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忠文：丁未政潮後梁鼎芬參劾奕劻、袁世凱史實考訂

清季梁鼎芬（字星海，號節庵）以參劾李鴻章、慶親王奕劻、袁世凱等權貴而名揚天下，世間有「梁瘋子」之稱，其事迹多見於時人筆記等私家記述中。關於光緒十年（1884）梁氏參劾李鴻章之事，史實基本清晰，勿需多論；而有關丁未政潮後參劾慶王奕劻和袁世凱一事，內情仍然模糊。香港前輩學人吳天任編《梁鼎芬先生年譜》和嚴昌洪先生撰《張梁交誼與晚清湖北政局》一文，[1]對該問題都有涉獵，分析也皆精細，或因第一手資料限制，於其中內情未能完全澄清。本文試利用清宮檔案和近代史所藏張之洞檔案等原始文獻，對該問題再予梳理、補充。研究表明，丁未年梁鼎芬參劾慶、袁前後有兩次，第一次是在七月，系張之洞授意者；第二次系在九月，雖與張無關，卻導致已經入樞的張之洞處境尷尬，梁、張關係也因此而疏遠。可見，參劾慶、袁不只是梁氏忠耿直言的個人行為，而與政局息息相關。

一、張之洞對梁鼎芬賞識與提攜

梁鼎芬是張之洞幕府中的重要成員。光緒十一年（1885），梁氏因參劾李鴻章落職回鄉不久，就開始追隨張香帥，由粵而楚，由楚而寧，再又寧返楚，二十年間不棄不離，備受張氏禮遇和賞識。甲午戰後，維新議起，經梁介紹，張之洞與康有為結識，藉助康開上海強學會，出《強學報》，以新黨領袖自居；後因時局變化及政見分歧，又撰《勸學篇》，極力攻康，藉以洗清與康的關係。為此，梁鼎芬更是赴湯蹈火，全力以赴。戊戌政變後，梁撰《駁叛犯康有為書》發表於《申報》，揭露康、梁「謀逆」的罪行；又撰《康有為事實》經日本駐滬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轉交日本政要，推動日本政府驅逐康、梁。[2]可見，對於張之洞來說，梁鼎芬絕非一般幕僚，而是誼在師友之間的心腹至交。

正因為如此，設法讓清廷儘早起用梁鼎芬一直是張之洞的夙願。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月，康有為離開日本赴美，英、日各國也都開始疏遠康、梁師弟，這與張、梁長久以來的努力不無關係。這年六月十七日，張之洞專門上疏保舉梁鼎芬。稱梁因參劾疆臣，措辭偶有過當，被降五級調用，然而，「該員清操篤行，才識閎通，平素究心經世之學，自被議後即回廣東原籍，主講省城、肇慶、惠州各書院，從學者砥厲奮興，士習一變……確有實效可觀。」張之洞強調指出：「近數年來康有為邪說盛行，臣知其學術不正，必有世道之憂，每與僚友談論及書院，章程、函牘、牌示懸為歷禁。該員亦深惡康有為之為人，知其種種邪說詖行，為害甚巨，與臣適有同心，切戒諸生不準沾染康學一字，正論危言，力辟其謬，於是院內諸生，以及院外人士，無一人附入康黨者……其教生徒必以根本忠孝、報國救時為宗旨，至於中外大勢，經濟要端，該員皆能切實考求，而持論通達，不涉拘迂，閱歷漸深，不為高論。」所以，建議將梁交吏部帶領引見，破格擢用。[3]

這是張之洞在梁氏入幕十多年後首次正式保舉這位忠心耿耿的下屬，奏疏對梁評價甚高，特彆強調梁抵制、揭批康學方面的作為和整飭書院、興辦學堂的成績。奏摺發出後，七月初五日，張之洞又發密電給總理衙門大臣袁昶、許景澄，稱：「鄙人疏薦梁星海，請送都引見，數日內可行，恐有人沮忌。渠系閣下同門，素承獎許，與雲門亦系舊交相好，望速商雲門設法贊成，至禱。」[4]袁、許是張之洞主持浙江鄉試時取中的門生，樊增祥（號雲門）當時正在榮祿幕府中，故張命袁、許通過樊「設法贊成」，實際上是想走榮祿的門路。所謂「恐有人沮忌」，似指剛毅而言。不幸的是，奏摺被「留中」。得知消息，七月十三日，張之洞再次發電袁、許，詢問「究因何故」，[5]但並無下文。光緒二十六年（1900）正月，新任安徽巡撫王之春奉旨到京陛見，張之洞聞訊，急忙致電稱：「有數語不便作函，請晤榮相斟酌言之。梁星海端介忠純，才長經濟，上海康黨橫行，詆毀時政，梁力加攻駁，致為康黨所深詆。近來火氣漸平，論事切實，斷不至妄發謬論，望懇其為力……此三事，相機言之，不必言鄙意也。」[6] 在張氏所託三事中，第一件就是請王向榮祿為梁鼎芬說項，可見他對梁復出的重視，可仍然無結果。

