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談中國的地緣政治與多邊關係_光明電視_光明網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編者按】：近期，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作客歐美同學會《時代大講堂》，帶來一場以「中國的地緣政治」為題的精彩演講。鄭教授的演講主要圍繞著近一年來中國海洋地緣政治遭遇的新挑戰展開，深入淺出地為聽眾們梳理了中美關係和國際政治的新走向。光明網特將鄭永年教授演講整理編髮，以饗讀者。

鄭永年：海洋戰略成為中國地緣政治的新核心

大家可以看到，從黃海、東海到南海，中國周邊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不少爭端，為什麼時至今日，中國周邊地緣冒出來這麼多問題？這裡既有中國內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環境的因素：

從內因來說主要是由經濟的發展引起的，中國已經從一個在資源上自力更生的國家轉變成為一個高度依賴外部資源的國家，同時現在中國也已經從一個資金短缺的國家演變成一個資本過剩的國家——中國資本必然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走出去」勢在必行，非常重要。

中國的開放政策，可以簡單概括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請進來」，80年代改革開放，請外國的資本進到中國來；第二階段是90年代和世界接軌；現在是第三個階段——「走出去」。「請進來」階段把自己的國門開放給外國政府，大家都很高興，不會與外在世界產生矛盾；「接軌」階段，改變自己的制度，與西方的制度接軌，也不會產生矛盾；但是當自己的利益、資本走出去之後，肯定會跟人家的利益產生一個衝突，這是必然的。國內發展需要大量的資源、國內的過剩資本、對外投資構成了中國走出去的巨大動力。政府的政策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一定推動作用，但是我覺得，政府的作用並不大，有沒有政府，中國的資本還是會走出去，資本的本質就是哪裡能賺錢就往哪裡去。

國際上一些國家，主要是西方國家，把中國「走出去」的戰略看成中國要主導、甚至稱霸世界的戰略。實際上中國政府並沒有這樣的計劃，以前德國有，日本有，美國有，但中國沒有，「走出去」政策只是對經濟發展客觀要求的一些輔助。

中國要「走出去」，海洋戰略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國家地緣政治的一個新核心。中國的傳統地緣政治以陸地為核心，主要表現為防衛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和很多周邊國家解決了陸地主權糾紛問題，儘管一些問題仍然存在著，例如和印度的陸地邊界糾紛還沒有解決，新疆和西藏等邊界地區還會出現新的挑戰，但是和海洋政治相比較，中國的陸地地緣政治還是很鞏固的。進一步說，海洋地緣對中國來說還是一件非常新的事情，跟老牌的海洋大國，如美國、英國比較，中國在海洋地緣方面一點經驗都沒有。

從外部環境來看，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美國所謂的「重返亞洲」。因為周邊國家眾多，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本來就已經非常複雜，美國的高調重返更惡化了中國的周邊環境。今年，東海、釣魚島、南海和中國與東盟關係呈消極之勢，都和美國的重返亞洲有緊密關聯。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和周邊國家之間本就存在的問題更容易暴露出來，很多小國家擔心中國的崛起會給他們造成不安全。不過在很多年裡，中國一直在提倡和平崛起、和平發展，而亞洲國家也努力和中國發展經貿關係，從中國的崛起中獲益，在這個過程中，雙方的關係得以調和。但是美國「重返亞洲」就改變了這種調和趨勢，惡化了亞洲的安全問題。美國一回來，一些亞洲國家——主要是那些和中國有領土、領海糾紛的國家，如越南、菲律賓，甚至馬來西亞，這些國家開始對美國抱過高的希望。我覺得他們錯誤地認為，中美關係會演變成當初冷戰時期美蘇關係一樣，所以他們趕緊選擇了美國這一邊。可以說，美國「重返亞洲」正在加深中美兩國之間的安全困境。在中國看來，美國的舉動給中國帶來了安全威脅，因此中國肯定要回應，那麼這種安全困境的結果，就是中美兩國失去了互信，現在中美兩國的互相信任度可能跌到了最低點，兩國關係也表現得很脆弱。

鄭永年：美中都不能單獨解決重大問題

中國海洋地緣政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要成為海洋國家，當然不會因為周邊地緣政治環境的惡化而退縮，但現在的局勢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中國如何在亞洲跟美國共存，跟美國和平相處，跟亞洲國家和平相處。對這個問題，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是中美兩國的雙邊關係。從毛澤東開始，中國就一直重視中美兩國的雙邊關係；

第二個層面，是中美兩國在亞洲區域的關係。儘管中美兩國確定了本區域的和平與安全問題，但兩國就區域問題的合作機制非常少。在亞洲區域，中美兩國儘管有巨大的合作空間，但這些年的經驗表明，這個緊張的合作空間不僅沒有被發掘出來，兩國關係反而出現向衝突發展的趨向；

第三個層面，就是作為規定整個國際關係的結構性因素的中美關係。今天的中美關係怎麼樣，基本上決定了整個國際關係的大的格局。

今天的世界，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已經遠遠超出了雙邊關係，也不僅僅對亞洲區域產生影響，而是對整個世界體系產生了越來越重大的影響，因此中美兩國關係可以說是國際關係裡面的結構性因素。儘管今天的國際組織和區域組織越來越多，但在幾乎所有重大的問題上，如果中美兩國不能達成最基本的共識，那麼無論是哪一個國際組織或者區域組織，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不能單獨解決重大問題。

