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的智慧（20-29）

第20節：領導要提高自身修養(1)

　　三皇雖然沒有傳下修身治國的言論，但是他們潛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勞記在誰的名下。歷史上稱伏羲、女蝸、神農為「三皇」。「帝王」一詞的內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則，有理論，有法規，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勞，君臣謙讓，他們的美德，無形中變成了老百姓的行動，百姓當然不明白其中的奧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需要那麼多的禮儀法規、賞罰獎勵就能使臣下和美而不互相傷害。

　　作為五帝之首的軒轅黃帝，依據陰陽四時制定曆法，按照農時所宜播種，充分發揮心智、體力和視聽功能，節約使用山林江河的資源，在位時有土德的瑞兆，所以號稱「黃帝」。顓頊（zhuan xu）高陽做領袖時，保護資源，治理土地，依據天象制定曆法，崇拜山川之神，並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禮儀，依四時五行之氣教化民眾，虔誠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靈。凡天下之物，活動的禽獸，靜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靈，小到丘陵墳塋（ying）的鬼魂，遍及日月所照之處，沒有不歸順的。帝嚳（kù）高辛當領袖時，取山川大地的財物節約使用，撫養教育萬民，引導他們謀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曆法，認識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誠地祭祀，整個部落的景象顯得肅穆興旺，社會風氣也顯得高尚。帝堯為領袖時，仁德涵養有如天空一樣廣博，智慧像神明一樣微妙，人民如葵花向日般地追隨他，像禾苗企盼雲雨一樣仰望他。那時候的帝王，富有而不驕縱，高貴而不傲慢。虞(yu)舜為領袖時，多麼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麼隱蔽的壞人壞事也都要揭露，他運用自然的法則來懲惡揚善，群臣心悅誠服而後讓他們遵守各種制度。

　　綜觀五帝的治國之道，都能善用無為而治的法則，並在運用中使之體現為最高的和諧，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實惠卻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行為合乎道義卻好像生來就有這種修養。這就是黃帝、顓頊(zhuanxu)、帝嚳(ku)、堯、舜之仁德的具體表現。

　　如果說五帝是以德治國，那麼三王（夏禹、商湯和周文王）的治國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這道理可以用兩個人的話來證明：

　　韓信曾經說：「項羽所過之處，殺人放火，恣意殘害生靈，老百姓不順從他，就用暴力劫持。這是以勢壓人，名義上是稱霸天下，實際上喪失了人心。他的所謂『強大』是很容易衰弱的。」

　　第21節：領導要提高自身修養(2)

　　諸葛亮在勸說孫權聯劉（備）抗曹（操）的時候說：「荊州雖然在名義上歸順了曹操，實際上是迫於大軍壓境，並非心悅誠服。現在將軍（孫權）只要命令猛將與劉豫州（劉備）同心協力，合力破操，一定能勝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敵人的攻勢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說，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出色的領導，往往是傑出的「心理學大師」。

　　制定方針策略以防衰敗，為政清明，國防鞏固，然而並不發生戰亂，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國家穩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義的規範，進退有序，那樣也可以達到美好而無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過三代明王，開創大業，文採風貌雖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卻是一樣的。夏代推崇忠實，忠實過頭了就產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補救辦法是崇敬；殷商時代，對忠的流弊進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講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補救辦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統治者為了矯正殷商六百年的動蕩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們會變得太虛偽，於是又反回來提倡忠君愛國。夏商周三代就這樣因循反覆，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滅再生火一樣，繞了一個歷史的大圈。因時制宜，救弊補偏，這就是三王的治國之術。

　　霸主的治國之術是以權勢來駕駛，以信譽來團結，以賞罰來使用人才。不講信用，人才就會疏遠；賞罰制度毀壞，人才就會離去。

　　《左傳》中記載：公元前633年，楚成王軍隊包圍了宋國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晉國告急。晉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晉國的名將先軫(zhen)說：「報恩、救難、立威、稱霸，就看這一次了。」晉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說：「楚國剛剛得到曹國，最近又從衛國娶妻。現在如舉兵進攻曹、衛，楚必分兵援救，那麼齊、宋就可以解圍了。」

　　於是，晉國在被廬這個地方舉行大規模閱兵，按大國編製組建三軍。經過商量，任命大夫郤(xi)縠為元帥，統帥中軍。

　　晉文公一回國就致力於訓練民眾。次年，文公想使用他們，子犯說：「晉國戰亂多年，人民還不知道什麼是義，還沒有安居樂業。」於是，晉文公加強外交活動，護送周襄王回國複位。回國後他又積極為人民謀利益，人民開始逐漸關心生產，安於生計。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說：「民眾還不知道什麼是信，而且還沒有向他們宣傳信的作用。」於是晉文公又征伐了一個叫做「原」的小國，約定三天內攻不下來就撤兵。三日後，晉文公真的信守諾言，退兵三十里，向國內外證明他的誠實和信用。在這一系列行動的影響下，晉國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碼標價，童叟無欺，全國形成了普遍講信譽的好風氣。