二、庚子後的政局及其張、梁的應對

梁鼎芬的仕途出現轉機是庚子事件之後。光緒二十六年夏，義和團逐漸在山東、直隸蔓延，並逐漸進入京師，清廷在載漪、剛毅等頑固勢力操控下，實行「聯拳反洋」方針，八國聯軍兵臨京城。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在盛宣懷策划下，與列強達成協議，實行「東南互保」，南北形勢迥異。七月二十日，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西逃。「東南互保」對於穩定全局至關重要，慈禧對張之洞的態度由此有所改變，梁鼎芬的機遇也隨之而來。

庚子時期的梁鼎芬一直為張獻計獻策。行在抵達西安後，梁鼎芬首倡呈進方物之議，一則表達對清廷的衷心擁護，二則提供物資、解決行在燃眉之急。在張之洞授意下，十二月，湖北學政王同愈上疏，梁鼎芬任兩湖書院院長，「訓課精勤、卓著成效」，特請賞還原銜。得旨獲准。[7]這意味著梁降五級調用的處分在15年後終於得以開復。二十七年（1901）三月，張之洞再次保薦梁鼎芬，「品行方嚴，才力強果，心存忠愛，出於至誠，平日講求經濟之學，尤能通達時勢，不為迂談，在湖北主講書院有年，崇尚品行，力求實學，造就人材不少，眾論翕然。該員前以言事降調，本無大咎，近經湖北學政王同愈奏薦，蒙恩賞還原銜。當此時局需才，投閑實覺可惜。擬懇恩送部引見，優予錄用。」[8]此次疏薦，終於有了結果，奉旨允准。八月初二日，梁在西安受到慈禧召見，他極力稱頌張之洞，稱「張辦事忠苦，近歲鬚髮俱白，自上歲五月後焦勞籌兵餉，寢食廢，七月復聞駕西行，憂辱彷徨」。 慈禧也附和說：「實在虧他，上歲若無劉、張，東南各省就亂了……全靠他二人，我母子在此稍安。」[9]數日後，梁鼎芬補湖北武昌府知府。八月二十日謝恩，再次受到召見，兩宮對其有「聲名甚好、說話明白、留心時事之褒」。此後梁氏歷任武昌、漢陽知府，三署鹽法武昌道，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補授湖北安襄鄖荊道。[10]三十二年（1906）七月，梁補授湖北按察使。[11]

