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焦慮」與澳大利亞殖民地反華話語的構建

·環境史·

「環境焦慮」與澳大利亞殖民地反華話語的構建

費晟

內容提要 19世紀下半葉，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歐洲裔移民社會通過渲染華人對自然資源的浪費、水土環境的破壞以及引發流行病等現象，將一種對環境惡化的焦慮感融入反華話語的構建之中。從華人移民勞工進入殖民地伊始，社會輿論就探討了其與環境的關係。在牧羊業擴張時代，華人勞工一度被認為具有更高的環境適應力，但在淘金熱引發環境巨變後，移民勞工輿論開始強調華人對生產環境的直接破壞，而政治精英們渲染華人威脅殖民地生態的整體健康，藉此強調排華政策的合理性。澳大利亞的案例說明，歐洲拓殖型殖民地種族矛盾不僅存在於經濟與文化領域，而且包含一種生態競爭的內涵。

關鍵詞 澳大利亞 移民 華人 白澳政策 環境史

1853年，華人開始成批移居澳大利亞。至1861年左右，根據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官方記錄，華人約有42萬人，而當時該殖民地總人口不過50萬。但是，由於澳大利亞聯邦自1901年立國以來堅持種族主義的「白澳政策」，使得其民族國家歷史敘事中刻意淡化華人的存在感。當1967年邁拉·威拉德的《白澳政策史》再版時，這本1923年就出版的專著在近半個世紀後仍然是澳大利亞唯一研討華人移民史的嚴肅學術作品。1972年「白澳政策」結束後，多元文化史學思潮蕩滌了學界的種族主義思想沉渣，也喚起了知識界對澳大利亞華人歷史的關注。學者們一方面開始細心復原澳大利亞早期華人移民的經歷和生活面貌，另一方面開始追問被排斥為「他者」的華人移民在澳大利亞歷史上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學界迅速達成了一個共識，即華人移民對澳大利亞國家認同的創造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被定性為不容於歐洲拓殖型社會（Settler Society）的旅居者（Sojourner），在生產生活中廣受排斥與盤剝，尤其是在經濟領域背負廉價勞工的惡名，屢屢成為底層民眾泄憤的對象。與同時期北美的排華活動相比，澳大利亞針對華人的歧視是不斷通過官方持續立法而制度化的，協調統一排華法令甚至成為澳洲各殖民地籌建聯邦的關鍵理由之一。就最近二十年的研究來看，恰如王賡武先生所說：「海外華人應該被置於他們各自的國家背景下進行研究，需要擺脫佔主導地位的『中國中心論』。」澳大利亞華人移民史研究的目標遠不止要還原華人的歷史遭遇，更要檢討澳大利亞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反華意識形態的建構機制，這也是從根本上修正澳大利亞歷史敘事的突破口之一。

近年來勃興的環境史研究，為反華話語的塑造問題提供了全新而犀利的分析路徑。「生態擴張主義」理論認為，歐洲移民能夠在溫帶地區立足，不僅是因為器物和制度優勢，更是因為其背後有系統而不對稱的生物交換衝擊相助。移民在澳大利亞的適應過程及其重塑當地環境的歷史，可以用「庫克大交換」來形容。對此，湯姆·格里菲斯強調：「澳大利亞的環境史研究……是殖民者文化緩慢適應一種獨特的生態環境及令其費解的土著空間的結果。」不過，這一理論超越了對傳統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分析框架，其敘事忽略了非歐洲裔移民與當地環境的互動經驗。具體到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移民社會場景中，討論華人移民的歷史經驗最有添補短板的作用。因為在19世紀的澳大利亞殖民地，華人不僅是第二大移民族群，而且基本上是唯一對全社會造成影響的非歐洲裔移民群體。