　　於是，晉文公說：「現在總可以了吧？」子犯說：「人民還不知貴賤尊卑之禮，沒有恭敬之心。」於是，文公用大規模的閱兵來表現禮儀之威嚴，設置執法官來管理官員。這樣一來，人民開始習慣於服從命令，不再有疑慮。直到這時，晉文公才開始使用他們。城濮(pu)一戰，迫使楚國撤兵谷邑，解了宋國之圍，晉文公一戰而稱霸諸侯，這都是晉文公聽從子犯的教導，善於用仁德教化的結果。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國的一面。

　　所以說，治國的根本問題是怎樣用刑法與仁德，正確的方針是二者都不偏廢，相輔相成。天以陰陽二氣構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構成治國之道，即便是聖人執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這樣的觀點來看，運用仁德較多，刑法較少的是五帝，刑德並重的是三王，刑法較多、仁德較少的是五霸，而只用刑法暴力統治，從而導致國家二世而亡的，就是秦了。

　　按照這個標準，古代治理國家，其政制可分為三類，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再一個就是強權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總之，統治的規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強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鎮壓，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殺。到了最後這一步，就不為王者所贊同了。

　　第22節：領導要提高自身修養(3)

　　所以，唐太宗時的名臣虞世南說：「從前秦始皇棄仁義而用暴力，雖然可以吞併六國，統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這就是運用刑法治國的弊端。」

　　有人問他：「你所說的五霸之道我已聽明白了，敢問漢高祖劉邦和光武帝劉秀都是崛起於鄉間，平定了天下戰亂，開創了帝王大業。劉邦豁達大度，劉秀謹慎細心，各擅其美，龍飛鳳翔，所以能收拾殘局，保護人才，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然而就其濟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較，誰優誰劣呢？」

　　昔日漢室初興，劉邦因殘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誅滅項羽，一統天下，光宗耀祖，功勛可比湯武，偉業流傳子孫。他是帝王中的元勛，人君中的盛主啊！然而他的名聲、品行畢竟不那麼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後，果然讓兇惡的呂后肆無忌憚地干盡殘酷暴虐的壞事。他的愛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啞葯，扔在廁所中，稱為「人彘(zhi)」；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劉如意也被幽禁，最後遭到毒殺。劉邦死後，他的親生骨肉連連遭受屠殺，呂氏家族獨攬朝綱，國家政權幾乎被呂氏篡(cuan)奪。上述種種，難道不是劉邦缺乏深謀遠慮的結果嗎？

　　然而，劉邦手下的猛將謀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為他能選任、重用他們，聽其言，觀其行，所以才會統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寶座。

　　漢世祖光武帝劉秀（高祖九世孫）繼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稟承了忠貞溫和的純正性格，遵循外修風度內修精神的要則，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華。聰睿豁達、博學多識、仁義智慧、開明寬容、慎重周密、樂施愛人，這些都構成了他的品道修養。他所處的時代，多災多難，無法無天，正值皇家氣數已盡、世道艱難之際。在這樣的時局下，他有如一聲春雷，聲勢雄壯地舉兵起事，組織武裝力量來抗擊強暴勢力，發動起義部隊掃蕩殘軍敗將。他的大軍還沒有從南京出發，王莽已經被洛陽的亂兵殺死。像劉秀這樣的人，心存安邦定國的大志，在勝券穩操以後才發動群眾，計劃謀略確定以後才採取軍事行動，所以他每次進軍都沒有攻克不了的堡壘，發動每次戰役時他的軍隊都沒有臨陣脫逃的士兵。他用寬厚仁慈之心來團結群眾，以超常的德行使遠方的人才慕名而來。因此，竇融聞聽他的名聲就如影隨形般地追隨他，馬援第一次見面就讚歎他的英明。像虞舜一樣，他有使九代人親密和睦的聲譽；像羲皇一樣，他有高尚純樸的品質。他謙虛地聽取下屬的意見，有如周公一樣不辭勞苦地留心各種事務，像計時的儀錶一樣勤快。所以論功勞，他的業績非同導常；論崇高，他的事迹不同凡響；論道德，從他身上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論品行，也沒有不光彩的地方。劉秀所擁有的勢力並不大，文武輔臣也並不強，但是他最終做到了一統天下，創建了不可磨滅的功勛，讓金石碑銘刻記他的光輝業績，詩書文獻記載他的偉大。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漢光武帝比漢高祖更偉大。

　　生活在東漢末年的史學家荀悅寫道：「漢高祖劉邦出身於普通老百姓，持三尺劍而斬白蛇，歷經百戰，最後獲取天下。他不是由舜堯那樣的人禪讓接位，也不是湯武所委任的那種高官，全憑自己奮鬥，有如龍從雲騰，虎挾風行，征亂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間，海內平定，於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寶座。自古以來，書籍所載，未曾有過。不是英雄豪傑，沒有寬容聖明的謀略，非天命所授，神負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勛？武王焚魚敬受大命，高祖揮劍斬白蛇後，就有神女化作老婦，哭訴說赤帝殺了她的兒子，預兆天命的事物雖然不同，但其道理卻是一樣的。」《尚書》里也說：「上天的工作，要讓人來代替完成。」《周易》里則說：「湯武革命，上順天心，下合民意。」這裡所講的也正是這個道理。

