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迎來梁振英時代

唐英年(Henry Tang)在參加香港特首競選初期，曾告誡香港年輕人不要再抱怨樓價。這位投身政界的商業大亨在去年接受報紙採訪時宣稱，香港本地的大亨們也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擁有數十億身家，那些不滿亞洲首富的人應該捫心自問：「為什麼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唐英年最終在競選中失利。

唐英年這番言論引來了一片嘲諷。在香港，樓價中值是家庭平均年收入的13倍，這個倍數是全世界最高水平。就在幾個月前，一位天主教神父在萬聖節前夜發表的言辭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邪靈惡魔並不可怕，李嘉誠這種人才是吃人的魔鬼。」這兩件事都顯示出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正激起香港普通民眾的憤怒。許多人覺得，香港作為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政府和商界之間的親近關係讓極少數人獲利，卻損害了這座城市700多萬人口中絕大部分人的利益。

在回顧20世紀70、80年代的「香港夢」時，香港大富豪之一、瑞安房地產(Shui On Land)主席羅康瑞(Vincent Lo)說：「那時每個人都有很多機會。現在年輕人根本不覺得他們有任何實現夢想、成為大亨的可能性。」

今年3月擊敗唐英年當選香港特首的梁振英(Leung Chun-ying)聲稱他將改變這種局面。他向民眾承諾政府將更多干預經濟，通過支持小企業，讓民眾買得起房，來改善絕大多數市民的生活。然而大企業的支持者卻擔心他會傷害讓香港得以成為領先金融中心的自由市場模式。不管怎樣，香港作為領先金融中心的未來，都取決於他能否成功。

房地產長期以來一直是香港經濟實力的關鍵。英國政府在香港這塊殖民地建立的體制中，政府大部分公共開支來自賣地收入，使這座城市得以成為低稅率地區，受到全球投資者的青睞。幾十年來，四家最大的地產開發商在香港的商業版圖中一直佔據著主導地位。

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以來，港府一直沿用同樣的政策。作為唯一的土地永久產權所有人，政府以高價出售土地租約，只有財力雄厚的地產開發商才買得起，而後者則又會將成本轉嫁給購房者。由於港府直到最近一直不肯增加土地供應，因此香港樓價自2009年以來已經攀升70%以上。住房支出通常佔香港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已經從三分之一左右增加到了將近一半，香港市民將這種狀況比作事實上的高稅收。香港主要稅種所得稅的平均稅率為17%。

最近兩個月發生的三起事件表明，商業大亨的黃金時代正面臨威脅。第一起事件是，北京最初屬意的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在家中違規建造了一座地下室，其中包含了一個巨大的酒窖。這起事件激起了反商界大亨的情緒，最終有草根背景的梁振英贏得了選舉，他將於今年7月1日就職。輿論的導向左右了選舉委員會的決策。這個委員會僅有1200名成員，相當於香港總人口的0.02%，其成員主要從商業界和專業人士精英中挑選。輿論對北京也有影響。儘管中央政府並未公開表態，但是選委會的一些成員透露，中央政府向他們表明了意向。

之後，新鴻基地產(Sun Hung Kai Properties)老闆郭氏兄弟上個月因涉嫌腐敗被捕，這宗調查中還牽扯到一名香港前高級官員。新鴻基地產是亞洲市值最高的地產開發商。

商界大亨從行為楷模變為千夫所指，這個過程值得玩味。香港自由市場的聲譽在回歸中國15年來一直未曾動搖，它一直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基石。香港失業率僅為3.4%，過去兩年中經濟增長17%，政府外匯儲備達2850億美元，幾乎與有2.4億人口的印度尼西亞相當，人均GDP約為3.5萬美元。

然而繁榮的果實落到了少數人的手中。收入最低的一成家庭的收入，即使按絕對金額計算，也比十年前更低。根據聯合國的一份研究，香港的收入差距是發達經濟體中最大的，不平等程度僅略好於厄瓜多和喀麥隆等國。香港有四分之一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且過去十年中狀況並未好轉。

「我們都聽說GDP增長驚人，可是我們這些普通人一點也感受不到受益，」三十餘歲的公務員張悅玲（音譯）說。「平均薪水跟不上通脹，房租和樓價漲個不停，把多數人的收入都吸走了。大開發商越來越富，可他們並不會和我們這些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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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候任特首梁振英表示，這種情況不會再持續多久了。梁振英在勝選後首次接受外國媒體採訪，他表示香港必須脫離「大市場、小政府」模式，並說會著手解決經濟不平衡的問題，讓企業向社會支付它們應承擔的成本。儘管透露的細節仍然很少，但已經提出的措施包括供應更多的資助房屋。