最近十年澳大利亞的地方史研究者側重於發掘華人生產生活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並開始嘗試將當時殖民地社會出現的環境問題與排華種族主義思潮聯繫起來。從資料使用上看，這類研究利用了最新公布的議會檔案及時人筆記，還開創性地發掘了驗屍報告以及地方媒體的記錄。從研究方法上看，他們還創造性地利用了物質文化、文化景觀以及考古學的經驗與方法。這就為後續研究指明了豐富多樣的資料來源。但這類研究議題較為瑣碎，缺乏理論統合意識。對此，紐西蘭學者詹姆斯·貝迪於2011年提出了「環境焦慮」概念，極富啟示性。首先，貝迪根據紐西蘭華人的具體經驗，嘗試修正生態擴張主義的既有理論局限：「考察中國移民的環境史為我們在關注歐洲殖民者與毛利人的故事之外，提供了另一種視角。這將顯著拓寬我們研究紐西蘭環境觀念、聯繫與變化的視野。」更重要的是，貝迪還從跨國視角考察了印度及大洋洲殖民地普遍遭遇的生態環境問題，分析了陌生環境、資源短缺、生態退化和疫疾流行是如何激發殖民地社會的憂慮和危機感的。這種憂慮最終推動了資源保護活動，也塑造了具有排他性的白種人社會歸屬感。儘管貝迪尚未將「生態焦慮」與排華意識形態直接聯繫起來，但他提示學界應該注意，歐洲拓殖者社會種族主義話語的構建與其適應改造當地生態環境的歷史密切相關。受此啟發，本文試圖說明，除了眾所周知的經濟與文化衝突，與華人相關的殖民地環境問題同樣加劇了澳大利亞歐洲拓殖者的焦躁與恐慌，這反過來強化了他們的排華話語，從另一個側面闡釋了其反華政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一、 歐洲拓殖者對華人移民環境適應力有限性的認知

澳大利亞迥異於北半球的氣候和陌生的土著生態環境，始終對移民的生產生活構成壓力。尤其是19世紀30年代之前，殖民者因為環境挑戰倍感挫折和焦慮。彼時殖民地的拓展基本是沿海路推進，無論是殖民當局還是有限的自由移民，都試圖尋找適合支撐歐洲式混合密集型農業的土地。這種土地需要三個條件：肥沃土壤、永久的可靠水源以及足夠的木材供給。然而，他們在澳大利亞只發現了溫帶草原，勘察報告的常見內容就是：天氣惡劣、地塊破碎、土壤貧瘠、木材稀缺、水源匱乏。殖民地首任總督亞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甚至懷疑庫克船長當年的報告有誤導性，因為植物灣土地貧瘠、林木質量低劣，不堪利用。菲利普的總醫務長報告說：「澳大利亞的木材除了做柴火燒不錯，其他什麼都派不上用場，世界上隨便哪個地方哪個氣候下產的木材都比這個好。」除了植被問題，澳大利亞還存在嚴重的水源供給問題，降雨量不僅存在地區性失衡與季節性失衡問題，而且洪旱瞬間交替，令拓殖者苦不堪言。

不過1830年後，歐洲拓殖者對澳大利亞生態環境的消極態度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因為當時牧羊業開始急劇擴張並普遍盈利，原本被視為不適宜開展歐洲式農業的溫帶草原被證明是理想的牧場。牧場之大，沿大分水嶺山麓呈新月形分布，綿延達一千公里左右。水草之豐，內有交織河網，而年降雨量又不高於800毫米，飲水足夠又不致讓羊群患爛蹄病。大部分牧區月最低平均氣溫在10攝氏度以上，曠野無猛獸，羊群可露天過夜。1835年，殖民地總測量官托馬斯·米切爾（Thomas Mitchell）的報告展現了歐洲移民對在澳大利亞安居樂業的憧憬：「菲利普港區易於進入的地區更廣大、土地肥沃、水源條件好，有許多風景極其漂亮。許多地方的土壤都肥沃至極，而且罕有樹木，無須清理。……這裡空氣乾淨，輕快且似乎有彈性；從來不會太冷；冬天是溫和的，沒有雪，潮濕的小風涼颼颼的。非常適合養羊。」

牧羊業邊疆的擴張立刻加劇了勞工短缺問題，繼而引發了華人移民與澳大利亞生態環境的第一次全面接觸。截至1848年，澳大利亞羊毛出口量已達到5,657 噸，是15年前的13倍。牧場總共擁有綿羊150萬隻，而整個澳大利亞殖民地總人口不過33.23萬人。總督不得不在1844年下令每20平方英里內最多准許放養4,000隻羊或500頭牛不僅如此，羊倌主要來自英倫三島的移民，他們大多難以適應荒野環境。對此，牧場主提出從中國招募勞工的想法。英國官方認為，華南地區居民的環境適應力比較強，「廈門人很適合在熱帶地方做工，本地夏季的熾熱陽光，其炎熱程度恐怕是中國其他地方所罕見的。工人們在田裡操作時雖在盛暑頭上也不戴帽子。中國人比馬來人更不易於受熱病的侵襲，也較少受到霍亂的傳染。」在這種背景下，1848—1849年，牧場主經悉尼輸入來自廈門的華工390人，至1853年運工停止時，抵澳勞工累計超過3,000人。由於澳大利亞當局的主要任務仍然是管制囚犯，因此並沒有直接干涉牧場主的用工，而是靜觀利弊。

