑那副「不務正業」的樣子，更是不順眼。在館子里吃飯，不會用廣東話叫菜，被迫用英文，看堂倌的那一臉不屑的冷漠表情，真想拔腿就跑，不再受騙了，走到街上，又怕小偷或扒手，或街角上的不良少年。紐約的治安本來不好，唐人街又在義大利區旁邊，我對於義大利「Mafia」（黑社會）的恐懼，也帶到「唐人」身上了。　　最近幾年，我對紐約熟悉多了，而且又去過一次香港，學了一點半吊子的廣東話，所以在中國館子里點菜時，信心也增強了，對於「中國城」的恐懼也逐漸消除。而且，近兩三年來，每當我想要炫耀我的廣東話時，侍者說的卻是國語，他們既不把我當外國人，我也把他們視為同胞。一種同是「黃面孔」的種族親切感，遂因而建立。有一次我到一家店裡買菜，和店裡的那一個胖胖的老闆扯上了，他竟然由廣東話轉到國語，又從國語轉到山東話，我們兩個人變成了北方老鄉，所以我此後每次去買韭菜或豆腐乾的時候，他總是多給我一點。還有一家廣東小吃館，我每次去的時候，如果是一個人，就飯菜照常，如果帶了朋友──特別是女性朋友──光顧，侍者一聲不響地就會奉上一大碗「例湯」，而且還會對我作一個會心的微笑，我初時頗為受寵若驚，後來發現這種不成文的「陋規」，倒是隨意施捨的。中國餐館和法國餐館有一個相同之處：不論菜單上的「明文規定」如何，顧客總會受到一點人情上的例外招待，在高級的法國餐廳里，這種招待是勢利的，「人情」視金錢而定；在「低級」的中國餐館裡，才有真正的人情味，那一碗「例外」的「例湯」，喝起來總覺得十分舒服。　　我是一個影迷，在台灣的時候專看外國片，國產片很少問津，到了美國以後，反而看起國產片來了，於是，「中國城」又成了我的電影文化城。紐約唐人街的幾家電影院，似乎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中國電影必須兩片同映，而且往往是一「軟」一「硬」：「軟」綿綿的言情或艷情片，配上「硬」綳綳的武打片，以便迎合男女老少的不同口味。事實上，台港近年來的電影製作，也只有「軟」「硬」二類，高水準的文藝片絕無僅有，赤裸裸的社會寫實片也很少見。唐人街的電影觀眾，大部分是為了娛樂，也為了「逃避」，在餐館或洗衣店工作勞累之餘，就到電影院去散散心。我們這些留學生，看中國電影也是為了逃避──逃避美國社會的緊張和繁忙，但是除此之外，也多少有一點「思鄉」的意味，看到電影中的香港和台灣風景，不覺心曠神怡，甚至有時候體會到那股台港特有的「味道」，不論劇情如何牽強附會，演員如何生硬造作，我看中國電影時實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只求一「醉」而已。初時我對於自己的這種態度頗感不安，因為對中外電影，我顯然是用了兩種尺度，但經反覆思考之後，也覺得這種「畸形」的態度未可厚非，中國人在外國漂泊，在美國的「中國城」里懷緬中國文化，本來也是帶有一點「畸形」的心理。我們這些留學生，本來就是「中國城」中的過客，我們在唐人街沒有根，而只是生活在唐人街的邊緣而已，而唐人街卻又在美國社會的邊緣，雙層隔膜之下，「中國城」豈不正像一部電影？而在「中國城」中看中國電影，更談不上文化上的「真實」了。　　因此我不禁逐漸感到，我和餐館的侍者和雜貨店的老闆之間的「血濃於水」的種族感，也實在是很淡薄的，在他們眼裡，我是一個黃面孔的顧客，雖然我給的小費沒有外國人多（但這種情形也在變化之中，紐約的唐人街畔，年老的遊客越來越少，而住在紐約城內──特別是城北的哥倫比亞大學區及城南的紐約大學附近的格林威治區──的年輕人或學生，卻經常成群結隊來唐人街吃飯，他們給的小費也不多），然而我常常來，而且，說不定他們早已看出我心理上的需要，在我面前說幾句家鄉話，或多給我一碗例湯，也略能滿足我的思鄉情緒，至少可使我在「中國城」里沒有失落感。這是一種施捨，也是他們演的一出中國戲，正好像銀幕上的王羽或甄珍，用拳打腳踢或淺笑微盼來滿足我們所要求的「中國味」一樣。我有一個朋友，有一天和公司里的外國老闆吵了一架，回家以後又受了妻兒的氣，就憤然出走，跑到唐人街大看中國電影，到深夜才回家，害得他太太差一點去報警。　　美國的「中國城」，是這一代海外華人心靈上的「避難所」，大部分的中國人，到中國城來別無他求，只求一「醉」，在酒足飯飽、劇終人散之後，又要打起精神，在異國的社會中「混」下去。這一種逃避式的「朝聖」心情，是國內的讀者和美國的友人很難了解的。