鄭永年：中國海洋地緣受到挑戰

海洋地緣指的是能夠促成和阻礙中國成為一個海洋國家的地緣政治環境，很顯然對中國來說主要是東海、南海和印度洋。那麼現在看來，在所有這幾個領域中國都面臨巨大的挑戰。

先來看南海。南海問題是歷史性老問題，最近這幾年之所以凸顯出來，有美國的原因。2010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越南宣布美國對南海問題的觀念，提出南海問題和美國國家利益的相關性。緊接著，在冷戰期間互為敵人的越南和美國也似乎在一夜之間就成為了盟友，美國的航母開始訪問越南。儘管沒有明說，但顯然是針對中國的。這是奧巴馬政府重回亞洲最引人注目的，最直接而具體的舉動。在這之前，美國也有很多外交和經濟方面的舉動，但並沒有引起中國人的注意，航母一來中國人就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觸動了我們的神經。

此後，形勢更不容樂觀，現在圍繞著中國，美國的戰略開始變得非常明朗。第一是美國正在針對南海開始調整其在亞洲的戰略，例如在澳洲正式駐兵；第二是經濟上的戰略，開始實行類似冷戰期間的戰略性貿易，就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中國各方面對這些問題表現出高度的關切，因為對中國來說，南海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可以說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我覺得南海不僅僅是國家主權的問題，南海更是中國的生命線。一旦失去了南海，中國的海洋地緣就可能不存在了，中國會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內陸國家。因為，中國的東邊已經有非常牢固的美日韓同盟，這個聯盟以美國為統領，已經高度制度化，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加以改變。日本民主黨上台執政之初，當時的首相鳩山曾經試圖追求和美國較為平等的關係，不過馬上以失敗告終。鳩山政權的失敗說明了任何一個日本政府都很難改變這個制度得現狀，而朝鮮的天安號事件之後，美日韓聯盟有強化的傾向。

2011年以來，中日關係因為釣魚島問題而迅速惡化，儘管這並不是說美國會完全站在日本一邊而不顧中美關係，但美日聯盟的存在的確表明中國要解決甚至控制東海問題的難度。同時，儘管日本跟韓國之間也是有領土上的糾紛，關係也很緊張，但這並不意味著美日韓這個聯盟會解體，而只是說美國維持這個聯盟中的一些困難，就國際關係的本質來說，中國作為大國的存在這個事實就表明了，美日韓同盟存在下去的理由。

美日韓聯盟的存在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意味著什麼？第一，中國很難通過東邊成為海洋國家；第二，日韓等國家可以利用美日韓聯盟來增進本身的利益，損害中國的利益。例如日本可以在東海問題上增加其談判能力，日本決定把釣魚島等具有爭議性的水域進行國有化，就是適度利用目前美日聯盟這樣一個有利於日本的局面；第三，聯盟也可以對中國構成直接的安全威脅，美國在小布希政府的時候，已經完成了亞洲小北約的布置。近年來，隨著美國開始在澳大利亞駐軍，我覺得美國現在亞洲的小北約戰略已非常成熟了。對小北約的性質，當然我覺得需要持續地觀察，但有兩點我覺得已經很明顯。首先美國至少到今天為止，主要是通過這個小北約對中國構成威懾，防止中國的政策對美國利益可能構成的威脅；第二，美國可以通過這個戰略大大提升對敵國的打擊跟摧毀能力。之前我有一篇文章說到，美國在二戰以後很長的時間裡一直是有建設性的國家，包括美國對西德，對佔領日本，都是搞建設性的國家。但是現在的美國是摧毀性的，它主要是對它的敵國軍事打擊，而不會去搞佔領，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很大程度上說，東海對中國的重要性取決於中美兩國關係的性質。如果美國要圍堵中國，那麼東海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來無論中國還是美日聯盟都看重所謂的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的原因。不過儘管大家都擔心這個問題，但是對島鏈的性質，人們的看法並不深刻，很多問題我覺得可以提出來，很多問題都沒有思考清楚，很多問題可以提出來。

例如，美國是否真的要在傳統地緣政治的意義上圍堵中國，是不是這樣？從冷戰意義上說，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問題是在於全球化的狀態下，美國的這種傳統圍堵方式會不會有效？中國並非前蘇聯，現在中美兩國都處於同一個世界體系之內，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能否圍堵中國呢？正如中國可以被圍堵嗎？這個是美國想圍堵中國，那麼中國是不是可以被圍堵呢？島鏈只有當中國有了類似於西方傳統的擴張主義的時候，也就是說中國要走出太平洋去擴張的時候，對中國才具有意義，很顯然中國既沒有這樣的想法，更沒有必要這樣做，中國衝出這兩個島鏈的象徵意義多於實際意義。中國如果沒有通過太平洋而進行擴張的計劃，那麼島鏈的存在對中國並不能構成具有實質性傷害，同樣重要的是，如果美日韓要通過島鏈戰略來圍堵中國，那麼中國與日俱增的自衛軍事防衛能力足以摧毀這些島鏈。

中國的西南面有印度洋，那麼問題是中國有可能通過印度洋而成為一個海洋國家嗎？我覺得也很難。顧名思義，印度洋是印度的勢力範圍，中國和印度洋沒有直接的通道，一些人主張通過緬甸來打通這個海洋通道，這就說明中國幾乎也沒有任何希望通過印度洋而成為海洋國家，因為這裡存在太多的不確定因素。第一，從中國和緬甸的關係看，緬甸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肯定會理性地去爭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它以前比較依賴中國，但是現在遊走在中國、印度甚至美國等大國之間。近年來美國和緬甸都在努力改善雙方的關係；第二，從印度和中國的關係看，印度也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而印度也充滿著民族主義情緒。印度國內的強硬派一直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和競爭敵人，印度不會容許中國把印度洋做為其成為海洋國家的通道；第三，從印美關係看，一旦美國視中國為敵手，則印度很容易倒向美國，美國和印度近年來的關係有了實質性的進展，而且多邊軍事合作和協調已經開始。例如美國、日本和印度的軍事合作現在已經開始。印度被西方看成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就意味著，美國的國內政治有利於美印合作，而不利於美中合作。因此對中國來說，成為海洋國家的希望在於南海，南海這塊很多方面遠遠比東海和印度洋重要，因此我們可以說南海是未來中國的生命線。當前在美國等國家南海航道的安全與穩定問題上，好像話語權在美國和西方這一邊，但實際上我覺得這應當是中國的話語權，這個話語權是中國有關方面的不作為，以至於讓步給其他國家的，無論是作為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還是作為一個高度依賴資源進口的大國，南海航道的安全決定了中國的經濟能否持續增長。

