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讓生活更美好

冬日，夜晚，尖沙咀。馬路對面，是香港著名的貧民窟重慶大廈。後來，很多人去了亞士厘道的酒吧。我端著啤酒，看梁國雄抽煙，聽他說中華煙的故事。

作為許知遠《抗爭者》（八旗文化）中的兩名受訪者，梁國雄和李柱銘出現在新書發布會現場。發布會結束後，包括張鐵志在內，四名主講人被讀者團團圍住，求籤名求合影。很快，李柱銘就不見了。這位被譽為「香港民主之父」的老人，瘦削，卻目光如炬。他是香港傳統的抗爭者，是香港社會的精英，出身名門，父親是國民黨將軍李彥和，受過最好的教育，當過香港民主黨主席，擔任過基本法起草委員，經常是國際政要的座上賓。

可是我也知道，在內地很少有人知道李柱銘是誰。就像許知遠所說：「人們熟知李嘉誠、金庸、劉德華，香港以身為一座經濟與娛樂之城深入中國，它的政治身分卻被有效地忽略了，很少有人聽到李柱銘與司徒華這樣的名字，即使在報紙上偶然出現，也是作為批判的對象。」

香港在政治、抗爭層面的缺失，當然是很令人遺憾的。

（圖註：李小龍銅像，香港的標誌之一。香港，從來是個特別的地方。）

梁國雄和李柱銘不同，他出身工人家庭，在大多數公開場合，總是穿著格瓦拉頭像的衣服。在香港，我們叫他「長毛」——他的一頭長髮成為標誌。在反對者眼中，梁國雄總是「罵人」，對所有官員都沒好聲氣。然而我們在私底下都知道，其實他是位讀書極多的學者，能在你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背誦經典原著。梁國雄的每個毛孔，都散發著街頭抗爭者的氣質。他不會跟你裝，永遠不假客氣。

（資料圖：梁國雄在大多數公開場合，總是穿著格瓦拉頭像的衣服，一頭長髮已成標誌。圖片來自網路）

20多年前，梁國雄曾經令世界驚艷，「因香港回歸而蜂擁到此地的世界媒體也在這個長發抗議者身上發現了所需的戲劇性，他們還發現，這個在巴士公司洗車謀生的人用英語大談馬克思主義和香港未來時，帶有明星般的BBC腔——多年來，梁國雄靠著收音機學英語。」即便現在，他依舊幾乎每天都出現在香港的報紙和電視上，沒有人不認識他。然而，他就站在酒吧門前抽著煙，大多數行人對他視若無睹。對了，他還拄著柺杖。不久前，梁國雄勇戰球場，結果負傷而歸，打著石膏，一瘸一拐去立法會上班。但是這樣，他卻堅持要步行去酒吧。我們問他要不要叫輛的士，他說不用，朋友笑他是「受傷的格瓦拉」。

在香港這個後資本主義社會做抗爭者，大抵是荒誕的。就好像許知遠說，無產階級戰士格瓦拉的形象，竟然變成20世紀最著名的商標之一，讓無數資本家賺到盆滿缽滿。梁國雄的故事也一樣，他反殖民、反專制、反政府，反了一輩子，中年後竟當選立法會議員，每個月有人高薪僱傭他來反對自己。故事的反諷意味還在於，非但大多數內地人從來不知道梁國雄這樣的人物存在於香港，就連不少香港人對他們畢生的志業也都不屑一顧。問市民對激進泛民的看法，他們大多隻覺得在立法會大聲講話有趣，僅此而已。梁國雄，包括泛民的其他成員如黃毓民、陳志全、陳偉業，乃至李卓人、毛孟靜、范國威等人的言行，對不少市民來說不過是配合電視而表演的「行為藝術」罷了。用李柱銘的話說，他最惱怒的，「是香港人的自我放棄」。

但內地人不知道，香港人也忘記了，今天這樣的好生活，其實從來也是抗爭得來的，絕非任何人的恩賜。早前去世的香港掌故大師吳昊，寫過著名的《香江騎呢錄》。（騎呢者，粵語「古怪」之意。）書中，吳昊重寫各種被遺忘的香港歷史。其中就有五四運動時香港學生怎樣聲援，與港英警察發生衝突，更濃墨重彩地寫了1971年7月7日發生在維多利亞公園的保釣示威。示威民眾怎樣與警察智斗周旋，英籍警司被撂倒，防暴隊出動，市民肋骨被打斷，記者鏡頭被敲碎，多少人被捕，醫院「急診室血淋淋」，本地報紙聲援譴責嘲諷挖苦當局。頭腦清楚的人，怎會天真地以為香港人在回歸前都是趨炎附勢的殖民地奴才？