大城市裡有「中國城」，沒有「中國城」的小地方，則以中國餐館代之，如果沒有中國餐館，則往往是在幾家中國人家裡輪流聚會，海外的華人，就靠了美國社會中這些大大小小的「孤島」來延續他們的文化生命。　　在美國談「中國文化」，比較困難，也比較複雜。「中國城」里的中國文化，如果仔細分析起來，非但與台港地區的中國文化有不同之處（當然與大陸上的文化更大異其趣），而且更與五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脫了節，雖然不少古老的習俗仍存，然而也只有老一輩的華僑仍能體會到這些習俗的真正意義。年輕一代的華僑──也就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僑──眼中的唐人街，和留學生眼中的唐人街，在意義上就有顯著的不同。年輕一代的華僑，往往在唐人街長大，所以對於自己所熟悉的環境久而生厭，極思反抗，他們最初都很想掙脫「中國城」的桎梏而打入美國社會，他們計劃于飛黃騰達、娶妻生子之後，在美國大城市的郊區買幢房子，和大多數美國中上階級的人一樣，安度其「郊區生活」（所謂「suburban living」）。　　然而，近幾年來，由於美國國內各少數民族運動的風起雲湧，不少土生土長的美籍華人（簡稱為ABC，即American-bornChinese的簡寫），在心靈上突然感到一種「認同」的危機，他們覺得不論自己如何美化，在美國白人的眼裡，他們畢竟還是黃面孔的華人，但是在來自台港的留學生眼裡，他們又不禁太過美化了，言談舉止，與美國人無異，只不過虛有其華人之「表」而已。身處在這兩種「歧視」的狹縫之中，不少年輕的ABC，就主動地向唐人街認同，因為唐人街既非中國也非美國，而是美國社會中的「中國城」，正適合他們少數民族運動分子的心理。最近幾年，大學裡的ABC，更成群結隊，到各大城的唐人街去義務服務，他們訪問年老的華僑，拍攝唐人街的紀錄片，組織義診中心，為老華僑看病，並出版刊物，為唐人街──也更為他們自己──說話。　　他們這一腔熱誠，表現了不少年輕人的朝氣和幹勁，也反映出不少心理上的煩惱和不安。他們雖然口口聲聲地說要為唐人街獻身，但是這種課餘的獻身工作也多少帶給他們一點自我情緒上的滿足，也許，他們這種「認同」上的「利己」需要，遠超過他們真正「利他」的服務精神。正好像十九世紀末期俄國知識分子的「深入民間」運動一樣，美國華僑青年的「唐人街」運動，並未必引起「中國城」里老一輩華人的激烈反應，在老華僑的眼中，這種深入唐人街的運動，是對於他們既成的生活方式的一種威脅，他們寧願在美國人面前唱「唐人戲」，而不願受同是黃種人的干涉。據我的一個深悉內情的朋友說，老華僑對於ABC青年的行動尚能諒解，因為他們覺得這些年輕人本是唐人街的後裔，然而如有台、港地區的留學生參加這種運動，卻會引起老華僑的極大反感，因為他們總覺得這些留學生高高在上，處處以發揚中華文化自居，而向他們發號施令。老華僑願意把唐人街作為留學生的「避難所」，卻不願讓留學生和土生華僑把唐人街變成文化或種族運動的大本營。　　「中國城」里的中國文化，本來是一種早已變形的移植文化，老華僑的鄉土觀念似乎重於國家民族的熱情。然而，情緒激昂的留學生和ABC青年卻偏偏不滿於老華僑的這種安身立命的態度，一部分青年要華僑認同祖國文化，另一部分青年卻又要華僑掀起少數民族運動反對美國社會，交相夾攻之下，老華僑反而不勝其擾。這是我所看到和聽到的唐人街里的「代溝」現象。年輕一代的華人運動，受其影響最大的仍然是年輕一代的華人，而不是老一代的華僑。　　華人運動的另一個對象是美國社會，在這一方面，成效最大的不是留學生，而是土生華僑青年。近幾年來，他們搜集了不少資料，也出版了不少書籍，向美國讀者介紹中華移民的慘痛歷史，他們曆數19世紀華僑在美國西部築路時所遭受的虐待、美國移民法的不公，和美國各公司行號對黃種人的歧視等等詳情。這一股「控訴」的激流，在美國社會上已產生了若干積極的反應，不少大學紛紛成立「美籍亞洲人」或「美籍華人」研究中心，報紙和電視廣播界，也紛紛起用美籍華人，「哥倫比亞電視公司」的新聞記者Connie Chung和「紐約時報」的FrankChing，目前都是紅得發紫的人物，最近電視影集「功夫」的流行，也可以說是受了華人運動的影響。　　