鄭永年談南海問題：難解決 可管控

鄧小平當年在南海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為了給國內的經濟建設提供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而在今天的國際環境里，這個提法應當有新的、甚至更為重要的含義，很顯然，如果南海一旦發生問題，就會對中國的整個國民經濟構成直接的威脅，影響到每一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這是為什麼把它稱為生命線的原因。

儘管近年來南海局勢並不像一些人說的已經到了危機的階段，但如果中國不能直接面對現實，未來的局勢必然會惡化。

那麼如何應付挑戰呢？首先要自問，今天這個局勢是怎麼來的？只有理解了怎麼來的，才能找到如何控制和解決問題的理性方法。今天的局勢是以往歷史的結果。

對長期觀察南海局勢的人來說，近年來的局勢應該都是理性預計之中的。誰都明白南海問題的歷史複雜性，越南、中國這些國家都在尋找有利於自身的歷史根據，但是客觀地說，要從歷史根據里解決問題可能是一項不可能的使命。越南以前還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你怎麼樣來做這個歷史的論據？大家都可以找到有效的根據，中國的證據也很有效，但是從越南角度來說它的歷史證據也是很有效，證據非常複雜。

我是覺得南海問題的特點是不能解決，但是可以加以控制跟管理。正因為這樣，當年鄧小平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現實主義的思想。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跟其他相關國家在雙邊層面就共同開發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老實說成效不大。有關國家，越南也好，菲律賓也好，馬來西亞也好，沒有很大的動力或者動機和中國搞合作。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很努力，但是中國的有關方面忘記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為什麼這些國家沒有動機跟動力跟中國搞合作呢——原因是，中國對這些國家還沒有足夠的影響力，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這些國家於是都認為沒有必要把南海問題提高到和中國合作的議事日程上來。除了中國對這些國家缺少真正的影響力之外，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外交方法也有很大的問題。跟中國相比較，這些相關國家都是小國，就其本身來說他們最擔心的就是單獨面對一個大國，不管這個大國怎樣表達善意。當你的鄰居很強大的時候，不管這個鄰居的意願是好是壞，你也肯定會害怕，這是人之常情。

因此這些國家轉向多邊主義，對他們來說需要多邊來制約中國的行為。小朋友們都團結起來，對抗一個大人。很多年來，這些小國家一直想努力把南海問題放到東盟多邊國家機制框架內。近年來在美國的支持下，這些小國家在加快這方面的努力。儘管中國並沒有考慮接受這方面的多邊主義，但我覺得，這樣做也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儘管多邊並不見得能夠解決問題，但多邊機制對所有相關國家都是一個制約，或者說如果多邊對中國有約束，那麼對其他相關國家也有約束。東盟其他和中國沒有這方面糾紛的國家當然希望中國和相關國家能夠通過雙邊關係來進行問題的解決，但是在雙邊解決不了的情況下，多邊關係就成為維持和平關係的有效機制。中國並不想把問題多邊化，認為多邊化反而會使得問題複雜化，因此中國到今天還是堅持傳統的雙邊方法。我覺得中國的顧慮當然並非沒有道理，但問題是雙邊關係很難有實質性的進展，你可以堅持下去，但絕對不會有進展。

除了多邊化，我覺得有關國家，主要是越南跟馬來西亞，也在努力使得南海問題國際化。那麼什麼叫國際化呢？就是一些相關國家已經把有爭議的區域交給了國際法庭，希望通過國際組織的介入來求得問題的解決。和其他大國一樣，中國也不希望走這條路。中國多邊化不接受，國際化也不接受，雙邊化又解決不了——於是導致發展到這些年的大國政治化，就是美國的介入。

鄭永年：東南亞國家樂見中美友好

國際化跟美國的介入應當是兩碼事，不要混在一起。一旦大國政治化，就給南海局勢注入了無窮的變數，無論是雙邊關係，多邊關係，還是國際化，如果能夠解決問題，東南亞國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不是所有東盟國家都和中國在南海方面有糾紛，但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都是東盟成員國，東盟的其他國家有道義和責任來關心南海問題。大國政治化就不一樣，很多東南亞國家和中美兩國都有深厚的關係，中美和平共處是這些國家的最大利益，但是一旦中美兩國發生衝突，一些國家就會面臨靠向哪一邊的問題，就是說，在南海問題上大國政治化並不是很多東南亞國家的最大利益。像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他們戰略上跟美國有很深厚的關係，但是經濟上跟中國有很深厚的關係。如果中美友好，他們的利益將是最大化的。但如果這兩位老大發生衝突了，他們就很麻煩，向哪一邊都不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

美國政府表示重回亞洲，東南亞國家是歡迎的，這不僅因為美國本來對本區域有很大的影響，還因為本區域的地緣政治穩定需要美國力量的存在。中國很多人認為美國回到東南亞，回到亞洲，全是為了中國，其實不是這樣。東南亞國家本身需要美國來平衡，因為東南亞國家情況是很複雜的，即使老東盟，這個六個國家，像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它們也都有矛盾，自己平衡不了，更何況現在加入了新的國家，比如越南，所以它們需要美國來平衡。因為從冷戰開始，中國對東盟的影響實際上是微乎其微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才開始對東盟有積極的影響。而美國在整個冷戰時期就跟東南亞國家有非常深厚的關係，已經高度制度化了。