　　三國時的孔融說：「周武王從夏朝的開創者后稷(ji)到他那個時代，歷時十五代，卻只出現過白魚躍入舟中、赤鳥落在屋上的瑞祥。至於漢高祖，只因一人修積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揮劍斬白蛇，蛇母為之哭泣；兩入長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紂時，殺了紂王，懸頭示眾；高祖進入秦都長安時，卻赦免了二世的兒子子嬰，並放了他。所以說，周武王在寬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第23節：領導要提高自身修養(4)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說：「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劉邦的功臣有三傑——張良、蕭何、韓信；劉秀的輔佐是二十八將——鄧禹、關漢等，但二十八將怎能比得上三傑？然而劉邦的功臣在其強盛之際幾乎都被誅滅了，劉秀對他的功臣卻都給予了優厚的待遇，使他們安享榮華富貴。在這一點上，劉秀很值得稱頌，而對這兩個人取長補短地進行比較，還是次要的事情。」

　　這樣來講，漢高祖戰勝秦國和項羽，開創漢朝基業，家族的地位和國策的創建，一直傳了十多代，雖然沒有走上王者之道，作為霸者的功德，也夠偉大了。建立了東漢政權的劉秀也是趁綠林、赤眉農民起義的混亂局面登上帝王寶座的。劉秀在年輕的時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麼驚人之處。他喜歡務農，性情溫和。他二十五歲時才去遊歷長安，聽說陰家有個名叫「麗華」的女子長得很漂亮，看到衛戍司令出行時聲勢顯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由此看來，他年輕時志向不過如此而已。

　　當了皇帝後，劉秀還是那樣溫和寬厚。即位不久，他衣錦還鄉，同族的嬸子大娘議論說，他劉秀什麼都好，就是太溫和了些。劉秀聽了哈哈大笑，說：「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也確實是這樣做的。他安撫戰亂中流散的平民，廢除擅殺奴僕不治罪的陳規，減刑輕稅，精減政府機構和冗(rong)員，招納、起用人才。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社會中，劉秀確實是一個開明、仁德的好皇帝。

　　劉秀在位三十餘年，從不恣意放縱，豪華奢侈。他不喜歡飲酒，也不喜歡珍玩。在他臨終的遺詔中，他還說：「我無益百姓。喪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漢文帝）那樣，務從約省。刺史、俸祿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離開城郭，也不要派官員來弔唁(yan)。」

　　劉秀常常表現出一種恢宏大度、平易謙和的雅量。劉秀的老同學嚴子陵自小有高名，劉秀對他很有好感。劉秀當了皇帝後，他隱名埋姓不願相見。

　　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劉秀當天就親自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來，也不說話。劉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著他的肚皮說：「哎，子陵，你不能幫幫我的忙？」嚴子陵還是不答應，過了好久，才睜開眼睛說：「人各有志，何必強求？」劉秀跟他談了好幾天，請他出來做官，他執意不從，後來隱居富春山。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毛澤東請好友柳亞子出山，柳想效法嚴子陵。毛澤東為此賦詩：「莫道昆明湖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這裡說到的「富春江」，就是典出於此。

　　劉秀對臣僚要求非常嚴格，對貪贓枉法行為決不寬容，甚至對皇親國戚一般也能理智對待，嚴加約束。他的大姐湖陽公主的奴僕有一次大白天行兇殺人後，躲在公主家中，官吏無法捕捉。洛陽縣令董宣聽說公主要出門，駕車的正是那個奴僕，就在半道截住了公主的車子，當公主面將那個奴僕正法。公主立即回宮向劉秀告狀，劉秀大怒，把董宣召來，要打死他。董宣說：「請讓我說一句話再死。」劉秀說：「你想說什麼？」董宣說：「靠著陛下的聖明，漢朝才得到中興。現在放縱奴僕殺人，將怎麼治理天下？你不用打，我自己死吧。」他說完便一頭撞到柱子上，頓時血流滿面。劉秀趕緊叫小太監抱住董宣，但要他給公主叩個頭，好讓她消消氣。董宣堅決不叩，劉秀就叫人按著脖子強叩。董宣兩手撐著地，就是不叩。湖陽公主不滿地說：「文叔（指劉秀）當老百姓的時候，經常藏匿逃犯，官吏都不敢上門追捕。如今當了天子，都不能在一個縣令身上施加一些威嚴？」劉秀笑著說：「這就是天子與平民百姓的不同啊。」劉秀不但沒有怪罪董宣，反而褒獎了他，給了他一個「強項令」（意為剛強而不肯低頭的縣令）的美名。事後，劉秀一直記著這個七品「芝麻官」，在董宣死於任上後，劉秀派專人去看望，見他家中一貧如洗，劉秀感慨他說：「董宣如此清廉，死了才知道啊！」

　　第24節：領導要提高自身修養(5)

　　問題是，像劉秀這樣的好皇帝，在中國歷史上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這樣的皇帝屈指可數。所以，現實政治提出的要求是：用什麼機制、制度才能保證每一個即位的國家最高領導人都能成為老百姓理想中的人主？總不能讓億萬百姓用生命和血肉為代價，千秋萬代地去碰運氣吧！

　　有人問：「班固讚頌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讚美漢朝，推崇漢文帝、漢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確嗎？」