然而，華工的出現並沒有充分滿足澳大利亞用工需要，華人的環境適應力也遠未達到歐洲牧場主的心理預期。從新南威爾士總督呈交英國首相格雷的信件中可見：「這些華工的輸入是個人行為，我們沒有給予任何支持性表態，相反，政府斷然拒絕了所有要求對此進行援助或獎賞的申請。但是我還得確切地說一句，在悉尼地區，所有抵達的中國人都很輕鬆地贏得了尊敬，還被僱用為僕役、花匠和牧羊人，頗為有益。總體上說，他們無疑是一群無害的人，這令僱主很滿意。但在菲利普港地區（今日墨爾本附近），……某些情況恰恰相反。」原來，墨爾本緯度較高，氣候更陰冷，華工無法適應：他們抵達的12月正值盛夏，華工冒暑為牧場主進行開荒、平整地面及牧羊的工作，但是緊接而來的秋冬異常寒冷，毫無準備的華工大多擅自脫離了原有崗位進入城市求生，但又沒有收容之地，結果許多人被當局視為無業游民而收入監獄，迅速出獄後再度流落街頭，乞討度日，引起了公眾的普遍擔憂。墨爾本市長給新南威爾士副總督拉籌伯（La Trobe）兩次報告稱：「在這樣一個絕不適合人類暴露在室外的季節里，尤其是在那樣一種貧困至極的狀態下，這些人遊盪在公共街道上。……人們極其擔心這樣的移民一旦多了就會給公眾導致長久的負擔，不管是因為這裡的氣候比他們老家的更嚴苛，還是他們根本就不適合做那些活兒。」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墨爾本市長勸華工回到原來崗位，可是他發現自己無能為力：「他們（華工）是主動脫離那些崗位的，而且堅決不肯回到原職上去，一個最根本的理由是，這裡天氣太嚴苛，他們根本無法勝任荒野里的牧羊工作。」最終結果是市長建議成立一個臨時收容所讓他們居住下來進行擇業。事後，新南威爾士總督向格雷首相彙報時說：「現在看來，我也說不清引進華人來澳大利亞工作是好還是壞，因為這兩個地方（悉尼和墨爾本）的反饋意見太不一樣了。」

眾所周知，歐洲拓殖者適應並改造新大陸環境的過程絕非一蹴而就，在這一過程中，華人很大程度上被當作廉價高效的勞動力使用，尤其是通過在艱苛環境下的勞作助力歐洲移民的經濟與生態擴張。但是，澳大利亞早期華工逃亡事件一方面說明了當時澳大利亞殖民地環境確實嚴苛，對任何新移民都構成挑戰；另一方面也說明，至少在華人移民與當地環境的初期接觸中，他們並沒有表現出相對於歐洲人的生理特性優勢，更不可能被歐洲拓殖者視為改造澳大利亞環境的重大影響因素。歐洲移民社會對華人環境適應力強的想像被瓦解了。在1851年淘金熱爆發之前的澳大利亞歷史中，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生態上看，華人都不必然是歐洲拓殖者的競爭者。儘管他們已經批量存在，甚至局部密集定居，但並未引發社會的反華情緒。

二、 淘金熱時代的環境破壞與歐洲移民反華意識的抬頭

淘金熱造成了澳大利亞殖民地社會與生態環境的急劇變化，這一時代也恰恰見證了反華思潮的興起。《牛津澳大利亞史》的主編傑弗里·博爾頓評論道：「1850年之前，歐洲人對澳大利亞環境的影響同淘金熱爆發之後的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從1852年開始，國際移民開始大量湧入澳大利亞發掘黃金，十年中澳大利亞人口從30餘萬躍增至100萬以上，而華人移民一舉成為澳大利亞人口最多的少數族裔，在一些礦區甚至佔據男性人口的25%。「淘金熱移民為英國人提供了非比尋常的體驗，他們中許多人從未如此自由地與外國人混雜一處，特別是跟中國人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產業發展與人口膨脹的衝擊下，殖民者不僅要面對適應本土環境的傳統難題，還開始面對生產活動本身導致的新興環境問題，更要面對這種條件下如何與華人競爭的問題。