還有一點，對很多東南亞國家來說，美國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大國，美國這個國家有的時候做蠢事，有的時候做正確的事，有的時候做錯誤的事，有的時候成功了，有的時候失敗了。但是美國這個國家它敢做敢為，人家都看到，它考過很多試了。而中國儘管在崛起，但中國遠遠沒有在人們心目中樹立起大國形象，無論從大國的責任還是大國的能力來說，中國還需要很多努力和考試。

鄭永年：處理好中美關係是管控南海問題的關鍵

不過我覺得美國重返東南亞，並不表明南海問題註定會大國政治化。越南等國家要求美國介入南海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過去很多年越南一直在遊說美國，但是美國沒有回來，我想中國官方也肯定注意到。那麼為什麼後來美國來了呢？我想這是中美兩國互動的產物，南海問題只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縮影，在其他很多方面的雙邊關係中都存在著類似的情形和互動，可以說中國海洋地緣政治的核心是如何處理中美關係。美國捲入南海事務，中國當然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會做出反應，但應當理解的是，在這個國際政治的舞台上，情緒式的反應沒有任何附加值，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國家利益，並把國家利益最大化。

不管人們喜歡或者不喜歡，接受或者不接受，中國在東南亞面臨的現實是很殘酷的，對此中國不能有任何幻想。不管與南海相關的國家如何作為，如果沒有美國明確站在哪一邊，問題不會超出可控範圍。現在既然美國卷進來，那麼如何處理中美關係，就是管理和控制南海問題的關鍵。我認為，中國需要突破雙邊甚至多邊主義，而需要在區域，甚至整個國際格局中來處理問題，而中國的區域和國際責任是關鍵。大國責任這篇文章做好了，中美關係就會穩定，越來越多的國家就會接受中國，南海問題也不會浮上檯面。

那麼如何處理中美關係呢？應當認識到，多年來對中美關係施以負面影響的一直是美國，中國一直被動地做出救火式的反應。中國需要形成一個處理對美關係以及國際關係的宏觀戰略，而宏觀戰略的形成要求對中美關係的本質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中國如果不能從國際權力大格局中認識中美關係的本質，則其對中美雙邊關係的理解我想會不得要領。

鄭永年：中國需根據地緣政治調整國際定位

如果說和美國相處共存的關鍵是確定中國本身的國際責任，包括在亞洲的區域責任，那麼首先要改變的，就是中國傳統的國際定位。

傳統上中國的國際定位是發展中國家，今天中國當然還沒有成為發達國家，但也已經不能簡單地把自己定位成毛澤東時代的發展中國家。從GDP總量來說，中國現在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因為在國際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中國不得不負起一些帶有區域性和解決性的責任。傳統的發展中國家的認同不僅僅是中國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客觀反應，也是政治跟戰略上的考量，就是國家安全和反對霸權主義的需要。同樣，現在的認識需要做重新的考量，不僅僅是因為客觀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也是戰略和政治的需要。不管中國的實際能力如何，從國際社會的期望來看，中國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已經大大超越了發展中國家這個範疇。

傳統的發達國家都在美國陣營，和美國一起共治世界。但是現在他們發現一個和美國很不一樣的國家站在他們之上，能夠扮演一個比他們更重要的角色，在很多場合這些國家的作用每況愈下，甚至在一些場合，他們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計。例如在前些年的哥本哈根氣侯會議，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美國都起到了主導性作用，而不是西方國家，所以英國很生氣。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差距還是非常巨大的，而且還在加大，這就決定了兩類國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認同度仍然高於對美國的認同度，這不僅與發展中國家同中國的傳統聯繫有關，也因為在利益方面，中國和發展中國家非常接近。這種情況使得中國如果不小心，往往自覺或不自覺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推出來充當發展中國家的領袖。以哥本哈根會議為例，中國實際上是被推出來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和西方發達國家爭領導權。結果，其他發達國家很不滿中國的做法，歐洲，尤其是英國對此大為惱火。而發展中國家也不是都是支持中國的，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在氣侯問題上和中國有比較多的共同利益，所以他們支持中國的做法，而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受氣侯變化影響很大的國家，對中國又非常不滿意。不管怎樣，哥本哈根會議給人的印象就是中美兩國主導世界事務，不過中國負擔著最大的國際壓力，所有的壓力都沖著中國而來。

這就說明，中國需要調整自己的國際關係定位，面對這種複雜的局面，根據傳統的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去處理問題，很容易使中國在不小心的時候承擔一份不應當、也不希望承擔的責任，同時忘記了自己應當承擔、也能夠承擔的責任。在今天，當中國開始向頂端接近的時候，中國如何作為會影響到國際秩序的民主程度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仍然是中國外交關係的關鍵一環，但各種跡象表明，中國需要調整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中國要意識到，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他們的利益不是結在一塊，而是有很大的分歧。和發達國家一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國際領導權的問題，發達國家主要是西方，一方面擔心中國的崛起，他們恐懼中國的國際領導權，但同時他們又希望中國承擔國際責任；同時，和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發展的問題，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希望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繼續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但同時在發展問題上和中國的競爭性也越來越明顯。尤其表現在對資源和工業化的競爭上，一些國家，例如印度，對中國的崛起就會有巨大的戰略擔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都持有矛盾的態度。這種情況在今後很長的歷史時期里我想不會得到根本改變，如果說從前我們是根據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來確定自己的國際定位，那麼現在需要根據這種新情況來重新確定中國自己的國際定位。