不過，這個時期的張之洞似乎命運多舛。從甲午年起，屢有張氏入樞的傳聞。戊戌年春奉旨北上，行至上海因沙市教案發生，朝旨命先折回，入樞成為泡影。[12]庚子因「東南互保」之功，頗受慈禧褒獎。光緒二十八年（1902）九月劉坤一病逝，再命張署理兩江，然數月後奉旨進京陛見，傳聞將入樞，或長學部。至京則命主持制定學堂章程，二十九年（1903）底使命完成，仍回湖廣總督原任，江督一席則早為湘人魏光燾所得，此事對張打擊尤大。梁鼎芬也認為政綱紊亂，是慶王從中作祟。張之洞還在京城時，梁就致電說 ：「近見某父子權盛，心事舉動皆足亡大清國，再有一年聖明恐亦不能救。憲台忠直有聲三十年矣，切望別時或面或疏痛斥其罪以救大清國之危，否則此父子全攬大權，亡可立待。追亡救火，毅然為之，憲台如不肯為，烈願具疏痛劾，請憲台代奏，身家性命非所計也。」[13]他建議張之洞離京前面劾慶王，如果張不願為，他本人願意不惜身家性命，「具疏痛劾，請憲台代奏。」這是梁鼎芬首次表達要參劾慶王的決心。次年（1904）二月，在給張的另一份密電中說：「深識之士，日讀漢卓、晉裕、唐溫各傳，心骨悲憤，毛髮洒淅，未知有同心否？」[14] 這裡又將慶、袁等比擬稱歷史上的篡逆的權臣董卓、劉裕、朱溫等，表達對朝局的不滿。三十二年十一月，梁鼎芬進京陛見，終於得到進言的機會，召對時，面劾慶王「賣督撫甚多……賄賂公行，不加懲治，我大清國深仁厚澤必敗坏於奕劻一人之手。」慈禧雖稱其「直言，不欺我，心在朝廷」，實際上未置可否。[15]同月二十二日，梁遞上6件折片，或弘揚孔教，或奏請重新起用被罷黜的清流故舊，慈禧並不滿意，全部留中。[16]梁氏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光緒三十三年（1907）發生的丁未政潮，為梁鼎芬參劾慶、袁提供了新契機。自二十九年三月榮祿病逝後，直隸總督袁世凱，傾心籠絡慶王奕劻，隱操政柄，擴展北洋勢力；軍機大臣瞿鴻禨則與兩廣總督岑春煊互通聲氣，聯絡清議，與慶、袁相對壘。丁未年初，郵傳部尚書張百熙病故，遺缺為各派所垂涎。不久，東三省官制出台，袁系之徐世昌、唐紹儀、朱家寶、段芝貴分任督撫，上諭一出，輿論大嘩。危急時刻，在瞿鴻禨援引下，新任四川總督岑春煊由漢口乘火車突然進京，面見慈禧，參劾侍郎朱家寶，責奕劻貪墨，並留京任郵傳部尚書。同時，御史趙啟霖參段芝貴買妓贈載振一事，旨命查覆，雖以不實罷趙職，載振也被迫籲請開缺。經過幾番博弈，慶、袁等乃設計，以鎮壓廣東匪亂為由，勸慈禧命岑春煊重回兩廣總督任，五月岑離京後，慶、袁又授意惲毓鼎參瞿鴻禨暗通報館，將其罷職；七月初三日，岑春煊又開缺，慶、袁一派大獲全勝。[17]

對於京城發生的政爭，身在武昌的張之洞全面關注，雖然他對慶、袁把持朝政的局面早就不滿，對岑的舉動不無贊同，但事關全局，他寧願身處局外，靜觀其變。五月十一日，張之洞奉旨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這是瞿鴻禨開缺後所空之缺；六月升體仁閣大學士。七月初二日，奉旨迅速來京陛見，有面詢事件。這一系列的恩遇表明，慈禧開始借重張氏來平衡政爭。但是，鑒於以前入樞的傳聞屢屢落空，張之洞對此次慈禧的用意仍不能確定。因此，他採取拖延之術，遲遲不北上。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稱：「丁未六月，傳聞項城入軍機，端忠敏（端方）督直隸，公調兩江，已內定矣。公電致鹿文端（傳霖）云：鄂省十八年心力，拋於一旦，衰病侵尋豈能再創新居？惟有乞退而已。因即日具疏請假二十日。其隱辭兩江而不辭樞府者。」[18]由於張之洞通過鹿傳霖表達了自己的意向，七月二十七日上諭宣布張之洞補授軍機大臣，不過同時入樞的還有袁世凱（兼外務部尚書），這是慈禧以張制袁的謀略體現。八月初二日，張之洞交卸篆務，次日渡江北上，初五日抵京，初七日召對，即日入直。十五日又奉旨管理學部事務。顯然，張之洞審時度勢，是丁未政潮後的受益者之一。梁鼎芬第一次參劾慶、袁正是在此過程中發生的，且與張的政治謀略相關。

三、第一次參劾慶、袁

從目前檔案反映的情況看，丁未年梁氏上疏參劾慶、袁共有兩次：一次是七月初七日發出，七月二十日到京的奏摺，此時張之洞尚未入樞；第二次是九月初五日發出，九月二十日到京的奏摺，此時，張已參樞務月余。可能因為上述折片全被留中，局外人不知就裡，大多將兩次參劾混為一談。其實，兩次參劾因政局的演變，效果截然不同。