淘金熱對澳大利亞殖民地生態環境的直接影響主要有四個方面：人口的集聚流動以及眾多城鎮定居點的建立，挖掘造成土地破壞以及廢土廢渣的流散，木材的砍伐與消耗，水資源的惡化。早期移民的環境觀也因此遭受毀滅性打擊。在淘金熱爆發之初，許多歐洲移民期許的是「一個新黃金國（El Dorado）與阿卡迪亞式田園交融的風景……每一個奮進的人都會生養出一群工業化時代的孩子，卻可以坐在自家葡萄藤或無花果樹下納涼——勞作還是需要的，但不用那麼操心——人們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順著河谷俯望，就能看到自己的畜群」。許多農業移民更是幻想「我們眼前與身邊的鄉野是連綿不絕的小山丘以及溪谷，盈草密布，寬窄相間，……道路兩邊到處都是美麗和令人難忘的風景點；我們不禁憧憬著維多利亞的未來：城堡、公園以及致富礦工的別緻鄉間別墅浮現眼前。」但事實上，「淘金熱波及的地區很快就變得一片荒蕪，因為植被都被移走了，土壤則被翻來覆去地挖掘。大量的黏土和碎石被帶到了地表並且隨處堆放，形成了礦渣堆。曾經優美的地區很快變得像月球表面一樣。受到攪擾的土地很容易被侵蝕，然後暴雨和疾風會把它們帶到溪流中去。」

歐洲移民群體的環境焦慮感急速膨脹，部分勞工開始把環境惡化的矛頭指向華人。土壤和水源破壞問題成為當時淘金者們拋出的兩大環境議題。

黃金的天然稀缺性以及礦工數量持續激增導致礦區人均收穫量急速遞減，礦坑開發的糾紛以及作業事故直線上升。儘管糾紛在歐洲礦工內部也時有爆發，但華人很快就被一致認定為竊賊和土地破壞者。1854年後，殖民當局確定的開採原則是：一人作業的，採掘面邊長不得超過12英尺；兩人協作的，邊長為12乘以24英尺；三人協作的，邊長為18乘以24英尺；四人及四人以上協作的，邊長可以達到24乘以24英尺，先佔先得。結果，擅長也習慣於集體作業的華人礦工通常能夠佔據最大的礦坑，同等開採面積下收穫總量最多，這就會在短時間內造成大面積土壤的破壞。不僅如此，華人也熱衷於開發被其他礦工放棄的礦坑，因為歐洲淘金者急於尋覓大塊黃金，作業不細緻，他們廢棄的礦坑仍有利可圖。這最終使華人「成為後面山谷里令人討厭的東西。」對此，華人做出申辯：「（我們淘洗）的都是那些之前已經被歐洲人開發過的礦坑，他們放棄了這些地方，因為覺得沒啥回報率，但是我們這樣做，讓一大筆本來會損失掉的一大筆財富重新抬升進入流通領域了。」客觀地說，相對於一般的挖坑掘金，華人反覆的淘洗篩金對土壤結構造成的破壞更為徹底，相應地塊植被損毀後復生率極低。

需要指出的是，歐洲礦工真正在意的並非華人是否浪費資源或者破壞環境，而是希望藉此將華人排除出淘金熱的隊伍。1856年6月25日，維多利亞最大的媒體阿格斯（Argus）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信中稱：「我在澳大利亞已經定居近25年，我愛這片土地，但土地與資源是屬於英國人的，是留給其澳洲居民及後代的，所以支持中國移民的人可恥。」這種觀點得到了礦工們的廣泛響應。1857年向議會提交的聯名申訴寫道：「中國人大量湧入，讓那些把維多利亞當作大不列顛母國附屬地的移民產生了最沉痛的悲哀，這裡事實上變成了一個中國殖民地……鑒於中國人在這個殖民地的人數及其工作方式，他們對歐洲人獲得成功的任何機會乃至生存都構成了妨害。……中國人工作過的土壤都被破壞了，無法二次開發。」此前的1854年底，歐洲裔礦工已經發動了反對殖民當局橫徵暴斂的尤里卡柵欄起義。由於軍警人手有限，為了平息事態，當局對礦工採取了妥協讓步。為了防止再生變故，議會不顧事實，對歐洲裔礦工回復說：「準備立法控制中國移民湧入這塊殖民地，有效防止澳大利亞福地的近況成為中國皇帝、亞洲蒙古及韃靼游牧部落的財富。」可事實上，在1855年礦區頒布限制華人進入的法案後，礦區土地破壞依然如故，「礦坑被稱為大地上的膿瘡。……數千人像兔子一樣打洞，……好像遍地都是鼴鼠窩。」