任何國家的國際定位最重要的就是根據地緣政治來進行，中國也不例外。不根據地緣政治就會自我欺騙，中國傳統上把自己定位在發展中國家也是出於地緣政治的需要，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就是為了團結其他發展中國家，反對美蘇霸權，因為這兩個霸權在當時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最大的威脅。改革開放以來，因為中國的高速發展，中國的地緣政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中國的國際定位並沒有變化，結果這種前面所討論的問題已經造成了現在所面臨的一系列挑戰。

第一，在亞洲，亞洲是中國的後院，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尤其是海洋地緣已經面臨挑戰；

第二，在非洲，和一定程度上的拉丁美洲，中國的戰線又拉得過長，中國顯得力不從心；

第三，當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國把其地緣政治的中心轉移到亞洲區域的時候，中國海洋地緣政治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中國的地緣政治中心並沒有放在亞洲。

調整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要從中國在國際權力格局上位置的變化來進行，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全局定位、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和發達國家的關係。

中國面臨一個什麼樣的結構性變化呢？冷戰之後，美國成為唯一的霸權，世界權力結構呈現出只有一個霸權的結構，而中國的崛起又再一次促使這個結構的變化，那麼這個變化是什麼？對這個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有些人認為，這個變化就是一霸多強，構建國際權力的多極化。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因為在全球化的狀態下，我想世界只有一個，也就是說世界只有一個權力體系，一個霸權。如果說是權力多極化，也只能說一種內部多元主義，就是一個世界體系內部的多個權力中心，這幾個多個權力中心都是圍繞著唯一的霸權，就是美國而運作的。如果中國不選擇前蘇聯的道路，那麼只有一個權力極的局面不會發生變化，現在我們好多人說全面多極化什麼的，我想沒看到問題的本質，這個世界只有一個，霸權只有一個，所有的其他國家都是圍繞著美國轉，包括中國。除非中國學習蘇聯，另起爐灶，自己造一個區域霸權，這個可能性根本沒有，不僅是目前，以後也沒有。

在這樣的情況下，世界所面臨的局勢，就是這幾年來我們所討論的G2。中國很大程度上是「被G2」，中國官方也沒有正式承認G2。實際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因為從結構上說，在G2內部中國可能只是一個幫手，因為美國處於結構的頂端，中國只有責任而沒有領導權。美國和中國在國際事務上需要合作，同時美國也在政策操作層面給中國履行國際責任的一些空間，在這個層面上，美國是可以給中國一些國際空間的,例如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高中國的許可權等等。不過在很多關鍵領域，美國對中國的要求可以滿足也可以不滿足，而中國對美國卻沒有實質性的制約能力。中國的實力和美國還是不能相比，儘管經濟實力在增長，但中國本身還缺乏履行國際責任的手段，更不有說領導權了。中國現在要履行國際責任，現在除了開支票，我想沒有任何其他的手段，大家都要考慮這個問題。因為和美國同處一個結構，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需要通過美國確立的機制來履行自己的國際責任，中國通過聯合國，通過世界銀行，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都是美國建立起來的組織，中國自己沒有，很難想像中國能通過美國確立的機制來享受國際領導權。

G2是客觀的國際權力結構變化的產物，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轉移的，事實上G2結構的產生，不僅是因為中國的高速發展，而且也是中國戰略形成的結果。因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選擇加入美國西方為主導的國際體系，這就是中國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的結構性保障，這個體系存在著很多缺陷，但中國並不是要在體系外來挑戰它，不是蘇聯，而是意圖在體系內部改變它，中國已經在這個體系內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那麼中國的高速發展表明在體系內部的地位上，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結構，中國在這個體系內部實際上上升得非常快，沒有人想到改革開放30年了就爬到第二位了。

鄭永年：中美雙邊關係影響國際社會

在美蘇冷戰期間，大國外交是為了競爭國際空間，就是美國陣營和蘇聯陣營，但現在不一樣，因為中美兩國同處一個體系，儘管中國與美國的力量，距離還是非常遙遠，這個老二離老大還非常遙遠，但目前和中國跟美國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國的軍事體系內部，日本充其量只是一個半主權的國家。歐盟畢竟不是一個主權國家，是一個所謂的共同體，不能成為一個主權國家。這就增加了中國大國外交的複雜性。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應當向整個體系負責，但是站在這個體系頂端的就是美國，因此有些人就分不開對體系負責和對美國負責這兩者之間的區別。這兩類責任之間有重合的，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因為處於體系的高端，都必須為這個體系的穩定而負責，整個的世界體系，你老二、老大都要為這個體系的穩定而負責。但這兩類責任並不是同一件事情，因為體系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並不是完全一致的，體系利益和美國的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要遠遠大於體系利益和中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性。