梁鼎芬七月初七日所上奏摺和附片皆已從檔案中找到。其奏摺稱：

奏為敬陳預備立憲第一要義，恭折仰祈聖鑒事：臣竊見近日議論紛紜，人心不定，敬念我皇太后、皇上憂勞國事，宵旰弗遑，詔旨屢頒，至為迫切，臣每讀一次，此心多一次傍徨，補救無方，實深愧悚。外間聞有新內閣之設，未知其詳。愚見今天下臣民所仰望者在預備立憲，而預備立憲一事則責在慶親王奕劻。該親王歷事三朝，辦事最久，高年碩望，夙夜在公，雖屢次陳請開去要差，而朝廷任用親賢，慰留至再，自必守鞠躬之義，無退位之思。臣聞該親王府中用度甚繁，所有每年廉俸及新加軍機大臣、外務部養廉銀兩不敷尚多，於是袁世凱、周馥、楊士驤、陳夔龍等本系平日交好，見該親王平日用度不足，時有應酬。臣愚以為今日要政既責在奕劻一身，內外臣工奉為標準，似不可以日用微末之事致分賢王謀畫大事之心，仰懇皇太后、皇上每月加奕劻養廉銀三萬兩，由度支部發給，看似為數甚巨，實則所全甚多。奕劻得此養廉巨款，自可專心籌辦大事，不顧其他；京外各官從前或有應酬，均於此次認真停止，派員監察。朝廷待奕劻甚厚，奕劻自待必甚嚴，無論立憲之遲速、新內閣之成否，皆以奕劻有極優養廉為第一要義，此若不定，恐有他事為外人所笑。蓋地球各國政府大臣，既無薄薪，亦無受人饋贈者。高明之地，萬目所瞻，大法小廉，古訓俱在，風氣所關，人才所出，非細事也。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奏。[19]

正當朝政紛然，慈禧左右為難之際，梁鼎芬竟然兒戲般地建議月加慶王養廉銀三萬金以免收受袁世凱等人賄賂，並視此為「預備立憲第一要義」，言辭傲慢，並帶有挑釁的意味。他對袁世凱的參劾也是如此。在附片中稱：

再，直隸總督袁世凱，少不讀書，專好騎馬試劍，雄才大略，瞻矚不凡，以浙江溫處道，鑽營得驟升侍郎、巡撫，撫山東日，能辦事，安奠境內，有聲於時。我皇太后、皇上迴鑾，迎駕有功，擢至今職。其人權謀邁眾，城府阻深，能諂人，又能用人，卒皆為其所賣。初投拜榮祿門下，榮祿歿後，慶親王奕劻在政府，三謁不得見，甚恐，得楊士驤引薦，或雲以重金數萬，又投拜奕劻門下，不知果有此事否？然自見奕劻後，交形日密，言無不從，袁世凱之權力，遂為我朝二百餘年滿漢疆臣所未有。奕劻本老實無能之人，當用度浩繁之日，袁世凱遂利用之，老實無能則侮之以智術，日用浩繁則濟之以金錢，於是前任山東學政榮慶，北洋練兵委員徐世昌，袁世凱皆以私交薦為軍機大臣矣。樞府要密，出自特簡，而袁世凱言之，奕劻行之，貪昏謬劣、衣冠敗類之周馥，袁世凱之兒女姻親也，奢侈無度、聲名至劣之唐紹儀，市井小人、膽大無恥之楊士琦，卑下昏聵之吳重熹，亦皆袁世凱之私交也。使之為總督，為巡撫，為侍郎，袁世凱言之，奕劻行之。尤可駭者，徐世昌無資望，無功績，忽為東三省總督，其權大於各省總督數倍。朱家寶一直隸知縣耳，不數年署吉林巡撫，皆袁世凱為之也。袁世凱自握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重權，又使其黨在奉天、吉林皆有兵權、財權。趙爾巽在東時，與日人所爭之事，徐世昌到後，慨然與之，以實行其媚外營私之計，置大局於不問。皇太后、皇上試思，自直隸而奉天而吉林，皆袁世凱兵力所可到之地，能不寒心乎？幸段芝貴未到黑龍江耳。袁世凱揮金如土，交結朝官過客與出洋學生，有直隸賑款數百萬兩，鐵路餘款數百萬兩，供其揮霍，故人人稱之。臣嘗讀史記漢晉之事，往往流涕，如漢末曹操一世之雄，當為漢臣時，有大功於天下，不知篡漢者操也。晉末劉裕，才與操埒，當其北伐時，亦有大功於天下，不知篡晉者裕也。前者微臣來京賜對之時，親聞皇太后皇上屢稱《資治通鑒》，其書最好，時時閱看，今此兩朝事，其治亂興亡之故，粲然具在，開卷可得也。袁世凱之雄，不及操、裕，而就今日疆臣而論，其辦事之才，恐無有出其上者，如此之人，乃令狼抗朝列，虎步京師，臣實憂之。且聞其黨羽頗眾，時有探訪，故無有敢聲言其罪者，今新內閣將成，時日無多，安危在目，臣不敢自愛其官職，不自愛其性命，無所畏懼，謹披瀝密陳，伏乞聖鑒，謹奏。[20]