　　虞世南說：「周成王繼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傳統，以周公、召公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眾，因為仁德的風氣日積月累，能像疾風吹盪草叢一樣，自然會國泰民安，這並不值得炫耀。至於漢高祖，登基之後，日理萬機，已亡的秦國遺留下來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漢文帝以仁慈寬恕為本，以清靜怡淡為法，掃除了秦始皇、項羽殘酷暴烈的做法，恢復了黃帝、堯舜溫和淳厚的風氣，很少使用刑法，這樣治理國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動，不因夢見有人助他登天而寵幸鄧通的話，漢文帝的施政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於用漢景帝來比擬周康王，那麼前者在德行上還有所欠缺。」

　　司馬遷在《史記》中稱讚漢文帝說：「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沒有增加宮室園林、車騎服飾；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國家的積蓄施捨為人民謀福利；南越王趙陀自立為帝，文帝將趙陀的兄弟都召來，各給厚賜，以德感化，趙陀大為感動，於是改帝稱臣。文帝與匈奴曾有兄弟之約，但匈奴背約入侵，文帝派遣大將鎮守邊關，只守不攻，擔心深入匈奴腹地會侵擾百姓。被分封到東南沿海地區的吳王因故與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賞賜吳王，並傳語吳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雖然勸文帝用宣吳王入朝的辦法將其軟禁，文帝表面上聽從他們的意見，實際上不採納。郎中令張武曾接受過吳王的賄賂，被文帝發覺後，不但沒治罪，反而賞賜他，讓他心懷慚愧。凡此種種，表明漢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現海內殷富，國家繁榮的景象。這都是由於用禮義文明來振興國家的結果啊。另一方面，漢文帝斷案數百起，很少使用刑罰，真可謂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問傅玄：「漢文帝廢除了斷趾、割鼻等肉刑，這可以說是仁政吧？」

　　傅玄說：「這是匹夫之仁。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要為天下蒼生謀求長遠利益，決不能僅僅注意這些小事。正因為如此，班固也認為漢文帝的仁德並不在於廢除肉刑。他在《景帝贊》中說：『孔子稱這類人能繼承三代一直傳下來的正確的治國之道。確實是這樣啊！周代和秦國壞就壞在政策法規周密而嚴峻，儘管如此，奸臣、內亂仍然層出不窮。漢朝建立後，掃除煩瑣苛刻的政令刑法，與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順勤儉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輩的路線，五六十載之間，便做到了移風易俗，民風醇厚，談周必稱成康，言漢必稱文景，美啊！』這才是真正的王道！」

　　後來又有人問虞世南：「漢武帝雄才大略，可以與前代的哪個皇帝相比？」

　　虞世南回答說：「漢武帝繼承六代的帝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相助，總攬英雄，駕馭豪傑；在內政方面，他提倡禮教；外交方面，開拓疆域；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比起秦始皇來更顯得偉大。至於驕奢淫佚，殘暴肆虐，他也僅次於秦始皇。總之，漢武帝功勞有餘，德行不足。」

　　東漢史家班固在《武帝贊》里說：「漢朝承接了歷代弊端，高祖撥亂反正，文帝、景帝注重養民，對於考究古代禮樂制度之事，還很缺乏。漢武帝一登上寶座，就高瞻遠矚，罷黜百家，推崇六經，獨尊儒術。接著在全國訪求、推薦優秀人才，使其建功立業。興辦太學，修建祠廟，改正月為每年的第一個月，確定曆法，規範音樂詩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禪台，頂禮各種神靈，封地給周朝的後裔。漢武帝時的號令建制，光彩煥然。他作為繼承人遵循先祖的偉大事業，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風範，像武帝這樣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變『文景之治』那以謙恭儉樸救助百姓的政策，那麼，就是《詩》《書》所稱讚過的制度，又能超過漢武帝多少呢？」由此推斷，秦皇漢武，都是創業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第25節：領導要提高自身修養(6)

　　以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國叛亂；漢昭帝八歲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長公主和上官傑的謀反。成王不懷疑周公的忠誠，昭帝委任大將軍霍光攝政。二人誰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認為，周成王體現了武王美善的氣質，繼承了賢母的德行，召公為保傅，呂望為太師。會說話的時候，負責朝見的官員就教他辭令，能走路的時候，負責宮庭禮儀的官員就引導他學習禮節。所以他從小就養成了儀容要威嚴壯美、言談要合乎德義的習性。也就是說，成王是沐浴在德行的清風中長大的，其骨肉里澱積著高貴的血液。即便如此，他還誤聽管叔、蔡叔對周公的誹謗，迫使周公率兵東征，去平定叛亂，致使上天震怒，顯出凶兆來，然後他才幡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卻相信秘藏在金櫃里周公的禱告，這不是很糊塗嗎？

　　而漢昭帝的情況就不一樣了。他的父親漢武帝不像周武王那樣仁德，母親鉤弋夫人也不像成王的母親邑姜那樣賢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蓋長公主，輔相是上官傑和霍光。當老師的沒有仁孝的品質，作輔臣的沒有治國安邦的才能，他完全可以說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長於婦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其高尚品行系與生俱來，在十四歲的時候，他就表現出早熟和素有的明達，發現燕王劉旦誣陷霍光的書信有詐，不但不懷疑霍光，而且表揚了他的忠誠。昭帝可不是等到開啟了類似的金櫃，看了史官的記錄後才醒悟的。假如讓成王和昭帝都是從壯年才開始執政，換個時代，再換了輔臣，並改變原來的文化氛圍，治理國家，那麼漢昭帝可稱讚的地方不見得會比周成王少。