許知遠在這本書里，採訪了兩岸三地數十位抗爭者，彷彿是試圖從這些來自不同地域的人身上，尋找一些共同的精神脈絡。可讀完後，你會發現這些抗爭者中，似乎有條不太明晰，但又確實存在的分界線。早一代的抗爭者，真真是在火紅的年代中成長的。比如台灣的許信良，在島內對抗白色恐怖。1960年代末，他是國民黨看好的青年，由官方出資，送他去英國留學。英國經驗，對他影響頗深。那正是反戰、性愛、搖滾的年月，憤怒的青年如火如荼。很快，許信良發現：「這些街頭的年輕人，不是以思想、而是以行動來改變世界，他們要倡導的價值十分尋常，但他們卻敢把言語轉化成行動。」從此，他拋棄過去書齋沙盤推演的抗爭模式。他回到台灣，開始投身到行動者的行伍中去。

然而說到底李柱銘、許信良、梁國雄這代人的抗爭，雖然多了份「想到就去做」的衝勁，卻仍無法擺脫通過政黨政治改變社會的路徑。這和香港近10年新崛起的抗爭力量：80後、學民思潮等，又很顯得是過去式了。

香港的80後，從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行動開始出現。許知遠在書中，也採訪了他們中的幾位代表人物：陳允中、司徒薇和朱凱迪。其實，保衛兩座碼頭的行動是以失敗告終的。但又正如陳允中所言：「知道這場運動註定失敗。但幸運的是，這場行動訓練出來一批青年人，他們在日後的反高鐵、保護菜園村的運動中成為中堅力量。香港的民主運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人們昔日寄往黨派與政治人物來幫助他們爭取民主，現在則越來越意識到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倘若你不能動員社會力量，不去保衛自己的生活，又怎能得到民主與自由。」當不少人還在思考如何衝破困局，改變或組建政黨的時候，香港的青年、少年抗爭者告訴我們，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民眾才是抗爭的真正核心。鬆散的學民思潮的90後更是如此，我至今看不出他們有組党參政的願望。甚至於你可以批評，他們在一些問題上是稚氣的，但他們凝聚的力量卻是那樣強而有力。

新的格局正在形成，新的時代正在到來。香港，從來是個特別的地方。正如陳冠中1986年所寫的數百字小文《宣言》中所說：「我們沒有先例，難找借鏡，誤打誤撞，自定遊戲規則，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欺。」這樣的香港，也出現了令人難以捉摸的抗爭者，譬如陳雲。

對許知遠筆下的陳雲，我感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早年，陳雲是為文質彬彬的香港民俗學家，寫過大量優秀的地方文化普及書。但自從開始在網上寫作開始，他變成了「異端」。如今，他已經被神化為「教主」級別的人物，鼓吹「香港城邦論」。然而，他毫不避諱地說明自己的寫作動力：「讀者的反饋很直接，我就是爲了他們的反應而寫，爲了一個很實際的目的，我舍掉從前的文雅，用一種通俗的語言，甚至用毛澤東的痞子氣，就像他當年罵國民黨的語言。」甚至於，「他承認自己的殘酷、自己的投機主義，他說搞政治必須有暴力依靠，也必須不擇手段；非常時期，爲了生存，必須用非常手段；他自稱『貧道』，依他對道家的理解，他沒有正邪之分，不論手段，只論結果。」而陳雲也竟然敢說，「他沒個人理想，只要活下去，好好享受生活，多賺錢，多玩幾個女人。」

雖然，陳雲已然是無法熟視的人物。但我仍同意許知遠的選擇，願意將其納入廣義的「抗爭者」群體。因為，他確實是在對抗比他強大的存在。但從他以上那些話，我猜想他是沒有什麽遠大的政治抱負。陳雲不會成為政治人物，他就是個搞文化的，把政治當文化來搞，或者說把文化當政治來搞，否則他不會說這些話。如果他將來膽敢參加競選的話，以上這些白紙黑字的記錄，足以令他喪失所有選票——誰敢把權力交給一個只想「多賺錢，多玩幾個女人」的人？

或許是我偏心，幾乎把閱讀《抗爭者》的重心放在關於香港的部分。相信不同背景的讀者，會讀出不一樣的收穫。抗爭，是一種生活方式。完全同意許知遠在自序中所說：「抗爭從不僅僅是只爲尋求一個良好的政治與社會秩序，它更是個人證明存在的意義的主要方法。」抗爭，讓生活更美好。

責編：賈嘉