附片中進一步揭露袁世凱密結慶王、植黨營私的種種行跡，將其比為曹操、劉裕等謀朝篡位的奸雄，又稱袁「狼抗朝列，虎步京師，臣實憂之。」 鑒於當時傳聞袁將進入軍機處，樑上此片或有藉此阻遏的意思。

從種種跡象判斷，梁鼎芬參奏慶袁，張之洞應該是知情的。當時瞿、岑等人已經敗北，梁鼎芬上這樣的奏摺，明顯是試探慈禧的態度，名義上是樑上疏，反映的缺是張的意向。這些折片，七月二十日到京，全部「留中」，說明慈禧暫時採取了忍讓、妥協的立場。

同月二十七日，張之洞補授軍機大臣。次日，他便上疏保獎屬員，梁即列其中：「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前主講兩湖書院，嗣蒙簡放武昌府知府，歷升今職。當時未設提學司，所有湖北學務均委該員辦理。該臬司學術純正，待士肫誠，於教育事務大綱細目擘畫精詳，任事多年，勤勞最著……請賞給二品銜。」[21]八月初八日，硃批「梁鼎芬著賞給二品銜」。此時，張之洞已入直樞垣，顯然，他起了推動作用。本來，一場好戲即將收場，沒想到梁鼎芬畫蛇添足，又掀起一場風波。這就是九月他對慶、袁的第二次參劾。

四、第二次參劾袁黨

原來，張之洞離開武昌赴京前，清廷已經任命趙爾巽接任湖廣總督，在趙抵達前，由布政使李岷琛護理總督，臬司梁鼎芬兼署布政使。九月初，趙爾巽蒞任，李、梁各自回原任，照例署理布政使結束，梁鼎芬要上奏稟報；同時，張之洞請賞加梁二品銜獲准，梁氏也須上折謝恩。為此，梁鼎芬將稟報交卸署藩和謝恩二事合於一摺奏上。折云：

竊臣於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接奉湖廣督臣趙爾巽飭知交卸兼署藩司篆務，遵於是日交卸。初四日又奉督臣趙爾巽行知吏部咨開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由內閣抄出張之洞片奏湖北按察使梁鼎芬辦理湖北學務，，心術純正，待士肫誠，任事多年，勤勞最著，懇請獎勵。八月初八日奉硃批：梁鼎芬著賞加二品銜，欽此。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換頂戴謝恩。

伏念臣少失父母，家世清貧，依於龍氏姑姊妹家讀書，稍長從游五品卿銜陳澧之門，與同學生陳樹鏞互相砥礪，日以報國顯親為志，資性狹隘，有愧古人。年二十二濫列翰林，又四年以時事日棘，疏劾大學士李鴻章，仰蒙皇太后、皇上天恩，不加罰責；又一年始薄譴回里。自是課士閱二十年，學疏行劣，不足為諸生模範。但滋內疚，安有成勞？今年六月奏陳化除滿漢畛域一折，蒙恩飭下會議；七月疏劾慶親王、袁世凱折，復蒙皇太后、皇上聖明鑒察，特予優容，雙印加銜，隆施疊下。扶持名教，日思整寧之興微賤行名尚辱御屏之記。酬恩何日，感涕終生。所有微臣交卸兼署藩篆日期並叩謝天恩，謹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22]

稟報交卸職務和謝恩折本是例行公事，一般敘事簡明，並不夾雜他事。而梁鼎芬此折不僅重提參劾李鴻章受黜之事，又將七月參劾慶、袁事與「雙印加銜」的恩賞相聯繫。尤為怪異的是，梁鼎芬又另附一片：