　　大將軍霍光和上官傑共同執政輔佐昭帝，上官傑妒恨霍光受寵，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義起草了一封偽書，誣陷霍光以帝王的儀仗檢閱羽林軍，做了種種意欲謀反的事，但昭帝沒有相信。

　　有人說：「漢宣帝明察政事，難道不是漢光武一類的國君嗎？」

　　虞世南說：「漢宣帝在市井裡巷長大，知道民間的疾苦，所以對政務非常留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之所以採取嚴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於法家申不害、韓非子那裡。古人說過：『圖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權謀足以稱霸；圖霸不成，霸術中有弊病的權謀將會是什麼後果呢？只有身敗名裂。』漢光武大仁大義，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漢宣帝以法治國，是位成就霸業的皇帝。將此二人相較，恐怕不能類比。」

　　元帝在做太子時，曾向宣帝提意見，認為他執法太嚴。宣帝變了臉，說：「我漢家向來交錯使用霸道、王道，怎麼能只用仁德感化來危害政權呢！」雖然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宣帝的謀略不夠遠大，但是他採用或寬容或強硬的法制還是有原因的。從前漢高祖進入秦國，曾約法三章，秦人非常滿意，這是從和緩刑法的好的一面去講的。

　　曹操的軍師郭嘉曾經勸曹操說：「漢末的政治失敗在太寬鬆，袁紹卻以寬鬆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領。你用強硬的法規來糾正，上下就會知道制度在哪裡了。」這裡是說法制運用得當的效果。

　　《左傳》里說：「政策寬鬆，國民就會散漫，這時就應當用猛烈的法令來糾正；太猛烈了，民眾又會變得殘忍，這時就應當再實施寬鬆的政策。用寬鬆來調濟猛烈，用猛烈來調濟寬鬆，政治才能平衡。」《尚書》說：「刑罰的使用，要時輕時重，審時度勢。」《周禮》里說：「治理新建的國家要用輕典，治理動亂的國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國家要用中典。」由此看來，法制的使用，要看在什麼時候。時機適宜，怎麼可以輕視嚴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問：「漢元帝多才多藝，溫文爾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嗎？」

　　虞世南說：「帝王的才華，應該表現在文德武功上。論文則應體察、把握自然法則，以此為指導思想來制定政策法令；論武則應制止暴亂，平息戰火，穩定社會，團結人民。這才是做帝王的宏圖大略。至於鼓瑟(se)吹蕭，和詩譜曲，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員們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鑽研呢？」

　　第26節：領導要提高自身修養(7)

　　漢元帝多才多藝，琴彈得很好，這並不是最大的優點。為什麼這樣說呢？東漢末哲學家徐幹寫的《中論》講過：「如果一個帝王對於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邊的人事清楚，長遠的規律糊塗，自古以來沒有不因此而發生動亂，不亡國的。這裡所說的『詳小事、察近物』，是指能聽出音樂、歌曲是否和諧、美妙；能鑒別書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辯，對答如流；對小說詩詞心領神會；對於射擊、駕車、書法、術數很有技巧。所謂「遠數、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蓋蒼生，恩惠足以托養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統帥萬物，手中的權力足以應付變化萬端的時局，推行的義舉足以使經濟繁榮，威望足以遏止奸黨歹徒的發難，武勇足以平定暴亂。能夠辨別臣民們反映的情況是否實事求是，然後通過實際行動來考察他們。明白興廢治亂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線。能做到這些，做皇帝所該具備的素質就完備無缺了。」

　　歷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從前魯庄公能歌善舞，於是國人寫了《蔽笱》一詩來諷刺他；魯昭公善於修飾儀容，才招來逃亡晉國的禍患。這樣說來，做皇帝的即便視力如離婁一般銳利，聽力如師曠一般敏銳，射箭像后羿一樣準確，書法像史籀一樣高明，對於治國來說也無濟於事。那些只能說是專職人員的才能，對怎麼做好帝王可沒有一點兒好處。南朝的陳後主、五代十國時期的後主李煜(yu)、北宋的亡國君主宋徽宗，這些人都是偉大的藝術家、詩人或者詞人，但是，他們的國家卻無一不是亡在他們對於所謂「藝術」的追求中的。帝王如果過於注意這些事物，就決不是國家的福音。

　　西漢時，丞相匡衡在規諫漢元帝的《改政書》里說：「接受國家權力的帝王，務必要繼往開來，創立功業，使先輩的光榮傳統流芳百世；繼承政治路線的君主，務必關心宣傳先王的功德，同時要發揚廣大。如今陛下的聖明賢德有上天庇佑，能愛護天下百姓，然而陰陽不和，邪惡奸詐的勢力沒有受到制止，這恐怕是由於參政議政的官吏們沒有弘揚先帝的豐功偉績，反而對制度的運用與否爭辯不休。國家把已經取得其成果的事業放在一邊，而為那虛妄不實的空頭理論紛紛擾擾，我常常為此暗自遺恨。希望陛下從大局出發，好好關心總結治理國家的經驗，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有人問：「建立過偽政權，改國號為『新』的王莽，起初謙恭禮讓，難道不是曾被稱作一代名士嗎？等到他當了皇帝後，居尊傲慢，荒淫殘暴，為什麼他前後會判若兩人呢？」