此外，水源破壞問題也加劇了歐洲裔移民對華人破壞環境的不滿。因為澳大利亞礦區除了大分水嶺深處的部分礦區，總體缺乏天然淡水補給，而淘金活動偏偏又需要大量耗水。從1854年開始，歐洲礦工對於華人礦工浪費或污染水源的抱怨就不絕於耳。1855年，金礦調查委員會的聽證記錄寫道：「在反覆淘洗舊礦坑時，中國佬用起水來大手大腳，毫不考慮會不會浪費，甚至無視那些保護起來飲用的水源。」「中國佬只淘洗堆在表層的礦土，特別耗水。……他們從一個水坑取水，然後把尾渣倒進另外一個，於是毀了兩個水坑。」顯然，在歐洲移民礦工看來，華人礦工的到來加劇了原本就緊張的用水問題，而且他們污染了寶貴的水源。從1855年下旬開始，歐洲礦工禁止華工用水並驅趕華人的暴力衝突日益增多。典型的如大礦場「袋鼠溝」歐洲礦工用拳腳驅趕華人，理由是華人破壞水源，「淘洗舊礦耗水也污染水源，激怒了白人」。

為平息礦區的反華暴力活動，議會在1856年和1857年管理礦工的規定中再次採取了針對華人的限制政策。相關規定包括：「第四條：中國人不得使用受到特定保護的水淘洗金砂，無論誰都不可以動用保護官下令禁用的水源；第十條：任何中國礦工及其他礦工都不可毀壞、破壞、污染、阻塞水壩、水流、泄水槽、水道或者干擾與採礦活動有關的水源供給。」結果，華人礦工被合法地剝奪了用水權。1865年，維多利亞殖民地最大的本迪戈礦區遭遇大旱災，在所有淘金活動都缺乏水源支撐的情況下，華人的工作格外受困。因為白人完全霸佔了主要水源，其借口就是要保護水源，預防華人污染並干擾水流走向。1865年1月至1866年3月，短短14個月，華人死亡17人，多數是因為徹底失去了工作機會貧病致死。驗屍官查看了1866年3月去世的阿金（Ah Kim）的情況，翻譯阿波（Ah Poo）介紹：「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因為完全沒有水來淘金，結果變得赤貧，餓死了。」同樣的情況在1878年1月再次發生，容納著300名中國礦工的居民點水源斷絕，但無人問津。「他們的小水庫里乾涸見底了，卻得不到一丁點兒淡水，只能靠一些舊礦道里存積的鹹水過活，火災和健康隱患都已非常嚴重。」

澳大利亞殖民地在急速的產業開發過程中，產生了資源損耗與環境破壞問題，引發了歐洲裔移民群體的焦慮和不安，他們借著土地和水源的保育問題向華人礦工發起抵制。澳大利亞官方出於穩定殖民地社會秩序的需求予以配合，出台限制華人的舉措。但是，真正的資源保育和環境保護政策從未真正被官方重視，他們只是抓住了片面的事實，以排華種族歧視話語來幻想降低勞動競爭與環境破壞的壓力。事實上，在淘金熱期間，華人雖然不斷遭受打壓，但礦區無論是土壤破壞還是水源供給問題始終都未得到有效解決。

三、 公共衛生問題與反華話語的「科學化」

淘金熱推動了澳大利亞東南部殖民地的城鎮化，悉尼與墨爾本的人口也不斷激增。1871年，墨爾本人口為191萬人，而礦區人口達到27萬，其中有146萬人分布在500多個在淘金熱中生存下來的山區集鎮中。這種密集化定居狀態很快催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城市公共衛生問題，特別是加劇了環境污染與流行病的壓力，華人再次被渲染為傳染疾病的隱患。