如果梁振英所主張的干預色彩更強的政府，能夠改善成千上萬擠在「籠屋」（一種危險的小隔間，通常是違規的）中的香港家庭的生計，同時又不傷害經濟增長，那麼就會打破20世紀60年代香港財政司郭伯偉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確立的不干預模式。歷屆政府都認為不干預模式是不可動搖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還為此撰寫過一篇題為《願美國像香港一樣自由》(If only the US were as free as Hong Kong)的文章。批評人士稱，如果梁振英在他那條路上走得太遠，隨著財富和實力向東轉移，香港就會在與新加坡和上海的競爭中失利。

梁振英與中國內地有緊密的聯繫。在香港移交之前，他就開始與內地官員結交。上世紀80年代，年過而立的梁振英就被北京委任進入了權力極大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香港一些商界精英把梁振英稱作「危險的共產黨員」（但他否認了有關他是共產黨員的持續傳言），可能會破壞香港的自由市場基礎，而這一基礎為香港創造了大量財富。他最主要的批評者都與商界大亨關係密切。一位前高級警官表示：「這是一場地震，因為現在普遍的看法是，大亨們享受的好處過多，而且時間也過長了。」

沒有比郭炳聯(Raymond Kwok)和郭炳江(Thomas Kwok)兩兄弟被捕一事更能說明這點的了，據估計，二人的財富總計高達180億美元。他們還沒有受到指控，並堅稱自己無罪。但3月30日，二人以及前香港政務司司長許仕仁(Rafael Hui)被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逮捕一事，激起了公眾對於顯而易見的官商勾結的憤怒。

最近，另一位地產開發商劉鑾雄(Joseph Lau)在澳門被要求在一項腐敗庭審中作證。今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對即將離職的香港特首曾蔭權(Donald Tsang)是否從商人手中收受非法好處一事單獨立案調查。此前有香港媒體報道稱，他曾乘坐屬於香港富商所有的遊艇和私人飛機出行。他還計劃在卸任後遷入由一家開發商翻新的豪華頂層公寓，但面對公眾日益高漲的憤怒情緒，最終放棄了該計劃。

在香港這個小小的世界裡，許仕仁被曾蔭權任命為香港政務司司長。而曾蔭權的胞弟、前香港警務處處長曾蔭培現在擔任房地產開發公司新世界發展(New World Development)旗下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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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商界人士堅持認為，只有大型開發商才需要擔心擴大居屋供應量的計劃，讓香港得以運轉的那些原則將受到保護。香港綜合企業太古股份(Swire Pacific)主席白紀圖(Christopher Pratt)表示：「香港仍是一個對中國其他地區有所裨益的金融中心。」因此梁振英不太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儘管上海已崛起為一個金融中心，但香港仍是中國最大資本市場，因為香港擁有自己的完全可兌換貨幣以及健全的基礎設施。

房地產行業以外的企業希望，這位新特首將解決香港最近幾年競爭力輸給新加坡的問題。香港已喪失了在航運和物流等行業的主導地位。包括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力拓(Rio Tinto)和淡水河谷(Vale)在內的大宗商品供應商已將其大部分航運業務遷往新加坡，新加坡提供稅收激勵和其他政策，來促進該行業的發展。

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將其作為中國大門口的一個自由貿易港口。在這座城市，企業與政府的關係一直很密切。香港政府前政策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表示，以前，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大多數人認為這些中國的精英人士會保護他們的利益不受英國侵犯。但他表示，如今，「他們和我們」的關係已經不再是以前那種感覺了。

在香港，90%以上的GDP都來自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而對那些所受教育有限並且缺乏一技之長的就業者而言，他們很難在這一行業找到工作，草根理想的破滅與這種現狀不無關係。羅康瑞說：「越來越多的企業遷往了內地，他們不需要在香港招人。」羅康瑞在梁振英競選之初就對他表示了支持，這與其他大多數富豪形成了鮮明對比。

更令民眾不滿的是，許多富豪的大部分收入都來自可以免於交稅的紅利。比如，郭炳聯家族去年獲得了13.6億港元（合1.75億美元）的紅利收入，相比之下，郭炳聯的薪酬僅為252萬港元，應納稅收入僅占其總收入的0.2%。

由於人們擔心梁振英與內地的關聯將對香港的民權以及司法獨立構成威脅，梁振英的入職民眾支持率僅為40%。他需要在2017年舉行下屆選舉前贏得更多的支持。按照此前的承諾，香港屆時將實行普選。這也讓人們抱有期望，期待梁振英能夠兌現競選承諾，在政商之間划出清晰的界限。

無論是亞洲首富，還是住在貧民區的老嫗，他說：「我是香港人民的特首，每一個人對我而言都有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