　　虞世南說：「王莽是一個生性殘酷、奸詐、虛偽的人。沒有發達的時候，沽名釣譽；權力搞到手之後，稱能倨傲，目中無人。偽裝的畫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他不聽規勸，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獄重重，怨聲載道，最終還是成為歷史的垃圾，讓漢光武帝劉秀一下給掃清了。」

　　班固說：「王莽出身國舅，最初紆(yu)尊降貴，凡事必身體力行，企圖沽名釣譽。當他在漢成帝、漢哀帝在位輔政的時候，勤勤懇懇，為人處事正直謙恭，處處被人稱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說的『在國有名，在家有譽，口頭上仁義厚道，行動上背道而馳』的偽君子嗎？然而，王莽本質上是一個邪惡不仁卻有諂(chan)媚取悅、虛偽奸詐之術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鳳、王商等都是世代權臣，他憑藉父輩的勢力，又趕上漢室正處在衰敗之際，皇位三次虛設，而王太后壽命又長，可以長期作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詐權術，最終釀成了奪位篡權的災禍。由此推論，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單憑個人奸詐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奪了政權，南面稱帝之後，居於不該他佔據的地位，在其所面臨的局勢比夏桀、商紂王還要險惡時，王莽卻居然能若無其事地自命為黃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勢和詭詐，無法無天，荼毒生靈，因此全國嘩然，百姓沒有了生活的樂趣，朝野怨恨，眾叛親離。不久，人民四處舉事，各地城池失守，國家分崩離析，致使全國的城鎮變成了廢墟。有史以來，亂臣賊子所造成的災難沒有比得上王莽的了。很多人都說王莽屬於色穢聲淫、氣數短命之輩，他就是那種準備好要給賢明的帝王當垃圾來掃清的人。」

　　第27節：領導要提高自身修養(8)

　　孫權在談到呂蒙時說：「呂蒙年輕的時候，我說他只不過是不辭繁難，果敢有為罷了。長大以後他有了學問，長了智慧，謀略奇至，僅次於周瑜，他策划了徹底打敗關羽的麥城之戰，勝過魯肅。魯子敬在給我的奏章里說：『帝王興起之際，都要有所驅除，除去關羽無需顧忌。』我認為，這只不過是魯肅對內不能辦事、對外說大話的表現罷了。但我也原諒了他，沒有隨意責怪他。」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蓄。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白居易的這首有名的七律，道出了一個真理：只有經過時間的考驗，才能給一個人蓋棺論定，否則就會把周公當成篡(cuan)權者，把王莽當作謙恭的正人君子了。

　　相傳，劉邦斬白蛇時，蛇曾對劉邦說：「你將廣有天下，貴為天子。但我決心跟你作對。你斬我頭，我鬧你頭；你斬我尾，我鬧你尾。」劉邦想了想，就把它攔腰斬斷。結果，大漢帝國的江山一頭一尾都沒有出亂子，而從中間橫插進一個為期十七年的新朝。傳說這個短命王朝的在位者王莽，就是那條白蛇轉世。

　　王莽長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兩眼血紅，聲音粗大沙啞。他雖身高馬大，卻愛穿高屐（就是高跟的鞋子），戴高帽子，挺胸昂首，遠遠地向下看左右兩邊。當時有個會相面的宦官說王莽「眼睛像貓頭鷹，嘴巴像老虎，所以能吃人，但將來也要被人吃掉」。王莽聽到後，殺了這個人，以後經常用雲母屏風遮掩自己，不是親近的人不讓人看見他。

　　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致君的侄子。他父親王曼死得早，未能封候，而他祖父、伯父、叔父八人都是列侯。因此，他的堂兄弟都依仗父輩的權勢，過著聲色犬馬的奢靡生活，整天只知道誇官鬥勝，而他卻孤苦伶仃，過著貧窮的生活。然而，他並來因此而垂頭喪氣，相反從小養成了折節求名、匿情釣譽的本事。長大後，為了讓伯父大將軍王鳳提拔自己，王鳳病重時，他主動悉心照料，親自嘗葯，故意弄得一連幾個月蓬頭垢面，衣不解帶。王鳳果然被他的孝心打動，臨死時請太后和成帝關照他，使他當上了黃門郎、射聲校尉。

　　他對其他叔父也很孝順，同時百般殷勤地結交當世英豪，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說他的好話，他的官也越做越大。然而他官越大，地位越高，做事就越謹慎，待人也越謙虛。他還把皇帝賞賜的車馬衣物都送給賓客，甚至賣掉自己的財產賑濟窮人，家中一件多餘的東西都不要，以至不少名士投奔他，朝中權臣都願意和他交往。當權的人稱讚他，說客游士們也到處宣傳他，此時，他的名聲甚至超過了他的幾個叔父。