很簡單，這個體系是在美國領導下建立的，同處一個體系之內，但同時又有不同的國家利益，這就決定了中美兩國之間有合作，又有衝突。

我覺得國際關係就是無政府狀態，好比像一個社團。這個社團裡面美國是老大，中國是老二。那麼這個老大對老二有兩個方法。第一，老大要老二承擔更多的責任，因為只有當老二承擔更多的責任的時候，這個老大才能當得下去，自己可以享受一點；第二，老大要防止老二挑戰老大的地位，這就是中美兩國現在之間的這樣一個局面。所以對中國美國面臨兩個互相矛盾的任務，一個是要防止中國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第二是要中國承擔國際責任。反應到美國的實際政治中，一方面美國要時時提防中國和中國周邊國家，亞洲小北約，東海、南海、新疆、西藏、台灣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美國可以用來制約中國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美國也意識到，奧巴馬也公開承認的，美國帝國的過度擴張，必然加速它的衰落，美國帝國已經過度擴張，但美國又不能收住，它已經擴大過度了，但是馬上又不能完全收手，怎麼辦？美國在動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來鞏固已有的同盟，日韓同盟，同時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這是美國對中國認同變化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這些年來美國一直在希望中國不要老是做一個跟隨者。這種雙重的任務使得美國的對華政策話語，取決於美國把重點放在哪一方面，美國國內對中國描述的話語經歷了從早期的中國軍事經濟威脅論，到後來的利益相關者，到後來的責任論，再到前兩年的領導角色論。近年來總統奧巴馬對美國的戰略定位是，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這並不難理解，也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美國歷屆政府不管其戰略話語是什麼，他所實施的戰略都是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和領導者地位。作為唯一的霸權，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就是維持這個地位，但歷任總統所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比如小布希政府奉行單邊主義，奧巴馬政府奉行多邊主義。不過這也不是絕對的，只不過是不同時期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同時在美國的新的戰略中，最大的變化是美國對中國的新定位，美國要中國負擔起負責任的領導角色。美國意識到新世紀的重擔不能只是由它獨立負擔，要調整包括和中國在內的其他新興大國之間的關係，重新定位這些國家的國際角色。因此美國說美國要與俄國建立穩定重要的多層次關係，重申要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又強調歡迎巴西的領導，對中國，奧巴馬錶示兩國間的人權分歧不應當影響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同時也聲稱會監督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計劃，並做出應付的準備。美國對這些新興國家定位的調整，實際上早已經開始，我們可以從G20以及G8看得出來。要在同一個體系下處理共同的問題，這需要中美兩國擁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觀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和共識。因為如果這個層面沒有一點共識，那麼不僅共同的問題很難解決，更嚴重的是衝突會加劇，甚至比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要壞。

在冷戰時期，美蘇兩邊各有自己的陣營，雙方之間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懾之外，沒有其他質性的關係。這種關係當然很危險，但美蘇雙方的互動並不多，實際上的衝突也很少。中美共處一個結構，互動時常發生，一旦遇到艱巨問題，就需要兩國具有一定的共識。這就是為什麼在伊朗、朝鮮等問題上，美國近來越來越要求中國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預見，美國的這種要求在今後會越來越多。儘管中美兩國之間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核心價值觀，因為我們有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意識形態和不同的政治制度，這兩個國家在處理國際問題上達成一些共識和價值也不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兩國間進行經常性的對話，通過對話而達成共識。

國際權力結構性的變化，也影響著中美雙邊關係。中美兩國已經高度地互相依賴，尤其是經濟關係上。這使得美國要把中國作為敵人就非常難，就會直接損害到其自身的利益。因此這種依賴性也有利於美國在制定其中國政策時平衡各方面的國家利益。例如美國在處理和日本關係時，必須平衡經濟上的中美國，就是經濟上的中美互相依賴和戰略上的美日聯盟，如果兩者失衡，美國的國家利益必然會遭受到損害。

更為重要的是，在G2結構內部，中美兩國的雙邊關係越來越具有國際性，就是說中美兩國如何處理雙邊關係，都會對整個國際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投資、貿易、軍事、外交等等方面的雙邊關係都會產生巨大的外在影響。這就要求兩國把這些問題放置於整個國際關係的格局中來處理，而不僅僅是雙邊關係。這種局面非常有利於中國拓展國際舞台的空間，也就是說中國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國互動。儘管美國仍然是世界唯一的霸權，但因為中國處於G2結構的老二的位置，在和美國的互動過程中，中國的影響力很自然達到世界上的各個地方。這和中國的主觀意願沒有多大的關係，不管中國是否喜歡，這就是正在形成中的國際關係的一個現實。

鄭永年：亞洲依然是中國地緣政治的核心

無論從哪個角度上說，中國的戰略重點都應當在亞洲，中國是亞洲國家，亞洲是中國的大後院，中國的崛起應當首先在亞洲，如果中國要成為世界大國，在世界事務上扮演一個大國應當扮演的角色，那麼首先不僅僅要成為亞洲大國，而且有實實在在的能力處理亞洲問題，亞洲事務，處理不好亞洲地緣政治，中國就很難崛起成為大國。在中國的外交概念中，周邊外交實際上就是亞洲外交，這方面中國已經提出了很多的口號，叫做睦鄰、安鄰和富鄰的政策取向。實際上的行為也不少，例如中國和東盟已經達成了自由貿易區，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和六方會談等多邊組織上起著關鍵的作用，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但是以中國這個亞洲對主要的大國身份來看，這些成果並不能說是很顯著，實際上中國在亞洲正在面臨越來越多越來越棘手的問題。可以說，當今世界的絕大多數熱點問題都發生在中國周邊，其中的很多和中國直接相關，我們可以列出長長的一大堆，主要包括朝鮮半島問題，東海問題，當然也包括釣魚島問題，東南亞的南海主權問題和南亞印度的邊界問題，阿富汗問題，巴基斯坦問題等等都跟中國有關係，而這些都是世界上的熱點問題。還可以包括那些發生在中國境內但很容易變成高度國際化的問題，例如西藏問題和新疆的東突問題，這些是中國內部的問題，但是很快會演變成國際問題。

舊的沒有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加上越來越多的新問題。在所有大國當中，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表現得非常特殊，例如和美國相比，美國北有加拿大，南有墨西哥，地緣位置非常簡單，因為美國的強大，無論是加拿大，還是墨西哥，都希望依賴美國得到發展，但中國就不一樣，雙邊、周邊的這些地方和這些問題，都可以轉化成為重大的危機，稍稍不注意就會爆發出來。可以說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中國到現在為止除了救火式的應付，還沒有發展出任何有效的戰略和策略來促進問題的解決。