19世紀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亞城鎮化還處於初始階段，人們的公共衛生意識非常淡薄。如出於後勤補給的需要，城市周邊沿溪水飼養的肉用牛羊群急速膨脹，畜群體臭就足以導致空氣污染。更有甚者，屠宰後牛羊的下水往往也直接丟棄在溪流邊，它們變質後被沖入河水就導致更大面積的水體污染。最糟糕的是，人畜的糞便沒有專門的掩埋場所，直接被排放進水體，結果導致痢疾肆虐。1852年末的一份記錄稱：「巴拉瑞特現在正在蔓延痢疾。這種病讓那些無力的胳膊再也抬不起來，儘管它們曾經強壯結實，而虛弱者最後都會化入塵土，覆蓋他們的只有墳墓，這是他們曾經試圖從中挖出金子的泥土啊，誰知到為了追尋這些金子，他們卻喪了性命。」無論是牧羊倌、淘金者還是拓荒人，周邊的醫療條件都頗為惡劣。結果「他們多數人看起來面容蒼白、神形憔悴。腿筋絞痛、感冒、風濕、視覺萎縮、腹瀉、痢疾都是常見疾病。總坐在潮濕的地上，會導致痔瘡。多數疾病都會演化成副傷寒類型的低燒，人體的能量很快就全都消耗完了，而醫務人員幾乎沒有什麼設備，束手無策。」毫無疑問，疫疾等流行病的肆虐是拓殖者在新興環境中產生焦慮的重要原因。

面對新興礦區及城鎮的流行病，民間自救能力羸弱，官方又缺乏干預意識與精力，結果密集定居的華人社區成了替罪羊。早在1855年，當局為了減少歐洲移民與礦工的衝突就決定採取種族隔離政策，即在本迪戈、卡索曼與巴拉臘特等主要城鎮，「把華人聚攏然後分配進一個個居民點。」隨著華人移民越來越多，定居點卻沒有同步增加，結果定居點的生存環境越來越糟糕。到1857年，一系列問題終於爆發。卡索曼地方法院代表說：「華人居住得太密集，導致空氣不流通，四處散布的垃圾堆上積聚起難聞的臭氣，再加上華人本身也不幹凈，這很可能導致從他們的定居點散播出流行病，周邊地區在緊張地關注。」「這裡存在致命的中國瘟疫，大大戕害歐洲人口，中國人營地臭得令人作嘔，有一股腐爛的味道，中國礦工的營帳害蟲四溢。……中國人的帳篷區里常見發燒、麻風、黑熱病以及潰瘍性皮膚皰疹。」在本迪戈，一些華人礦工得了肺結核之後還是住在惡劣擁擠的環境里，結果引發礦工中的肺結核流行。面對華人社區流行病泛濫的趨勢，白人礦工要求加大隔離華人的呼聲高漲。1857年，本迪戈華人定居區發現三個麻風病人，結果本迪戈和卡索曼的保護官要求所有營帳重新布局，並燒掉舊有營帳，然後下令嚴禁華人與白人礦工接觸。由於流行病通常被認為是通過空氣以及接觸所傳播，排華思潮就得到了所謂病理學證據的支撐，民間輿論愈發強調華人的身體骯髒不可接觸。