　　王莽善於臉不紅心不跳地弄虛作假。公元前8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馬王根在重病中推薦王莽代替自己做大司馬。成帝接受了王根的意見。此後他更加克已奉公，以身作則，提倡儉樸，反對高官們驕奢淫逸的生活作風，常常把自己封邑里的租稅收入全部分給下層官吏和窮苦的讀書人。他母親患病，公卿列侯的夫人前來探視，王莽的夫人到大門外迎接，客人們看她穿得那麼寒酸，還以為是王莽家的粗使女僕，後來得知其是王夫人時，貴婦們一個個驚得發獃，都誇王莽是個清正廉潔的人。

　　就在王莽為自己精心包裝的時候，漢成帝卻正在溫柔鄉中與飛燕姐姐和合德妹妹恣意縱慾，全部朝政幾乎都落入了王莽手中。成帝得意地說：「武帝好神仙，求白雲鄉；我終老在這『溫柔鄉』足矣。」可惜好景不長，沒多久他就喪命於這『溫柔鄉』了。哀帝即位後，外戚丁、傅兩家的勢力潮水般湧入朝廷，王莽的仕途出現了波折，這時他採取韜晦之術，上書辭職，退居新野，閉門讀書，伺機東山再起。

　　有一次，他的兒子殺了一名家奴，王莽大發雷霆，要他兒子自殺償命。在那混亂的世道，人們對王莽的舉動充滿好感，奉為楷模。王莽在新野韜光養晦的三年里，上書為他鳴不平、要他重返朝綱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在輿論的壓力下，他又回到了京城。這時，荒淫無度的哀帝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王莽又成了國家最高權力的執掌人。他利用陰謀手段一一清除政敵，滿朝文武大臣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外表道貌岸然，說話冠冕堂皇，可是只要心中有什麼欲求，稍稍暗示，他的黨羽就會奏明太后，而到時他又故意叩頭泣涕，再三辭讓。因此，朝野上下都被他的假相迷惑了。

　　就這樣，王莽由黃門郎、射聲校尉、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大司馬、安漢公、宰衡攝皇帝，直到篡權成功，建立新朝。但是歷史在西漢末年推出這樣集偽善、奸詐、野心於一身的反面人物來，彷彿特意在為一個新時代的光明到來而濃濃地塗了一層陰影，為孕育一個聖明的君王而培植足夠多的「罪惡酵母」。也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近代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才說，「惡是歷史的動力」，因此，善惡之爭才會成為古今興亡故事的永恆題材。

　　第28節：歷代帝王成敗原因淺析(1)

　　夏代的少康、漢代的劉秀，都是中興之君，誰更值得稱道呢？

　　虞世南說：「這二個帝王都是復興先人未竟之業，使先王的功績發揚光大的人。中興之名相同，業績的內容卻不一樣。為什麼這樣說呢？劉秀藉助處亂思治的民心，誅滅獨夫民賊王莽，乘著混亂打敗亡命之徒，成功比較容易。至於少康，夏氏滅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zhuo），祖先的遺業已很渺遠，母親懷著他逃亡在外，生於異鄉，沒有受過父輩的教誨，沒有強大、貼近的親人，生在背井離鄉的戰亂之中，流離失所，但是他能在艱辛坎坷的喪亂之際奮鬥，終於成就了帝王大業。中興的君王，少康應為第一。」

　　魏文帝的長孫、高貴鄉公曹髦（mao）曾經問朝臣荀顗（yi）：「夏商已經衰落，國王和丞相也都死絕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眾，復興了大禹的事業。漢高祖崛起民間，打敗了秦國和項羽，考究他們的功德，誰大誰小？」

　　荀顗回答道：「創造與繼承，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不過是中興而已，與漢光武帝劉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於高祖劉邦，我以為更勝一等。」

　　曹髦說：「少康在國破家亡之後淪落為諸侯的奴隸，然而他能廣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圖謀，最終還是消滅了過、戈兩個部落，恢復了大禹開創的基業，夏商的宗廟得以祭祀，祖先的遺產沒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這樣的功勛呢？而劉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勢，一舉取得政權。就他本人而言，為人之子，幾次危害到他的親人；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賢明的丞相；為人之父，卻不能保護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後，國家幾乎滅亡。如果與少康易時而處，他就未必能夠光復大禹的帝業了。由此推論，劉邦就該在少康之下了。」

　　東漢衰落混亂，是由於漢桓帝、漢靈帝二人兇殘的性格所至，可是誰的責任更大呢？

　　虞世南說：「漢桓帝因國舅梁冀把握朝綱，胡作非為，在盛怒之下，與宦官密謀將其誅滅。可見桓帝很有些剛毅果斷的氣概，然而宦官也因此專權，李膺和太學士郭泰等二百餘人聯合反對宦官勢力，被宦官集團以『黨人亂政』的罪名逮捕下獄，後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宦官勢力從此不可遏止。由此看來，朝政動亂難道不是起因於漢桓帝嗎？古話說：『民不聊生，天下哀號，正是新的君王開天闢地之良機。』漢靈帝即位後，國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關心國事，都希望振興朝綱。可是靈帝重蹈覆轍，又讓宦官以『黨錮之禍』的罪名誅殺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嚴重，終於導致國破家亡。這個執掌帝王權柄的人，把整個國家推向了毀滅的邊緣，他自己雖然只活了三十四歲，總算沒有死於非命，也夠他幸運的了。」

