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教授講禮樂人生之一 中國傳統文化核心是禮

主講人：著名禮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先生

明德講堂第四期之一：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禮

彭林：各位朋友，這是我第一次做客騰訊網，所以一進來到處看到都特別新鮮。首先非常感謝諸位抽出寶貴的時間坐在這裡，跟我就「禮樂人生」這樣一個話題來做交流。

這個「禮樂人生」是我的第一本講演集的書名，當時中華書局出的。這四個字是從錢先生的一篇講話——他的題目那裡直接就借過來的。所以，我一開頭要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錢先生論「禮」。

我有一種感覺，咱們現在舉國上下都在弘揚傳統文化，但是傳統文化，什麼是最值得來弘揚的？這看法很亂，我常常用一個詞叫氣場很亂。那麼一種像張藝謀，08年奧運之前他講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隨便舀一勺都是精華。我不同意這看法，哪有這種文化？每一種文化都一分為二的，不能隨便一勺都是精華，那還了得？就是說這個民族幾千年從來沒有錯誤沒有瑕疵，這個怎麼可能？把什麼東西都說成是精華，這不對的。

我研究禮是由於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原因，就是1986年我考上博士，這博士論文做什麼？那麼這個題目有兩種，一種是自選，一種是老師指定。當時我導師就指定我，你把《周禮》做做。大家知道儒家經典《十三經》裡邊有一部叫《周禮》。老師親自點的，師命難違，我就開始花了三年的時間來研究《周禮》。研究的結果，覺得這本書就像孫詒讓講的「體大思精，宏纖畢貫」，結構非常宏大，思慮非常地精深，有宏觀的，有那種纖小的。這本書引起了我的極大的興趣。

那麼博士論文做完了，其實說老實話，我當時對於禮的認識，應該說現在回過頭去看還是比較膚淺。這個禮對於我們人生、對於我們社會，它這個意義究竟何在？那麼後來畢業以後，我就開始做《儀禮》，每天就讀一卷，每天讀一卷，給自己規定一個進度。讀完一遍之後，覺得還不行，這書太難讀了，再讀一遍，再加標點，後來一個出版社要——那個時候《儀禮》讀的人很少——說你能不能做個翻譯。那個時候也就看作，這是給自己一個壓力去做。

那麼再到後來郭店楚簡出來了，這時候開始讀《禮記》，郭店楚簡和《禮記》的關係非常密切。於是乎我這一二十年做的經典主要是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但這個時候還是主要的精力放在哪？這書讀不懂，這書太難讀，所以首先要把它的意思搞清楚，這個書說什麼，這是一件相當相當廢力氣的事情。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我們這個學術環境越來越寬鬆，許多我們以前不了解的這些海外的學者，他們的著作就開始大量地在內地被重版。這個中間對我影響最深的是錢穆先生。

錢穆先生在我們近代史學界的地位，如果是把史學界比作群山，那麼他就是裡邊的泰山；如果把林林總總的學者比作是星星，那麼他是裡邊的北斗，叫「泰斗」。那麼他跟梁先生——梁啟超先生寫過一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那麼錢先生在他之後又寫了一本同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很顯然他不滿意梁先生的書。以前我們讀研究生的時候，梁先生這本書在大家心目當中地位是非常高非常高。那麼到後來我們讀了錢先生的書之後才發現，這兩個書它不是一個數量級的。那麼由這個地方就引起興趣，再去讀錢先生的其他書，後來才發現，錢先生的史學的修養我們望塵莫及。所以以前有一個學者叫章學誠，說我們一個史學家有四個最重要的要求，叫做才、學、識、德，道德的德。那麼這個裡面除了史才、史學、史德之外，我老師就講最重要的是史識——眼光，讀大家都讀的書要說出大家都說不出來的話，那麼錢先生他的著作幾乎隨處可見這種東西。那麼其中我特別注意他對這個「禮」怎麼評價，後來讀完以後非常興奮，我覺得禮在中國文化當中的地位，沒有一個人說得比他深刻，比他清楚。

去年我到台灣去做客座，台灣的中正大學特地安排了一場叫做「禮學工作坊」，就把台灣一些做禮學的同行全部請來了，開了整整一天的會，讓我做第一場講演。我報告的題目就是錢賓四——我不應該叫他錢穆的，這直呼其名是很失禮，應該稱他的字——《錢賓四先生論禮的三篇文章》。

這個裡面，我提到這樣三篇文章。第一篇就是1948年到1949年之際，中國大陸正在發生一個重大的政治轉折。那麼中國向何處去，不同的黨派、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學派，都在試圖要給中國指一條路。那麼錢先生當時身體不好，他回到家鄉太湖之濱休息，一邊休息一邊思考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較一些最重要的點，他開始寫文章。那麼他一共寫了三十篇，這三十篇文章後來結集成為一本書，叫做《湖上閑思錄》，這本書現在很容易得到。那麼裡面就有一篇叫做《禮與法》。因為梁任公，就是梁啟超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中國是重禮治，西方是重法治，也就是說他把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比，比到最後更拿出一個核心詞：西方是法，中國是禮。

那麼錢先生非常贊同梁先生的這個看法，其實不光是梁先生，我們再往前曾國藩、顧炎武、歐陽修、司馬光都是把中國文化歸結為一個字，是「禮」字。錢先生說梁先生的這個以中國的禮字與西方的法字相對，他說「此可謂深得文化分別之大旨所在」，就是他把中國文化歸結為一個禮，說到根上了，西方是重法，我們是重禮，說到根上了。那麼禮跟法兩個東西哪個好呢？我建議大家回去以後去找找《湖上閑思錄》裡面的《禮與法》，他那個兩個東西評下來他的看法幾乎都是禮好，這法不是最好的，禮才是一種更高明的治國的理念。

那麼這個讀完以後，我覺得耳目一新。許許多多做禮的人一遇到做法的人就慫了，不敢堅持，錢先生那個年代是全盤西化非常厲害的。有一位老先生告訴我，當年他在北大的時候，北大西化很厲害。他穿一身中裝，胡適看到他，挖苦他：「哎呦！你穿這麼一身，你代表中國文化？」那麼他正色回答：「是的！」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環境裡面，敢這麼說的人不多的。而且他敢於正面的把兩個東西進行比較，時間關係這裡我就不細說。這是他的第一篇，叫《禮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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