中國不能求得這些問題的解決，但是外界對中國抱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對朝鮮半島核武器危機問題上，在緬甸問題上，世界本來對中國有很大的希望，亟待中國能夠下大力氣解決這些問題。因為這些國家認為，因為這些問題解決也是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但是近年來，很多國家發現中國在這些問題上並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力，中國好像也並沒有很強烈的意願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因此被其他國家視為在這些問題上沒有盡心儘力，使得西方國家有理由來干涉這些問題，你自己解決不了問題那人家就要來，就要邀請其他的國家來。西方的干預當然會影響到中國，這是個悖論，你自己不想也沒有能力解決問題，那麼別人就有充分的理由違背你的意志來解決問題，結果對你不利。出現這種情況，表明中國在亞洲戰略上有很大的反思空間

中國的周邊外交中有很多看點。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鑒於自身的國家利益和亞洲的利益，出台了非常有效的政策，就是人民幣不貶值，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外界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把中國看成一個負責任的亞洲國家，並對中國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此後中國對亞洲外交的投入很少，中國的重點轉移到了和大國打交道，而對國外的投資或者政府援助大多去了非洲和其他地方，中國對亞洲的窮國有援助，在很多年裡中國的援助並沒有實質性的增加。大家去看看中國對那些亞洲國家的投入很少的。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周邊外交在執行過程中往往出現很多問題，在同周邊國家的外交中，外交部似乎並不是主角，外交部往往被邊緣化，地方政府和很多產業和經濟官僚部門，成了主要執行者，甚至決策者，地方政府和經濟部門往往從短期的和物質的利益出發，很難把政策放在國家利益中執行，在一些地方官員那裡，有些錢就覺得了不起，對周邊國家政府不尊重，也有地方政府，甚至國有企業大搞公路工程，在境外國家產生消極的影響。國有企業在海外的投資方式也經常導致國企和所在地人們的衝突，這在非洲也一樣。在很多年裡，周邊國家實際上已經積累了對中國的很多的抱怨，只是沒有辦法，需要中國的繼續幫助，沒有發聲罷了。這對中國影響的擴大反而產生負面的影響，中國出了錢和力，但因為執行不到，反而導致了很大的抱怨。但有一點很明確，很多國家覺得中國的錢很不好用，所以他們一有機會就去找日本和韓國的幫助。近年來，美國重返亞洲，這使得這樣那樣重新積累起來的問題一下子爆發起來了，中國企業在緬甸的遭遇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有很多的抱怨已經積累起來了，只是現在當美國人放下身段去做工作了之後，一下子就爆發出來了。所以我想今後幾年的日子不會好過。

中國外交：多邊主義VS雙邊主義

那麼在周邊外交上，中國有關方面必須問一問自己，花了那麼多錢與精力，到底哪些國家是你真正的朋友？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中國就是在迷信多邊主義和雙邊主義之間，經常走極端的路線。要麼迷信多邊主義而無意中忽視了雙邊關係，要麼迷信雙邊主義而無意中忽視了多邊關係。多邊和雙邊關係有個發展過程，中國從前只相信雙邊不相信多邊，在很長時間裡中國拒絕接受多邊主義，但經過這麼多年的轉型，中國現在重視多邊。在亞洲中國不但參與和加入現有多邊組織，而且更是自己積極地組織多邊主義。例如我之前提到的上海合作組織和六方會談。但實際上很多問題不能通過多邊主義，而還是要通過雙邊關係來解決的，中國和周邊國家中，大多數問題需要通過雙邊關係來得到管理或者解決，例如領土糾紛問題，即使在貿易領域，因為周邊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也需要中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雙邊關係。但是我覺得在新的形勢下，雙邊關係又不能忽視多邊關係，多邊關係是個基礎，必須以多邊關係為基礎，在雙邊關係上做文章，國家間的信任更需要雙邊關係的推進。所以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對多邊和雙邊關係的理解過於機械。就像上面所說的，南海主權糾紛問題，就是過分注重傳統意義上的雙邊關係，而忽視了多邊關係之內的新形勢的雙邊關係。中國跟越南，跟菲律賓，跟馬來西亞這些國家的這些雙邊會談放到這個多邊裡面，中國為什麼不做？我也搞不清楚。小國家害怕單獨面對一個大國，你如果是放到像六方會談裡面，中國，當美國跟朝鮮會談的時候，中國不能明顯表示站在朝鮮這一邊，或者美國這一邊，中國的角色就是服務員，端茶端水。如果把中國南海的問題放在多邊裡面，我想東盟跟中國沒有直接糾紛的國家，也是只能當服務員，也是端端茶，端端水，也不能明確表示站在哪一邊。但是，那就會給一些小國家足夠的動力跟中國來談判，這個是可以做的，但中國又不做。

和其他區域相比，中國沒有把足夠的精力放到和本區域國家的元首外交，中國的元首外交都是放到非洲、拉丁美洲。在本區域有，中國有，但往往是在國際會議的時候，多邊會議的時候。大家知道，專門去跑一趟，跟多邊會議的時候見一面是不一樣的，大家就感覺不到你在重視他，你只是見到其他人的時候順便走訪一下，但是你去非洲，你去拉丁美洲很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中國本來在亞洲有很大的影響力，但現在中國在亞洲的軟力量嚴重缺乏。這個問題隨著美國重返亞洲變得越來越嚴峻，美國在重返亞洲方面，我覺得他學得很快。在前些年，美國過分把重點放在了軍事戰略上，這有可能導致中國的東南亞政策上也會注重於軍事和戰略，這儘管有利於那些和中國有海洋糾紛的國家，但不利於那些和中國不存在海洋糾紛的國家，對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來說，中美之間在東南亞的互動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中美兩國都強調軍事和戰略。第二種是一方強調經濟，而另一方強調軍事和戰略。第三種，是中美兩國都強調經濟。很顯然，第一種情況是東南亞國家最不願意看到的，一旦中美兩國發生軍事戰略競爭，在東南亞發生軍事戰略競爭，那麼就會面臨最糟糕的情況，也就是他們必須在中美兩國之間做出選擇。第二種情況也就是中國強調經濟，而美國強調軍事戰略。那麼從短時間還可以接受，但從長遠看不可持續。在冷戰期間美國和東南亞國家無論從經濟上還是軍事戰略上，都發展出非常高的制度發展關係，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一些東南亞國家從戰略上選擇繼續和美國站在一起，但也注重和中國發展出越來越緊密的經濟關係。不過東南亞國家已經感受到這種經濟和軍事戰略分開來的方法難以持續。第三種情況，東南亞國家最樂見，如果中美兩國都注重經濟，那麼所有國家都會在這種關係中獲得最大的利益。美國已經意識到這一點，現在正在改變過分注重軍事戰略的方法，而表示今後要強調美國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關係。