再，臣聞美國新艦隊五年內成，日本新艦隊三年內成，此皆謀我者也。又聞英日俄法協約定議，將以中國為三等國，歸其保護，心中驚疑，因晤日本將官鑄方德藏，以婉言詞問之，總不吐實，復堅問之，乃雲保全中國領土耳。中國此時若認真辦事，尚來得及。臣知其保全即保護耳，真可痛可恥也。臣前又聞朝廷擬改東三省官制時，日本頗動心，將開彼之御前議會，以問奉天領事荻原守一。未幾，徐世昌授東三省總督矣，守一報其國政府雲，此輩以賄進，不足畏，荻原一人當之足矣。徐世昌本袁世凱私人，又夤緣奕劻、載振父子，得此大官大權，我皇太后皇上或未盡知之，而日本之君臣知之矣，真可痛可恥也。總之，今日時局危迫已極，挽回之法，莫急於嚴禁賄賂，杜絕請託，自來國家興亡，靡不由此。乃楊士驤、陳夔龍等，以貪邪小人，各任兼圻，人人駭笑。而梁如浩放上海道，蔡紹基放津海關道，劉燕翼放鎮江道，政以賄成，私人充斥，天良澌滅，綱紀蕩然，恐自是以後，人人皆知有奕劻、袁世凱，不知有我皇太后、皇上矣。臣上年到京於奕劻處未投一刺，袁世凱也不□識，且皆無怨嫌，實見外人勢力欺我大清國至此以極，奕劻、袁世凱貪私負我大清國至此已極。臣但有一日之官，即盡一日之心，言盡有淚，淚盡有血，奕劻、袁世凱若怙惡不悛，有貪私等事，臣隨時奏劾以報天恩。福禍不動其初心，強權或屈於清議。臣性至愚，不敢不勉。謹附片再陳，伏乞聖鑒，謹奏。[23]

這件附片再次抨擊徐世昌夤援奕劻、載振父子，慶、袁貪私結黨，政以賄成，辭連陳夔龍、楊士驤等一批袁黨分子。另一方面，又自表忠心，「但有一日之官，即盡一日之心，言盡有淚，淚盡有血」，表達忠直敢言的氣概。

梁鼎芬鍥而不捨、接二連三抨擊慶王奕劻、袁世凱，且牽連徐世昌、陳夔龍等顯宦，言辭刻薄，且譏且諷，終於引起慈禧的強烈不滿。九月二十日硃批：「謝恩折件，夾片奏事，已屬不合，且當此時局日棘，乃不察時勢之危迫，不諒任事之艱苦，輒有意沽名，摭拾空言，肆意彈劾，尤屬非時，著傳旨申飭。欽此。」 [24]「有意沽名，摭拾空言，肆意彈劾」，這是昔日清流的老毛病，慈禧再也無法忍耐了。

梁鼎芬在謝恩折中加附片再次劾慶、袁，屬於自主行為，張之洞無法知道。直到軍機處收到折件，張才感到自己所處的尷尬境地。九月廿四日辰刻，張之洞發密電給其侄婿、湖北提學使黃紹箕，令其轉交梁鼎芬。電報說

日前折上，慈聖甚怒，謂為攪局，經鄙人極力解說，乃已。慈意謂政府紛擾，外人益將生心，深恐朝局擾亂，致於大局有礙，言之至於泣下。次日又面諭云：兩月以來，心中稍寬，飯量頗進，因此事心中昏亂，一夜氣悶不眠，半日未進膳。似此毫無益處，徒傷聖懷，為臣子者於心何安？以後萬萬不可如此。切囑。且若輩疑為鄙人主使，營救甚難措詞。鄙人入樞以來，相機斡旋，似覺補救不少，此後形跡益深，鄙人殊難措手矣。為之頓足嘆惜。且奏內先敘本案鄙人保獎，繼雲六月上疏劾貴人，繼又雲雙印崇銜聯翻而至，同列解之曰因其前疏參入故以署藩司及二品銜獎之也。且譏且笑，似此措詞真可怪而難解。明年鄙人必將乞退，節庵必欲促之，何也？[25]

這封由黃紹箕轉給梁鼎芬的電報，充滿了責難，希望梁反省。「前日折」指二十日所見梁氏謝恩折及參劾奕劻等人的附片。張之洞稱慈禧為此甚怒，視為「攪局」，以為兩月以來，心中稍寬，見梁折「心中昏亂，一夜氣悶不眠，半日未進膳」。可見，慈禧對於梁鼎芬參慶袁之憤怒，也可知對梁七月參劾已是隱忍有時。對於梁之魯莽行為導致自己被懷疑是幕後主使，張同樣慍怒不已。奕劻等甚至譏諷梁鼎芬獲得二品銜系因七月參劾之故，「且譏且笑」，也令薦主感到難堪。張之洞稱梁鼎芬此舉是逼他出樞「乞退」，口氣顯得十分嚴厲。