隨著農礦開發高潮的逝去，19世紀80年代大部分華人開始轉入大城市定居謀生。華人致病的說法不再只是一種邊疆社會的危言聳聽，而上升為城市精英們的「科學」結論。墨爾本一些支持「人種起源多元論」的學者就認為，一些特定種族容易罹患某些特定的疾病，另一些則可能有免疫力。華人可能用「格外惡性的疾病」（darker maladies）感染歐洲族裔的人，包括獨特的霍亂、傷寒、天花和麻風病。最誇張的當屬悉尼因恐懼天花而禁止華人船隻入境的事件。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悉尼經歷了歐洲人抵達澳洲以來最大的一場天花疫情。當時第一位入院確診的天花患者是一個擁有一半華裔血統的男孩，而他定居在白人社區。「這一具體的案例立刻被當時已經廣為接受的觀念所強化，即中國人從基因上和社會組形態上都更容易得天花，死亡率也更高。」此時恰好一艘名為「大洋號」的客輪從香港運載了450名中國移民抵達，旋即引發了許多反華的政客抵制，理由則是為了捍衛悉尼的公共衛生。時任新南威爾士總督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以反華著稱，他為了轉移自己對天花沒有及時查驗預警的過失，帶頭宣揚華人移民可能導致生理危害。事實上，這場天花可能來自倫敦，因為當時英國主要港口都在暴發同樣的疾病，而香港雖是華人來澳的主要中轉港，卻並沒出現疫情。1880年，悉尼的醫療官至少檢查了3,500名中國移民，結果沒有發現一例天花。更加諷刺的是，天花流行期間，163個確診病例中，中國人只有3人，其中還包括一名兒童，其餘均是歐洲人。然而，帕克斯堅決禁止「大洋號」進悉尼港停泊，並且要求船隻進行海上自我隔離，同時又不提供任何食物、水和燃料。於是「大洋號」只能駛向墨爾本，在那裡卸載了222名中國人。當兩周後「大洋號」運載剩下的乘客返回悉尼時，船立刻被隔離觀察了21天。當中國移民最終可以進入悉尼時，當局又要求他們焚燒所有隨身物品包括身上的衣物，再次引起公眾恐慌。

天花流行成功地煽動起了整個悉尼乃至澳大利亞東南部殖民地對華人移民的恐懼與憎惡，也為當時政客們推動更嚴苛的排華法案創造了依據。就在疫情暴發前剛剛閉幕的澳大利亞跨殖民地大會向英國政府提交報告稱：「澳大利亞全部六個殖民地都強烈反對不加限制地接受中國移民，最主要的考慮就是保證在混居的各個族裔中保持英國性。」在流行病蔓延期間，帕克斯推動通過了反華人頭稅法案。當時聯邦統一運動也非常活躍，華人被塑造為「他者」：「華人是不能被英國人主導的社會所吸納的，會導致英國族群的生態危機。」帕克斯要求聯邦基本法寫進兩個特別條款。一是，不可授予新南威爾士華人關鍵的個人政治權力；二是，要求未來所有運載華人抵達悉尼的船隻都接受類似於「大洋號」的隔離監控，這也是討論最激烈的議題。以致八年後殖民地頗具影響的眾議員理查德·威爾還宣傳說：中國人不僅帶來麻風，還可能傳播傷寒熱與細菌疾病。《澳大利亞的主流媒體如《笨拙》、《澳大利亞畫報》等，也反覆強調說：「如果中國人是『墮落和腐敗的，攜帶麻疹和罪惡的，那麼我們除了驅逐這些人還能做些什麼呢？」在這種氛圍下，就不難理解19世紀90年代的聯邦籌建大會明確了統一的反華立場和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建立時奉行全面禁止華人移民的「白澳政策」。

與淘金熱時代歐洲裔礦工與華裔礦工之間圍繞生產收益與環境破壞的問題爆發直接衝突有所不同，新興的公共衛生環境問題主要涉及人居環境的安全，較少涉及直接的經濟利益衝突，但因為它們會直接威脅生命安全，所以更容易引發全社會的關注甚至恐慌。到19世紀末，反華意識顯然已經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思潮。在此，媒體精英與政治精英絕不是被動響應所謂的民間呼聲，而是老練地利用環境問題製造排華話語，一方面可以強化歐洲族裔作為一個整體的認同，另一方面也能轉移公眾對自身治理失誤的視線。