　　漢桓帝曾經問侍從他的爰延：「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

　　爰延回答道：「在漢朝帝王里屬中等。」

　　桓帝又問：「怎麼講？」

　　爰延說：「尚書令陳蕃主持政務，國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們干預朝綱，國家就發生混亂。因此，人們知道陛下既可以讓大臣行仁政，也可以讓其做惡事。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說：「在泯江的源頭，水量只能飄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過。漢元帝的時候，任用佞（ning）臣弘恭、石顯，到了東漢桓帝、靈帝的時候，又有單超、張讓干政，既然敗壞了倫常道德，皇室、國家的滅亡便無可避免了。漢朝到了這步田地，其禍根是一步步種下的。星星之火不滅，到了漸成燎原之勢時又有什麼辦法呢？可見，凡事只要一露頭，我們就得慎重對待。百代之後，都要引以為鑒啊！」

　　第29節：歷代帝王成敗原因淺析(2)

　　古話說：「寒者易為衣，飢者易為食。」西漢景帝時的大臣晁錯說：「國家富強，鄰國動亂，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機會。」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實是在為未來的明主開路啊！

　　我國五千年風雲變幻的歷史長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則臭名昭著。以「成康、文景」為代表的「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後人稱譽，以「秦皇、漢武」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讚美，而西漢末年的漢桓帝、漢靈帝，已經成了「昏庸淫侈（chi），政局傾頹」的同義語。所以，撰寫《後漢書》的班固提出，後代的人要想治國安邦，就應該「究其終始強弱之變，以明鑒戒焉」。

　　後世的志士仁人每當總結歷史的興衰，談到東漢末的漢桓帝和漢靈帝時，無不痛心疾首。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宋代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說：「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

　　桓、靈二帝的劣跡太多，罄竹難書，但有兩點十分突出：一是對歷史遺害最大的「黨錮之禍」，另一個則是令人驚嘆不已的標價賣官。

　　所謂「黨錮之禍」，就是宦官集團對知識分子全國性請願活動的鎮壓和屠殺。漢桓帝劉志即位時才十五歲，位卑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權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粱冀本是一個缺德無才的紈絝子弟，長得聳肩豎目，說話結結巴巴，從小架鷹鬥雞，無惡不作。在漢順帝年間，仗著姐姐梁皇后，世襲了其父梁商的大將軍爵位。在劉志即位之前，兩年之內死了三個皇帝（順帝劉保十一歲即位，在位十九年；沖帝劉炳，兩歲即位，僅僅做了五個月皇帝；質帝劉纘，八歲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梁冀毒殺）。漢王朝表面上掛的是劉記招牌，實際上卻是梁冀的私人財產。梁冀生活上驕奢淫逸，各地進貢的珍奇，都要先送到梁府，選剩後才給皇宮。他修建的府第園林，像皇宮一樣富麗堂皇。他為了進行圍獵而占的良田綿延千里。他掌權二十多年，擁立三個皇帝，「窮極滿盛，威行內外」，有史以來，外戚中權勢還沒有超過他的。

　　劉志雖然是個只知吃喝玩樂、對什麼事都不過問的兒皇帝，但到了三十歲那年，對梁冀的飛揚跋扈漸生不滿，便與單超、左館、徐璜、具瑗、唐衡五個宦官密謀，用御林軍剷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黨。粱冀被沒收家產時，財物達三十億錢，相當於全國租稅的一半！

　　桓帝出於對宦官的感激，單超五人都官封萬戶侯，朝政由外戚之手轉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勢力迅速澎漲。當時世人稱左悺為「左回天」（意思是說他權能回天），具及為「具獨坐」（意思是驕橫無比），徐磺為「徐卧虎」（意思是說他無人敢碰），唐衡為「唐雨墮」（意思是說他流毒遍天下，如雨墜一般密集）。那個時候，單超則已經死了。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們的義子、同宗及姻親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職，貪贓勒索，有如盜賊。如宦官侯覽，他本人霸佔百姓住宅達三百八十一所，良田萬畝，仿照皇宮修建十六座府第。他的哥哥侯參任益州刺史，專門誣陷富人入獄致死，然後沒收其財產，中飽私囊。徐璜的侄兒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設法出任下邳縣令，率吏卒入李宅搶走其姑娘，踐踏之後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內。不巧的是，徐宣的上司黃浮是個清官，接到訴狀，馬上將徐宣收監。他深知徐家權勢熏天，不顧僚屬勸阻，毅然說道：「徐宣這樣的國賊，非殺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願！」隨即依法處死了徐宣。宦官徐璜豈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憤。桓帝只信宦官的話，下令將黃浮革職判刑。在這種局勢下，哪裡還有是非和公理？在桓帝的縱容下，宦官的氣焰更加囂張了。

　　自從宦官專權後，除了以暴發戶的貪殘肆意掠奪外，他們還廣樹黨羽，安插親信，正常的選官和升遷被破壞了。子弟為官，拿錢買官，人情送官，賣官鬻爵，賄賂公行。讀書人拿不出巨款行賄宦官，就進身無門，個人前途和國家命運交織在一起，顯得同樣的渺茫與凋蔽，這就成了他們反抗宦官勢力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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