張之洞的責難顯然給梁帶來了壓力。也許他高估了張之洞在中樞的影響力，二十多年來的幕主非但不能為自己說話，反而站在慶、袁立場上怪罪自己，這是梁所無法接受的。他感到自己的仕途已到盡頭，不免心灰意冷，於是作出辭官的決定。某日，梁在朋僚聚宴時忽然「昏厥」，次日即告假，請代奏開缺。張之洞聞訊，於十月十三日發電問候：「聞閣下日前忽患昏暈之症，極為馳念，近想已全愈，盼詳切電復。」[26]十一月廿四日，梁鼎芬致電張之洞說：「芬久病難愈，前月請開缺，補憲未准，屢說屢駁，屢來談。後芬說若請准，我做鬼亦感激，補憲無法，昨始奏明必上。芬轉動皆暈，萬萬不能做官，敬求憲台當鼎芬系已死之人，但得開缺，他生犬馬以報。」[27]文中的「補憲」即新任總督趙爾巽。「若准奏，我做鬼亦感激」，「敬求憲台當鼎芬系已死之人，但得開缺，他生犬馬以報」，語氣如此決絕，看似表達自己開缺的決心，暗示著對張之洞未能挺身相救的不滿。

據劉禺生回憶，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春季在武昌見到梁鼎芬時，「梁謂南皮不應贈袁世凱壽聯以王商（聯文為『朝有王商威九夷』），囑代達南皮」。張聞知後，以為「壽聯乃普通應酬，既與袁同在樞垣，日日相見，詎能不敷衍之？……用典王商，不過切其外務部尚書耳。」相反，對梁鼎芬諂媚端方的言行大加嘲諷。[28]可見，梁第二次參劾慶、袁的魯莽行為徹底影響了二人的交誼。據稱，「兩宮升遐，（梁）奔赴哭臨，越日即行，時之洞在樞垣，不一往謁也。」[29]宣統元年（1909）秋，張之洞病逝，梁鼎芬聞訊奔喪，並親送葬南皮，時論頗贊其風義。據許寶蘅日記，梁氏還為編輯張文襄集獻言獻策。[30]這也算梁鼎芬為昔日幕主所能做的最後一件事情。

從梁鼎芬疏劾慶袁事件，可以看出梁、張交誼與政局的密切關係，以及二人的秉性的差異。原本張、梁均屬光緒初年清流一路人物，講忠直，尚氣節，與貪腐成性的濁流當權者勢不兩立，他們的思想本來多有一致的地方。但是，後來張之洞出任封疆二十載，屢經風波，早已成為知權達變的一代巧宦；而梁鼎芬依舊書生本色，迂鈍耿直，嫉惡如仇，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難免成為犧牲品。當然，梁氏第二次疏劾，率意任性，大大出乎常理之外，身處中樞的張之洞確實愛莫能助了。

注釋：

[1] 參見吳天任《梁鼎芬先生年譜》，台北：藝文書館1979年版；嚴昌洪：《張梁交誼與晚清湖北政局》，收入陳鋒、張篤勤主編：《張之洞與武漢早期現代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2] 相關研究參見李吉奎：《因政見不同而影響私交的近代典型——康有為梁鼎芬關係索隱》，《廣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對畢永年<詭謀直紀> 疑點的考察—— 兼論小田切與張之洞之關係及其進呈<詭謀直紀> 的動機》，《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3] 《湖廣總督張之洞奏為保舉降調翰林院編修梁鼎芬送部引見事》，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錄副奏摺，檔號03-5377-049；縮微號406-1433。

[4] 致總理衙門袁、許電，己亥七月初五日午發，《張之洞電稿》（光緒二十五年正月至七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檔案館藏「張之洞檔案」（下同），所藏檔號：182-456。

[5] 致總理衙門袁、許電，己亥七月十三日寅刻發，《張之洞電稿》（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至十二月），所藏檔號：甲182-457 。

[6] 致上海安徽撫台王爵三電，正月初五日卯刻發，《張之洞電稿》（光緒二十五年正月至七月），所藏檔號：182-456。按，該電是庚子正月所發，編入光緒二十五年份。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第26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73頁。

[8] 張之洞：《保薦人才折並清單》，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4 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9] 梁太史西安來電，八月十二日寅刻發，十三未刻到，《張之洞存各處來電稿》（光緒二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所藏檔號：甲182-435 。