結論

如孔飛力所言，華人海外移民的生存環境大體有三類，澳大利亞明顯屬於「主要由歐洲移民在『新大陸』和大洋洲形成的移民社會」。在這種新歐洲類型的殖民地，迥異於故土的自然環境對拓殖人群的生產生活都構成了巨大的挑戰。適應本土環境、開發自然資源、努力複製符合其健康及審美標準的新環境是移民們生產生活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對歐洲殖民者而言，迅速改造不熟悉的環境也會導致新的焦慮，許多問題都是無意中創造的，威脅著農居的推進以及個人健康。……澳大利亞殖民者必須努力確保有限的資源不被濫用或者浪費，確保環境不會掣肘澳大利亞人的健康，或者景觀不觸犯（歐洲式）審美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克服生態環境的挑戰不僅意味著改造自然環境，更涉及對其他競爭性人口的壓制，即澳大利亞史學家所稱的「殖民種族主義」。反華意識形態的興起充分反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尤其是種族主義生態觀對澳大利亞國家認同的影響，而在反華話語的構建過程中，除了經濟競爭與文化衝突的內容，環境因素同樣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在牧羊業擴張的時代，由於非勞動密集型產業本身的性質，環境破壞問題並不突出，殖民者的環境焦慮主要還是來源於適應環境的難度，而不是環境惡化帶來的挑戰。華人移民群體的進入也不足以引發當地環境的變化。而且由於自身不適應粗獷型的放牧環境，歐洲移民對華人的環境適應力還產生了不切實際的高期待值，遑論炮製排華輿論。但是，當淘金熱興起、工礦經濟膨脹之時，華人的環境影響力遠遠超過歐洲拓殖者對所謂「低等」種族的一般想像，環境惡化本身帶來的焦慮感與一種面對華人移民時的自卑感融合在一起，產生了一種對未來族群生態處境的惶恐。

事實上，早在淘金熱爆發前，殖民者已經通過暴力驅逐和傳染病徹底改造了土著生態。在華人大批進入時，「澳大利亞礦區本來就稀少的土著氏族在幾年內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甚至有關他們的回憶都停止了」。當土著及其原生態萎縮凋敝之後，華人移民群體卻茁壯成長起來。歐洲裔移民一方面承認華人的工作能力與環境影響力，另一方面又害怕自己不足以與之抗衡，因此要竭力抵制。19世紀50年代歐洲裔移民與華人開始大規模接觸，歐洲移民常常對華人的生產效率感到驚恐無措，也很容易把環境破壞的責任推卸到華人身上。更令他們憂心的是，澳大利亞的大部分流行病是歐洲移民最早帶入的，但是在悉尼天花事件中，儘管媒體指責華人是傳播者且生理上更易患病，但事實上，華人社區幾乎沒有受到影響。如果說在淘金熱時代所謂華人造成生態環境威脅的說法尚存一些事實依據，到19世紀末則已經陷入一種為了反華而刻意煽動情緒的境地。環境問題本來可能是產生排華話語的一種原因，後來則成為排斥華人的所謂「科學」依據。當反華成為構建國家認同的工具時，環境焦慮感就徹底淪為一個種族主義話語。

需要注意的是，如孔飛力所說，澳大利亞殖民地反華運動的醞釀並非一蹴而就，民間與官方的積極性並非始終一致，華人更不只是被動地淪為種族歧視的犧牲品，他們積極融入當地生活的案例屢見不鮮。但最終，反華排華之所以能夠成為澳大利亞的國策，完全是不同利益集團螺旋式推進的結果。其一，在官方並未公開支持的情況下，農場主引入華人勞工就是試圖壓榨廉價勞動力，其實已經將華人列為被歧視的地位。歐洲移民的生產生活是澳大利亞環境破壞及資源浪費的主要原因，但底層勞工一方面深受資方與殖民當局壓榨，另一方面在面對環境問題時抗損能力也更弱，於是「白人屬性」（whiteness）成為其自信的主要來源，據此排華成為其幻想改善生存環境及減少競爭損失的合理出路。淘金熱時代，澳大利亞勞工階層特別熱衷於渲染華人導致的環境問題，反華成為工會組織反對僱用華工的資方的一個便利武器。其二，官方的態度是反華意識形態制度化的關鍵。殖民地官方起初在保護自然環境和維持公共衛生方面既無充足的耐心，亦無足夠的資源與能力。1854年的尤里卡柵欄起義後，官方對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採取姑息態度，唯恐統治再遭動搖。由此一來，當面對族群間的環境衝突時，官方慣用一刀切的政策約束華人，客觀上袒護了歐洲移民，更加惡化了華人的生存環境。1855年後，維多利亞、南澳、新南威爾士以及昆士蘭殖民地先後出台並維持限制華人入境的人頭稅法案（poll tax）或種族隔離法案，數十年間奠定了精英群體反華心理的代際傳遞。19世紀末，澳大利亞聯邦運動步入高潮，政治精英們無限煽動種族主義的環境焦慮，最終將反華話語落實為新生聯邦國家的國策，直到70餘年後才消亡，絕非偶然。

本文作者費晟，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原文載《世界歷史》2017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