美國以後要多一點經濟，並不是說美國會放棄軍事和戰略關係，而是表明美國對經濟和軍事戰略兩方面，會採取比較平衡的方式去發展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美國已經開始放下大國的架子，以低姿態的方式和中國周邊國家如緬甸發展關係，對中國來說，積極的方面就是美國不會在軍事戰略上那麼囂張，同時美國在經濟上和中國的競爭對中國也不會有很大的影響。不過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改變也會對中國構成壓力，就是要求中國以更精細的方式來發展和鄰居的關係。中國不怕美國和自己的鄰居發展關係，但要防止鄰居變成美國威脅自己的工具。

鄭永年談中國的非洲和拉美戰略：商業利益與戰略並重

下面我要講的如何調整中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戰略，我覺得在這兩個洲中國要平衡商業利益跟戰略考量。

中國的支援外交主要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關係，這些年來中國的走出去戰略在發展中國家主要是這兩個區域，中國在這些區域有大量的投資，主要是國家資本，同時中國高層也頻繁和高調地訪問這些區域，給西方的感覺是中國的影響力已經達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當然這裡人們看到的也是中國的強烈意願和這些區域發展更為緊密的關係。因為內部資源的需要，這種支援外交我覺得不可避免，但支援外交的重點我是覺得是商業利益，亞洲外交要考慮國家安全，非洲、拉丁美洲的關係要著重商業利益。商業利益能否得到實質性的發展，決定了中國和這些區域的關係能否持續。中國要避免從前歐洲和美國走過的道路，在發展中國家樹敵太過，美國從來沒有從大國那裡吃虧多少，冷戰期間和蘇聯對峙美國沒有吃虧，冷戰後中國和美國合作，美國更是獲得了巨大的利益。美國的外交和戰略危機，全都是由小國家引起的。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都是這樣，中國在這些地區沒有過多的戰略考量，一旦涉及到戰略，這些國家和中國的關係就會複雜化，同時美歐也會擔心中國在那裡的發展。中國要明確清楚地告訴西方，中國在那些地區只有商業利益，至少目前這個階段只有商業利益，沒有戰略利益。當然現在也有人認為正是因為中國在亞洲的海洋地緣面臨太多的挑戰，就應當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發展，中國國內也有很多種看法，亞洲太麻煩了，我們要跑到外面去，來反制美國在海洋方面對中國的制約。但事實上，就中國現在方方面面的水平來說，中國和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關係，如果其重點不在經貿領域，而在和美國競爭的戰略方面，那麼無論是中國的陸地地緣和海洋地緣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儘管從長遠看，中國在這些地區的戰略利益不可避免，但是現階段要避免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這些地區競爭戰略的關係，中國必須對商業利益和戰略利益有一個綜合的考量，商業利益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具有戰略意義。一方面是中國在那些地區的商業利益會對中國和這些地區的關係產生影響，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為了保護那些地區巨大的商業利益而必須制訂有效的國際戰略，包括軍事戰略，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在這些地區，中國也會發展出具有戰略含義的政策，但商業優先、戰略其次的格局我覺得不會改變，這個格局既有利於中國和這些地區關係的發展，也有利於中國促進和發達國家有些時候和美國的關係。

所以我這一點初步的結論，就是有幾個初步的結論。

第一，海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凸顯出來，並不是說陸地地緣政治不重要了，我們現在要搞清楚，中國要兩條腿走路，在發展海洋地緣政治的同時，繼續努力發展和穩定陸地地緣政策並要掌握主動權。

第二，海洋地緣政治離不開美國，處理好中美關係，是海洋地緣發展和穩定的前提，和美國和平共處，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考量到中國——以及美國的利益。

第三，處理中美關係，需要放到中國目前面臨的國際政治大格局裡面，主要是一個事實上的G2結構，在這個結構內中國要重新確定自己的國際定位以及國際責任。

第四，在亞洲，中國必須把陸地地緣和海洋地緣結合起來，不能把這兩方面分離開來，因為它們本質上是重合的。

第五，除亞洲之外，中國應當把陸地地緣和海洋地緣分離開來，和拉丁美洲、非洲的關係應當側重海洋地緣，主要是考慮到中國能源的需要和海洋航線的安全，在那裡中國沒有也不應當有地緣政治的考量。那麼中國已經向美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決定要打破傳統上霸權政策的大國關係邏輯，要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中國需要和美國相處共存。

這是我在前面所討論的，這並不是不可能，但需要很多的努力。不過同時我們也應當對美國霸權有清醒的認識，不可能天真地相信美國有朝一日不會對中國從今天的威懾戰略轉型成為圍堵戰略，如果美國重返亞洲是為了平衡中國力量，那麼中國也必須找到平衡美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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