[10] 《署理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報到任接印日期事》，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錄副奏摺，檔號03-5450-077，縮微號412-043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此處據國家清史工程網數字資源庫，下同。

[11] 《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為奉旨補授湖北按察使謝恩並請陛見事》，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十四日，錄副奏摺，檔號03-5575-016，縮微號420-2679。

[12] 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1—74頁。

[13] 梁鼎芬來電，八月十一日酉刻發，十二日申刻到，《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光緒二十九年七月至八月），所藏檔號：甲182-165。按，「憲台」即張之洞；「某父子」指奕劻、載振父子；「烈」即梁鼎芬（字星海，又字伯烈）。

[14] 梁鼎芬來電，十二月初九日亥時發，十日巳刻到。《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光緒二十九年九月至三十年三月），所藏檔號：甲182-166。

[15] 梁鼎芬來電，十一月十七日午刻發，十八日亥刻到，《張之洞存來往電稿》（光緒三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所藏檔號：甲182-442。

[16] 根據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和錄副檔，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梁鼎芬在京師所遞折片共6件，它們是《奏請建曲阜學堂事》、《奏請尊崇提倡孔子之教國勢必強事》、《奏請追錄黃體芳等員生平事實宣付史館事》、《奏為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等三員忠愛不衰精力皆健請特旨飭令來京預備召見聽候錄用事》、《奏為鄂省兩湖書院經學教習馬貞榆等通經守正請建曲阜學堂研究孔學事》、《奏請飭張之洞重修孔學書刊以章孔教數事》。吳天任編《梁譜》光緒三十二年條收錄梁鼎芬參劾袁世凱的附片一件，見該書第228頁。此片不見於隨手登記檔，可能沒有遞上，或另有原因，待考。

[17] 參見郭衛東：《論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18] 許同莘編著：《張文襄公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第206頁。

[19] 《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為敬陳預備立憲第一要義事》，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硃批奏摺，檔號04-01-01-1082-042，縮微號04-01-01-165-0665。

[20] 《奏為密陳直隸總督袁世凱狼抗朝列、虎步京師事》，原片無上奏人姓名，也無上奏時間，檔號04-01-13-0429-058；縮微號04-01-13-035-1379。根據內容看，即梁鼎芬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所上附片。另，吳天任編《梁鼎芬先生年譜》收入了該片（第227-228頁），或根據梁氏所存稿本，個別字有差異。

[21] 張之洞：《請獎梁鼎芬片》，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4冊，第333頁。

[22] 《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報交卸兼署藩篆日期並奉旨賞加二品銜謝恩事》，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五日，錄副奏摺，檔號03-5490-52；縮微號415-0344。而軍機處隨手登記檔九月二十日記該片事由是《奏內外大臣政以賄成由》。

[23] 《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為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要員任用私人政以賄成嚴禁賄賂杜絕請託事》，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錄副奏片，檔號03-5490-053，縮微號415-0347。此處「九月二十日」是奉硃批的時間，原折撰寫應是九月初五日。此片又見吳天任編《梁鼎芬先生年譜》第238-239頁。但內容似不全。

[24] 《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為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要員任用私人政以賄成嚴禁賄賂杜絕請託事》，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錄副奏片。

[25] 致武昌黃學台，丁未九月廿四日辰刻發，《張之洞存往來電稿原件》（光緒三十一年），所藏檔號：甲182-389。按，原來編排時間有誤，應是光緒三十三年的，下同。

[26] 致武昌梁臬台，丁未十月十三日午刻發，《張之洞存往來電稿原件》（光緒三十一年），所藏檔號：甲182-389。

[27] 梁鼎芬來電，十一月廿四日未刻發，戌刻到，《張之洞存各處來電稿 》（光緒卅三年七月至十二月），所藏檔號：甲182-446。據清宮檔案，梁鼎芬於十一月十三日呈請湖廣總督趙爾巽代奏開缺，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諭允准。次年正月二十日四，梁將鄂臬篆務交給署理臬司曾廣鎔。見《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報交卸湖北臬篆日期並謝恩事》，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硃批奏摺，檔號04-01-30-0068-054，縮微號04-01-30-006-1153。

[28] 參見劉禺生：《世載堂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67頁。

[29]《梁鼎芬傳》，《清史稿》第42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2822頁。

[30] 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第1冊，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