土生華僑中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文化工作上，幹得非常有聲有色，他們對美國社會的影響，遠非留學生可以望其項背。這幾年來，土生華僑文化顯然已經抬頭，並且日益茁壯，這一種新文化，在本質上既非中國文化，亦非美國文化，它的語言是英語，它的社會淵源是唐人街，它的發言人是土生華僑，它的對象是美國社會。許多留學生對之不屑一顧，認為它不是中國文化，但是卻也不免忽略了這一種新文化所藏有的豐富的內涵和動力。五六年前，我在舊金山的唐人街遇到一個怪人，他留了一頭長髮，在頭後盤了一個辮子，經過友人介紹以後，我問他對於海外中國文化的看法，不料他卻把辮子一揮，滔滔不絕地說：「什麼中國文化？你們這些留學生滿腦子就是中國文化，其實在美國社會哪裡有中國文化？我是在唐人街出生長大的，我不會說國語，我的母語是英文，我的國籍是美國，我的文化背景就是這又臟又亂、為白人所恥笑的唐人街！我現在要以唐人街為榮，把唐人街的真相用戲劇的方式表現出來，我不像『新聞周刊』中的那位華人記者，他根本是『白化』了（White-washed），他哪裡能代表唐人街？我現在剛寫好一個劇本，正在排演，就是在諷刺他，也諷刺白人！」　　這一席話把我聽得目瞪口呆，不過我還是鼓足了勇氣問他一句：「作為一個黃面孔的華人，難道你對於中國的文化毫無嚮往嗎？」　　「什麼嚮往？這都是廢話！」他理直氣壯地說：「我根本不懂中國文化，也沒有時間搞中國文化，更沒有什麼興緻。請問你，在美國社會談中國文化又有什麼用？」他這一陣反駁竟然使我啞口無言，於是就只好伸出手來，和他握了一下，並祝他好運。事隔數年以後，最近我在美國報章雜誌上屢次讀到他的文章，他的劇本在紐約上演，也得到不少好評，這些作品，幾乎完全以唐人街為背景，但是劇中的人物卻是個個有血有淚，他們把在白人誤解和歧視下的滿腔憤怒，像山洪暴發一樣，傾泄無遺。這位目前鼎鼎大名的劇作家，就是Frank Chin，他和《紐約時報》的FrankChing不同，二人觀點也各異，而且還在一本紐約唐人街的雜誌上打過筆仗。劇作家Frank Chin認為這位名記者FrankChing早已與白人妥協，成了當權派，而後者則認為前者除了憤怒以外，仍然無濟於事。且不論二人孰是孰非，這一位美國劇壇上的「憤怒的年輕人」，卻使我留下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FrankChin雖然代表土生華僑文化的一個極端，然而他已在美國藝壇爭得一席之地，他的成就，早已凌駕在「花鼓歌」黎錦揚之上。黎錦揚筆下的唐人街，是美國電影中的布景，「花鼓歌」中的人物是白人腦海里的浪漫意象，黎錦揚為了討好美國人、做美國人的生意，遂不惜助長美國人的偏見。FrankChin雖然矯枉過正，但是我寧願接受他的唐人街，即使生他的氣，也比看黎錦揚的電影痛快的多。也許，在美國的社會中產生這種憤怒的作品，是理所當然的，Frank Chin的戲劇，使我想起了美國黑人作家LeRoiJones的作品，二人的基調同是憤怒和熱情。近年來美國的黑人運動，已使白人幾百年來遺留下來的對於黑人的印象大為改觀，黑人已不再是木訥無知、唯命是聽的奴隸，而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土生華僑的文化運動，雖不見得能改變唐人街老華僑的心理，但至少也會使美國白人對美國社會中的「中國城」另眼相看：美國的華人，也不僅是餐館或洗衣店中的人物而已，他們除了勤儉樸實、默默地以笑臉迎人之外，也有無盡的辛酸和血淚。　　作為土生華僑文學中的中心意象，唐人街的意義似乎更大了。走筆至此，我不禁想到最近看過的一部名片──波蘭斯基（RomanPolanski）的《唐人街》，這部電影的故事與唐人街全然無關，然而卻以唐人街為片名，似乎頗有寓意。我認為這部影片的主題是人性的敗落，片中人物的罪惡是洗不清的，所以波蘭斯基在片中屢用清水和濁水來表現。水的意象，本是波蘭斯基的神來之筆，他的另一部名作《水中之刀》也是以水為象徵。《唐人街》一片中的灌溉之水，卻權操在老奸巨猾的約翰。休士敦之手，休士敦和自己的親生女兒費唐娜薇通姦，因而引出一連串冤孽。當故事發展到費唐娜薇的豪華住宅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宅中的僕人都是華人，似乎女主人對華人頗有偏愛，直到片終的高潮──在洛杉磯唐人街的一場槍殺──過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片中的華仆就是罪惡的代表人物，女主角體嘗罪惡，所以特別親近華人，最後所有的罪惡人物都齊集在唐人街，如此看來，「唐人街」豈不成了罪惡的淵藪？波蘭斯基一向偏重人性中的罪惡一面，據說他特別修改了片中的結局，使萬惡之首的約翰。休士敦揚長而去，這顯然是他的悲觀哲學的表現。我不反對波蘭斯基的悲觀，但卻不禁為他心目中的「唐人街」搖首興嘆！「唐人街」一直是西方人眼中的罪惡之地，這一個觀念，原非波蘭斯基的創見，而是淵源已久，SaxRohmer筆下的「傅滿洲」（Fu Manchu）小說和電影，不是已經把唐人街視為罪惡世界嗎？也難怪身歷其境的Frank Chin要憤怒了！　　我發現自己對於美國的「中國城」的感情更深了，外國人越把它視為罪惡之源，我越想把它作為我心目中的聖地。　　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十日鑒賞　　「唐人街是老華僑的溫床、新華僑的聚會所，也是美國人眼裡的小中國。」　　李歐梵寥寥幾筆，道出了唐人街的實質。　　不過李歐梵是知名的學者，他這篇散文的目的也不僅僅在於替唐人街說點什麼，中心在於闡述自己的文化觀──美國的中國城，中國城的文化現象，以及憤怒的劇作家Frank Chin和土生華僑的文化運動。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今昔唐人街的變遷，又穿插以作者本人的直觀感受，包括進餐時的熱情、到中國城尋夢的寄懷等，使一篇學術性的議論文洋溢著濃郁的情趣，讀來令人怦然心動。李歐梵把唐人街整個兒吃透了。他的角度很獨特，取一種似華人又不是華人，像美國人更非美國人，不是台港人也不是大陸人的角度，主觀而又客觀地描述了美國唐人街的風情：前半部分重在景緻的描寫，寫作者對一片零亂的中國城的不適應，尤其寫到他把對義大利黑手黨的恐懼帶到唐人街時，此時的唐人街分明是美國人眼中的罪惡之淵。　　但作者接下去筆鋒陡轉，寫到了「黃面孔」的種族親切感，寫到了胖胖的老闆和「例湯」，人情味便油然而生。唐人街又成為中國人的唐人街了。　　前後兩種感情的變化，李歐梵寫得真摯細膩，還夾雜著幾分自嘲式的幽默。　　散文的重要部分不在飲食，儘管飲食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李歐梵這裡著重於中國城的中國文化心態的分析。老華僑、留學生、美籍華人，雖然外貌上一律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經作者略一分析，竟呈現出如此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文化觀，非對美中文化有深刻研究者，是絕計估不透的。散文至此，由人情進入理性，由風物轉向學術，它真正的價值也體現出來。李歐梵認為：中國城的中國文化，本就是一種早已變形的移植文化。這是極有見地的觀點。他對土生華僑弘揚中國文化的讚歎，並評定為「在本質上既非中國文化，亦非美國文化」的「新文化」，更顯示出學者的慧眼。　　散文最後，與首段呼應，由波蘭斯基的名片《唐人街》引出大段感懷，對美國人的流行觀念──唐人街是罪惡之地進行了不留情的反駁，稱為「我心目中的聖地」，把作者種族的自尊上升到極點。讀至此處，相信無論西方人還是東方人，都會為作者的雄辯所征服，並願到「聖地」一游的。　　《美國的「中國城」》是典型的學者散文，自由度大，議論性強，學術氣氛濃，旁徵博引的同時又富有感情。讀這篇散文，你可以真正了解一個中國人在美國的典型心態，也深刻地理解了「龍的傳人」們別一種生命狀態。　　選自《中國散文鑒賞文庫（當代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李歐梵，台灣人，長期旅居美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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